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长江中上游地区经历了一个难熬的夏天。干旱和酷热再度激起了关于三峡大坝及其后续效应的争议。而在欧洲和美国，关于大银行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的讨论，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超级大坝和超级银行，都是各自领域中的巨无霸。套用金融业的说法，因为规模、投资和建设年限的原因，超级大坝也是一种“大得不能倒”的东西。银行或大坝的规模太大，限制了我们通过技术手段调整其影响的可能性。我们只能被动地承受其后果，并且在很长的时间里，为消化这些后果付出痛苦的代价。
　　 如果真的能从金融危机这种复杂系统的危机中学到教训，我觉得最重要的教训是，人类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过于复杂的金融系统对经济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了解得并不多——至少没有危机前我们认为的那么多。超级大坝对环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們了解得同样不多，因此，金融危机的第二条教训——在巨大的利益诱惑前，必须保持谨慎——同样适用于那些热衷建设超级大坝的人。
　　 但是，对“大得不能倒”的事物的担忧，并没有影响中国对超级大坝的超级热情。新的大坝还在不断地论证、设计和建设中，位于长江上游的小南海大坝，就是一个最新、最迫近的例子。
　　 小南海大坝选址位于长江重庆段。几年前，当工程规划公开时，媒体、专业人士、环境保护组织深感震惊，因为大坝选址在“长江上游珍稀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而这个长江流域唯一的国家级鱼类保护区，正是为减轻几座超级大坝对长江生态系统——尤其是鱼类——的不良影响而设立的。
　　 长江水系有鱼类约370种，其中上游江段约有260多种，绝大多数为中国所独有的物种。鉴于葛洲坝阻挡中华鲟的洄游通道而使其在长江上游绝迹的教训，三峡大坝曾让鱼类学家倍感焦虑。作为一种生态补偿安排，三峡建设规划在长江上游规划建立了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
　　 2000年4月，这个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保护区既没能阻挡大坝向长江上游延伸，也无法为长江鱼类提供真正的保护。2005年，两座新大坝使得保护区失去了功能。为了补偿水库淹没的两段珍贵河道，保护区向下游延伸至人口密集的重庆江段——其中就包括了小南海大坝坝址所在地。
　　 到了2011年，保护区为大坝让路的故事重演了。95.8公里的长江江面再次被划出保护区（占保护区长江干流段353.16公里长度的27%），目的无疑是为了保证小南海大坝上马。
　　 鱼类学家不得不再次痛苦地重复他们的观点：小南海大坝将成为一道巨大的物理屏障，直接阻碍保护区与三峡库区之间洄游性鱼类的迁移通道；大坝所形成水库将淹没鱼类保护区的缓冲区和实验区，导致多种珍稀、特有鱼类产卵场和栖息地大量丧失。
　　 但他们的声音微弱而无力。中国没有一部法律来保护自然保护区，这似乎是保护区自身难保的原因。但即便有这样一部法律，能否就此抵挡政府追求GDP的意志，也令人生疑。
　　 当超级银行出现问题，对金融业和整个经济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和金融业相比，要应对超级大坝的影响，技术手段更加稀缺。如果未能在大坝建设之前考虑周全，等待我们的将是不可逆的未来。大坝对水文、地质、气候的影响，大坝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大坝对人的影响，几乎都是无法挽回的。
　　 更何况，这些影响还不是全部。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一个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地质、气候和生态灾难频频发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大坝对社会心理的影响。每当地质或气候发生剧烈变化——不管这些变化是否真的与大坝有关，争论就会出现，并且还有可能激化。不定期的激烈争议中可能埋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决策者宁不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