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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冷战结束意味着东亚地区原有的主要由美国推动建立的外发型秩序开始解体，区内国家开始在地区秩序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中国在和平状态下的经济崛起不仅导致在东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区内经济两强并立的局面，而且更从根本上突破了原有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使得东亚地区由外发型秩序向内生型秩序过渡。虽然从长远来看，内生型秩序在建构区内和平稳定方面要优于外发型秩序，但在秩序转型期间，两种秩序在本地区的竞争却产生了更多全新的问题。而作为两种不同秩序的推动者，美国和中国在本地区存在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东亚地区秩序无法平顺转型的动因所在。
关键词：内生型秩序;外发型秩序;核心国家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1）０4－0042－07
一、内生型秩序与外发型秩序
哈耶克把人类社会分为两种：内生秩序和外发秩序。前者指的是市场经济依靠市场主体自身的能动性来形成牢固的利益、市场、权利和法律体系；而后者指的是市场经济秩序是被外力（如政府权力）强行建立起来的[1](p.9)。外发、内生两种秩序对秩序内部的市场主体以及秩序外部的政府权力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在欧洲市场经济形成的过程中，作为内生型秩序（endogenous order）的市场扮演了核心的角色，而作为外发型秩序（exogenous order）的国家只进行了必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动的介入。但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市场经济都是一种外来的产物，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多为国家改革人为推动。许多后起的现代化国家都走了这条道路，这些靠政府动力建立起来的外发型市场经济与欧美的内生型市场经济有着显著的不同。
本文试图在国际政治的范畴内引入内生型秩序（endogenous order）和外发型秩序（exogenous order）的概念，以更好地理解某种地区秩序及格局。也就是说，按照塑造国际秩序的动力来源不同，地区性的国际秩序也可分为内生型秩序与外发型秩序两种。对于内生型国际秩序来说，塑造地区秩序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区内国家；而外发型秩序则主要由区外力量承担了塑造秩序者的角色。除了提供地区秩序形成的动力不同外，内生型地区秩序与外发型地区秩序还可做更多有意义的区分：
内生型地区秩序主要是根据本地区国家的特性、法规、历史、习惯和默契而形成的，大多为历史形成，倾向于力量上的平衡与尊重传统。外发型秩序主要是根据外来的法律、法规而形成的，实力推动的过程较为明显。如朝鲜半岛在冷战期间形成的韩朝对抗的局面，就是由美国和苏联的全球对抗所导致的，并成为两大集团全球对抗的一个组成部分。
内生型秩序虽然也经过多方的角力才形成，其间也冲突不断，但由于这些本地国家在相互争斗的同时也在进行多种形式的交流，因此他们最终的同质性要大于他们的差异性，彼此之间也更能理解。欧洲的联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使在经过多年的相互冲突之后，欧洲国家仍能放下历史积怨，而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由经济合作、文化交融，而最终建立了政治和法律共同体。而实际上，在欧盟之前，欧洲也不止一次地建立过地区秩序。如韦斯特法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等，这些体系都被欧洲各国广泛承认。如果把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的话，我们会发现，欧洲自己建立秩序的能力是很强的，而且每一次秩序的建立都会维持一百年以上的时间。在此期间，欧洲列强之间保持了大体上的长期和平。
与欧洲的内生型秩序相类似的是中华帝国及其所建构的古代社会东亚体系。不过与欧洲核心国家多元、列强并立不同的是，东亚地区长期以来只有一个核心国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内生型秩序就不可能是像欧洲那样由平等国家谈判而来的“联盟和约体系”，而是以超级强盛的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向心朝贡体系”。但与欧洲相似的是，这种内生型秩序也是以统一的文化圈作为边界。中华帝国不但是一个政治中心，而且在上千年的时间里承担着东亚地区的文化中心和文明输出者的角色。儒家等东方文化所及之处，国际认同也随之建立。
所以，在历史上，内生型秩序因其内生的合理性，相对来说是稳固而可持续的。这和在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中，来自内部的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道理是一样的——自发建立的市场秩序也更加稳固。同样的情形也在历史上出现在内生型的国际秩序中。欧洲的以和约联盟为主要形式的内生型秩序维系了数百年的时间，东亚地区的朝贡体系也有上千年的历史。
但主要由外部势力建立起来的地区秩序与这样的情形有所不同。在经济学中，市场经济也存在外部性，并且这是使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但地区秩序中的外部性不像市场经济那样，主要来自于有组织的政府，而是来自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参与者。在最近的国际关系史上，国际冲突的根本来源就是外发型秩序在世界各地不分国情地强行建立。
在古代和近代历史上，要把一种秩序强加给一个地区，武力和征服是最有效的方法。当西方国家的技术优势转化为经济和军事优势时，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几百年的时间内被拖入一种外发型秩序。在这个外发型秩序建立的几个世纪里，殖民战争、种族屠杀、奴隶贸易成为主题，直至这种动乱局面蔓延至此种秩序的源发地——欧洲本身。而在冷战期间，欧洲国家又都被拖入美苏主导的世界两极格局。欧洲版图和各国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在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安排下实现的。结果是：在近半个世纪内，原本拥有共同文化和传统的欧洲国家之间彼此敌视，成为冷战战场的最前线。甚至原来的欧洲强国德国也被一分为二，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互为对手。
至于完全是由外来力量建立起来的外发型秩序地区——非洲大陆，殖民体系存在的时候，这里是各个殖民国家争夺殖民地的战场；在殖民主义退潮之后，这里又成为战争、内战、动乱、饥荒的策源地。许多国家不但不能在国际秩序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作用，甚至无法控制国内事务，成为失败国家。
对东亚来说，外发型秩序的存在也是本地区许多冲突的根源。殖民时代的东亚各国大多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如中国、韩国等处于主权遭受外来侵害的境地历百年而不止。日本试图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结果因侵害到区内和区外多个国家的利益而被区外的美国强行终止，日本自己也成为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附庸。而在当代，作为东亚地区最不稳定的部分，朝鲜半岛目前冲突的格局，追根溯源，也是由美国和苏联在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界把一个历史上完整的国家划分为彼此对立的两部分所致。主要由外发力量所建立的东亚秩序在近现代历史上以及冷战期间，都处于长期的不稳定状态。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时代到来。在以往的二十年里，通过经济手段把组织秩序和安全秩序混合在市场经济秩序中输出到各个地区，似乎更加顺利。对于国际组织和经济强国来说，金融统御、贸易布局等经济手段取代了军事手段，成为控制全球经济秩序的最有效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其实也是一种外发型的国际经济秩序。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频繁，在增进了相互依赖的同时，也带来了彼此冲突机会的增多。更重要的是，许多国家自身的情况并不能完全配合由外而内的经济秩序输入，也无法完全融入这个外发的世界经济秩序，因而出现了更多的问题。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从长期来看，内生型秩序的动力要强于外发型秩序的动力。如欧洲本来是美国在政治军事上的附属伙伴，而且欧盟国家中无一可与美国对抗，但经过欧洲国家几十年的努力，仍然形成了欧洲统一的态势，为自己建立了新的地区安全秩序、经济秩序，以及政治秩序。而随着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最近的几十年里，东亚地区的文化共同体特性也在显现之中。
但另一方面，外发型秩序并不能被经历过这一秩序的国家轻易抛弃。这不仅是因为推动外发型秩序的国际强权依然强大，更是因为，虽然外发型秩序是外来强权的产物，但其中的很多要素又有可能转化为新的内生性要素。即经过多年的浸润，外发型秩序中的许多规则和法制成为这些国家自己的新的天性，于是又会生发出新的内生秩序的要求。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很多地区的秩序不能断言是纯粹内生或外发的，更多的是一种“混合型秩序”的存在。当然，在这种混合的秩序中，我们仍能总结出其主要的动力和特色是来自于外或生发于内。
二、东亚：从外发型秩序向内生型秩序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东亚地区，是典型的外发型秩序为主的地区。区外的力量（主要是美国等超级大国）成为塑造这一地区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安全秩序的主要力量。
在政治秩序方面，二战前的东亚地区不具备政治上的统一价值观、行为模式和协调机制。在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美国就为这一地区的国际秩序定下了基调：美国主导地区事务，并在东亚寻找代理人。原来美国属意的代理人人选是中国，所以才不遗余力地把本来国力并不具备相应资格的中国推上了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位置。但随着中国内战的爆发和政权更迭，中美之间渐行渐远，在朝鲜战争中两国更是正面为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了扶植日本的努力，通过对日援助、韩战军备订单、代理日本国防、与日本签订双边条约等方式把日本培养为美国在亚洲的伙伴，使美国利益能够在东亚得以间接实现。而另外一个区外大国苏联也不甘示弱，在东亚地区与中国结盟，支持朝鲜对抗美国，在东亚周边的东南亚地区也扶植越南等国家与美国所推动建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相抗衡。这些举措和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安排一起塑造了东亚地区在冷战时期的对抗性格局。原本有着共同文化渊源和认同的东亚国家在意识形态分歧和区外大国的作用下成为彼此相互警惕的对手甚至敌人。
而从经济上看，所谓“亚太经济圈”不像欧盟一样，是一个自觉、主动的经济体系。冷战期间的东亚经济体系不具备自身独立运行的能力，而是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属物。区外大国美国从与东亚国家的交往开始，就注重经济利益的获得。除与日本的贸易外，自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商船来华后，美中之间的经济联系就日益紧密。到180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过欧洲大陆国家对华贸易额的总和[2](pp.5-9)。也是在美国的主导下，东亚国家在经济上彼此分割，贸易等经济往来非常有限。
从安全秩序来看，东亚国家军事自主协调机制缺乏。中日之间、日韩之间龃龉丛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国的政治影响下彼此才相安无事。东亚安全秩序也主要靠区外力量来提供，美国在韩国、日本、东南亚、西太平洋的驻军是东亚地区稳定最重要的力量。特别是日美之间通过安保条约、美韩之间通过长期驻军协议，基本上确立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而这些军事协议的目标大都指向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此外在东亚地区的周边，美国推动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的目的主要也是对付中国和印度支那陆上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所形成的是海上国家（东盟、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等）在美国的支持下与陆上国家（中国、中南半岛大部分国家、朝鲜等）相对抗的东亚秩序。
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出现重大突破之后，东亚的地区秩序又转为美国支持下的中国、日本、东盟等国家在东亚地区制衡苏联扩张的态势。虽然对抗者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但对抗性格局依旧。而这种格局是服务于美国和苏联全球对抗的战略要求的。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才导致原有的东亚秩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东亚地区以区外大国操纵、区内国家对抗为主要形态的外发型秩序开始解体。而区内核心国家的崛起和普通国家的自主选择使得整个地区出现了从外生型秩序向内生型秩序转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
（一）区内自主外交决策的程度提升。
东亚区内自主力量的兴起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在各个方面突破了原来外发型秩序下区外大国的支配。如从20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的“日本可以说不”的政治潮流，80年代和90年代初与美国经济的直接竞争；韩国在朝鲜核危机中不同于日美的态度、韩日并不因同是美国的盟国而削弱彼此间的对立；东盟国家在外交上的“疏美”倾向也有所抬头。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试图采取与前任不一样的对外政策，主动拉近与中国的距离，引起了美国的不满。
而且意味深长的是，区内国家对区外大国的疏远，并不一定是一种政府行为，而更多的是人民的选择，如在东南亚地区的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东亚地区的韩国等，在美国总统布什来访时都以示威、抗议来表达对美国插手地区事务的不满。在东亚民主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这种民间意志迟早会影响到政府意志。中国、日本、东南亚国家，特别是东盟在经济合作、地区安全等方面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上述因素都促进了东亚地区内自主外交的愿望和力量的生成。
（二）区内经济政治发展模式变化。
东亚区内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开始向内生型经济转化，主要表现为，区内产业分工向水平化、网络化方向发展，迫切要求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加强合作关系。而区内各国也选择主动加强经济合作，近年来，区内国家的经济合作不断升级，在东盟与中国、东盟与日本之间都形成了自由贸易区的关系，区内经济进入一个深度融合的阶段，而东盟与中、日、韩之间的定期经济会商也为稳定区内经济秩序起到了良性带动作用。此外，日本学者也还认为，除了签订国际条约并建立FTA关系，可视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制度性”经济融合之外，还有一种即使没有任何正式协议，也没人能够阻止的“实际上的经济融合（de-facto economic integration）”模式[3]。这一点在距离近、互补性最强的日中两国经济联系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并使得中日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得到了良性互动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东亚自身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加强，东亚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多边机制，并且这种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将不可避免地冲击东北亚旧的政治和安全格局。这些都是东亚国家加强自主外交，用自己的力量重塑区内秩序的表现。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地位比较尴尬，美国希望加强它同东北亚军事盟友的关系以确保在这个地区的霸权，联合日韩以遏制中国，阻挠朝鲜半岛的和解进程。但随着东亚经济融合的趋势难以阻拦，美国的分化政策将越来越难以推行[4]。
（三）作为内生型秩序动力的区内核心国家的出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东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加强，并引起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其中，中国GDP占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地区GDP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25%上升到1999年的37%。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占整个东亚的40%[5](p.15)。中国崛起使得区内外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并使得这种秩序的外发型特质受到威胁——半个世纪以来，东亚首次在区内发展出可以超越美国直接支配的国家力量，并且有着重塑地区秩序的愿望。这引起了区内大国与区外大国的结构性矛盾。长久以来中美关系的微妙关系，体现了内生型地区秩序与外发型地区秩序之间长期竞争的存在。
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中国在近年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稳定地区安全形势、平衡地区政治格局、实现经济发展和稳定方面，中国都承担起了核心国家的责任。特别是在经济领域，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以稳定汇率、扩大内需等方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稳定做出了贡献，使得相关国家得以顺利度过危机。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由中国主持的朝鲜半岛问题六方会谈已成为东北亚地区获得更多安全保障的重要机制。这些举动均表明，在东亚的区域自我整合过程中，中国有能力和意愿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长远来看，内生型秩序要优于外发型秩序——这个论断不但适用于市场经济范畴，同样适用于国际秩序整合的进程。在现实中，如果区内秩序过多地借助区外大国的力量，那么有许多风险就不得不考量：如区外大国本身的利益需求可能会牺牲到本地区的利益（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迟迟不愿介入稳定区内金融秩序，给东亚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同时区内国家与区外大国之间的矛盾也会导致地区矛盾的升级，如朝鲜正是因为与美国的矛盾而把整个东北亚地区都拖入战争的危险之中。相比之下，在内生型秩序中，由于共有的文化基础和一体化的经济基础，区内国家合作发展的意愿会更强烈。同时区内政治和安全秩序主要是建立在区内力量的相互制衡上，为和平和发展带来了结构性基础，受外界不可控风险的影响也会大为降低。
三、秩序转型期间的不稳定态及中国的应对之道
东亚地区是世界上矛盾冲突和潜在冲突种类最多的地区之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地区正处在由外生型秩序向内生型秩序转型的进程中。实际上，秩序转型的理论可以解释大部分东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虽然从长远来看，如前所述，内生型秩序要优于外发型秩序，但在秩序转型期间，由于区内国家独立性的增强、区内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以及核心国家的崛起，区内政治格局中暂时必然出现多重不确定因素。以东亚为例，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和世界大国的复归，中国的崛起将给中国国内、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带来什么？现在还无法做出准确预测。在某种意义上，目前东亚地区已经进入了较不稳定状态，而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大都与秩序转型所引发的矛盾有关。
（一）外发型秩序所依据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理念与内生型秩序所依据的“共有文化和经济利益”理念之间的矛盾
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的进程本已进行了上千年的时间，直到近代才被一种外来力量强行打断。但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迄今仍然是东亚地区秩序重建和区内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如中日关系、中韩关系、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甚至中国与区外大国美国的关系的改善和良性互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共享经济合作成果的基础上的。相反，在近现代由外部力量所带来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理念，却使东亚各国陷于分裂和战争。前者如日本将国家利益、民族主义极端化，侵入亚洲各国以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将全亚洲拖入灾难；后者如冷战期间意识形态的分裂使得东亚各国以邻为壑、彼此为敌。
以朝鲜半岛冲突为例，东亚地区原本属于儒家文化圈，各个国家分享着同样的文化体系。在这样的内生型秩序之中，各个国家彼此相容，彼此理解。也是在这样的文化共识中，从来没有人怀疑朝鲜半岛南北属于一个统一的国家，也没有人质疑儒家文化圈中中国作为文化输出国的超越性地位。而二战之后，区外大国美国为东亚地区所提供的秩序动力是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正是在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体系中，朝鲜半岛的统一历史被人为中断、文化被强行改造、国家也被一分为二，结果造成了朝鲜半岛国家的分裂和相互敌对。不仅如此，外发型秩序对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强调也影响到其他的东亚国家。日本和中国在冷战期间就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美苏的意识形态分歧而彼此敌对。即便是冷战之后，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屡有龃龉。至于东亚的外围地区——东南亚的陆上国家和海上国家——也是以意识形态划界彼此敌对，直到东盟将越南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纳入才告一段落。
近年来，更是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对原有的由共有文化建构起来的秩序的破坏，区内国家与区外大国开始了直接的恶性互动。因朝鲜与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矛盾，与中国紧邻的朝鲜半岛越来越成为区内最不稳定因素，并且导致内生型秩序更加难以建立。这种典型的转型期政治不稳定态，归根到底是由双重秩序的存在而引起的：如果是纯粹的内生型秩序，朝鲜可以通过依附核心国家而获得安全感，不至于在不稳定的外交战略上走得过远。而核心国家也可以承担更大的责任。如果东亚地区是纯粹的外发型秩序，则区外大国美国又可以联合其他国家彻底打败和改变朝鲜，一劳永逸地消除地区不稳定因素。但现在的情况是区内核心国家因为有区外大国的插手威胁到其核心地位，而不能完全放弃朝鲜。对于区外大国来说，一方面要顾忌与区内核心国家的关系，而不能在此地完全地贯彻自身的战略意图，但同时也不会全神贯注地防止冲突发生。因为即使这个地方爆发战争或动乱，仍然离本国很远，不构成直接威胁。
从战略上讲，朝鲜半岛危机其实对于朝美两国来说都有正面的战略价值。对美国来说，美国插手东亚事务的理据本来是不足的，其影响力与中国对比也是相对弱化。但朝核危机的存在使得美国趁机对本地区施加影响。韩国、日本为本身的安全考虑，不得不改变卢武铉、鸠山在任时的疏离政策，而主动向美国靠拢。至于朝鲜本身在与美国对立的过程中获得了国内政治上更多的合法性和统治理据。这些因素也导致朝核危机尽速解决的动力不足。所以，在秩序交替期，朝鲜半岛问题将会长期化，并成为区内和区外某些国家可资利用的资源。
但对区内核心国家中国来说，因此而陷入尴尬的境地。很明显，如果中国认可美国在东亚的插手，朝鲜半岛问题按照美国的意愿和方式来解决，将使得内生型秩序名存实亡，而拒绝美国插手本地事务，却又会使得任何秩序都无法建立起来。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则占据地区的便利，是东亚地区综合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区内核心国家和区外大国势均力敌，谁也无法单独决定地区事务的走向。区内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纷争的存在使得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秩序无法统一、安全秩序无法建立、政治秩序无法整合。转型期间的地区不稳定因素受到外部因素的刺激而更加严重。
（二）两种动力提供者之间的竞争
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地区安全秩序的建立一般来说不是通过和平的世代更替实现的，而是通过持续的竞争甚至斗争而不断改变的。在东亚地区，内生型秩序与外生型秩序的动力提供者相互之间的竞争将危及地区稳定和长期秩序的建设。
在历史上，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秩序建立主要来自中国的区域性影响力，如不同时期中国向周边国家提供的安全保护、零关税与威德教化等便利。但由于缺乏相对势均的力量,中国没有意愿建立影响区域的与时俱进的制度性安排，这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局限。以至于到近代中国开始衰落时,闭关锁国更无力影响世界,而在国门洞开时,只能以一种屈辱的方式被迫接受国际安排[6]。
而在当代，内生型的秩序形成的主要动力也仍然是由作为区内新崛起的大国提供的。如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构建了东北亚的经济秩序；中国与东盟之间达成了自由贸易区的协议，逐渐整合了东南亚经济秩序。反观美国在东亚存在巨大的安全与经济利益，反观美国，本身不是东亚国家但在东亚存在巨大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且不愿放弃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因此
在经济上无法与中国竞争本地区主导权的情况下，主要通过整合本地区的安全秩序来制约中国。当然，通过代理人施加影响效率较低，直接插手是其最优选择。
冷战后，美国越来越认识到它在东亚的巨大利益，控制心态日强。由于担心在这一地区出现离心倾向，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恐惧，美国对原本投注了一定本钱的东亚合作开始冷淡下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破坏作用。由于东亚有影响的国家中半数是受美国控制的“盟友”，美国的态度直接制约了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东亚国家积极推动的“东亚经济集团”（Eastern Asian Economic Group）“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和“亚洲货币基金构想”等均遭美封杀就是明证[7]。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尴尬在于其不愿与其他国家分享权力，以及无法确定自身的角色和定位。很明显，目前的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承认中国的崛起并认可其在本地区事务中的核心领导作用，二是构筑反华联盟。现在看起来美国两手都在用，但这两手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而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说，以美国为主导和美日联盟为核心的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区的关系结构也是不可接受的。中国的实力虽不及美国，但具有地缘优势，无论从领土、位置、人口、经济发展，还是历史文化传统来看，都有成为东亚核心的前景。中国一贯强调本地区独立开展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合作，消除冷战遗产。同时也不愿东亚合作完全受美国主导，更担心美国用区域合作条款约束和限制中国的发展。这与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中美之间的战略考量和认定的国家利益都彼此相悖，很容易出现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所说的“大国政治的悲剧”状态。而对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来说，其战略选择在此情形下就会更加尴尬和困难。例如，东盟本来是由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冷战时代的组织，在冷战后既要摆脱美国的控制，却也不愿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全面收缩，生怕有大国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各国对“中国威胁论”耿耿于怀，但如果中美两国关系激化，对这一地区的伤害只会更大。可以说，对美国和中国的双重担心是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心病。只要中美关系不确定下来，则区内的秩序就无法建立。
（三）秩序转型期间区内国家矛盾上升
在东亚地区，有两种主要的区内矛盾威胁到内生型秩序的形成：一是原有的区内大国与新兴区内大国的矛盾；二是作为塑造内生型秩序动力的区内核心大国发展速度太快，造成区内力量不平衡并引致其他国家警惕和围堵，国家利益纷争与观念情感上的不适应，将使得东亚秩序的重建将以斗争为主的形式来进行。
一个国家如何能够在既有的国际体系内和平发展、崛起，获得与其实力和要求相匹配的大国地位，从来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现实主义、特别是最近在西方流行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一个国家迅速发展后必然走向扩张，如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德国和日本。它们都是因为迅速崛起而对当时的国际格局形成挑战态势，从而与原有的强权国家爆发了战争。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要战争，都是由大国崛起引起的。既然国际关系的局面主要取决于大国的兴衰，而在历史上，一个发展中大国异乎寻常的力量增长必然带来国际格局的变化，那么中国这样一个区内大国的崛起引起外发型秩序的构建者美国以及更多原秩序受益者的惴惴不安，甚至引发“中国威胁论”都是不难理解的。
内生型秩序在建设过程中的危险在于，如果区内核心国家不能取得其他国家的认同的话，那么它建设区内秩序的努力必然与其他国家的选择发生冲突，这样，或者发生以武力和强力推行区内秩序的霸权主义行径，或者出现区内其他国家借助外力围堵区内核心国家的局面，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会对区内的持久和平造成巨大威胁。因此，区内核心国家寻求彼此间的认同，以及寻求其他国家的认同，就成为内生型国际秩序能否建立起来的关键。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中国在近年的发展速度过快使得周边国家跟不上这种变化。例如，经济的发展正在导致中国越来越依赖石油进口来满足自己的需要。1993年前还是石油纯出口国的中国目前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已高达32%。中国对资源，尤其是对能源需求不断增加，可能引起国际政治上的矛盾。同时中国海外投资的增长也触动了国际社会的敏感神经。中国社科院日前公布的《世界经济黄皮书》表明，2003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只有28亿美元，2010年已达400多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幅已高达70％以上[8]。2010年中国海外并购交易增长30%，在创纪录的188宗交易，披露交易金额达到380亿美元，中国作为收购方的并购交易额已经排在美国之后居全球第二位[9]。2010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创历史新高。截至2010年底中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588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0-2012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中国已成为2010年至2012年全球第二大最具潜力的对外投资国[10]。
中国在经济上的迅猛扩张导致了其他国家的忧虑和反弹。许多海外投资失败的案例就是出于一些国家在政治上的阻挠所致：除早先中海油收购优尼克、中铝收购力拓失败等案例外，根据海外学者的统计，中国近年来对国外企业的收购有一半是以失败而告终的[11]。当经济全球化带给世界各国的边际收益递减乃至最后被瓜分完毕时，也就是新的一轮大国争夺的开始。从目前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势头来看，世界市场已经接近被分割完毕，有限的资源、能源的争夺已经提前展开。
上述这三方面的矛盾，归根到底都源于转型期间两种秩序的并存和由此带来的国家间的竞争。我们必须承认，目前区内核心大国尚无法为地区提供完整的和平整合方案。本地区的朝鲜半岛冲突、中日冲突、台海冲突等，都有可能成为秩序的破坏力量。但区内大国尚无法有效地控制不确定因素，系统整合区内的经济、政治和安全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区外大国主导的外发型秩序就不会退场。但这种区外大国与区内核心大国之间竞争影响力的斗争将会长期存在。由于大国关系的竞争性，东亚地区的合作前景总是不明朗，而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负面因素的存在，所以东亚地区内生型秩序的发展还未臻成熟。虽然东亚地区脱离外力控制，要求以区内力量为主体独立自主地建设本地区秩序的意愿显著地存在，也在事实上形成了一定的区内秩序，但还远远未到完全以内生型秩序代替外发型秩序的程度。在现实的政治发展过程中，东亚各国在实际的战略选择过程中还是选择了要容纳美国在区内的存在、至少在短时期内如此。这主要是由于对中国崛起的前景的认识并不清晰，日本以及东盟国家通过引入美国力量以制约中国崛起等因素的作用。应该说，这在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中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选择。而东亚秩序的重建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就抛开美国，甚至美国在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存在对于缓解区内核心国家（如中国、日本）的争端、压制恐怖主义、减少地区热点都是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的。
所以，崛起的中国在重建东亚秩序时必须要注意两点：一是未来的东亚秩序仍然取决于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其能否达成共识，因此维护同日、美等国的合作关系非常必要，特别是在一个外发型秩序向内生型秩序过渡的时期，区内大国如果不能和区外大国取得共识，那么冲突就在所难免，我们要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力求阻止这类事情发生；二是中国如果要在东亚内生型秩序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则必须向周边国家说明中国崛起后能够带给东亚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这种说明不但是通过言辞（和平发展、双赢等）来体现，更多的是对国际责任的承担，如在经济发展、国际援助、人权保护等方面，中国需要表达出促进和改善的诚意和实际努力。只有这样，东亚国家才能在认同核心国家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稳定和谐的内生型秩序。
当然，从长期趋势来看，美国国际地位相对下降的趋势是难以改变的，而中国国力上升的势头也未见停止。只要中国持续和平发展的势头不改变，东亚地区经济、政治、安全形势发展最终的趋势仍然是内生型秩序的建立。东亚试图回归内生型秩序的动力依然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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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段志超］
关键词：内生型秩序;外发型秩序;核心国家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1）０4－0042－07
一、内生型秩序与外发型秩序
哈耶克把人类社会分为两种：内生秩序和外发秩序。前者指的是市场经济依靠市场主体自身的能动性来形成牢固的利益、市场、权利和法律体系；而后者指的是市场经济秩序是被外力（如政府权力）强行建立起来的[1](p.9)。外发、内生两种秩序对秩序内部的市场主体以及秩序外部的政府权力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在欧洲市场经济形成的过程中，作为内生型秩序（endogenous order）的市场扮演了核心的角色，而作为外发型秩序（exogenous order）的国家只进行了必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动的介入。但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市场经济都是一种外来的产物，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多为国家改革人为推动。许多后起的现代化国家都走了这条道路，这些靠政府动力建立起来的外发型市场经济与欧美的内生型市场经济有着显著的不同。
本文试图在国际政治的范畴内引入内生型秩序（endogenous order）和外发型秩序（exogenous order）的概念，以更好地理解某种地区秩序及格局。也就是说，按照塑造国际秩序的动力来源不同，地区性的国际秩序也可分为内生型秩序与外发型秩序两种。对于内生型国际秩序来说，塑造地区秩序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区内国家；而外发型秩序则主要由区外力量承担了塑造秩序者的角色。除了提供地区秩序形成的动力不同外，内生型地区秩序与外发型地区秩序还可做更多有意义的区分：
内生型地区秩序主要是根据本地区国家的特性、法规、历史、习惯和默契而形成的，大多为历史形成，倾向于力量上的平衡与尊重传统。外发型秩序主要是根据外来的法律、法规而形成的，实力推动的过程较为明显。如朝鲜半岛在冷战期间形成的韩朝对抗的局面，就是由美国和苏联的全球对抗所导致的，并成为两大集团全球对抗的一个组成部分。
内生型秩序虽然也经过多方的角力才形成，其间也冲突不断，但由于这些本地国家在相互争斗的同时也在进行多种形式的交流，因此他们最终的同质性要大于他们的差异性，彼此之间也更能理解。欧洲的联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使在经过多年的相互冲突之后，欧洲国家仍能放下历史积怨，而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由经济合作、文化交融，而最终建立了政治和法律共同体。而实际上，在欧盟之前，欧洲也不止一次地建立过地区秩序。如韦斯特法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等，这些体系都被欧洲各国广泛承认。如果把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的话，我们会发现，欧洲自己建立秩序的能力是很强的，而且每一次秩序的建立都会维持一百年以上的时间。在此期间，欧洲列强之间保持了大体上的长期和平。
与欧洲的内生型秩序相类似的是中华帝国及其所建构的古代社会东亚体系。不过与欧洲核心国家多元、列强并立不同的是，东亚地区长期以来只有一个核心国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内生型秩序就不可能是像欧洲那样由平等国家谈判而来的“联盟和约体系”，而是以超级强盛的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向心朝贡体系”。但与欧洲相似的是，这种内生型秩序也是以统一的文化圈作为边界。中华帝国不但是一个政治中心，而且在上千年的时间里承担着东亚地区的文化中心和文明输出者的角色。儒家等东方文化所及之处，国际认同也随之建立。
所以，在历史上，内生型秩序因其内生的合理性，相对来说是稳固而可持续的。这和在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中，来自内部的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道理是一样的——自发建立的市场秩序也更加稳固。同样的情形也在历史上出现在内生型的国际秩序中。欧洲的以和约联盟为主要形式的内生型秩序维系了数百年的时间，东亚地区的朝贡体系也有上千年的历史。
但主要由外部势力建立起来的地区秩序与这样的情形有所不同。在经济学中，市场经济也存在外部性，并且这是使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但地区秩序中的外部性不像市场经济那样，主要来自于有组织的政府，而是来自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参与者。在最近的国际关系史上，国际冲突的根本来源就是外发型秩序在世界各地不分国情地强行建立。
在古代和近代历史上，要把一种秩序强加给一个地区，武力和征服是最有效的方法。当西方国家的技术优势转化为经济和军事优势时，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几百年的时间内被拖入一种外发型秩序。在这个外发型秩序建立的几个世纪里，殖民战争、种族屠杀、奴隶贸易成为主题，直至这种动乱局面蔓延至此种秩序的源发地——欧洲本身。而在冷战期间，欧洲国家又都被拖入美苏主导的世界两极格局。欧洲版图和各国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在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安排下实现的。结果是：在近半个世纪内，原本拥有共同文化和传统的欧洲国家之间彼此敌视，成为冷战战场的最前线。甚至原来的欧洲强国德国也被一分为二，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互为对手。
至于完全是由外来力量建立起来的外发型秩序地区——非洲大陆，殖民体系存在的时候，这里是各个殖民国家争夺殖民地的战场；在殖民主义退潮之后，这里又成为战争、内战、动乱、饥荒的策源地。许多国家不但不能在国际秩序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作用，甚至无法控制国内事务，成为失败国家。
对东亚来说，外发型秩序的存在也是本地区许多冲突的根源。殖民时代的东亚各国大多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如中国、韩国等处于主权遭受外来侵害的境地历百年而不止。日本试图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结果因侵害到区内和区外多个国家的利益而被区外的美国强行终止，日本自己也成为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附庸。而在当代，作为东亚地区最不稳定的部分，朝鲜半岛目前冲突的格局，追根溯源，也是由美国和苏联在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界把一个历史上完整的国家划分为彼此对立的两部分所致。主要由外发力量所建立的东亚秩序在近现代历史上以及冷战期间，都处于长期的不稳定状态。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时代到来。在以往的二十年里，通过经济手段把组织秩序和安全秩序混合在市场经济秩序中输出到各个地区，似乎更加顺利。对于国际组织和经济强国来说，金融统御、贸易布局等经济手段取代了军事手段，成为控制全球经济秩序的最有效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其实也是一种外发型的国际经济秩序。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频繁，在增进了相互依赖的同时，也带来了彼此冲突机会的增多。更重要的是，许多国家自身的情况并不能完全配合由外而内的经济秩序输入，也无法完全融入这个外发的世界经济秩序，因而出现了更多的问题。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从长期来看，内生型秩序的动力要强于外发型秩序的动力。如欧洲本来是美国在政治军事上的附属伙伴，而且欧盟国家中无一可与美国对抗，但经过欧洲国家几十年的努力，仍然形成了欧洲统一的态势，为自己建立了新的地区安全秩序、经济秩序，以及政治秩序。而随着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最近的几十年里，东亚地区的文化共同体特性也在显现之中。
但另一方面，外发型秩序并不能被经历过这一秩序的国家轻易抛弃。这不仅是因为推动外发型秩序的国际强权依然强大，更是因为，虽然外发型秩序是外来强权的产物，但其中的很多要素又有可能转化为新的内生性要素。即经过多年的浸润，外发型秩序中的许多规则和法制成为这些国家自己的新的天性，于是又会生发出新的内生秩序的要求。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很多地区的秩序不能断言是纯粹内生或外发的，更多的是一种“混合型秩序”的存在。当然，在这种混合的秩序中，我们仍能总结出其主要的动力和特色是来自于外或生发于内。
二、东亚：从外发型秩序向内生型秩序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东亚地区，是典型的外发型秩序为主的地区。区外的力量（主要是美国等超级大国）成为塑造这一地区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安全秩序的主要力量。
在政治秩序方面，二战前的东亚地区不具备政治上的统一价值观、行为模式和协调机制。在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美国就为这一地区的国际秩序定下了基调：美国主导地区事务，并在东亚寻找代理人。原来美国属意的代理人人选是中国，所以才不遗余力地把本来国力并不具备相应资格的中国推上了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位置。但随着中国内战的爆发和政权更迭，中美之间渐行渐远，在朝鲜战争中两国更是正面为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了扶植日本的努力，通过对日援助、韩战军备订单、代理日本国防、与日本签订双边条约等方式把日本培养为美国在亚洲的伙伴，使美国利益能够在东亚得以间接实现。而另外一个区外大国苏联也不甘示弱，在东亚地区与中国结盟，支持朝鲜对抗美国，在东亚周边的东南亚地区也扶植越南等国家与美国所推动建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相抗衡。这些举措和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安排一起塑造了东亚地区在冷战时期的对抗性格局。原本有着共同文化渊源和认同的东亚国家在意识形态分歧和区外大国的作用下成为彼此相互警惕的对手甚至敌人。
而从经济上看，所谓“亚太经济圈”不像欧盟一样，是一个自觉、主动的经济体系。冷战期间的东亚经济体系不具备自身独立运行的能力，而是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属物。区外大国美国从与东亚国家的交往开始，就注重经济利益的获得。除与日本的贸易外，自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商船来华后，美中之间的经济联系就日益紧密。到180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过欧洲大陆国家对华贸易额的总和[2](pp.5-9)。也是在美国的主导下，东亚国家在经济上彼此分割，贸易等经济往来非常有限。
从安全秩序来看，东亚国家军事自主协调机制缺乏。中日之间、日韩之间龃龉丛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国的政治影响下彼此才相安无事。东亚安全秩序也主要靠区外力量来提供，美国在韩国、日本、东南亚、西太平洋的驻军是东亚地区稳定最重要的力量。特别是日美之间通过安保条约、美韩之间通过长期驻军协议，基本上确立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而这些军事协议的目标大都指向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此外在东亚地区的周边，美国推动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的目的主要也是对付中国和印度支那陆上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所形成的是海上国家（东盟、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等）在美国的支持下与陆上国家（中国、中南半岛大部分国家、朝鲜等）相对抗的东亚秩序。
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出现重大突破之后，东亚的地区秩序又转为美国支持下的中国、日本、东盟等国家在东亚地区制衡苏联扩张的态势。虽然对抗者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但对抗性格局依旧。而这种格局是服务于美国和苏联全球对抗的战略要求的。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才导致原有的东亚秩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东亚地区以区外大国操纵、区内国家对抗为主要形态的外发型秩序开始解体。而区内核心国家的崛起和普通国家的自主选择使得整个地区出现了从外生型秩序向内生型秩序转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
（一）区内自主外交决策的程度提升。
东亚区内自主力量的兴起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在各个方面突破了原来外发型秩序下区外大国的支配。如从20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的“日本可以说不”的政治潮流，80年代和90年代初与美国经济的直接竞争；韩国在朝鲜核危机中不同于日美的态度、韩日并不因同是美国的盟国而削弱彼此间的对立；东盟国家在外交上的“疏美”倾向也有所抬头。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试图采取与前任不一样的对外政策，主动拉近与中国的距离，引起了美国的不满。
而且意味深长的是，区内国家对区外大国的疏远，并不一定是一种政府行为，而更多的是人民的选择，如在东南亚地区的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东亚地区的韩国等，在美国总统布什来访时都以示威、抗议来表达对美国插手地区事务的不满。在东亚民主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这种民间意志迟早会影响到政府意志。中国、日本、东南亚国家，特别是东盟在经济合作、地区安全等方面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上述因素都促进了东亚地区内自主外交的愿望和力量的生成。
（二）区内经济政治发展模式变化。
东亚区内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开始向内生型经济转化，主要表现为，区内产业分工向水平化、网络化方向发展，迫切要求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加强合作关系。而区内各国也选择主动加强经济合作，近年来，区内国家的经济合作不断升级，在东盟与中国、东盟与日本之间都形成了自由贸易区的关系，区内经济进入一个深度融合的阶段，而东盟与中、日、韩之间的定期经济会商也为稳定区内经济秩序起到了良性带动作用。此外，日本学者也还认为，除了签订国际条约并建立FTA关系，可视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制度性”经济融合之外，还有一种即使没有任何正式协议，也没人能够阻止的“实际上的经济融合（de-facto economic integration）”模式[3]。这一点在距离近、互补性最强的日中两国经济联系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并使得中日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得到了良性互动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东亚自身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加强，东亚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多边机制，并且这种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将不可避免地冲击东北亚旧的政治和安全格局。这些都是东亚国家加强自主外交，用自己的力量重塑区内秩序的表现。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地位比较尴尬，美国希望加强它同东北亚军事盟友的关系以确保在这个地区的霸权，联合日韩以遏制中国，阻挠朝鲜半岛的和解进程。但随着东亚经济融合的趋势难以阻拦，美国的分化政策将越来越难以推行[4]。
（三）作为内生型秩序动力的区内核心国家的出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东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加强，并引起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其中，中国GDP占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地区GDP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25%上升到1999年的37%。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占整个东亚的40%[5](p.15)。中国崛起使得区内外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并使得这种秩序的外发型特质受到威胁——半个世纪以来，东亚首次在区内发展出可以超越美国直接支配的国家力量，并且有着重塑地区秩序的愿望。这引起了区内大国与区外大国的结构性矛盾。长久以来中美关系的微妙关系，体现了内生型地区秩序与外发型地区秩序之间长期竞争的存在。
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中国在近年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稳定地区安全形势、平衡地区政治格局、实现经济发展和稳定方面，中国都承担起了核心国家的责任。特别是在经济领域，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以稳定汇率、扩大内需等方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稳定做出了贡献，使得相关国家得以顺利度过危机。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由中国主持的朝鲜半岛问题六方会谈已成为东北亚地区获得更多安全保障的重要机制。这些举动均表明，在东亚的区域自我整合过程中，中国有能力和意愿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长远来看，内生型秩序要优于外发型秩序——这个论断不但适用于市场经济范畴，同样适用于国际秩序整合的进程。在现实中，如果区内秩序过多地借助区外大国的力量，那么有许多风险就不得不考量：如区外大国本身的利益需求可能会牺牲到本地区的利益（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迟迟不愿介入稳定区内金融秩序，给东亚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同时区内国家与区外大国之间的矛盾也会导致地区矛盾的升级，如朝鲜正是因为与美国的矛盾而把整个东北亚地区都拖入战争的危险之中。相比之下，在内生型秩序中，由于共有的文化基础和一体化的经济基础，区内国家合作发展的意愿会更强烈。同时区内政治和安全秩序主要是建立在区内力量的相互制衡上，为和平和发展带来了结构性基础，受外界不可控风险的影响也会大为降低。
三、秩序转型期间的不稳定态及中国的应对之道
东亚地区是世界上矛盾冲突和潜在冲突种类最多的地区之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地区正处在由外生型秩序向内生型秩序转型的进程中。实际上，秩序转型的理论可以解释大部分东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虽然从长远来看，如前所述，内生型秩序要优于外发型秩序，但在秩序转型期间，由于区内国家独立性的增强、区内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以及核心国家的崛起，区内政治格局中暂时必然出现多重不确定因素。以东亚为例，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和世界大国的复归，中国的崛起将给中国国内、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带来什么？现在还无法做出准确预测。在某种意义上，目前东亚地区已经进入了较不稳定状态，而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大都与秩序转型所引发的矛盾有关。
（一）外发型秩序所依据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理念与内生型秩序所依据的“共有文化和经济利益”理念之间的矛盾
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的进程本已进行了上千年的时间，直到近代才被一种外来力量强行打断。但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迄今仍然是东亚地区秩序重建和区内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如中日关系、中韩关系、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甚至中国与区外大国美国的关系的改善和良性互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共享经济合作成果的基础上的。相反，在近现代由外部力量所带来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理念，却使东亚各国陷于分裂和战争。前者如日本将国家利益、民族主义极端化，侵入亚洲各国以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将全亚洲拖入灾难；后者如冷战期间意识形态的分裂使得东亚各国以邻为壑、彼此为敌。
以朝鲜半岛冲突为例，东亚地区原本属于儒家文化圈，各个国家分享着同样的文化体系。在这样的内生型秩序之中，各个国家彼此相容，彼此理解。也是在这样的文化共识中，从来没有人怀疑朝鲜半岛南北属于一个统一的国家，也没有人质疑儒家文化圈中中国作为文化输出国的超越性地位。而二战之后，区外大国美国为东亚地区所提供的秩序动力是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正是在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体系中，朝鲜半岛的统一历史被人为中断、文化被强行改造、国家也被一分为二，结果造成了朝鲜半岛国家的分裂和相互敌对。不仅如此，外发型秩序对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强调也影响到其他的东亚国家。日本和中国在冷战期间就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美苏的意识形态分歧而彼此敌对。即便是冷战之后，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屡有龃龉。至于东亚的外围地区——东南亚的陆上国家和海上国家——也是以意识形态划界彼此敌对，直到东盟将越南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纳入才告一段落。
近年来，更是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对原有的由共有文化建构起来的秩序的破坏，区内国家与区外大国开始了直接的恶性互动。因朝鲜与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矛盾，与中国紧邻的朝鲜半岛越来越成为区内最不稳定因素，并且导致内生型秩序更加难以建立。这种典型的转型期政治不稳定态，归根到底是由双重秩序的存在而引起的：如果是纯粹的内生型秩序，朝鲜可以通过依附核心国家而获得安全感，不至于在不稳定的外交战略上走得过远。而核心国家也可以承担更大的责任。如果东亚地区是纯粹的外发型秩序，则区外大国美国又可以联合其他国家彻底打败和改变朝鲜，一劳永逸地消除地区不稳定因素。但现在的情况是区内核心国家因为有区外大国的插手威胁到其核心地位，而不能完全放弃朝鲜。对于区外大国来说，一方面要顾忌与区内核心国家的关系，而不能在此地完全地贯彻自身的战略意图，但同时也不会全神贯注地防止冲突发生。因为即使这个地方爆发战争或动乱，仍然离本国很远，不构成直接威胁。
从战略上讲，朝鲜半岛危机其实对于朝美两国来说都有正面的战略价值。对美国来说，美国插手东亚事务的理据本来是不足的，其影响力与中国对比也是相对弱化。但朝核危机的存在使得美国趁机对本地区施加影响。韩国、日本为本身的安全考虑，不得不改变卢武铉、鸠山在任时的疏离政策，而主动向美国靠拢。至于朝鲜本身在与美国对立的过程中获得了国内政治上更多的合法性和统治理据。这些因素也导致朝核危机尽速解决的动力不足。所以，在秩序交替期，朝鲜半岛问题将会长期化，并成为区内和区外某些国家可资利用的资源。
但对区内核心国家中国来说，因此而陷入尴尬的境地。很明显，如果中国认可美国在东亚的插手，朝鲜半岛问题按照美国的意愿和方式来解决，将使得内生型秩序名存实亡，而拒绝美国插手本地事务，却又会使得任何秩序都无法建立起来。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则占据地区的便利，是东亚地区综合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区内核心国家和区外大国势均力敌，谁也无法单独决定地区事务的走向。区内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纷争的存在使得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秩序无法统一、安全秩序无法建立、政治秩序无法整合。转型期间的地区不稳定因素受到外部因素的刺激而更加严重。
（二）两种动力提供者之间的竞争
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地区安全秩序的建立一般来说不是通过和平的世代更替实现的，而是通过持续的竞争甚至斗争而不断改变的。在东亚地区，内生型秩序与外生型秩序的动力提供者相互之间的竞争将危及地区稳定和长期秩序的建设。
在历史上，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秩序建立主要来自中国的区域性影响力，如不同时期中国向周边国家提供的安全保护、零关税与威德教化等便利。但由于缺乏相对势均的力量,中国没有意愿建立影响区域的与时俱进的制度性安排，这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局限。以至于到近代中国开始衰落时,闭关锁国更无力影响世界,而在国门洞开时,只能以一种屈辱的方式被迫接受国际安排[6]。
而在当代，内生型的秩序形成的主要动力也仍然是由作为区内新崛起的大国提供的。如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构建了东北亚的经济秩序；中国与东盟之间达成了自由贸易区的协议，逐渐整合了东南亚经济秩序。反观美国在东亚存在巨大的安全与经济利益，反观美国，本身不是东亚国家但在东亚存在巨大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且不愿放弃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因此
在经济上无法与中国竞争本地区主导权的情况下，主要通过整合本地区的安全秩序来制约中国。当然，通过代理人施加影响效率较低，直接插手是其最优选择。
冷战后，美国越来越认识到它在东亚的巨大利益，控制心态日强。由于担心在这一地区出现离心倾向，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恐惧，美国对原本投注了一定本钱的东亚合作开始冷淡下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破坏作用。由于东亚有影响的国家中半数是受美国控制的“盟友”，美国的态度直接制约了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东亚国家积极推动的“东亚经济集团”（Eastern Asian Economic Group）“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和“亚洲货币基金构想”等均遭美封杀就是明证[7]。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尴尬在于其不愿与其他国家分享权力，以及无法确定自身的角色和定位。很明显，目前的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承认中国的崛起并认可其在本地区事务中的核心领导作用，二是构筑反华联盟。现在看起来美国两手都在用，但这两手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而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说，以美国为主导和美日联盟为核心的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区的关系结构也是不可接受的。中国的实力虽不及美国，但具有地缘优势，无论从领土、位置、人口、经济发展，还是历史文化传统来看，都有成为东亚核心的前景。中国一贯强调本地区独立开展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合作，消除冷战遗产。同时也不愿东亚合作完全受美国主导，更担心美国用区域合作条款约束和限制中国的发展。这与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中美之间的战略考量和认定的国家利益都彼此相悖，很容易出现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所说的“大国政治的悲剧”状态。而对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来说，其战略选择在此情形下就会更加尴尬和困难。例如，东盟本来是由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冷战时代的组织，在冷战后既要摆脱美国的控制，却也不愿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全面收缩，生怕有大国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各国对“中国威胁论”耿耿于怀，但如果中美两国关系激化，对这一地区的伤害只会更大。可以说，对美国和中国的双重担心是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心病。只要中美关系不确定下来，则区内的秩序就无法建立。
（三）秩序转型期间区内国家矛盾上升
在东亚地区，有两种主要的区内矛盾威胁到内生型秩序的形成：一是原有的区内大国与新兴区内大国的矛盾；二是作为塑造内生型秩序动力的区内核心大国发展速度太快，造成区内力量不平衡并引致其他国家警惕和围堵，国家利益纷争与观念情感上的不适应，将使得东亚秩序的重建将以斗争为主的形式来进行。
一个国家如何能够在既有的国际体系内和平发展、崛起，获得与其实力和要求相匹配的大国地位，从来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现实主义、特别是最近在西方流行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一个国家迅速发展后必然走向扩张，如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德国和日本。它们都是因为迅速崛起而对当时的国际格局形成挑战态势，从而与原有的强权国家爆发了战争。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要战争，都是由大国崛起引起的。既然国际关系的局面主要取决于大国的兴衰，而在历史上，一个发展中大国异乎寻常的力量增长必然带来国际格局的变化，那么中国这样一个区内大国的崛起引起外发型秩序的构建者美国以及更多原秩序受益者的惴惴不安，甚至引发“中国威胁论”都是不难理解的。
内生型秩序在建设过程中的危险在于，如果区内核心国家不能取得其他国家的认同的话，那么它建设区内秩序的努力必然与其他国家的选择发生冲突，这样，或者发生以武力和强力推行区内秩序的霸权主义行径，或者出现区内其他国家借助外力围堵区内核心国家的局面，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会对区内的持久和平造成巨大威胁。因此，区内核心国家寻求彼此间的认同，以及寻求其他国家的认同，就成为内生型国际秩序能否建立起来的关键。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中国在近年的发展速度过快使得周边国家跟不上这种变化。例如，经济的发展正在导致中国越来越依赖石油进口来满足自己的需要。1993年前还是石油纯出口国的中国目前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已高达32%。中国对资源，尤其是对能源需求不断增加，可能引起国际政治上的矛盾。同时中国海外投资的增长也触动了国际社会的敏感神经。中国社科院日前公布的《世界经济黄皮书》表明，2003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只有28亿美元，2010年已达400多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幅已高达70％以上[8]。2010年中国海外并购交易增长30%，在创纪录的188宗交易，披露交易金额达到380亿美元，中国作为收购方的并购交易额已经排在美国之后居全球第二位[9]。2010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创历史新高。截至2010年底中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588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0-2012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中国已成为2010年至2012年全球第二大最具潜力的对外投资国[10]。
中国在经济上的迅猛扩张导致了其他国家的忧虑和反弹。许多海外投资失败的案例就是出于一些国家在政治上的阻挠所致：除早先中海油收购优尼克、中铝收购力拓失败等案例外，根据海外学者的统计，中国近年来对国外企业的收购有一半是以失败而告终的[11]。当经济全球化带给世界各国的边际收益递减乃至最后被瓜分完毕时，也就是新的一轮大国争夺的开始。从目前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势头来看，世界市场已经接近被分割完毕，有限的资源、能源的争夺已经提前展开。
上述这三方面的矛盾，归根到底都源于转型期间两种秩序的并存和由此带来的国家间的竞争。我们必须承认，目前区内核心大国尚无法为地区提供完整的和平整合方案。本地区的朝鲜半岛冲突、中日冲突、台海冲突等，都有可能成为秩序的破坏力量。但区内大国尚无法有效地控制不确定因素，系统整合区内的经济、政治和安全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区外大国主导的外发型秩序就不会退场。但这种区外大国与区内核心大国之间竞争影响力的斗争将会长期存在。由于大国关系的竞争性，东亚地区的合作前景总是不明朗，而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负面因素的存在，所以东亚地区内生型秩序的发展还未臻成熟。虽然东亚地区脱离外力控制，要求以区内力量为主体独立自主地建设本地区秩序的意愿显著地存在，也在事实上形成了一定的区内秩序，但还远远未到完全以内生型秩序代替外发型秩序的程度。在现实的政治发展过程中，东亚各国在实际的战略选择过程中还是选择了要容纳美国在区内的存在、至少在短时期内如此。这主要是由于对中国崛起的前景的认识并不清晰，日本以及东盟国家通过引入美国力量以制约中国崛起等因素的作用。应该说，这在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中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选择。而东亚秩序的重建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就抛开美国，甚至美国在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存在对于缓解区内核心国家（如中国、日本）的争端、压制恐怖主义、减少地区热点都是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的。
所以，崛起的中国在重建东亚秩序时必须要注意两点：一是未来的东亚秩序仍然取决于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其能否达成共识，因此维护同日、美等国的合作关系非常必要，特别是在一个外发型秩序向内生型秩序过渡的时期，区内大国如果不能和区外大国取得共识，那么冲突就在所难免，我们要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力求阻止这类事情发生；二是中国如果要在东亚内生型秩序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则必须向周边国家说明中国崛起后能够带给东亚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这种说明不但是通过言辞（和平发展、双赢等）来体现，更多的是对国际责任的承担，如在经济发展、国际援助、人权保护等方面，中国需要表达出促进和改善的诚意和实际努力。只有这样，东亚国家才能在认同核心国家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稳定和谐的内生型秩序。
当然，从长期趋势来看，美国国际地位相对下降的趋势是难以改变的，而中国国力上升的势头也未见停止。只要中国持续和平发展的势头不改变，东亚地区经济、政治、安全形势发展最终的趋势仍然是内生型秩序的建立。东亚试图回归内生型秩序的动力依然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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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段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