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
　　
　　兴办公共食堂只是1958年一系列浪漫主义狂热举动中的一项。当今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我和旅美经济学家文贯中先生曾谈起这件事情。他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认为我国1960年前后发生的大饥荒与公共食堂有密切关系。其他学者也有一些别的看法。我也听到过少许年轻学子的看法，认为1958年的制度剧变是我们过去一系列光辉业绩的一部分。
　　从官方资料看，当时小麦平均亩产135斤，玉米和高粱平均140斤，红薯平均1600斤。
　　粮食紧缺，农民想了一个办法，用麦子换高粱。兑换的比例令我惊奇，一斗高粱能换一斗二升麦子!为什么这样不合理?老农解释说，因为高粱难吃，人吃得少，就能节省粮食!一位已经七十多岁的地主的后代告诉我，他的爷爷在家里吃饭最受优待，但每年也就能吃到几次白面馒头。粗粮是他们的主食。地主家尚且如此，其他农户家就可想而知了。
　　1958年春天，办公共食堂的指示开始执行。先做的事情是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时，大部分农民家里只有30斤左右的粮食。多的也不过二三百斤，这样的户数有三四户，所以收到的粮食吃不了多久。当时的会计现在七十多岁了，他回忆，干部从他家里拿走十几斤黄豆，七八斤带皮谷子，还有红薯干三四十斤，黑南瓜二百多斤。他还说，1957年的时候，农民每家每天也就吃3两粮食。
　　成人吃稀的，学生和老人吃稠的。
　　公共食堂刚开始办的时候，是放开肚皮吃，但因为粮食很少，也就不敢精米精面地吃。成人吃的饭是粮食与地瓜干混合煮的饭，比较稀。儿童在幼儿园有专人看管，是为了让妇女有更多的时间下地干活。
　　公共食堂到底办了多长时间?几位年老的村民也记不准确了。他们大体记得，到1959年春节，村里给每一家分了一点面粉过年，村民们在家里吃了一顿年饭。过完年后又继续吃食堂，实在没有吃的了，时间不长就散伙了。
　　大多数村民不喜欢在公共食堂吃饭。干部们有两个办法把村民拉到公共食堂。
　　第一个办法是把村民家里的粮食悉数收走。也有胆子大的农民偷藏粮食，但这种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在经常召开的斗争会上，村民对私藏粮食的人拳打脚踢，没有多少人能扛得住。有老人回忆，有的村民私藏粮食后又害怕起来，便半夜三更把粮食偷偷地倒在野地里，以免干部们再来家里搜出粮食。命之所系的粮食就这样被糟蹋了。
　　第二个办法是收走村民家里的铁锅，让农民在家里不能做饭。1958年，这里也搞“大炼钢铁”，每家农户的铁锅都被收走，成了炼钢的原料。办了公共食堂，铁锅还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