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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分析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封建官僚的盘剥和压制、人才的缺乏、湖南人的保守性格等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因素成为1912～1937年湖南经济现代化进展缓慢最主要的原因。
关键词：1912～1937年；湖南；经济发展；滞后原因
清末，湖南经济现代化已取得早期进展；进入民国以后，湖南省经济仍然在传统经济的磨道上打圈，现代化水平较低，且呈畸形性。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帝国主义控制湖南经济命脉
（一）操纵湖南财政金融
帝国主义通过索取赔款和贷款，控制关税盐税的支配权，垄断财政。关税和盐税是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当时湖南每年70%以上的关税收入以及相当大一部分盐税收入，均被帝国主义以“偿还外债”的名义夺去。他们还通过开设银行，操纵金融。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来湘开设银行，其中有1917年的中日银行、1918年中英银行长沙分行与日商的三本汇总所、1922年的扬子江银行等。
（二）开办洋行，经济侵略渗入城乡市场
从岳长开埠至抗战前夕，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在长沙、湘潭、岳阳等40多个城市开办洋行100余处。这些洋行垄断着湖南的进出口贸易，不仅在口岸收购各种农产品，推销工业品，而且通过买办和代理商把魔掌深入湖南城乡每个角落。
（三）投资办厂，掌握湖南工矿企业的命运
1915年湖南《矿业杂志》（第一期）称：
“湘省某（日本）洋行，民国四年曾计算其产业，竟有矿区七十余个，此七十余个矿区之矿业权，名为华人所有，而其黑幕之主人则属诸洋行。与此同时，又有矿商欧阳振瑚与日人久原计议合办白铅炼厂，报部立案”。
而其实，无论汤浅洋行还是久原，均与日本亚兴公司“大有关系”。1918年日本三井洋行租办湘潭谭家山煤矿。整个欧战期间，湖南各种矿产的销售，几乎30%被洋行垄断。
（四）垄断湖南航运
民国时期，水运是湘省最主要的交通方式。1919年进出长沙、岳阳两关的帝国主义船只达到4000余艘、37.3万吨，而湘省轮船吨数仅为外商的十分之一。据1936年《中国经济年鉴》记载，帝国主义在湘先后有七个经营航运业的公司，几乎控制着湘省所有的航路。
二、封建主义对湖南经济的盘剥和压制
封建各路军阀在湖南的交替统治，导致湖南财政非常混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赵恒惕和何键统治时期。赵统治期间，每月军政费用高达100余万元，而当时全省财政每月收入不过40万元，省库奇绌；何键主湘近九年，疯狂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省库积存耗费一空。他们无限制地征收田赋、契税、盐税、营业税、厘金、统税以及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阻碍了商品的自由流通，不利于经济发展。
三、军阀连年混战，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破坏
经济发展需要安定的环境。护法运动期间，湖南地当南北要冲，处于南北军阀两军争夺的焦点，他们在此进行长期拉锯战，战火几乎蔓延全省，导致满目疮痍，民生疾苦。国民政府成立后，更是内战连年，军费开支浩大，使政府无心也无力进行实业建设，经济发展大打折扣。
四、资金不足是经济发展的致命弱点
经济发展，必须有资本积累。
湖南大部分矿业由于资金不足，无力购买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也难以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因此，在开采和冶炼方法上，不得不舍弃新法而采用土法。
以锑矿为例，辛亥以后，全省有矿场8千余处，且大部分都是土法开采，原因是他们的资本有限。据1923年《中国年鉴》所列36家矿商的资本总共121万余两，30万两以上资本者仅1家，10万两以上者1家，1万两以上者13家，余21家均为1万两以下，平均每家3.3万余两，可见都是小额资本。土法生产，效率较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矿业的发展。但“如果此36家能合资经营，以西法开采，其成效必然有所不同”。
粤汉铁路从筹建至通车，先后40年整（1896～1936年），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所反映的问题，缺乏资金最为明显。最初反对借款筑路，最后仍不得不仰赖借款。民国元年至七年完成武昌至长沙段工程，全长480余公里，系以四国借款资金建成。1928年，国民政府利用帝国主义国家转拨的庚子赔款作筑路经费，停顿多年的粤汉铁路株韶段才得以开工。1930年开始修建韶关至乐昌一段，因时局动荡，建筑费用接继不上，工程进展缓慢，到1933年8月才建成，仅50公里铁路，却修了三年多时间。
五、人才缺乏是经济发展中的绊脚石
人才不济会造成技术不良、经营不善。湖南矿业“技术员工缺乏经验”，主持厂务者“类非其才”。由于绝大部分公司主持人皆为士绅阶层，只凭一知半解的知识从事开采。
开采时仅凭露顶矿苗或表面浮砂的发现，即以为获得佳矿，而一些地面矿脉薄弱而下层富有高度成色的矿床以及水沉矿床，无不舍弃；或者盲目挖掘，坑道崩溃，致使天然富源，遭到破坏，造成许多矿产的流失和浪费。
在提炼上，由于技术不良，产品成色较低，无力竞争，而成为洋商压价的借口；或对矿砂中所含贵重金属，无法分别提取，使公司受损。如水口山的铅每吨含银约30两，而最初卖给德国洋行的铅每吨尚不足30两，等于将整吨的铅白白送给外人。
世界大战期间，湖南矿商名义上获利甚厚，实际上不过是十之一二的薄利，而真正获厚利者却是外国资本家。
六、领导阶层认识不足，实业建设不够重视
从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可以看出，湖南领导阶层对实业建设轻视的程度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如民初预算的支出部分中，军费比例最大，1914年竟高达58.9%；与之相反，农商、交通费在预算中却很少，甚至没有。可见，军阀操纵下的地方政府首脑，为了争夺地盘，一味扩大军费，而对建设事业置若罔闻。
湖南的领导阶层中不管是都督也好，还是士绅也罢，他们对政治的关心似乎胜于经济。
从1911至1920年的九年间，湖南都督（督军、省长）先后九易其手，其中谭延闿一人更经历了三起三落，更替的频繁是同时期全国他省所仅见的。谭氏三度主湘，其突出的成绩就是提出联省自治主张，发起省宪运动，当然也少不了湖南士绅的“功劳”。据说在早期驱张（芗铭）之役中，劝导湖南省实现自治的，是周震麟等一班有力的湖南国民党人士，在这些湖南士绅的“极力压迫下”，谭延闿才成了“一个被自治潮流所激荡的人”。
赵恒惕任湘军总司令后，采取了较谭延闿更为果决的步骤，他先于1920年12月11日，宣告继续推行湘省自治，同日并由省署成立“湖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由军民两署协议，定出一种“制定湖南省自治根本法筹备章程”。
到1921年3月中旬以后，正式敦聘名流专家李剑龙、王正廷、蒋方震、张树声等13人为省宪起草委员，李剑龙任主席。这是社会名流和士绅参与政治的典型事例。
七、湖南人的保守性格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湖南是一个十分保守的地区。湖南地处中国内地，又有高山大湖阻隔，地理位置相对闭塞。湖南一向就被称为“蛮夷之邦”，谓湖南人有骡子脾气，素以民风剽悍著称于世。湖南巡抚陈宝箴曾在奏设时务学堂折中说“自咸丰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强调了湖南人民性剽悍。湖南人所具有的敢于斗争精神，他省是很难与之相比的。陈宝箴又说“……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所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陈宝箴指出了这种剽悍性格与保守性格的关系。
湖南人趋于保守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于19世纪中叶以后（1840至1898年），一败再败于列强，重要口岸被辟为商埠，内陆河流自由航行。数十年间，且不说沿海各省，就是内陆的一些省份中早已开埠通商，而湖南到1899年才出现第一个通商口岸——岳州，开埠的时间显然落后。姑且不论时间的先后，就是开埠以后，湘人对洋商的态度没有太大的改变，甚至拒绝与洋人通商。
据统计，岳州关自1902年至1911年的十年间，出口贸易数由1902年的27886海关两跃至1911年的60901海关两。虽然出口数呈直线上升，但是其直接出口值却只占很小的比例（1906，1907，1908，1909，1910年分别为140，72，103，996，598海关两）。这说明其大部分出口为埠际贸易，直接输出西洋或日本者，为数甚少。
又如，1872年曾国藩的灵柩以轮船运回而湘人大哗。郭嵩焘因提倡轮船运输而为湘人所不耻，可以证明湖南人的确是很顽固保守的。强悍趋向保守，保守难求进步，湖南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又多了一个不利的因素。
综上所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封建官僚的盘剥和压制、人才的缺乏、湖南人的保守性格等各方面因素是阻碍该时期湖南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宋斐夫.湖南通史(现代卷)[M].湖南出版社,1994.
2、湘省抛砂最近情形[N].大公报,1917-05-03.
3、保矿会筹议日人谋夺湘矿情形[N].大公报,1917-04-27.
4、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M].岳麓书社,2002.
5、湖南历史资料[M].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6、刘泱泱.湖南通史(近代卷)[M].湖南出版社,1994.
7、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8、张朋园.湖南省宪之制定与运作[A],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二集)[C].文史哲出版社,1983.
9、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0、湖南巡抚陈宝箴奏设时务学堂折[A].觉睡斋主人,湘报类纂[C].中华编译印书馆,1969.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青年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5B056）。
（作者单位：邵阳学院。作者为该单位副教授）
关键词：1912～1937年；湖南；经济发展；滞后原因
清末，湖南经济现代化已取得早期进展；进入民国以后，湖南省经济仍然在传统经济的磨道上打圈，现代化水平较低，且呈畸形性。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帝国主义控制湖南经济命脉
（一）操纵湖南财政金融
帝国主义通过索取赔款和贷款，控制关税盐税的支配权，垄断财政。关税和盐税是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当时湖南每年70%以上的关税收入以及相当大一部分盐税收入，均被帝国主义以“偿还外债”的名义夺去。他们还通过开设银行，操纵金融。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来湘开设银行，其中有1917年的中日银行、1918年中英银行长沙分行与日商的三本汇总所、1922年的扬子江银行等。
（二）开办洋行，经济侵略渗入城乡市场
从岳长开埠至抗战前夕，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在长沙、湘潭、岳阳等40多个城市开办洋行100余处。这些洋行垄断着湖南的进出口贸易，不仅在口岸收购各种农产品，推销工业品，而且通过买办和代理商把魔掌深入湖南城乡每个角落。
（三）投资办厂，掌握湖南工矿企业的命运
1915年湖南《矿业杂志》（第一期）称：
“湘省某（日本）洋行，民国四年曾计算其产业，竟有矿区七十余个，此七十余个矿区之矿业权，名为华人所有，而其黑幕之主人则属诸洋行。与此同时，又有矿商欧阳振瑚与日人久原计议合办白铅炼厂，报部立案”。
而其实，无论汤浅洋行还是久原，均与日本亚兴公司“大有关系”。1918年日本三井洋行租办湘潭谭家山煤矿。整个欧战期间，湖南各种矿产的销售，几乎30%被洋行垄断。
（四）垄断湖南航运
民国时期，水运是湘省最主要的交通方式。1919年进出长沙、岳阳两关的帝国主义船只达到4000余艘、37.3万吨，而湘省轮船吨数仅为外商的十分之一。据1936年《中国经济年鉴》记载，帝国主义在湘先后有七个经营航运业的公司，几乎控制着湘省所有的航路。
二、封建主义对湖南经济的盘剥和压制
封建各路军阀在湖南的交替统治，导致湖南财政非常混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赵恒惕和何键统治时期。赵统治期间，每月军政费用高达100余万元，而当时全省财政每月收入不过40万元，省库奇绌；何键主湘近九年，疯狂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省库积存耗费一空。他们无限制地征收田赋、契税、盐税、营业税、厘金、统税以及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阻碍了商品的自由流通，不利于经济发展。
三、军阀连年混战，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破坏
经济发展需要安定的环境。护法运动期间，湖南地当南北要冲，处于南北军阀两军争夺的焦点，他们在此进行长期拉锯战，战火几乎蔓延全省，导致满目疮痍，民生疾苦。国民政府成立后，更是内战连年，军费开支浩大，使政府无心也无力进行实业建设，经济发展大打折扣。
四、资金不足是经济发展的致命弱点
经济发展，必须有资本积累。
湖南大部分矿业由于资金不足，无力购买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也难以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因此，在开采和冶炼方法上，不得不舍弃新法而采用土法。
以锑矿为例，辛亥以后，全省有矿场8千余处，且大部分都是土法开采，原因是他们的资本有限。据1923年《中国年鉴》所列36家矿商的资本总共121万余两，30万两以上资本者仅1家，10万两以上者1家，1万两以上者13家，余21家均为1万两以下，平均每家3.3万余两，可见都是小额资本。土法生产，效率较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矿业的发展。但“如果此36家能合资经营，以西法开采，其成效必然有所不同”。
粤汉铁路从筹建至通车，先后40年整（1896～1936年），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所反映的问题，缺乏资金最为明显。最初反对借款筑路，最后仍不得不仰赖借款。民国元年至七年完成武昌至长沙段工程，全长480余公里，系以四国借款资金建成。1928年，国民政府利用帝国主义国家转拨的庚子赔款作筑路经费，停顿多年的粤汉铁路株韶段才得以开工。1930年开始修建韶关至乐昌一段，因时局动荡，建筑费用接继不上，工程进展缓慢，到1933年8月才建成，仅50公里铁路，却修了三年多时间。
五、人才缺乏是经济发展中的绊脚石
人才不济会造成技术不良、经营不善。湖南矿业“技术员工缺乏经验”，主持厂务者“类非其才”。由于绝大部分公司主持人皆为士绅阶层，只凭一知半解的知识从事开采。
开采时仅凭露顶矿苗或表面浮砂的发现，即以为获得佳矿，而一些地面矿脉薄弱而下层富有高度成色的矿床以及水沉矿床，无不舍弃；或者盲目挖掘，坑道崩溃，致使天然富源，遭到破坏，造成许多矿产的流失和浪费。
在提炼上，由于技术不良，产品成色较低，无力竞争，而成为洋商压价的借口；或对矿砂中所含贵重金属，无法分别提取，使公司受损。如水口山的铅每吨含银约30两，而最初卖给德国洋行的铅每吨尚不足30两，等于将整吨的铅白白送给外人。
世界大战期间，湖南矿商名义上获利甚厚，实际上不过是十之一二的薄利，而真正获厚利者却是外国资本家。
六、领导阶层认识不足，实业建设不够重视
从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可以看出，湖南领导阶层对实业建设轻视的程度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如民初预算的支出部分中，军费比例最大，1914年竟高达58.9%；与之相反，农商、交通费在预算中却很少，甚至没有。可见，军阀操纵下的地方政府首脑，为了争夺地盘，一味扩大军费，而对建设事业置若罔闻。
湖南的领导阶层中不管是都督也好，还是士绅也罢，他们对政治的关心似乎胜于经济。
从1911至1920年的九年间，湖南都督（督军、省长）先后九易其手，其中谭延闿一人更经历了三起三落，更替的频繁是同时期全国他省所仅见的。谭氏三度主湘，其突出的成绩就是提出联省自治主张，发起省宪运动，当然也少不了湖南士绅的“功劳”。据说在早期驱张（芗铭）之役中，劝导湖南省实现自治的，是周震麟等一班有力的湖南国民党人士，在这些湖南士绅的“极力压迫下”，谭延闿才成了“一个被自治潮流所激荡的人”。
赵恒惕任湘军总司令后，采取了较谭延闿更为果决的步骤，他先于1920年12月11日，宣告继续推行湘省自治，同日并由省署成立“湖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由军民两署协议，定出一种“制定湖南省自治根本法筹备章程”。
到1921年3月中旬以后，正式敦聘名流专家李剑龙、王正廷、蒋方震、张树声等13人为省宪起草委员，李剑龙任主席。这是社会名流和士绅参与政治的典型事例。
七、湖南人的保守性格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湖南是一个十分保守的地区。湖南地处中国内地，又有高山大湖阻隔，地理位置相对闭塞。湖南一向就被称为“蛮夷之邦”，谓湖南人有骡子脾气，素以民风剽悍著称于世。湖南巡抚陈宝箴曾在奏设时务学堂折中说“自咸丰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强调了湖南人民性剽悍。湖南人所具有的敢于斗争精神，他省是很难与之相比的。陈宝箴又说“……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所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陈宝箴指出了这种剽悍性格与保守性格的关系。
湖南人趋于保守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于19世纪中叶以后（1840至1898年），一败再败于列强，重要口岸被辟为商埠，内陆河流自由航行。数十年间，且不说沿海各省，就是内陆的一些省份中早已开埠通商，而湖南到1899年才出现第一个通商口岸——岳州，开埠的时间显然落后。姑且不论时间的先后，就是开埠以后，湘人对洋商的态度没有太大的改变，甚至拒绝与洋人通商。
据统计，岳州关自1902年至1911年的十年间，出口贸易数由1902年的27886海关两跃至1911年的60901海关两。虽然出口数呈直线上升，但是其直接出口值却只占很小的比例（1906，1907，1908，1909，1910年分别为140，72，103，996，598海关两）。这说明其大部分出口为埠际贸易，直接输出西洋或日本者，为数甚少。
又如，1872年曾国藩的灵柩以轮船运回而湘人大哗。郭嵩焘因提倡轮船运输而为湘人所不耻，可以证明湖南人的确是很顽固保守的。强悍趋向保守，保守难求进步，湖南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又多了一个不利的因素。
综上所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封建官僚的盘剥和压制、人才的缺乏、湖南人的保守性格等各方面因素是阻碍该时期湖南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宋斐夫.湖南通史(现代卷)[M].湖南出版社,1994.
2、湘省抛砂最近情形[N].大公报,1917-05-03.
3、保矿会筹议日人谋夺湘矿情形[N].大公报,1917-04-27.
4、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M].岳麓书社,2002.
5、湖南历史资料[M].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6、刘泱泱.湖南通史(近代卷)[M].湖南出版社,1994.
7、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8、张朋园.湖南省宪之制定与运作[A],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二集)[C].文史哲出版社,1983.
9、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0、湖南巡抚陈宝箴奏设时务学堂折[A].觉睡斋主人,湘报类纂[C].中华编译印书馆,1969.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青年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5B056）。
（作者单位：邵阳学院。作者为该单位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