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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之本
有一次，樊迟请教孔子怎样种庄稼？怎样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和老菜农，你去请教他们吧。（《子路·4》）对此，过去曾有人批评孔子鄙视劳动，不尊重劳动人民，这实在是冤枉了孔子。为什么呢？关于人的教育，虽然有不少哲学家都探讨过，但孔子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关切人生，把人引上自觉修身的坦途。孔子把人按社会阶层分，有庶民、士、大夫、国君；按人格层次分，有小人、君子、贤人、圣人；按心理范畴分，有仁者、智者、勇者，等等。但是，不管是按哪种标准要求，学生必须首先“成人”，教学生“成人”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即先做人，然后才谈得上治国安邦，实现自己的价值。
什么是“成人”？朱熹《论语集注》中的解释是：“成人，犹言全人。”“君子不器”（《为政·12》），一个君子，不只是做某一方面小事的人，而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之灵长，“天下之大德也”。人来到世间，不仅是一个自然人，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是在自然属性基础上通过教育成为一个社会人。
做人问题是决定人生的关键，“成人”教育与具体的专业技术教育相比，具有基础性、根本性，它的意义也就更有深远性：它以完善人格的个人发展来和谐统一社会的各种人才需求；把教育促进个人发展与发挥教育的社会作用和谐地统一起来。人要有人格，格就是规范。孔子的“成人”教育，就是对学生的人格进行规范教育。没有经过修养的人存在许多缺陷，如贪欲、偏执、嫉妒、矫情，有许多不文雅、不合规矩、不合法度的品行，只有通过“成人”教育，教学生修养自己，使自己的心态、品性、行为等符合规范，才能做一个好人。怎样进行“成人”教育呢？孔子重点关注学生的灵魂发育，全面构建学生的精神家园，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
一、做人抓根本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2》）本是什么？是道德教育。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这个“几希”主要是指人的道德。人而无德，就像衣冠禽兽，不成其为人了。而道德教育的核心是，做人要有一颗仁爱之心。“人者，仁也”，“仁”，左边是一个站立的人字，右边是一个二字，就是指两个人的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那么，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怎样呢？道家讲慈，墨家兼爱，佛教大慈大悲，基督教讲博爱，虽然他们各有主张，但有相通之处。唯儒家的“仁”显示了贴近人生的独特美好情怀，“仁者，爱人也”，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爱护，互相尊重。从自我出发，爱别人，利他人，“泛爱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人民大众谋福利。
要爱别人，利他人，从哪里开始呢？孔子设计的方案是，从“孝悌”开始。即从爱亲人——父母兄弟开始，培养自己的仁爱之心，然后向纵、横两个方向逐步拓展。从纵的方面说，由对父母尽“孝”开始，上推到长辈、上司乃至对国君的尊重和敬爱，对国家尽忠，忠于职守，尽心尽责；向下如同水往下流，延续到对子女要慈，父慈才能子孝，对下级也要像对待子女一样关怀、爱护和帮助。从横的方面说，从对兄弟友爱“悌”开始，向左右延及，对平辈、朋友讲友爱，态度真诚讲信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近及远，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把仁爱之心扩展到全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逐步做到孝、悌、忠、信，落实不同层次的“践仁”要求。
对此，孔子的学生有子作了分析：如果落实了“孝悌”，既孝敬父母，又尊重兄长，就不会出现冒犯上级或尊长的事情；进而社会上就不会出现捣乱、叛乱的现象。可见孝敬父母，尊重兄长，这就是做人的根本啊！（《学而·2》）所以，如果抓住了“孝悌”这个根本，整个社会就在和善有序的伦理中，出现和谐状态。这样的德育宗旨，步骤清楚、明确，合情合理，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既不会让人产生“说教”和“灌输”的感觉，也便于学生躬行实践。
二、“成人”有标准
有一次子路问，怎样才能“成人”？孔子回答：要“成人”，就应该像臧武仲那样聪明，孟公绰那样克制，卞庄子那样勇敢，像你的同学冉求那样多才多艺，再加上礼乐的修饰，这就可以了。（《宪问·12》）他正面提出要求，用学生身边的事情举例，集臧武仲、孟公绰、卞庄子、冉求四人之长，做到智、仁、勇、艺，加上礼的修饰，讲得具体实在，让子路看得见，学得着。由于子路理解能力较差，怕他难以接受，又进一步提炼概括，把“成人”标准简化为三点：
第一，见利思义。一个人在金钱、名誉、地位等物质利益面前，要想一想“义”，即该不该得。“利”和“义”，泾渭分明，不容含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16》），“利”和“义”就是“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义”，其义有二：一是善良美好。《说文解字》说，义（義）“从我从羊”，“从羊者，与善美同义”。二是合乎道理。《中庸》说，“义者，宜也”，“宜”就是应该、应当的意思。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义”是人的一种美好心灵，凡是合乎道理的事就应该去做。细想一下，做人就是这个道理。人来到世界上就是为道理而活着的，为正确的道理而活着，就是“正义”。属于人的正义的事情有很多，比如，父慈子孝的孝义，夫敬妻贤的情义，朋友互助的仁义，危难相救的道义，一言九鼎的信义，知耻自重的节义，尽忠报国的忠义，等等，君子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而小人看重的是什么呢？是“利”，是利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惟利是图，见钱眼开，有奶就是娘，“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这样的人，他们来到世上，就是为利而生，最后“利”就成了埋葬他们的坟墓。试看那些贪官，贪污腐败，哪一个不是利欲熏心，利令智昏，到头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利又把他们送上了断头台。
那么，君子是不是不要利呢？不是的。“见利思义”，关键在一个“思”字，想一想该不该得这个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这个“利”合乎道理，就该得，否则就不该得。比如，孔子当鲁国的司寇兼宰相时，学生原宪曾为其家臣，孔子按月给他俸禄，有九百斗小米。原宪觉得薪水给多了，推辞不要。孔子说，能够“见利思义”好，但不要推辞，如果觉得薪酬多的话，你就把这薪水拿来周济家乡的贫苦百姓（《雍也·5》）。“见利思义”，看到了利益，合乎道理的就要，不合乎道理的就坚决不要；该要的就要，不该要的就坚决不要。古往今来，有不少“见利思义”的人，例如，古代商朝末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他父亲去世后，他们面对龙袍加身，互相推让，谁都不愿意当国君。当国君该多好啊，权力至高无上，享不尽荣华富贵，多少人梦寐以求，但他们见利思义，觉得自己不该当就坚决不当。又如，解放前夕，朱自清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当时国内闹饥荒，饿殍遍野，而美国飞机空投面粉，“天上掉馅饼”，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卑劣伎俩，他见利思义，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在贫病交加中以自己的骨气昭示了人间正义。
第二，见危授命。授者，给予，付出。见到危险，能够奉献自己的生命。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生命，为了正义的事业，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做人的崇高境界。如果说“见利思义”是对一个人平时的要求，那么，“见危授命”就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要求。比方说，见到有人落水了，毫不犹豫地下水救人；见到有人在侮辱和欺负别人，就挺身而出，该出手时就出手，拔刀相助。尤其是在国难当头之时，能救民于水火，在所不辞。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这样的人有很多，像岳飞抗金“还我山河”的气概，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正气，史可法“头可断，血可流，城不可丢”的精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国捐躯的品性，武昌辛亥首义彭、刘、杨英勇牺牲的德行，等等，他们见危授命，系安危于一身，挽狂澜于既倒。为了正义事业，一个人连生命都可以舍弃，还有什么不能舍弃呢？做人到了见危授命的境界，就真正是一个无私无畏的人，活出了闪亮人生的人。
第三，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这里作穷困讲。长久地处在穷困的环境中也不忘过去的诺言。孔子历来主张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信者，诚也。信，从人从言；诚，从言从成；人说的话要兑现，要成功，才是诚信。尤其是在穷困的逆境中，仍然不忘过去的诺言，说到做到，就更能体现人的精神境界。人“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付诸力行，才能有益于社会，才能创造和实现人的价值。例如，武汉“希望老人”江诗信，是一名离休干部，生活清贫，但他说过要帮助贫困的孩子上学，他就想办法兑现自己的诺言，尽自己的能力支持希望工程。他倾尽家产资助233个贫困孩子上学，并带动社会力量资助2400多名贫困孩子上学，被社会各界称为“希望老人”。江诗信就是“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的人，做人讲诚信，言行一致，表现了一诺千金的美德。
三、心灵知羞耻
孔子对学生的羞耻教育非常重视，《论语》中谈到耻有16次，他要求学生懂得耻辱，有羞耻之心。儒家把礼、义、廉、耻作为四德，是为人处世的根本。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羞耻感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之一，耻感意识是道德的基础，人如果有了羞耻之心，就能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一个人没有羞耻感和羞耻之心，这样的人是难以教育的。清末的龚自珍将个人的知耻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提出了著名的“廉耻论”。他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大耻。”（《明良论二》）儒家深刻认识到羞耻感，在指导和制约人的行为、引导社会风气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并将其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效手段。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重视教育人懂得耻辱，以此来唤取自己的良知，在心理上求得道德的完善。就拿惩治罪犯的刑罚来说，从古代的尧舜时期一直到清朝，有一种刑罚叫耻辱刑。比如，在罪犯的脸上刺字，并留下烙印，作为罪犯的标记，使人一看便知。这样，罪犯自己感到耻辱，难与良民为伍，就促成罪犯改恶从善，改邪归正，同时也方便官方的监督和控制。又如，有一种刑罚叫髡刑，把罪犯的长头发剪成乱七八糟的短发，使罪犯感到耻辱难受。因为古人认为须发、皮肤受之于父母，是很珍贵的，剪了须发，使罪犯感到异样，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祖宗，感受痛苦。还有，在枷上写罪犯的姓名、罪状，在监狱外或衙门外带枷示众。这些耻辱的刑罚，一方面体现仁恕理念，凸显道德教化的意义；另一方面，在重面子的人性中，以羞辱人格为主要手段使受刑人自省，直接作用于罪犯的主观世界，以达到教化的目的。
心理学家认为，对人内在情绪的制裁，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耻感，中国的社会化倾向，是耻感取向，这样的文化叫耻感文化。另一种是罪感，西方社会化倾向，以灵魂归依上帝为目的，是罪感取向，这样的文化叫罪感文化。所以西方人，总是在上帝面前虔诚地忏悔，认为自己有罪，以清洗自己的罪行为道德进取的力量。耻感取向，如果他人或社会，对自己行为的反应和评价不佳，为他人所鄙视，为群体所贬斥，主体的道德良心就受到谴责，就感到严重的不安，就会产生羞耻感。这种羞耻感，使人的内心受到谴责，能激励人醒悟。相反，如果个人的行为为他人所敬仰，为群体所钦佩，就会产生荣誉感。这种荣誉感使人感到心灵的慰藉，如人们积极上进得到表彰，战场上立功受奖，当官政绩卓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就是耻感文化的典型表现。
“知耻而近乎勇”（《礼记·中庸》），一个人懂得耻辱，就基本上是一个勇士，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做错了事情感到羞耻，言过其实感到羞耻，“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不符合礼教感到羞耻，直至把耻辱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13》）联想到国家主席胡锦涛号召我国公民做到“八荣八耻”，这说明知耻教育是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是道德教育的瑰宝，对人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
俗话说：“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要想自己成人，就必须修养自己，从孝悌开始，对社会有仁爱之心，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知羞耻懂礼仪，就能成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高尚的人。
[作者通联：武汉江汉大学]
有一次，樊迟请教孔子怎样种庄稼？怎样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和老菜农，你去请教他们吧。（《子路·4》）对此，过去曾有人批评孔子鄙视劳动，不尊重劳动人民，这实在是冤枉了孔子。为什么呢？关于人的教育，虽然有不少哲学家都探讨过，但孔子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关切人生，把人引上自觉修身的坦途。孔子把人按社会阶层分，有庶民、士、大夫、国君；按人格层次分，有小人、君子、贤人、圣人；按心理范畴分，有仁者、智者、勇者，等等。但是，不管是按哪种标准要求，学生必须首先“成人”，教学生“成人”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即先做人，然后才谈得上治国安邦，实现自己的价值。
什么是“成人”？朱熹《论语集注》中的解释是：“成人，犹言全人。”“君子不器”（《为政·12》），一个君子，不只是做某一方面小事的人，而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之灵长，“天下之大德也”。人来到世间，不仅是一个自然人，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是在自然属性基础上通过教育成为一个社会人。
做人问题是决定人生的关键，“成人”教育与具体的专业技术教育相比，具有基础性、根本性，它的意义也就更有深远性：它以完善人格的个人发展来和谐统一社会的各种人才需求；把教育促进个人发展与发挥教育的社会作用和谐地统一起来。人要有人格，格就是规范。孔子的“成人”教育，就是对学生的人格进行规范教育。没有经过修养的人存在许多缺陷，如贪欲、偏执、嫉妒、矫情，有许多不文雅、不合规矩、不合法度的品行，只有通过“成人”教育，教学生修养自己，使自己的心态、品性、行为等符合规范，才能做一个好人。怎样进行“成人”教育呢？孔子重点关注学生的灵魂发育，全面构建学生的精神家园，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
一、做人抓根本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2》）本是什么？是道德教育。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这个“几希”主要是指人的道德。人而无德，就像衣冠禽兽，不成其为人了。而道德教育的核心是，做人要有一颗仁爱之心。“人者，仁也”，“仁”，左边是一个站立的人字，右边是一个二字，就是指两个人的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那么，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怎样呢？道家讲慈，墨家兼爱，佛教大慈大悲，基督教讲博爱，虽然他们各有主张，但有相通之处。唯儒家的“仁”显示了贴近人生的独特美好情怀，“仁者，爱人也”，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爱护，互相尊重。从自我出发，爱别人，利他人，“泛爱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人民大众谋福利。
要爱别人，利他人，从哪里开始呢？孔子设计的方案是，从“孝悌”开始。即从爱亲人——父母兄弟开始，培养自己的仁爱之心，然后向纵、横两个方向逐步拓展。从纵的方面说，由对父母尽“孝”开始，上推到长辈、上司乃至对国君的尊重和敬爱，对国家尽忠，忠于职守，尽心尽责；向下如同水往下流，延续到对子女要慈，父慈才能子孝，对下级也要像对待子女一样关怀、爱护和帮助。从横的方面说，从对兄弟友爱“悌”开始，向左右延及，对平辈、朋友讲友爱，态度真诚讲信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近及远，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把仁爱之心扩展到全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逐步做到孝、悌、忠、信，落实不同层次的“践仁”要求。
对此，孔子的学生有子作了分析：如果落实了“孝悌”，既孝敬父母，又尊重兄长，就不会出现冒犯上级或尊长的事情；进而社会上就不会出现捣乱、叛乱的现象。可见孝敬父母，尊重兄长，这就是做人的根本啊！（《学而·2》）所以，如果抓住了“孝悌”这个根本，整个社会就在和善有序的伦理中，出现和谐状态。这样的德育宗旨，步骤清楚、明确，合情合理，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既不会让人产生“说教”和“灌输”的感觉，也便于学生躬行实践。
二、“成人”有标准
有一次子路问，怎样才能“成人”？孔子回答：要“成人”，就应该像臧武仲那样聪明，孟公绰那样克制，卞庄子那样勇敢，像你的同学冉求那样多才多艺，再加上礼乐的修饰，这就可以了。（《宪问·12》）他正面提出要求，用学生身边的事情举例，集臧武仲、孟公绰、卞庄子、冉求四人之长，做到智、仁、勇、艺，加上礼的修饰，讲得具体实在，让子路看得见，学得着。由于子路理解能力较差，怕他难以接受，又进一步提炼概括，把“成人”标准简化为三点：
第一，见利思义。一个人在金钱、名誉、地位等物质利益面前，要想一想“义”，即该不该得。“利”和“义”，泾渭分明，不容含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16》），“利”和“义”就是“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义”，其义有二：一是善良美好。《说文解字》说，义（義）“从我从羊”，“从羊者，与善美同义”。二是合乎道理。《中庸》说，“义者，宜也”，“宜”就是应该、应当的意思。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义”是人的一种美好心灵，凡是合乎道理的事就应该去做。细想一下，做人就是这个道理。人来到世界上就是为道理而活着的，为正确的道理而活着，就是“正义”。属于人的正义的事情有很多，比如，父慈子孝的孝义，夫敬妻贤的情义，朋友互助的仁义，危难相救的道义，一言九鼎的信义，知耻自重的节义，尽忠报国的忠义，等等，君子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而小人看重的是什么呢？是“利”，是利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惟利是图，见钱眼开，有奶就是娘，“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这样的人，他们来到世上，就是为利而生，最后“利”就成了埋葬他们的坟墓。试看那些贪官，贪污腐败，哪一个不是利欲熏心，利令智昏，到头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利又把他们送上了断头台。
那么，君子是不是不要利呢？不是的。“见利思义”，关键在一个“思”字，想一想该不该得这个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这个“利”合乎道理，就该得，否则就不该得。比如，孔子当鲁国的司寇兼宰相时，学生原宪曾为其家臣，孔子按月给他俸禄，有九百斗小米。原宪觉得薪水给多了，推辞不要。孔子说，能够“见利思义”好，但不要推辞，如果觉得薪酬多的话，你就把这薪水拿来周济家乡的贫苦百姓（《雍也·5》）。“见利思义”，看到了利益，合乎道理的就要，不合乎道理的就坚决不要；该要的就要，不该要的就坚决不要。古往今来，有不少“见利思义”的人，例如，古代商朝末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他父亲去世后，他们面对龙袍加身，互相推让，谁都不愿意当国君。当国君该多好啊，权力至高无上，享不尽荣华富贵，多少人梦寐以求，但他们见利思义，觉得自己不该当就坚决不当。又如，解放前夕，朱自清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当时国内闹饥荒，饿殍遍野，而美国飞机空投面粉，“天上掉馅饼”，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卑劣伎俩，他见利思义，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在贫病交加中以自己的骨气昭示了人间正义。
第二，见危授命。授者，给予，付出。见到危险，能够奉献自己的生命。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生命，为了正义的事业，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做人的崇高境界。如果说“见利思义”是对一个人平时的要求，那么，“见危授命”就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要求。比方说，见到有人落水了，毫不犹豫地下水救人；见到有人在侮辱和欺负别人，就挺身而出，该出手时就出手，拔刀相助。尤其是在国难当头之时，能救民于水火，在所不辞。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这样的人有很多，像岳飞抗金“还我山河”的气概，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正气，史可法“头可断，血可流，城不可丢”的精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国捐躯的品性，武昌辛亥首义彭、刘、杨英勇牺牲的德行，等等，他们见危授命，系安危于一身，挽狂澜于既倒。为了正义事业，一个人连生命都可以舍弃，还有什么不能舍弃呢？做人到了见危授命的境界，就真正是一个无私无畏的人，活出了闪亮人生的人。
第三，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这里作穷困讲。长久地处在穷困的环境中也不忘过去的诺言。孔子历来主张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信者，诚也。信，从人从言；诚，从言从成；人说的话要兑现，要成功，才是诚信。尤其是在穷困的逆境中，仍然不忘过去的诺言，说到做到，就更能体现人的精神境界。人“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付诸力行，才能有益于社会，才能创造和实现人的价值。例如，武汉“希望老人”江诗信，是一名离休干部，生活清贫，但他说过要帮助贫困的孩子上学，他就想办法兑现自己的诺言，尽自己的能力支持希望工程。他倾尽家产资助233个贫困孩子上学，并带动社会力量资助2400多名贫困孩子上学，被社会各界称为“希望老人”。江诗信就是“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的人，做人讲诚信，言行一致，表现了一诺千金的美德。
三、心灵知羞耻
孔子对学生的羞耻教育非常重视，《论语》中谈到耻有16次，他要求学生懂得耻辱，有羞耻之心。儒家把礼、义、廉、耻作为四德，是为人处世的根本。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羞耻感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之一，耻感意识是道德的基础，人如果有了羞耻之心，就能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一个人没有羞耻感和羞耻之心，这样的人是难以教育的。清末的龚自珍将个人的知耻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提出了著名的“廉耻论”。他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大耻。”（《明良论二》）儒家深刻认识到羞耻感，在指导和制约人的行为、引导社会风气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并将其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效手段。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重视教育人懂得耻辱，以此来唤取自己的良知，在心理上求得道德的完善。就拿惩治罪犯的刑罚来说，从古代的尧舜时期一直到清朝，有一种刑罚叫耻辱刑。比如，在罪犯的脸上刺字，并留下烙印，作为罪犯的标记，使人一看便知。这样，罪犯自己感到耻辱，难与良民为伍，就促成罪犯改恶从善，改邪归正，同时也方便官方的监督和控制。又如，有一种刑罚叫髡刑，把罪犯的长头发剪成乱七八糟的短发，使罪犯感到耻辱难受。因为古人认为须发、皮肤受之于父母，是很珍贵的，剪了须发，使罪犯感到异样，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祖宗，感受痛苦。还有，在枷上写罪犯的姓名、罪状，在监狱外或衙门外带枷示众。这些耻辱的刑罚，一方面体现仁恕理念，凸显道德教化的意义；另一方面，在重面子的人性中，以羞辱人格为主要手段使受刑人自省，直接作用于罪犯的主观世界，以达到教化的目的。
心理学家认为，对人内在情绪的制裁，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耻感，中国的社会化倾向，是耻感取向，这样的文化叫耻感文化。另一种是罪感，西方社会化倾向，以灵魂归依上帝为目的，是罪感取向，这样的文化叫罪感文化。所以西方人，总是在上帝面前虔诚地忏悔，认为自己有罪，以清洗自己的罪行为道德进取的力量。耻感取向，如果他人或社会，对自己行为的反应和评价不佳，为他人所鄙视，为群体所贬斥，主体的道德良心就受到谴责，就感到严重的不安，就会产生羞耻感。这种羞耻感，使人的内心受到谴责，能激励人醒悟。相反，如果个人的行为为他人所敬仰，为群体所钦佩，就会产生荣誉感。这种荣誉感使人感到心灵的慰藉，如人们积极上进得到表彰，战场上立功受奖，当官政绩卓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就是耻感文化的典型表现。
“知耻而近乎勇”（《礼记·中庸》），一个人懂得耻辱，就基本上是一个勇士，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做错了事情感到羞耻，言过其实感到羞耻，“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不符合礼教感到羞耻，直至把耻辱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13》）联想到国家主席胡锦涛号召我国公民做到“八荣八耻”，这说明知耻教育是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是道德教育的瑰宝，对人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
俗话说：“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要想自己成人，就必须修养自己，从孝悌开始，对社会有仁爱之心，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知羞耻懂礼仪，就能成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高尚的人。
[作者通联：武汉江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