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古属巴国，历史悠久，对恩施的文学叙述最早可见《诗经·召南》。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以南北朝渔歌《巴东三峡歌》和明清顾彩《容美纪游》为代表的恩施文学形象早已名载春秋。恩施自古就散发出强大的吸附效应，更是人文荟萃的文學渊薮之一。
　　 恩施文学，是一个基于国家行政地域区划的文学群落，是一个以地域存在而提出的地域文学概念。虽然恩施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流变出较为复杂的时空概念，却如“牛仔片”以表现美国西部生活为主的电影一样，恩施文学是恩施作家关涉恩施地理的文学表达，更是一种文化审美的包容着精神取向和价值取向的精英话语。
　　 作为湖北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分支，“恩施文学”概念的提出，不是文学观念与作家思维的窄化，而是文学界定的清晰和审美自立的争取。一直以来，恩施作家都在努力以自我确证的方式，建构起一种迥异于他类文学场域的审美叙事形态。他们的文字穿行在巴山楚水与乡野老镇之间，有着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美学追求，既保持着民族书写的纯粹，又拓展着个性叙事的边界。从文化属性看，恩施文学是一个地域性、历史性、文化性的概念;从文学属性看，恩施文学可视为一个兼具民族特色与地域特征的文学群落或创作流派的雏形。
　　 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大范围来论，地处西南内陆的恩施文学还未成气候，更算不得举足轻重。但自明清田氏家族作家群肇始，樊增祥的诗词骈赋、司马军城的诗歌、韦君宜的小说及马识途的《清江壮歌》、王英先的《枫香树》等名达其间，成了这方水土向我国文学百花苑奉献出的具有较浓地方特色和明星群体特征的不可多得的精神产品。新时期以来，恩施文学创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一大批作品屡获全国或省级文学奖，如《退役军犬》《五月飞蛾》《远去的诗魂》《巴国俪歌》《白虎寨》获得全国民族文学“骏马奖”;形成了老中青齐整的作家梯队，成为一支文学创作主力军;野夫以命运遭际对民族苦难的沉痛追问、李传锋从动物视角对林莽生态的生动讲述、叶梅以女性维度对底层民众的悲悯观照、甘茂华以诗性笔触对民俗风情的文化寻绎、杨秀武以民歌话语对山川秩序的深情抚慰……筑就了恩施文学发展的里程碑;他们在对恩施的生动描摹中，显现出了鲜明的地缘文学特征，开启了恩施文学的新传统，构成了当代湖北文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都绕不开的风景。
　　 不同地域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表征，每位作家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带有地域文化的烙印，构成味道相近的地域文学。“恩施味道”正是恩施文学独特的精神气质与风景话语，也是区别于其他族群文学或地域文学的决定性因素。“口之情欲滋味”。味觉既是一种基本感受，又是一种敏感体验;既有较大范围的普遍性，又有地缘差异的特殊性;既有存在的客观性，又有感知的主观性。然而，味中有道。“恩施味道”是独属于恩施个性与美学的艺术感觉与审美感受，即指恩施作家作品中氤氲而出的基于恩施文化与民族思维的价值观念与美学特质，以及生发出的一种深厚浓郁的“恩施风味”。如同《白鹿原》的关中味道、《红高粱》的高密风味，“恩施味道”是以屈原“荆味”和沈从文“湘味”为根脉与灵魂的现代性建构，是植根于恩施民众日常的一种生存与生活的状态、思想与思维的方式，一个建构于恩施文化母体与民族性格的“潜哲学方程”以及区隔非恩施的诗学条件。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标本和人类生存状态的审美记录，与作家的生活经验、生存环境密切关联。吉尔兹说：“一个族群的精神气质是指他们生活的一种风气、特征、品性，是其道德与审美的方式和基调，标示着此一族群对他们自己和他们所处世界的根本态度精神气质与世界观念不仅互相影响，而且可以说二者互为基础。”生活环境影响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制约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决定生活形态，生活形态关联价值认知——地域文化于此形成。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因话语体系与技法形式的创变、话语方式与叙述场景的构筑、生活经验与社会形态的撷取、文化认同与美学范式的选择等，呈现出了不同地域类型的艺术形态。对恩施作家来说，其身处的自然环境与民俗风情是其核心的在场经验，他们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崇尚血性、迎击潮流;他们对奇山异水和奇风异俗的描写，是源于自然心性的文化寓言，更是源于生存经验的价值认知。恩施的地理环境生成的民族性格与精神气质，从内部决定了恩施文学的艺术感悟与精神取向。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学创作的思维过程就是语言的编码组合过程，不同的话语习惯都潜在制约着艺术的思维和符号的编码。恩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千百年的民族交流与融合，形成了多样文化传统，也成就了恩施独特的话语思维。恩施语言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方言，在语系上属藏缅语系汉藏语族独立语种和北方方言西南官话成渝片，加上土苗混居，更糅合了苗瑶语族苗语支与藏缅语族土家语支;因为独特的地理区位和历史成因，恩施方言是一种兼容巴蜀文化之俗、荆楚文化之雅并糅合少许湖湘方言的“金三角”式的独特语种。维特根斯坦说：“关于意义的哲学概念存在于语言如何起作用这种原始的观念之中，甚至比我们的语言更加原始的语言的观念……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的方式。”语言是地域文化的外在标识和灵魂内核，沉淀并折射着这一地域民众的独特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性。恩施作家特殊的语言编码思维，造就了恩施文学的话语方式和艺术向度。
　　 不论作为叙事的背景还是情节的枢纽，恩施作家都擅于将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结合起来，探究地理环境与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透视地域生活经验和民族精神性格的内在关联，为其创作带来重要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从而生成恩施文学叙事美学的自然逻辑。恩施作家极少使用宏大叙事的标签，而是根植现实与底层，运用生活经验和生存智慧中的民间思维来孕育浪漫的想象，保持日常的状态，将生活法则和自然规律转化为诠释现实的视觉意象，通过象征和隐喻，对生活给以更精细的描写，对日常隐藏的情感和思想给以更深入的表达。他们甚至还怀揣着野心，希望通过对自我民族和生活日常的书写来窥视人类普遍的价值。 　　 位处多种文化交叉边缘地带的恩施，一直在汉文化的包围圈中，汉文化对其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和渗透力，不论田九龄游学荆楚還是容美土司搬演《桃花扇》，恩施文化一直保持着开放与接受的姿态，这种精神也浸润着恩施文学。直到今天，恩施文学依然保持着开放的传统。恩施作家大都接受过较完整的文化教育，有关历史、社会、艺术的思维并不局限于本土或传统的方式，而拥有多重参照、多元融通的文化视野，重视汉族文化、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影响与渗透，以开放、超越的立场观照地域生活、审视民族文化，用对话而非对抗的文学书写思考自身与世界、人类的关系，寻求多元状态下的交流与互动。其中，拉美文学的发展经验对恩施文学的影响最大。今天的恩施作家正在循着拉美文学的经验前行，他们像拉美作家一样将恩施作为美学符号和生命符号，书写着恩施的性格特质，创建着自己的文学模式，以坚守自己的文学特色，同时大胆借鉴欧美文学的先进技巧，并力图打破文学的地域界限，以构建一种健康的文学生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多的恩施作家离开了恩施，甚至越走越远，现代化进程正将乡土中国连根拔起，恩施成了一方独具符号象征和文化价值的意味空间。加上消费与经济的包裹，恩施丰富的内部和沉潜的深层或将越来越少被人问及。聂鲁达说：“诗人应该具有自觉自愿的民族性，深思熟虑的民族性和成熟的乡土性;诗人不是一块随意抛出的石子。他应该具有两项神圣的义务：离去和归来。”“回归恩施”与“走出恩施”必将成为恩施文学发展的既定趋势。地域文学不仅是对作家身份的界定，更是对文学精神的窥视。“恩施味道”也不是对恩施山水风俗的浅层逗留，而是以恩施民众的生命形态去深层描摹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普遍生存状态与价值观念，追逐文学的潮汐，注重从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中汲取有利营养，坚持文学的开放意识和受容性格，增强现实的穿透力和人生的颖悟度，在历史积淀与时代变迁中弘扬民族内聚的生命活力，并在自我超越与自我省视中以丰盈的感受与思考阐释出“恩施味道”，只有这样弥散出的“恩施味道”才能勾魂摄魄。如同田舜年与汉族名流的唱和、司马军城的“国殇”之诗，虽然他们远离恩施，但他们的文学营养依然源于恩施原生文化母体，字里行间依然飘荡着嗅之欲醉的“恩施味道”。
　　 恩施文学是一支与恩施民族精神和性格特质保持有高度洽和度的文学群落，作为一支健康的文学力量，正在承继已有的传统和内在的精神，积极整合个性，构建并丰富其独特的精神特质与艺术特征;恩施作家也正在用自己的文学实践，为恩施文学的发展乃至其他民族文学或区域文学的发展提供崭新的经验和认知的可能。
　　 然而，在文学的地域想象中，当前恩施作家俨然是集体的避世者，他们大多沉浸在逆向的姿态，欠缺审视与批判的自觉，没有摆脱昨日的束缚，陶醉在地域风情和自我经验之中;所以，当前的恩施文学有多元而没多彩、有底气而没底蕴、有精神而没精魂、有感动而没震动、有秘闻而没秘史。换句话说，恩施文学还停留在“恩施味道”的表层涂抹，没有进入到“恩施味道”的深层内核。从这个角度来看，“恩施文学”虽有总结某些既往文学现象的意义，但更多却是由此出发而指向未来。
　　责任编辑 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