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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从美国的中国金融市场,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未出现过伤筋动骨,但这并不代表中国金融业监管就无懈可击。事实上,中国金融市场相对自己的老师——美国,还很年轻,处在一个刚起步的阶段,也正是如此,反而让中国金融市场避免了金融危机这一大劫。
中国金融市场当前还处于基础建设阶段,中国国内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有活力的衍生产品市场。不过,美国此次金融危机,反映的是大量场外衍生品、结构性产品市场,以及房地产信贷和金融机构的问题;而传统的股票、债券市场、简单的衍生品市场,尤其是场内衍生产品市场,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而且其融资功能恢复得也很快。
但对于美国传统金融市场而言,危机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短暂的。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张茉楠对《中国联合商报》表示,从这个层面来说,美国出了问题,“并不意味着其传统金融市场(股票和债券市场)就不值得中国学习了,更应择其善而承之。”
系统风险犹存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金融机构一直受到较为严格的宏观审慎监管,特别是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银行,一直受到多个主体相对严格的监管。
因此,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看,不仅要关注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同样还需要关注可能影响到宏观审慎的一系列体制性的因素。
“中国金融业的同质化经营模式可以说是导致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央财经大学贺强教授对《中国联合商报》说,由于银行的发展强烈的受到统一的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不同银行从发展战略到客户定位等严重趋同,加剧了金融体系中的顺周期性。
在贺强看来,鼓励多样化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发展多元化、异质化的金融业务模式和业务品种,构建多样化和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是改变这一状况的客观要求。
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仍应是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重点。贺强认为,国外对大型银行的监管方法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已经监管较严格的系统性重要银行,监管部门应更加关注在信贷高速增长之后银行的集中度风险、注重监管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功能,关注中国大型银行之间、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相关性。
同时,贺强接受《中国联合商报》采访时强调,中国系统性风险的防范重点还应放在非正规金融、地方金融、房地产市场以及地方投融资平台等。
次贷危机后对经济复苏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地方金融平台积累了一定的潜在风险,特别是已向下层移动的大量区县级融资平台,这些投融资平台有不少纯粹处于融资目的,潜在风险值得关注。同时,随着中国银行业涉及房地产金融的程度不断提升,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可能对金融体系带来的影响也同样值得关注,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也可能是系统性的。
金融业仍待创新
金融危机揭示了发达国家金融体系透明度的不足、宏观经济和监管政策协调的失败、普遍存在的监管套利行为以及金融服务行业的道德风险,也表明发达国家所一直倡导的金融架构和运作方式并不完全能为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提供合适的标准。“这便为探索一种新的全球合作框架提供了需求。”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向《中国联合商报》如是说。
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也需要全球化金融监管的规则和合作,因全球化衍生出来的众多的跨国金融机构,这些大型机构涉及到众多的监管部门不同的国家和市场,如果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严格监管,这些市场力影响巨大的机构,可能转移到另外一个市场。张茉楠认为,怎样对这些大机构统一监管标准,实现跨国监管合作,这是很重要的新课题。
面对不同的全球治理框架路径,贺强表示,中国也需要认真考虑其在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中的重新定位,不仅应当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改变当前中国的贸易大国、金融小国的格局,也应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更多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事实上,美国金融监管的改革其实是在稳定和活力,而非在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平衡,其目的依然是要尽量提高金融市场对经济长期贡献的效率。中欧商学院教授黄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泡沫对于经济活力的摧毁力量是巨大的,好的经济应该是稳定增长的经济,好的金融市场也应该是能够帮助经济稳定发展的市场,而不是通过大起大落的泡沫来拉动经济。
这个核心就是恢复金融市场的稳定、控制系统性风险。这个平衡可能会有损于银行的短期利润,但最终将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的效率。黄明表示,我并不赞成对此次改革给予“监管过度会损害经济活力”的评价。
在黄明看来,美国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与其程度较深的经济民营化有关,而在中国,大的金融机构包括地方融资平台都牢牢掌握在政府手里,最后必然由政府买单,所以还不至于有大的突发式的系统性金融市场风险。
但中国这种模式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它会极大地牺牲经济的效率,使整个社会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到这些低效率的投资中去,从而金融市场无法起到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作用。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仍然是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的效率问题,我们没有理由为了稳定去加强控制或放缓创新。”黄明说。
探索中国式监管之路
危与机总是相伴而生,危机同时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张茉楠表示,对于中国而言,中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全面改革的时机因为这场危机而提前成熟。
虽然,中国处于金融潜化阶段,金融结构、金融资产与资源分布以及金融资产管理组织发展还比较滞后,但是随着外部风险的加大和本土金融体系的发展,建立符合现代金融风险特征的,涵盖制度监管、市场监管、全程监管、协同监管等形式的监管框架,已是大势所趋。
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体系已成为新的博弈的杠杆,金融监管也成为国家新的核心竞争力,张茉楠认为,中国如何在全球资本流动风险的监管、各国汇率波动的监管以及红利分配方面,参与全球监管体系建设也刻不容缓。
中国目前实行“一行三会”(即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分业管理体制,总体上是适应现阶段金融市场发展需要的。但存在职责不清、监管重叠、监管漏洞、监管套利、监管成本高和监管效率不高的问题。尤其是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职责不清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各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资源共享、协作和合作也存在很多问题。
从长远看,中国应当走金融混业监管或综合监管之路,变分业监管为混业监管。“建立统一监管、分工协作、伞形管理的金融监管体系。”贺强认为,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目标应当是,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金监会”),进行综合金融管理,负责统一制定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规划,通盘考虑和制订金融法律、法规,协调监管政策和监管标准,监测和评估金融部门的整体风险,集中收集监管信息,统一调动监管资源。
当然,“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要根据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转变。”贺强如是说。针对金融监管的真空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划分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协调各监管机构的利益冲突以及划分监管归属等。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式监管仍需在风险可控之下加大创新,不能因噎废食,而恐之、避之。诚如,师之过,并非师之无益,择其善而承之,方可有为!
中国金融市场当前还处于基础建设阶段,中国国内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有活力的衍生产品市场。不过,美国此次金融危机,反映的是大量场外衍生品、结构性产品市场,以及房地产信贷和金融机构的问题;而传统的股票、债券市场、简单的衍生品市场,尤其是场内衍生产品市场,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而且其融资功能恢复得也很快。
但对于美国传统金融市场而言,危机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短暂的。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张茉楠对《中国联合商报》表示,从这个层面来说,美国出了问题,“并不意味着其传统金融市场(股票和债券市场)就不值得中国学习了,更应择其善而承之。”
系统风险犹存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金融机构一直受到较为严格的宏观审慎监管,特别是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银行,一直受到多个主体相对严格的监管。
因此,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看,不仅要关注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同样还需要关注可能影响到宏观审慎的一系列体制性的因素。
“中国金融业的同质化经营模式可以说是导致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央财经大学贺强教授对《中国联合商报》说,由于银行的发展强烈的受到统一的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不同银行从发展战略到客户定位等严重趋同,加剧了金融体系中的顺周期性。
在贺强看来,鼓励多样化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发展多元化、异质化的金融业务模式和业务品种,构建多样化和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是改变这一状况的客观要求。
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仍应是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重点。贺强认为,国外对大型银行的监管方法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已经监管较严格的系统性重要银行,监管部门应更加关注在信贷高速增长之后银行的集中度风险、注重监管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功能,关注中国大型银行之间、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相关性。
同时,贺强接受《中国联合商报》采访时强调,中国系统性风险的防范重点还应放在非正规金融、地方金融、房地产市场以及地方投融资平台等。
次贷危机后对经济复苏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地方金融平台积累了一定的潜在风险,特别是已向下层移动的大量区县级融资平台,这些投融资平台有不少纯粹处于融资目的,潜在风险值得关注。同时,随着中国银行业涉及房地产金融的程度不断提升,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可能对金融体系带来的影响也同样值得关注,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也可能是系统性的。
金融业仍待创新
金融危机揭示了发达国家金融体系透明度的不足、宏观经济和监管政策协调的失败、普遍存在的监管套利行为以及金融服务行业的道德风险,也表明发达国家所一直倡导的金融架构和运作方式并不完全能为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提供合适的标准。“这便为探索一种新的全球合作框架提供了需求。”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向《中国联合商报》如是说。
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也需要全球化金融监管的规则和合作,因全球化衍生出来的众多的跨国金融机构,这些大型机构涉及到众多的监管部门不同的国家和市场,如果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严格监管,这些市场力影响巨大的机构,可能转移到另外一个市场。张茉楠认为,怎样对这些大机构统一监管标准,实现跨国监管合作,这是很重要的新课题。
面对不同的全球治理框架路径,贺强表示,中国也需要认真考虑其在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中的重新定位,不仅应当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改变当前中国的贸易大国、金融小国的格局,也应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更多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事实上,美国金融监管的改革其实是在稳定和活力,而非在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平衡,其目的依然是要尽量提高金融市场对经济长期贡献的效率。中欧商学院教授黄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泡沫对于经济活力的摧毁力量是巨大的,好的经济应该是稳定增长的经济,好的金融市场也应该是能够帮助经济稳定发展的市场,而不是通过大起大落的泡沫来拉动经济。
这个核心就是恢复金融市场的稳定、控制系统性风险。这个平衡可能会有损于银行的短期利润,但最终将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的效率。黄明表示,我并不赞成对此次改革给予“监管过度会损害经济活力”的评价。
在黄明看来,美国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与其程度较深的经济民营化有关,而在中国,大的金融机构包括地方融资平台都牢牢掌握在政府手里,最后必然由政府买单,所以还不至于有大的突发式的系统性金融市场风险。
但中国这种模式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它会极大地牺牲经济的效率,使整个社会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到这些低效率的投资中去,从而金融市场无法起到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作用。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仍然是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的效率问题,我们没有理由为了稳定去加强控制或放缓创新。”黄明说。
探索中国式监管之路
危与机总是相伴而生,危机同时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张茉楠表示,对于中国而言,中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全面改革的时机因为这场危机而提前成熟。
虽然,中国处于金融潜化阶段,金融结构、金融资产与资源分布以及金融资产管理组织发展还比较滞后,但是随着外部风险的加大和本土金融体系的发展,建立符合现代金融风险特征的,涵盖制度监管、市场监管、全程监管、协同监管等形式的监管框架,已是大势所趋。
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体系已成为新的博弈的杠杆,金融监管也成为国家新的核心竞争力,张茉楠认为,中国如何在全球资本流动风险的监管、各国汇率波动的监管以及红利分配方面,参与全球监管体系建设也刻不容缓。
中国目前实行“一行三会”(即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分业管理体制,总体上是适应现阶段金融市场发展需要的。但存在职责不清、监管重叠、监管漏洞、监管套利、监管成本高和监管效率不高的问题。尤其是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职责不清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各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资源共享、协作和合作也存在很多问题。
从长远看,中国应当走金融混业监管或综合监管之路,变分业监管为混业监管。“建立统一监管、分工协作、伞形管理的金融监管体系。”贺强认为,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目标应当是,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金监会”),进行综合金融管理,负责统一制定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规划,通盘考虑和制订金融法律、法规,协调监管政策和监管标准,监测和评估金融部门的整体风险,集中收集监管信息,统一调动监管资源。
当然,“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要根据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转变。”贺强如是说。针对金融监管的真空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划分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协调各监管机构的利益冲突以及划分监管归属等。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式监管仍需在风险可控之下加大创新,不能因噎废食,而恐之、避之。诚如,师之过,并非师之无益,择其善而承之,方可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