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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群众与权力》
作者：【德】埃利亚斯·卡内提 译者：冯文光等
出版单位：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年1月 定价：39.8元
参考书籍：【法】古斯塔夫·勒旁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 定价：14元
勒旁的《乌合之众》和卡内提的《群众与权力》这两本书基本上说的是同一件事情：“群众”实在是一个可怕的东西。一直翻译民主理论书籍的冯克利先生为《乌合之众》中文版写的序，题目就是《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本世纪，独裁者、专制者利用群众导致的悲剧既发生在欧洲，也发生在亚洲。文革离开我们才20多年，但那种时而广场狂欢、时而开会批斗的梦魇还仿佛只是在昨天。
现在在思想界，有一个比较常用的词来反映这种我们对“群众”延续到现在的恐惧：多数人的暴政。《青年参考》记者报道武汉女大学生涉及色情行业，最后几乎被学生和网友吐沫淹死。但当这位记者被开除的时候，就有人提醒大家，这是多数人的暴政；甚至孙志刚案件的护工和打人者被判处极刑的时候，也有人呼吁反对多数人的暴政。当然，在我看来，这些过头的事件顶多是有人打着群众的名义做事。和我们对“文革”的反思相通的是，在这两本关于群众的书中，提醒我们注意的与其说是群众本身，还不如说是警惕对群众的利用。
对“群众”、对“多数人的暴政”的恐惧甚至成为了90年代以来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底线。这也蛮奇怪的，文革后10年内没有过这种反思，然而仿佛突然间就有人开始反思了。
在中世纪的欧洲，确实曾出现过基督教徒为了对基督更大的崇拜而烧死了无数异教徒和宗教改革派，甚至各宗教改革派之间也发生过加尔文对卡斯特利奥的迫害（见茨威格《异端的权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12月），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断头台，同样记录着罗伯斯庇尔派发动的红色恐怖（见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9月）。这些被无数暴力行动损害的世纪，都成为资本主义新教伦理一再反思的对象。马克斯·舍勒1914年的著作《道德建构中的怨恨》（收入刘小枫编校的《价值的颠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4月），描绘了这种群众怨恨的由来，它起始于不公正处境引来的伤害，因生存的无力，使情绪不得发泄而产生的一种自我毒害的心态。这种怨恨，是仇恨、嫉妒、幸灾乐祸等不良情感的综合，又在程度上高于它们——它并不产生于某一特定、具体的诱因，也不随特定诱因的消失而消失，它是一种更加持久、更加盲目的心态。在本次SARS事件中曾发生的北京人在外地的遭遇，除去对疫情本身的恐惧，也未尝没有一种不良情绪的作祟：不管你是哪里人，人人都有“权利”与北京人相比，而事实上又不能相比，事实是，正如老舍先生早就说过的那样：是条狗，也要托生在北京城。
然而，如果因此而对群众提出警惕，则这种反思不但矫情，而且和贵族对贱民的歧视一样丧失最起码的现代道德判断。王小波把中国的老百姓称为沉默的大多数，人们曾经寄希望于网络所带来的力量，在SARS和孙志刚事件中，它确实起到了正面作用，但随即就有李希光教授呼吁以真名制打散网民成为群众的可能性（群众的一个特点就是匿名），你还对群众恐惧，这个恐惧是不是来自决定你脑袋的屁股？
把吐沫抹在手指上，就能感觉到风向。知识分子如果把“正义”这个凭手指就能感觉到的东西都化解在形式主义的逻辑分析中，那这种装傻能有什么结果？越是无视社会已有的不公，越是掩盖迭起的矛盾，越是在迎接未知的悲剧。
在一个每个人都能正常表达自己意见并得到政府认真重视的社会中，群众才不可怕。既然中国犬儒的知识分子害怕不稳定，那么不如我们一起倾听声音，努力呼吁信息的公开和双向流动。这才是可能正确的方向。如果认为这种呼吁都会导致害怕的事情发生，那么就干脆自己吓死自己算了。
作者：【德】埃利亚斯·卡内提 译者：冯文光等
出版单位：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年1月 定价：39.8元
参考书籍：【法】古斯塔夫·勒旁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 定价：14元
勒旁的《乌合之众》和卡内提的《群众与权力》这两本书基本上说的是同一件事情：“群众”实在是一个可怕的东西。一直翻译民主理论书籍的冯克利先生为《乌合之众》中文版写的序，题目就是《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本世纪，独裁者、专制者利用群众导致的悲剧既发生在欧洲，也发生在亚洲。文革离开我们才20多年，但那种时而广场狂欢、时而开会批斗的梦魇还仿佛只是在昨天。
现在在思想界，有一个比较常用的词来反映这种我们对“群众”延续到现在的恐惧：多数人的暴政。《青年参考》记者报道武汉女大学生涉及色情行业，最后几乎被学生和网友吐沫淹死。但当这位记者被开除的时候，就有人提醒大家，这是多数人的暴政；甚至孙志刚案件的护工和打人者被判处极刑的时候，也有人呼吁反对多数人的暴政。当然，在我看来，这些过头的事件顶多是有人打着群众的名义做事。和我们对“文革”的反思相通的是，在这两本关于群众的书中，提醒我们注意的与其说是群众本身，还不如说是警惕对群众的利用。
对“群众”、对“多数人的暴政”的恐惧甚至成为了90年代以来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底线。这也蛮奇怪的，文革后10年内没有过这种反思，然而仿佛突然间就有人开始反思了。
在中世纪的欧洲，确实曾出现过基督教徒为了对基督更大的崇拜而烧死了无数异教徒和宗教改革派，甚至各宗教改革派之间也发生过加尔文对卡斯特利奥的迫害（见茨威格《异端的权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12月），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断头台，同样记录着罗伯斯庇尔派发动的红色恐怖（见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9月）。这些被无数暴力行动损害的世纪，都成为资本主义新教伦理一再反思的对象。马克斯·舍勒1914年的著作《道德建构中的怨恨》（收入刘小枫编校的《价值的颠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4月），描绘了这种群众怨恨的由来，它起始于不公正处境引来的伤害，因生存的无力，使情绪不得发泄而产生的一种自我毒害的心态。这种怨恨，是仇恨、嫉妒、幸灾乐祸等不良情感的综合，又在程度上高于它们——它并不产生于某一特定、具体的诱因，也不随特定诱因的消失而消失，它是一种更加持久、更加盲目的心态。在本次SARS事件中曾发生的北京人在外地的遭遇，除去对疫情本身的恐惧，也未尝没有一种不良情绪的作祟：不管你是哪里人，人人都有“权利”与北京人相比，而事实上又不能相比，事实是，正如老舍先生早就说过的那样：是条狗，也要托生在北京城。
然而，如果因此而对群众提出警惕，则这种反思不但矫情，而且和贵族对贱民的歧视一样丧失最起码的现代道德判断。王小波把中国的老百姓称为沉默的大多数，人们曾经寄希望于网络所带来的力量，在SARS和孙志刚事件中，它确实起到了正面作用，但随即就有李希光教授呼吁以真名制打散网民成为群众的可能性（群众的一个特点就是匿名），你还对群众恐惧，这个恐惧是不是来自决定你脑袋的屁股？
把吐沫抹在手指上，就能感觉到风向。知识分子如果把“正义”这个凭手指就能感觉到的东西都化解在形式主义的逻辑分析中，那这种装傻能有什么结果？越是无视社会已有的不公，越是掩盖迭起的矛盾，越是在迎接未知的悲剧。
在一个每个人都能正常表达自己意见并得到政府认真重视的社会中，群众才不可怕。既然中国犬儒的知识分子害怕不稳定，那么不如我们一起倾听声音，努力呼吁信息的公开和双向流动。这才是可能正确的方向。如果认为这种呼吁都会导致害怕的事情发生，那么就干脆自己吓死自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