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艺术史中，“潘玉良”这个名字可谓熠熠生辉，与方君璧、关紫兰、蔡威廉、丘堤、孙多慈并称为“民国六大新女性画家”。然而，与其余5位出身名门的闺秀不同，潘玉良的一生更像一则曲折哀婉的传奇故事—从出身青楼的烟花女子，到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她把脂粉化为油彩，重新涂抹了生命之卷，最終走向了世界艺术的殿堂。
　　从杨秀清到潘玉良
　　潘玉良原名杨秀清，1895年出生于江苏扬州的一户小康人家。她未满1岁时父亲便与世长辞，2岁时姐姐夭折，8岁那年母亲也离开了人世。年幼的秀清孤苦无依，后被舅舅领养。14岁时，财迷心窍的舅舅全然不顾亲情，狠心将她卖入青楼，改名张玉良。
　　天无绝人之路。在妓院煎熬了4年之后，张玉良遇到了“命中贵人”—时任安徽芜湖海关监督的潘赞化。潘赞化是陈独秀的好友，思想进步，热衷于革命。任海关监督时，他不把关税上缴北洋军阀掌控的财政部，而是汇给了上海同盟会。二人相遇后，潘赞化同情张玉良的遭遇，将她从妓院赎出，还她以自由之身。
　　随着交往的加深，二人萌生爱意。当时潘赞化在乡下已有一位原配夫人方氏。许多文章都将潘赞化和张玉良这段姻缘描述为一段“才子遇佳人”的故事，影视作品中由巩俐、李嘉欣等人诠释的张玉良形象，更加深了这种“英雄美人”的浪漫幻想。但实际上，张玉良其貌不扬，甚至可以说“有点丑”。她不是靠颜值征服了这位曾跟随孙中山南征北战的人杰，而是以她小荷初露的才情和胆识令潘赞化惊艳，从此镌刻下绵延一生的恩情与爱恋。
　　1913年，潘赞化带张玉良从芜湖来到上海，在渔阳里的寓所举行了婚礼。作为潘赞化的同乡好友，陈独秀不仅担任了证婚人的角色，也是这场婚礼的唯一嘉宾。
　　婚后，潘赞化为革命东奔西走，常常留下玉良一人独守空房。陈独秀观察到张玉良对色彩非常敏感，对绘画也有着强烈的兴趣，便建议潘赞化带她拜师学画。于是潘赞化找到了自己的邻居、留日期间的死党洪野先生教妻子作画。自此，幸运的玉良潜心学画，进步神速，并于1920年9月考取了当时中国美术界最高学府—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作为插班生进入第11届西洋画正科班学习，是该校招收的第一批男女同校的12名女生之一。
　　张玉良通过考试后，关于她出身青楼的风言风语不绝于耳，校方一度将她从录取名单上删掉。多亏校长刘海粟力排众议，手提毛笔，亲自在录取榜单上写下了“潘玉良”三个大字。自此，她改从夫姓，告别青楼女子的前世，走向新女性的今生。
　　传统与前卫之间
　　刚入上海美专的潘玉良，仿佛一头扎进了艺术的海洋，终日废寝忘食地习画，简直到了“不疯魔，不成活”的程度。她的绘画技艺与日俱增，尤其擅长裸体人像的创作。就在这时，上海美术界的守旧势力开始讨伐裸体模特的使用，认为这种行为伤风败俗。他们几次与刘海粟协商未果，便强行砸毁了教室中的静物与画具，使授课一度无法进行。
　　祸不单行。在上海美专组织的集体活动中，性格豪爽的潘玉良登台献唱京剧，获得众人称赞。事后，她耀眼的表现引起了好事者的猜忌，有人再次翻出旧账，查到了她此前曾为妓女。全校哗然，家长联名抗议，要求学校开除她。最后，为了平息众怒，刘海粟亲自劝退了潘玉良，鼓励她去欧洲留学，继续深造。
　　此时的潘玉良正处在深深的精神夹缝中。一方面是她前卫的艺术观不容于国内守旧的艺术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她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爱情理想的冲突与纠缠。据潘赞化之孙所写《潘玉良遗作遗物返还案》一文记载，潘玉良因为没有生育孩子深感自责，瞒着潘赞化，假借他的名义给他的原配方氏写信，邀她来上海同住。在此期间，潘玉良主动搬到了亭子间，逼潘赞化与方氏同居。潘赞化不肯，潘玉良便苦苦相劝，甚至以死相逼。最终，通过这样的方式，潘赞化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潘牟，为潘家延续了香火。
　　回过头来看，潘玉良对潘赞化怀着强烈的感激之情，对自己没有生养深感自责，她秉持传统女性的道德操守，要求自己献出爱人，其间的痛苦和折磨可想而知。
　　在一幅名为《我的家庭》的画作中，潘玉良将她与潘牟、潘赞化三人描绘成一个其乐融融的三口之家，可见她对于温馨家庭的向往；可是，置身方氏、潘赞化之间，这个“家庭”又是如此狭小而令人窒息。最终，在艺术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她远渡重洋，离开了故国。
　　1921年，潘玉良来到法国，她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终于寻到了一方沃土。她先是考取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后转入里昂国立美术学院，又于1924年考入万众瞩目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师从吕西安·西蒙教授，成为徐悲鸿的同学。毕业后，她获得了意大利教育部一年津贴奖励金，画作多次入选意大利国家展览会，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
　　此次赴法期间，潘玉良与著名女作家苏雪林成为至交好友。苏雪林曾赞叹：“玉良的画，色调深沉，气魄雄浑，表现力极强，大幅的画充满了生命的跳动和热烈奔放的情绪，万不像是纤弱女子的手笔。”她称潘玉良的油画“前所未有”“成就实在当时所有西画家之上”，徐悲鸿也赞潘玉良为“巾帼英雄”，“乃 300年来作画之士大夫所谓不能者也”。
　　浮萍漂泊，根在中国
　　见过了荣誉与风光，潘玉良却仍惦念着国内的亲眷与故交。1929年，她应邀回国，出任上海美专西洋画系主任，之后又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在近10年的时光里，上天似乎开始对潘玉良温柔相待，她拥有了体面的教职、温馨的家庭与心爱的艺术。
　　但美梦终有醒来的时刻。1937年，潘玉良举办个人画展，一幅名为《人力壮士》的画作，被人恶意解读为“妓女对嫖客的赞歌”。这句恶毒的评论深深刺伤了潘玉良的自尊。悲愤交加之下，她再次远走异国，没承想这一离开便是40年，直至她生命的终点。
　　第二次赴法，潘玉良坚守着“三不原则”—不入外国国籍、不与画廊签约、不谈恋爱。
　　因为孤苦多病又拒绝卖画，潘玉良只得蜷缩在漏雨的地下室或阁楼中。她的房间里除了一张狭小的床铺，全部堆满了画作。有时空间不足，她会将油画竖着打底；没钱购买好颜料，导致她的画作颜色脱落……
　　虽说生活并不富裕，但潘玉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不少旅法画家都曾得到她的指导和帮助。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小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
　　潘玉良最大的心愿是把自己的画作原封不动地运回国内，不要让自己的心血流落在异国他乡。自1941年起直到她临终前一年1976年，潘玉良曾先后7次准备回国。然而战火阻隔、时局动乱、重病缠身，再加上法国当局不允许她携带作品出境，导致她30年来的夙愿始终未能实现。
　　1977年，潘玉良带着对亲友的牵挂与不能归国的遗憾与世长辞，沉睡在巴黎的蒙帕纳斯墓地。她去世后，她的挚友王守义先生遵循其遗愿，竭力促使其画作归国。1984年，装有潘玉良遗作等遗物的7只大箱子终于被运回国内，保存在了潘赞化故乡的安徽省博物馆，只可惜潘赞化早在1959年就已离开了人世。
　　在这些遗物中，人们发现了两个独特的物件：一个是鸡心项链，里面嵌有她与潘赞化的小照片；另一个则是一块怀表，是当年蔡锷将军赠给潘赞化的，后来被潘赞化作为信物送给了前往法国的潘玉良。这两件物品，连同这些无价的画作，无不寄托着潘玉良对祖国、对爱人的牵挂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