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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我们比发达国家要面对更多的发展问题。生态风险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发展问题。１９９８年的特大洪灾、２００３年的“非典”，以及吉化爆炸引发的松花江水源污染、２００８年春节南方特大雪灾，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在四川汶川发生的特大地震。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生态风险已经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我们已经不得不面临生态风险带来的许多挑战。本文主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角度来分析生态风险产生的原因，并探索应对生态风险的方法。
一、生态风险的定义与危害
１．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过程。在探讨生态风险之前，我觉得很有必要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演变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大概经历了人对自然的依赖，人逐渐独立于自然，人凌驾于自然之上，以及人与自然尖锐对立这么几个阶段。在人类诞生初期，人类社会处于原始社会。通过劳动，人类把自己与其他生物区别开来，但是那时候的劳动成果还主要依靠自然界的施舍，人类对自然有一种天然的敬畏之心，每一次的自然现象造成对人类的危害都被看成是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正如汤因比先生所说：“人崇拜自然是因为自然对人而言依然是难以驯服的。只要人类还没有发现构成自然表面多样性和无常性基础的基本的统一、单纯和规则性，自然就只能是如此。”［１］到了农业社会，人类慢慢制造了一些生产工具，这大大增加了劳动效率，人类的生存能力不断增强，对自然逐渐有了相对独立性，但是还脱离不了对自然的依赖，这个时候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并不大。到了工业社会，科学和技术赋予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各种能源的发现，人类控制、征服和占有自然的欲望愈发强烈。人类在对自然进行疯狂掠夺的时候，既满足了人类各种永无止境的欲望，又享受了征服自然的快感，于是各种各样的高科技应运而生，自然界在遭受了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疯狂攫取后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对人类和风细雨、含情脉脉了，自然就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它开始对人类进行报复了。海啸、飓风、地震，频繁的自然灾难时刻威胁着人类。人与自然的关系尖锐对立了。恩格斯就曾指出：“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２］从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我们可以看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人类的观念的变化，也就是人类的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人类越来越想成为自然的主人，人类对自然的毁灭性破坏行为越来越多，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二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空间的增大和深度的增深，人类活动的影响越来越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约束，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但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并没有与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活动同步发展，因此，人类往往不能够预测自己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
２．生态风险的定义与危害。生态风险是指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人类的实践活动所引起的“三废”（废气、废水、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以及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引起自然的结构性的破坏、这些人类行为的后果可能对人类造成不确定性的影响。生态风险跟自然灾害有区别，首先，生态风险影响的广度深度已大大超过了传统意义的环境问题。传统社会中环境问题一般不会构成“风险”。但在现代风险社会里，由于人类自身知识的增长而对整个世界带来的强烈作用所制造的环境问题，已大大超过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并且大多数环境问题靠现有技术水平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已不能修复了。其次，生态风险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紧密相关，我们周围的许多环境问题，如大气污染、水污染、温室效应、酸雨等，大多都是人类高度发达的科技“制造”出来的。对人类的生存已经造成了极大的风险。再次，生态风险远远超过自然灾害的影响范围，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现代环境问题所造成的影响，将不再限制在传统民族国家疆界之内，而是会迅速地波及到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从而造成关系全球的环境问题。诸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等问题，影响范围非常广，其危害涉及全人类。最后，风险社会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交叉、重叠，解决的难度日益加大。经济发展问题、贫困问题、社会失范、社会风气问题，尤其是中国的人口问题，都加剧了解决环境问题的难度。
二、生态风险产生的根源：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谐
不可否认，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的生存困境。如果不妥善处理，不要说发展，就是人类的生存也成为奢望。要规避生态风险，我们首先要反思生态风险产生的深刻根源。正如我们前面所述，生态风险不是自然界自发形成的，它与人类的活动密切相关。正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与发展过程中，没有认真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谐。而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谐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１．在理念上，人类一直没有摆正人在自然界的位置。在原始社会以及农业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种相对和谐的关系。但是这种现状并不表明人类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了自身以及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由于人类受认识能力和改造‘自在自然’能力的束缚，其实践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被限制在一个较为有限的范围。因此，他对自然造成的影响也有限。当人类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幅度提高的时候，人类越来越把自然当作获取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以及显现自身主体能力的对象。人类越来越希望脱离自然的束缚，凌驾于自然之上，成为宇宙万物的主宰。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和真理是：人类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自然界。人类可以认识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但是人类永远不可能摆脱自然规律的束缚。恩格斯早就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３］
２．实践上存在误区。传统的实践定义是指人们有目的的使用工具等物质手段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它的基本内容是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活动本身。”［４］同时，实践又是人的存在方式。“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５］也就是说，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实践应该展现人作为人而区别于动物的特质。人不仅有自然属性，人更应该具有的是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人类实践活动不仅仅是为了从自然界获取生存的物质资源，而更应该关心的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发展的延续性，以及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对生命本真的价值追求。如果只注重了实践作为物质生产实践而忽视了实践是一种人的存在方式，就会使人类实践活动成为一种单向地向自然攫取的无休止的活动，它破坏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特别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人类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加强，以及各种要素如劳动力、物质、资本、信息无国界的流动都大大促进了生态风险的产生。因此，现代化的生态风险具有一种内在的全球化的趋势，“它们拥有一种全球化的内在倾向。危险的普遍化伴随着工业化生产，这种情况是独立于生产地的：食物链实际上将地球上所有的人连接在一起。风险在边界之下蔓延。空气中的酸性物质不仅在腐蚀雕塑和艺术宝藏，它也早就引起了现代习惯屏障的瓦解。即使是加拿大的湖泊也正在酸化，甚至斯堪的纳维亚最北端的森林也在消失。”［６］正是由于当代生态风险的全球化特点，生态风险对人类的危害更大，涉及的人更多，受威胁的范围更广。
三、寻求关系和谐，规避生态风险
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通过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等方面的调整，使环境污染得到控制，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生态风险的规避关键在于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和谐社会构建的主题就是关系的和谐，和谐就是一种关系。要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规避生态风险，我们认为要认真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１．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有意识以来一直思考的重要问题。古希腊哲学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自然哲学，它探究万物的起源，以及人在万物中的位置，但在很长的时期内并没有找到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也没能找到理性考量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视角。古代中国崇尚“天人合一”的思想，但是那种合是在人无独立性的基础上的统一。近代西方哲学家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强调人的主体性，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极力抬高理性的地位，从而把主体与客体完全对立起来，形成一种主客二分的哲学观，造成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为尺度来衡量一切价值，将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把自然作为人类满足各种需要的用之不竭的源泉，只承认自然为人类提供资源的作用而否认自然的内在价值，从而造成了人类与自然的极端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马克思也强调人的主体性，但是他强调的主体性是在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的基础上的主体性。他首先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７］自然不仅仅是人类的物质和能源的源泉，自然也是人类的精神源泉。但是，人类也有自己的能动性，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断在自然的演变历史中划上深深的痕迹。“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它只停留一年……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８］在这种以实践为中介的人类与自然的互相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的是自然的人化和人化自然，也就是人类与自然分化与统一的过程。这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关系。
２．正确处理人的消费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而目的就在于满足人类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修复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消费概念有很大关系。
古希腊哲学的一个主旨是强调人不要太追求物质享受，中国封建社会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中世纪提出禁欲，对人类的基本的欲望也否定了，这是不人道的。近代启蒙运动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热情讴歌人类的情欲，这在当时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启蒙运动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无限地放大了人类的欲望。它可能符合人道主义，但却严重违反了自然规律。人类的消费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如何处理消费与生产的关系。在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生产与消费是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但是，如果把生产与消费看成是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生产决定消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９］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是消费决定生产，如果一个工厂生产的产品不符合消费者的需要，那只有破产的结局了。在现代宏观经济中，一个国家在发展国民经济的时候，往往采用的是利用消费拉动经济、拉动生产。所以，在当今时代，生产往往被消费牵着鼻子走，而现代消费观又是享乐主义的，人类的消费越来越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身体的生理需要，更多的是社会身份与社会关系的消费，“全球消费新时代开启了竞争性、炫耀性消费的新趋势。”［１０］这样随着地球上人口的增多以及人类消费水平不断地提高，越发使人类无限的消费需要与自然的有限资源对立起来。人类在２１世纪面临的三大危机是能源危机、水危机和粮食危机。人类要做的不仅仅是寻找新的能源，更根本的是在全人类形成一种良好的消费观念。因此，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人类还要使自己的消费符合人性，符合自然规律，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人的消费与自然资源的对立，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参考文献：
［１］［英］阿诺德·汤因比著，晏可佳、张龙华译．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Ｍ］．重庆：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第２版）：４２．
［２］［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４）［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３８３－３８４
［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１）［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７９
［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４２）［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９６
［６］（德）贝克（Ｂｅｃｋ，Ｕ．），何博闻译．风险社会［Ｍ］．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３．３８－３９
［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４２）［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９５
［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３）［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５０
［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２０）［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２
［１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１９９８年人类发展报告［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０：５３
责任编辑杜福洲
一、生态风险的定义与危害
１．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过程。在探讨生态风险之前，我觉得很有必要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演变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大概经历了人对自然的依赖，人逐渐独立于自然，人凌驾于自然之上，以及人与自然尖锐对立这么几个阶段。在人类诞生初期，人类社会处于原始社会。通过劳动，人类把自己与其他生物区别开来，但是那时候的劳动成果还主要依靠自然界的施舍，人类对自然有一种天然的敬畏之心，每一次的自然现象造成对人类的危害都被看成是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正如汤因比先生所说：“人崇拜自然是因为自然对人而言依然是难以驯服的。只要人类还没有发现构成自然表面多样性和无常性基础的基本的统一、单纯和规则性，自然就只能是如此。”［１］到了农业社会，人类慢慢制造了一些生产工具，这大大增加了劳动效率，人类的生存能力不断增强，对自然逐渐有了相对独立性，但是还脱离不了对自然的依赖，这个时候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并不大。到了工业社会，科学和技术赋予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各种能源的发现，人类控制、征服和占有自然的欲望愈发强烈。人类在对自然进行疯狂掠夺的时候，既满足了人类各种永无止境的欲望，又享受了征服自然的快感，于是各种各样的高科技应运而生，自然界在遭受了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疯狂攫取后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对人类和风细雨、含情脉脉了，自然就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它开始对人类进行报复了。海啸、飓风、地震，频繁的自然灾难时刻威胁着人类。人与自然的关系尖锐对立了。恩格斯就曾指出：“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２］从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我们可以看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人类的观念的变化，也就是人类的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人类越来越想成为自然的主人，人类对自然的毁灭性破坏行为越来越多，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二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空间的增大和深度的增深，人类活动的影响越来越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约束，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但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并没有与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活动同步发展，因此，人类往往不能够预测自己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
２．生态风险的定义与危害。生态风险是指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人类的实践活动所引起的“三废”（废气、废水、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以及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引起自然的结构性的破坏、这些人类行为的后果可能对人类造成不确定性的影响。生态风险跟自然灾害有区别，首先，生态风险影响的广度深度已大大超过了传统意义的环境问题。传统社会中环境问题一般不会构成“风险”。但在现代风险社会里，由于人类自身知识的增长而对整个世界带来的强烈作用所制造的环境问题，已大大超过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并且大多数环境问题靠现有技术水平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已不能修复了。其次，生态风险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紧密相关，我们周围的许多环境问题，如大气污染、水污染、温室效应、酸雨等，大多都是人类高度发达的科技“制造”出来的。对人类的生存已经造成了极大的风险。再次，生态风险远远超过自然灾害的影响范围，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现代环境问题所造成的影响，将不再限制在传统民族国家疆界之内，而是会迅速地波及到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从而造成关系全球的环境问题。诸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等问题，影响范围非常广，其危害涉及全人类。最后，风险社会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交叉、重叠，解决的难度日益加大。经济发展问题、贫困问题、社会失范、社会风气问题，尤其是中国的人口问题，都加剧了解决环境问题的难度。
二、生态风险产生的根源：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谐
不可否认，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的生存困境。如果不妥善处理，不要说发展，就是人类的生存也成为奢望。要规避生态风险，我们首先要反思生态风险产生的深刻根源。正如我们前面所述，生态风险不是自然界自发形成的，它与人类的活动密切相关。正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与发展过程中，没有认真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谐。而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谐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１．在理念上，人类一直没有摆正人在自然界的位置。在原始社会以及农业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种相对和谐的关系。但是这种现状并不表明人类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了自身以及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由于人类受认识能力和改造‘自在自然’能力的束缚，其实践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被限制在一个较为有限的范围。因此，他对自然造成的影响也有限。当人类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幅度提高的时候，人类越来越把自然当作获取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以及显现自身主体能力的对象。人类越来越希望脱离自然的束缚，凌驾于自然之上，成为宇宙万物的主宰。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和真理是：人类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自然界。人类可以认识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但是人类永远不可能摆脱自然规律的束缚。恩格斯早就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３］
２．实践上存在误区。传统的实践定义是指人们有目的的使用工具等物质手段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它的基本内容是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活动本身。”［４］同时，实践又是人的存在方式。“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５］也就是说，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实践应该展现人作为人而区别于动物的特质。人不仅有自然属性，人更应该具有的是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人类实践活动不仅仅是为了从自然界获取生存的物质资源，而更应该关心的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发展的延续性，以及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对生命本真的价值追求。如果只注重了实践作为物质生产实践而忽视了实践是一种人的存在方式，就会使人类实践活动成为一种单向地向自然攫取的无休止的活动，它破坏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特别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人类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加强，以及各种要素如劳动力、物质、资本、信息无国界的流动都大大促进了生态风险的产生。因此，现代化的生态风险具有一种内在的全球化的趋势，“它们拥有一种全球化的内在倾向。危险的普遍化伴随着工业化生产，这种情况是独立于生产地的：食物链实际上将地球上所有的人连接在一起。风险在边界之下蔓延。空气中的酸性物质不仅在腐蚀雕塑和艺术宝藏，它也早就引起了现代习惯屏障的瓦解。即使是加拿大的湖泊也正在酸化，甚至斯堪的纳维亚最北端的森林也在消失。”［６］正是由于当代生态风险的全球化特点，生态风险对人类的危害更大，涉及的人更多，受威胁的范围更广。
三、寻求关系和谐，规避生态风险
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通过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等方面的调整，使环境污染得到控制，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生态风险的规避关键在于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和谐社会构建的主题就是关系的和谐，和谐就是一种关系。要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规避生态风险，我们认为要认真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１．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有意识以来一直思考的重要问题。古希腊哲学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自然哲学，它探究万物的起源，以及人在万物中的位置，但在很长的时期内并没有找到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也没能找到理性考量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视角。古代中国崇尚“天人合一”的思想，但是那种合是在人无独立性的基础上的统一。近代西方哲学家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强调人的主体性，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极力抬高理性的地位，从而把主体与客体完全对立起来，形成一种主客二分的哲学观，造成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为尺度来衡量一切价值，将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把自然作为人类满足各种需要的用之不竭的源泉，只承认自然为人类提供资源的作用而否认自然的内在价值，从而造成了人类与自然的极端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马克思也强调人的主体性，但是他强调的主体性是在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的基础上的主体性。他首先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７］自然不仅仅是人类的物质和能源的源泉，自然也是人类的精神源泉。但是，人类也有自己的能动性，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断在自然的演变历史中划上深深的痕迹。“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它只停留一年……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８］在这种以实践为中介的人类与自然的互相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的是自然的人化和人化自然，也就是人类与自然分化与统一的过程。这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关系。
２．正确处理人的消费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而目的就在于满足人类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修复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消费概念有很大关系。
古希腊哲学的一个主旨是强调人不要太追求物质享受，中国封建社会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中世纪提出禁欲，对人类的基本的欲望也否定了，这是不人道的。近代启蒙运动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热情讴歌人类的情欲，这在当时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启蒙运动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无限地放大了人类的欲望。它可能符合人道主义，但却严重违反了自然规律。人类的消费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如何处理消费与生产的关系。在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生产与消费是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但是，如果把生产与消费看成是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生产决定消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９］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是消费决定生产，如果一个工厂生产的产品不符合消费者的需要，那只有破产的结局了。在现代宏观经济中，一个国家在发展国民经济的时候，往往采用的是利用消费拉动经济、拉动生产。所以，在当今时代，生产往往被消费牵着鼻子走，而现代消费观又是享乐主义的，人类的消费越来越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身体的生理需要，更多的是社会身份与社会关系的消费，“全球消费新时代开启了竞争性、炫耀性消费的新趋势。”［１０］这样随着地球上人口的增多以及人类消费水平不断地提高，越发使人类无限的消费需要与自然的有限资源对立起来。人类在２１世纪面临的三大危机是能源危机、水危机和粮食危机。人类要做的不仅仅是寻找新的能源，更根本的是在全人类形成一种良好的消费观念。因此，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人类还要使自己的消费符合人性，符合自然规律，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人的消费与自然资源的对立，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参考文献：
［１］［英］阿诺德·汤因比著，晏可佳、张龙华译．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Ｍ］．重庆：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第２版）：４２．
［２］［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４）［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３８３－３８４
［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１）［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７９
［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４２）［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９６
［６］（德）贝克（Ｂｅｃｋ，Ｕ．），何博闻译．风险社会［Ｍ］．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３．３８－３９
［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４２）［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９５
［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３）［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５０
［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２０）［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２
［１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１９９８年人类发展报告［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０：５３
责任编辑杜福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