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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国情和传统文化背景下，关系貌似比规则重要，不仅包括个人关系还包括组织关系。在证券市场中，腐败往往源于组织关系的混乱，定位不清导致主体职责交叉或者不明，角色利益互相依赖必然促成或明或暗的各种“合作”。
证监会和交易所之间关系“剪不清”，交易所和会员券商之间关系“理还乱”。监管与被监管之间界限模糊，权力与职责存在谈判和交易空间，主体设立之时最初的制度“美好”，往往被资源掌控者抛诸脑后；“培育市场和保护投资”的本质目标渐行渐远，私下的个人“合作共赢”大肆其道，自我定位不清、立场不坚定者往往会在混沌的金钱流下逐渐迷失自我，部分人赢得了膨胀的私利，输掉的却是市场秩序和投资者的热情。
市场主体定位问题，一方面体现为规则和理念上没有厘清行政监管与自律监管的区别与联系，另一方面是实践中组织关系的制度空间留有巨大的寻租余地。规则上的主体定位失准，导致客观上存在腐败滋生的漏洞，主体之下的个人道德导致腐败的猖獗。
腐败往往被认为是个人道德沦丧、信仰缺失，从规制层面来说，道德约束固然重要，但有效手段应当是法律规制。英国学者弗兰克·G·马德森将腐败视为“社会毒瘤”，认为腐败发源于社会群体内的人际关系中，反腐败唯一可行的路径在于由法律（而非道德）来界定腐败。世界银行也同意如下看法：腐败必须是官僚化或具有官僚化表现出的技术特性，而不是道德问题。
证券市场的腐败问题治理的核心应是从规则到理念正确厘定各级主体地位，包括证监会、交易所、交易商甚至政府等主体应当秉持自身操守，扮演好良法制定的角色，不越位、不缺位、不移位，在科学的游戏规则内各司其职，个人不节外生枝，腐败自然就没有藏身之所。
市场活动中监管者缺位
中国证监会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2013年，证监会共集中调查内幕交易案件近达800件，占案件调查总量的52%，而且，近年内幕交易立案案件和行政处罚的人数都呈现增长态势。接连的业内大腕被查使得市场规则扑朔迷离，大幅波动的股市背后更是隐藏着大量的黑色行为，一時民怨沸腾，游戏规则再次置于风口浪尖。股价的波动无法反映真实经济水平的市场，就是失败的、不成熟的市场。三大典型证券违法行为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热点也是打击重点，是行情低迷时被声讨的罪魁祸首。
证券市场腐败行为具有专业性和隐蔽性，最大制度的诱因就是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虚假陈述会影响股票价格，但是具有个别性和短暂性，不会对整个市场产生本质影响，也相对好查。而内幕交易是暗地进行的，不会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是个人利用内幕信息谋取市场利益，但是操纵市场会对整个市场产生影响，会直接在短时间内造成股价的波动，误导市场走向。它们对市场和投资者利益的损害是巨大的，严重阻碍证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形式上的监管主体或者说是核心资源的知情者，性质上属于规则的制定者，却在市场活动中同时成为了游戏的参与者，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那么市场就成为了无辜的受害者，市场资源掌控者就成为了公共利益的侵蚀者，监管资源控制区就成为腐败的高发区。
监管者不是没有，而是应然意义上的监管者在制度上和实践中难以存在。规则制定者以参与者身份进入市场活动或者参与者获取到规则制定信息，主体资源交叉，身份混同，市场自然就演变为一场谋取个人利益的狂欢。作为行政监管者的证监会不是权力有限，而是权力过大，在某些具有准司法权性质的查处和惩罚职能上稍欠规范便会沦为寻租对象。
英国著名学者阿克顿曾经说过，“权力产生于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监管权力过大导致的监管者缺位有两层含义，一是监管权被寻租，即权力被用来交易以谋取部分人的利益，而缺少监管者的“监管者”，监管行为本身得不到有效规范，只要没有最终可靠的监管者就会存在权力寻租；二是监管者力不从心，证监会几乎承担了证券市场所有的监管职能，包括对自律监管和社会监管的“监管”，监管边界被无限扩大，市场活动中的隐蔽违法行为往往难以及时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市场主体的各种交叉任职带来个人工作水平提升的同时也往往滋生了复杂的个人关系网，个人的圈内资源无限集聚，进一步影响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组织关系。监管者所应当具有的公权威严逐渐演变为形式上的互相讨好，进而导致监管者的角色淡化，更多的公权使命沦为主体之间或个人利益的交易。
中信案背后的权力越位
今年九月底，中信证券因内部交易以及操纵市场等问题深陷泥潭，据悉，中信证券已有11人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中信证券最高管理机构的执行委员会中就有四名高管卷入，占中信证券高层人数的一半，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中信证券及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均列入负面观察清单。
据媒体推测，在前期参与救市计划中，中信高管被指参与内幕交易和泄露内幕信息，非法牟利之外更是攻击“股市软肋”。中信成为了股市低迷的“出头鸟”，也许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其他券商依然没有收回违法之手，在市场信心备受打击之时杀鸡儆猴也仅是无奈之举，暴露的是市场规制本质上的无力与监管水平的低效。
除此之外，中信证券还因旗下子公司浙江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权转让陷入操纵国有资产转让的漩涡。根据报道细节，转让竞价条件设坑，为操纵交易量身定制特殊化条件；各方领导出面“打招呼”干扰正常投标竞价；交易所放权，资格审核完全交给出让方中信子公司。这实质上是将国有资产的操纵交易形式合法化，不仅侵害了合格竞标者的公平交易权，还会导致国有资产的侵占和流失。如果事件调查结果确实如此，那就真是令人大跌眼镜，权力践踏和公平公正被亵渎至此实乃市场羞辱与悲哀。
如果交易所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不能确保公平交易，默许转让方的不公平的交易条件，在与转让方达成一致的条件下将本该自己履行的审核权实质上下放给招标方，利用自身的平台权力干扰市场的正常交易，会造成实质上的国有资产低价转让，国家和人民利益被中饱私囊。权力滥用导致监管越位，钱权交易的腐败背后是公平与正义的践踏，权力主体擅自干预不该管的“奶酪”，极易迷失自我和方向。权力拥有者不正当干扰交易，滥用公权，徇私舞弊，导致腐败丛生。权力主体如果没能严于律己，不认清自己的职责所在和存在的价值目标，势必会令市场乱象林立、滋生黑暗。 政府信用移位
证券市场上政府的角色定位对腐败的治理从制度防范上具有重要意义。证券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一直以来都存在“刚性兑付”的魔咒，尽管近年接连出了债券违约事件，如“11超日债”“中科云网（原湘鄂情）”等，但最终还是以政府出面解决化险为夷而结束，债券市场已经形成了政府兜底的扭曲怪象。
市场主体经常假借政府信用从事高风险投机，本质上是侵占了国家的信用利益，获取市场上的腐败利益。一个成熟的市场应当允许正常的风险释放，市场参与主体的正常进入和被淘汰退出应是市场的常态，在经济转轨的特殊发展时期下政府无形间已经成为了市场风险的保障者。
证券市场中政府作用的显性化会导致政府信用移位，本该由市场主体自身承受的风险应由其自身承担。政府信用具有可靠性和长期性，其被假借导致经济风险被市场主体无限放大，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铤而走险、欺瞒投资者，违规从事大量高风险交易，交易所与证券交易商中的个人利用主体关系消耗政府担保信用换取投机暴利，扩大市场风险，腐败自然丛立。
政府信用不应当为市场风险担保，市场其他主体（交易商和投资者）皆抱有政府兜底的心态，都不能正确认识自身所处市场地位。客观上的风险与收益不匹配，扭曲的投资定价机制导致市场不能健康发展，别有用心的主体自然有机可乘。其他主体不能滥用假借，投资者更不能以政府信用为要挟博取市场同情。
当前，政府应力图破除兜底形象，注意市场信号的释放。证券市场风险当然不宜放任市场自我消化，政府的危机解决作用要有，但要注意体现形式。美国对危机的处置体现了政府的重要作用，但不会给市场一种兜底的误解，其以对风险处置“关照”的姿态参与具体的防范與救援措施，包括提供充分的咨询建议机构、构建平等便捷的沟通平台等，必要时对市场主体的自治条款加以限制，并且坚持公共利益和投资者保护等原则。政府的作用，应当以“协商人”的角色参与证券市场活动而不是决定者，市场自身就是调节器，证监会的行政监管起总调控作用，自律监管机构作为行政监管对象的同时也应履行自我调节职能。证监会与交易所、证券业协会和其他自律组织机构应当是“分存制约”关系而不是“共生”关系，“共生”下的相互利益依赖和信用混同是导致证券市场腐败的罪魁祸首。
主体定位从我做起的决心与信心
证券市场的腐败“利益”来源于国有资产和公众投资，最终受害者是以投资者为核心的广大人民群众。证监会主席助理被查也从事实上证明监管者本身也需要被监管，而监管效率和水平应体现为规则的科学性。从制度上做到各司其职、界限分明，各方秉持自身应有姿态参与市场活动，在整个市场规制链条中，并无太大权力寻租空间和道德徘徊余地，可以大大减少权力寻租空间和政府信用被借用的余地，市场清晰的监管路径可以消灭不少腐败温床。
在治贪治腐和市场受挫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市场资源充足，朝气蓬勃，我们应当为市场的及时纠偏喝彩，为治理的决心备受鼓舞，也对市场的未来满怀期待，因为我们依然保持着清晰的头脑和勇往直前的魄力！
市场要做的，是从我做起，满怀信心和决心。监管者首先应当自立清风，应当拥有超越世俗的监管自信和决心；权力拥有者应当管好自己的“手”，不越界，从制度上实现没有侵蚀市场的空间；政府应当管好信用不被借用滥用，应当拥有“波澜不惊”的情怀，市场的麻烦让市场自我消化，树立健康权威的守护者形象而不是保姆的姿态。
证券市场上的腐败治理必须得以清晰厘定各主体地位为前提，从证监会的行政监管到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的自律监管要有所区别，职能界限和角色态度当条分缕析，从规则层面予以确定，再灌输主体至理念层面。各自主体应当秉持监管与被监管的本质操守，遵从培育市场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唯一目的，才能保持行业清风，市场明亮。
定位总方向应是平衡角色职能和统一主体目标，即以培育市场信心为目标，通过矫正市场定价机制，培养投资者素质，实现投资者保护；主体分工为基础、各司其职为保障，以行政指导为主导，市场主体慎重构建“合作”模式；以市场化、法治化的角色构建为路径，将腐败从法律规制上消除。相信准确明晰的主体定位会是市场的高效防腐剂，当然，市场角色实践还有很多艰难的路要走。
证监会和交易所之间关系“剪不清”，交易所和会员券商之间关系“理还乱”。监管与被监管之间界限模糊，权力与职责存在谈判和交易空间，主体设立之时最初的制度“美好”，往往被资源掌控者抛诸脑后；“培育市场和保护投资”的本质目标渐行渐远，私下的个人“合作共赢”大肆其道，自我定位不清、立场不坚定者往往会在混沌的金钱流下逐渐迷失自我，部分人赢得了膨胀的私利，输掉的却是市场秩序和投资者的热情。
市场主体定位问题，一方面体现为规则和理念上没有厘清行政监管与自律监管的区别与联系，另一方面是实践中组织关系的制度空间留有巨大的寻租余地。规则上的主体定位失准，导致客观上存在腐败滋生的漏洞，主体之下的个人道德导致腐败的猖獗。
腐败往往被认为是个人道德沦丧、信仰缺失，从规制层面来说，道德约束固然重要，但有效手段应当是法律规制。英国学者弗兰克·G·马德森将腐败视为“社会毒瘤”，认为腐败发源于社会群体内的人际关系中，反腐败唯一可行的路径在于由法律（而非道德）来界定腐败。世界银行也同意如下看法：腐败必须是官僚化或具有官僚化表现出的技术特性，而不是道德问题。
证券市场的腐败问题治理的核心应是从规则到理念正确厘定各级主体地位，包括证监会、交易所、交易商甚至政府等主体应当秉持自身操守，扮演好良法制定的角色，不越位、不缺位、不移位，在科学的游戏规则内各司其职，个人不节外生枝，腐败自然就没有藏身之所。
市场活动中监管者缺位
中国证监会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2013年，证监会共集中调查内幕交易案件近达800件，占案件调查总量的52%，而且，近年内幕交易立案案件和行政处罚的人数都呈现增长态势。接连的业内大腕被查使得市场规则扑朔迷离，大幅波动的股市背后更是隐藏着大量的黑色行为，一時民怨沸腾，游戏规则再次置于风口浪尖。股价的波动无法反映真实经济水平的市场，就是失败的、不成熟的市场。三大典型证券违法行为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热点也是打击重点，是行情低迷时被声讨的罪魁祸首。
证券市场腐败行为具有专业性和隐蔽性，最大制度的诱因就是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虚假陈述会影响股票价格，但是具有个别性和短暂性，不会对整个市场产生本质影响，也相对好查。而内幕交易是暗地进行的，不会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是个人利用内幕信息谋取市场利益，但是操纵市场会对整个市场产生影响，会直接在短时间内造成股价的波动，误导市场走向。它们对市场和投资者利益的损害是巨大的，严重阻碍证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形式上的监管主体或者说是核心资源的知情者，性质上属于规则的制定者，却在市场活动中同时成为了游戏的参与者，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那么市场就成为了无辜的受害者，市场资源掌控者就成为了公共利益的侵蚀者，监管资源控制区就成为腐败的高发区。
监管者不是没有，而是应然意义上的监管者在制度上和实践中难以存在。规则制定者以参与者身份进入市场活动或者参与者获取到规则制定信息，主体资源交叉，身份混同，市场自然就演变为一场谋取个人利益的狂欢。作为行政监管者的证监会不是权力有限，而是权力过大，在某些具有准司法权性质的查处和惩罚职能上稍欠规范便会沦为寻租对象。
英国著名学者阿克顿曾经说过，“权力产生于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监管权力过大导致的监管者缺位有两层含义，一是监管权被寻租，即权力被用来交易以谋取部分人的利益，而缺少监管者的“监管者”，监管行为本身得不到有效规范，只要没有最终可靠的监管者就会存在权力寻租；二是监管者力不从心，证监会几乎承担了证券市场所有的监管职能，包括对自律监管和社会监管的“监管”，监管边界被无限扩大，市场活动中的隐蔽违法行为往往难以及时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市场主体的各种交叉任职带来个人工作水平提升的同时也往往滋生了复杂的个人关系网，个人的圈内资源无限集聚，进一步影响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组织关系。监管者所应当具有的公权威严逐渐演变为形式上的互相讨好，进而导致监管者的角色淡化，更多的公权使命沦为主体之间或个人利益的交易。
中信案背后的权力越位
今年九月底，中信证券因内部交易以及操纵市场等问题深陷泥潭，据悉，中信证券已有11人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中信证券最高管理机构的执行委员会中就有四名高管卷入，占中信证券高层人数的一半，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中信证券及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均列入负面观察清单。
据媒体推测，在前期参与救市计划中，中信高管被指参与内幕交易和泄露内幕信息，非法牟利之外更是攻击“股市软肋”。中信成为了股市低迷的“出头鸟”，也许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其他券商依然没有收回违法之手，在市场信心备受打击之时杀鸡儆猴也仅是无奈之举，暴露的是市场规制本质上的无力与监管水平的低效。
除此之外，中信证券还因旗下子公司浙江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权转让陷入操纵国有资产转让的漩涡。根据报道细节，转让竞价条件设坑，为操纵交易量身定制特殊化条件；各方领导出面“打招呼”干扰正常投标竞价；交易所放权，资格审核完全交给出让方中信子公司。这实质上是将国有资产的操纵交易形式合法化，不仅侵害了合格竞标者的公平交易权，还会导致国有资产的侵占和流失。如果事件调查结果确实如此，那就真是令人大跌眼镜，权力践踏和公平公正被亵渎至此实乃市场羞辱与悲哀。
如果交易所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不能确保公平交易，默许转让方的不公平的交易条件，在与转让方达成一致的条件下将本该自己履行的审核权实质上下放给招标方，利用自身的平台权力干扰市场的正常交易，会造成实质上的国有资产低价转让，国家和人民利益被中饱私囊。权力滥用导致监管越位，钱权交易的腐败背后是公平与正义的践踏，权力主体擅自干预不该管的“奶酪”，极易迷失自我和方向。权力拥有者不正当干扰交易，滥用公权，徇私舞弊，导致腐败丛生。权力主体如果没能严于律己，不认清自己的职责所在和存在的价值目标，势必会令市场乱象林立、滋生黑暗。 政府信用移位
证券市场上政府的角色定位对腐败的治理从制度防范上具有重要意义。证券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一直以来都存在“刚性兑付”的魔咒，尽管近年接连出了债券违约事件，如“11超日债”“中科云网（原湘鄂情）”等，但最终还是以政府出面解决化险为夷而结束，债券市场已经形成了政府兜底的扭曲怪象。
市场主体经常假借政府信用从事高风险投机，本质上是侵占了国家的信用利益，获取市场上的腐败利益。一个成熟的市场应当允许正常的风险释放，市场参与主体的正常进入和被淘汰退出应是市场的常态，在经济转轨的特殊发展时期下政府无形间已经成为了市场风险的保障者。
证券市场中政府作用的显性化会导致政府信用移位，本该由市场主体自身承受的风险应由其自身承担。政府信用具有可靠性和长期性，其被假借导致经济风险被市场主体无限放大，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铤而走险、欺瞒投资者，违规从事大量高风险交易，交易所与证券交易商中的个人利用主体关系消耗政府担保信用换取投机暴利，扩大市场风险，腐败自然丛立。
政府信用不应当为市场风险担保，市场其他主体（交易商和投资者）皆抱有政府兜底的心态，都不能正确认识自身所处市场地位。客观上的风险与收益不匹配，扭曲的投资定价机制导致市场不能健康发展，别有用心的主体自然有机可乘。其他主体不能滥用假借，投资者更不能以政府信用为要挟博取市场同情。
当前，政府应力图破除兜底形象，注意市场信号的释放。证券市场风险当然不宜放任市场自我消化，政府的危机解决作用要有，但要注意体现形式。美国对危机的处置体现了政府的重要作用，但不会给市场一种兜底的误解，其以对风险处置“关照”的姿态参与具体的防范與救援措施，包括提供充分的咨询建议机构、构建平等便捷的沟通平台等，必要时对市场主体的自治条款加以限制，并且坚持公共利益和投资者保护等原则。政府的作用，应当以“协商人”的角色参与证券市场活动而不是决定者，市场自身就是调节器，证监会的行政监管起总调控作用，自律监管机构作为行政监管对象的同时也应履行自我调节职能。证监会与交易所、证券业协会和其他自律组织机构应当是“分存制约”关系而不是“共生”关系，“共生”下的相互利益依赖和信用混同是导致证券市场腐败的罪魁祸首。
主体定位从我做起的决心与信心
证券市场的腐败“利益”来源于国有资产和公众投资，最终受害者是以投资者为核心的广大人民群众。证监会主席助理被查也从事实上证明监管者本身也需要被监管，而监管效率和水平应体现为规则的科学性。从制度上做到各司其职、界限分明，各方秉持自身应有姿态参与市场活动，在整个市场规制链条中，并无太大权力寻租空间和道德徘徊余地，可以大大减少权力寻租空间和政府信用被借用的余地，市场清晰的监管路径可以消灭不少腐败温床。
在治贪治腐和市场受挫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市场资源充足，朝气蓬勃，我们应当为市场的及时纠偏喝彩，为治理的决心备受鼓舞，也对市场的未来满怀期待，因为我们依然保持着清晰的头脑和勇往直前的魄力！
市场要做的，是从我做起，满怀信心和决心。监管者首先应当自立清风，应当拥有超越世俗的监管自信和决心；权力拥有者应当管好自己的“手”，不越界，从制度上实现没有侵蚀市场的空间；政府应当管好信用不被借用滥用，应当拥有“波澜不惊”的情怀，市场的麻烦让市场自我消化，树立健康权威的守护者形象而不是保姆的姿态。
证券市场上的腐败治理必须得以清晰厘定各主体地位为前提，从证监会的行政监管到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的自律监管要有所区别，职能界限和角色态度当条分缕析，从规则层面予以确定，再灌输主体至理念层面。各自主体应当秉持监管与被监管的本质操守，遵从培育市场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唯一目的，才能保持行业清风，市场明亮。
定位总方向应是平衡角色职能和统一主体目标，即以培育市场信心为目标，通过矫正市场定价机制，培养投资者素质，实现投资者保护；主体分工为基础、各司其职为保障，以行政指导为主导，市场主体慎重构建“合作”模式；以市场化、法治化的角色构建为路径，将腐败从法律规制上消除。相信准确明晰的主体定位会是市场的高效防腐剂，当然，市场角色实践还有很多艰难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