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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觉得世界是没有边界的，一如时空。”
——几米《地下铁》
我站在地下铁人口，天上下着毛毛雨。我感觉到身上的衣服湿了，我没带伞。
我坐下来，在潮湿的水泥台阶上，我讨厌这感觉，冰凉的台阶又冷又硬，湿湿的往我裤子上贴。但是我喜欢雨天，尤其是这样细细的雨，透过雨看到的世界光影和其他时候都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就会明白莫奈的画里那种印象派特有的色彩和光线。
旁边乞讨的老头在我左边摇动叮当作响的老旧搪瓷杯，他保持这个姿态很久了，就像我抱着背包坐了很久。从早高峰到人烟稀少，再到下午晚高峰重新把这里变成一条流水线，运送着一波一波相似匆忙的人。
这一切和十年之前，十年之后，都没有什么分别。没有什么所谓的新一代的风貌，也没有什么老一代的退后，有的只是渐变如调色盘上从黑到白从深到浅的一种渐进。
我看了看表，十点二十分，下雨的天空灰白。从包里掏出素描本和4B铅笔，翻开本子，找了张空白的纸开始画画。
素描是一切绘画的基础，这个所有人都知道，就像一种常识，但是所有人都会用一种貌似非常懂行的口气说， “哦，素描是所有画画的基础呢。”
他们往往把素描当作一种机械化的训练，就像盖房子之前所必需的打地基的工作，无聊但是必须。对大多数人，甚至也包括学艺术的人，素描都不是作为一种艺术出现的，而只有水粉、油画、雕塑，这样的东西，才可以称之为“艺术”。
只有有色彩的东西才是艺术。
“我们何其幸运，无法确知自己身处在什么样的世界中。”画着马路对面的地铁口，我忽然脑子里蹦出了这样一句话。
是辛波斯卡的诗。
今年是第几年？我不记得了，我从十年前就不再数自己的年纪，不是因为所谓的“看破红尘”，也不是因为所谓的“看轻生命”，只是因为，年纪只是我以“人”这样一种生命形态，被这样一个社会或者历史体系所赋予的一个计算符号。
就如同对待素描的态度，人们往往会将“年纪”与“智慧”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直以来“老年人最有智慧”的定论。
而同时，他们也往往抱着自己是世界中心的想法，对于周围的人表示着不屑或者是处于不屑的怜悯，以此来彰显自己“人上人”的地位，满足自己的某种心理需求。
所谓的慈善，所谓的舍己为人。
排线被轻轻抹开，晕成下雨时特有的朦胧感。
收起本子，我起身走进地下铁人口。列车呼啸而过停靠在站台边晦暗不明的铁轨上。车门打开，我走进去，车厢里空空荡荡。
我也曾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和许多人一起挤地铁，然而我并不赶着在某一站下车或者上车。我习惯于独处和自言自语，幻想一个人在城市里，漫无目的地游走。我抱着画本坐在地铁口，用铅笔涂抹这个灰色的城市。没有颜色，没有激情，没有花朵和云彩，只有一列列地下铁蜿蜒着呼啸而过，如同流水线在运送着一集装箱一集装箱充满膨胀着苍白欲望和野心勃勃的机器。
“你卖画吗？”常常有人这么问我，有本地人，自以为是地认为我画画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有外来的游客，想要从这和所有地方一样的城市带走一些这里的东西来证明曾经来过。
“不，我不卖画。”我对着那些准备掏钱包的男人、那些摆了pose想让我画她们的女人们说。 列车行驶在黑暗的隧道，地下的共鸣声像一种音乐，单调重复着高频的音律，像这个城市和这里的人一样单调和乏味。他们经历着一连串的变化，以年份为单位被赋予着不同的角色。就像孔子在两千年前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一样，以一种既定的规律运转和变化着，并且以为这就是生命的真谛。
生命，这个美丽的字眼，我忽然想起，十年前我和一个人的对话。我们坐在月台上，看着列车飞驰而过。
“你知道为什么乌鸦像写字台吗？”他问
“什么？”我觉得这是个疯子，从素描本中抬头，他没有看我，带着墨镜的眼睛望向铁轨的方向。我看到了他手里红白相间的盲杖。
“名叫‘乌鸦广场’的那一站，既没有乌鸦，也没有广场。”他仍不看我，自顾说着。
我没有接话，我觉得他真的疯了，但我并没有产生任何的怜悯。我只是低头继续画我的画，画上的地下铁很快就要完工了。
“天使在地下铁人口，和我说再见的那年，我渐渐看不见了。”他站起身，往月台深处走去。
“什么时候？”我收起画本，把笔放回笔袋里，将可塑橡皮捏成一团。
“十年前。”他不回头，盲杖敲在地上发出冷冷如日光灯的声音。
列车停下，车门打开，我走进去，车厢里空空荡荡。我抬手看了看表，是下午三点二十七分。我把双肩包抱在胸前，低头闭目养神。然后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所有的地下铁都连在一起，我从一个陌生的小站出发，到另一个小站，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来自于哪里，我忘记了自己的年纪，甚至不记得自己是谁。梦里的车站仿佛是梵高的画铺满了月台的墙壁，夸张的图案和高饱和度的色彩让人有种不真实的眩晕感。我梦见那个名叫“星月”的车站，真的有一个月亮在发光，也梦见列车穿越白垩纪的土层，我看到恐龙巨大而可笑的骨骼。
伴随着整个梦境，幽静的车站中，有人在窃窃私语。
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眼睛，阳光从车窗外照在我的脸上，列车停在地上，车厢里空无一人。旁边的站牌上写着“乌鸦广场”四个字。
我起身出站，在那个地下铁口坐到夕阳西下，我发现日落的天边像《向日葵》的色谱。
我开始画彩色，在各种奇异的空间结构里填充颜色，组成怪异的想象和明艳的光芒，在铅灰的底色上，在毫无表情的人流中。我想我找到了一种充满，我在画的旁边写上莫名的字句，就如十年前那个盲眼的疯子说的那样。
我没有失明，我只是不再记得自己是谁，不记得自己的年纪，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去哪里。
我合上素描本，前面是斑斓色彩勾勒的一个个地下铁月台和列车，以及行色匆匆而又漫无目的的人们。而最后一张素描，是我十年前遇到那个疯子的地铁口，那一天和今天一样下着雨，那一天我也弄湿了衣服。
湿透的衣服，总会干的。
我把这幅画送给他，也送给自己，在地下铁中画过的十年。
——几米《地下铁》
我站在地下铁人口，天上下着毛毛雨。我感觉到身上的衣服湿了，我没带伞。
我坐下来，在潮湿的水泥台阶上，我讨厌这感觉，冰凉的台阶又冷又硬，湿湿的往我裤子上贴。但是我喜欢雨天，尤其是这样细细的雨，透过雨看到的世界光影和其他时候都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就会明白莫奈的画里那种印象派特有的色彩和光线。
旁边乞讨的老头在我左边摇动叮当作响的老旧搪瓷杯，他保持这个姿态很久了，就像我抱着背包坐了很久。从早高峰到人烟稀少，再到下午晚高峰重新把这里变成一条流水线，运送着一波一波相似匆忙的人。
这一切和十年之前，十年之后，都没有什么分别。没有什么所谓的新一代的风貌，也没有什么老一代的退后，有的只是渐变如调色盘上从黑到白从深到浅的一种渐进。
我看了看表，十点二十分，下雨的天空灰白。从包里掏出素描本和4B铅笔，翻开本子，找了张空白的纸开始画画。
素描是一切绘画的基础，这个所有人都知道，就像一种常识，但是所有人都会用一种貌似非常懂行的口气说， “哦，素描是所有画画的基础呢。”
他们往往把素描当作一种机械化的训练，就像盖房子之前所必需的打地基的工作，无聊但是必须。对大多数人，甚至也包括学艺术的人，素描都不是作为一种艺术出现的，而只有水粉、油画、雕塑，这样的东西，才可以称之为“艺术”。
只有有色彩的东西才是艺术。
“我们何其幸运，无法确知自己身处在什么样的世界中。”画着马路对面的地铁口，我忽然脑子里蹦出了这样一句话。
是辛波斯卡的诗。
今年是第几年？我不记得了，我从十年前就不再数自己的年纪，不是因为所谓的“看破红尘”，也不是因为所谓的“看轻生命”，只是因为，年纪只是我以“人”这样一种生命形态，被这样一个社会或者历史体系所赋予的一个计算符号。
就如同对待素描的态度，人们往往会将“年纪”与“智慧”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直以来“老年人最有智慧”的定论。
而同时，他们也往往抱着自己是世界中心的想法，对于周围的人表示着不屑或者是处于不屑的怜悯，以此来彰显自己“人上人”的地位，满足自己的某种心理需求。
所谓的慈善，所谓的舍己为人。
排线被轻轻抹开，晕成下雨时特有的朦胧感。
收起本子，我起身走进地下铁人口。列车呼啸而过停靠在站台边晦暗不明的铁轨上。车门打开，我走进去，车厢里空空荡荡。
我也曾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和许多人一起挤地铁，然而我并不赶着在某一站下车或者上车。我习惯于独处和自言自语，幻想一个人在城市里，漫无目的地游走。我抱着画本坐在地铁口，用铅笔涂抹这个灰色的城市。没有颜色，没有激情，没有花朵和云彩，只有一列列地下铁蜿蜒着呼啸而过，如同流水线在运送着一集装箱一集装箱充满膨胀着苍白欲望和野心勃勃的机器。
“你卖画吗？”常常有人这么问我，有本地人，自以为是地认为我画画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有外来的游客，想要从这和所有地方一样的城市带走一些这里的东西来证明曾经来过。
“不，我不卖画。”我对着那些准备掏钱包的男人、那些摆了pose想让我画她们的女人们说。 列车行驶在黑暗的隧道，地下的共鸣声像一种音乐，单调重复着高频的音律，像这个城市和这里的人一样单调和乏味。他们经历着一连串的变化，以年份为单位被赋予着不同的角色。就像孔子在两千年前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一样，以一种既定的规律运转和变化着，并且以为这就是生命的真谛。
生命，这个美丽的字眼，我忽然想起，十年前我和一个人的对话。我们坐在月台上，看着列车飞驰而过。
“你知道为什么乌鸦像写字台吗？”他问
“什么？”我觉得这是个疯子，从素描本中抬头，他没有看我，带着墨镜的眼睛望向铁轨的方向。我看到了他手里红白相间的盲杖。
“名叫‘乌鸦广场’的那一站，既没有乌鸦，也没有广场。”他仍不看我，自顾说着。
我没有接话，我觉得他真的疯了，但我并没有产生任何的怜悯。我只是低头继续画我的画，画上的地下铁很快就要完工了。
“天使在地下铁人口，和我说再见的那年，我渐渐看不见了。”他站起身，往月台深处走去。
“什么时候？”我收起画本，把笔放回笔袋里，将可塑橡皮捏成一团。
“十年前。”他不回头，盲杖敲在地上发出冷冷如日光灯的声音。
列车停下，车门打开，我走进去，车厢里空空荡荡。我抬手看了看表，是下午三点二十七分。我把双肩包抱在胸前，低头闭目养神。然后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所有的地下铁都连在一起，我从一个陌生的小站出发，到另一个小站，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来自于哪里，我忘记了自己的年纪，甚至不记得自己是谁。梦里的车站仿佛是梵高的画铺满了月台的墙壁，夸张的图案和高饱和度的色彩让人有种不真实的眩晕感。我梦见那个名叫“星月”的车站，真的有一个月亮在发光，也梦见列车穿越白垩纪的土层，我看到恐龙巨大而可笑的骨骼。
伴随着整个梦境，幽静的车站中，有人在窃窃私语。
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眼睛，阳光从车窗外照在我的脸上，列车停在地上，车厢里空无一人。旁边的站牌上写着“乌鸦广场”四个字。
我起身出站，在那个地下铁口坐到夕阳西下，我发现日落的天边像《向日葵》的色谱。
我开始画彩色，在各种奇异的空间结构里填充颜色，组成怪异的想象和明艳的光芒，在铅灰的底色上，在毫无表情的人流中。我想我找到了一种充满，我在画的旁边写上莫名的字句，就如十年前那个盲眼的疯子说的那样。
我没有失明，我只是不再记得自己是谁，不记得自己的年纪，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去哪里。
我合上素描本，前面是斑斓色彩勾勒的一个个地下铁月台和列车，以及行色匆匆而又漫无目的的人们。而最后一张素描，是我十年前遇到那个疯子的地铁口，那一天和今天一样下着雨，那一天我也弄湿了衣服。
湿透的衣服，总会干的。
我把这幅画送给他，也送给自己，在地下铁中画过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