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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1964年11月出生，1985年获武汉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武汉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97年获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6年香港大学访问学者。曾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现为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市政协常委；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法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地方立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湖北省政府首席行政复议专家；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和湖北省人大常委会高级立法顾问。为国内《财经》、《新浪》、《搜狐》、《共识》等多家报刊、网络的知名专栏作者。
1“如果不甘于命运的摆布，只有考出来，才能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境况。高考意义之重大，对我们的人生命运而言，可想而知。就像战场上不需要指挥官动员一样，我们从不需要任何人提醒应该勤奋、刻苦，对我们而言，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要去改变命运。”
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非常荣幸能有机会与秦老师当面交谈。您是1981年参加的高考，您对那时的高考有些什么印象？
秦前红（以下简称“秦”）：我现在仍然经常讲，高考是与我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一个农家子弟来说，就是知识改变命运。我是从江汉平原走出来的，那时候想走出来只有“一条半路”：“一”是所谓的高考考出来；另一个就是当兵出来。而当兵只有提干之后才有机会“跃出农门”，在退伍之后会安排工作，否则还是哪来回哪去，这就是所谓的“半条路”。所以，如果不甘于命运的摆布，只有考出来，才能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境况。高考意义之重大，对我们的人生命运而言，可想而知。就像战场上不需要指挥官去动员一样，我们从不需要任何人提醒应该勤奋、刻苦。对我们而言，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要去改变命运。
可以说，高考制度为我们的人生道路打开了一扇天窗。因为，当时这个制度是很公正的，只要努力学了，成绩好了，达到高考分数线了，就会有一所满意的学校。在我老家的那个村，叫做“状元村”，在我之前已经考出去了几十个大学生。我的家乡仙桃原来是一个县，叫沔阳县，现在已经改称仙桃市，当时也叫做“高考强县”、“教育大县”，因为每年都有几十个考上清华北大。我们村能成为“高考强县”的“状元村”的确不容易。当然，这也是因为高考制度可以改变农家子弟的命运，对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也提供了一种巨大的动力。这是那个时代的情况，现在已经不如以前了。现在毕业即失业。学业、工作、生活要受太多因素的影响，农家子弟花费大量成本上学，但产出与投入总是不成正比。曾有一位教育部的主要官员说，大学生就业困难并不是扩招造成的。他的理由是不让这些孩子读大学，也是待业青年。对此，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予以辩驳，认为高考扩招以及大学生就业的艰难破坏了人们心中“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崇奉“知识改变命运”。而且因为“知识改变命运”的事实，只要孩子能上大学，很多农家即使倾家荡产，或者是一个家族，甚至是超越一个家族、跨越一个村落，都要供着他。一是希望孩子有出息，二也是希望孩子有出息后回馈家族和村落。当下知识和命运的关系已经没有那么密切了。很多人谈起高考来，感受就没有我们强烈。
2“我曾经说过，‘我属于愉快的六八式’，就是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上大学，非常愉快，也可以说是生逢其时。 ”
记：秦老师本科至博士的学业都是在武汉大学完成的？
秦：是的，我是典型的“武大郎”。从本科到硕士直到博士，都是在武大度过的。
记：秦老师，那您对您的本科生活有着怎样的感受？
秦：感受是非常多的。我的本科处在一个很特别的时代。那时候，中国刚从“文革”中恢复过来，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向上的生气。大学里的学子个个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我现在经常会跟学生们聊起，八十年代的学子有很多理想主义的东西，“精气神”特别足。不像在现在的课堂，常常看到的是学生混沌的眼神。大一的学生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享受读书的快乐，就想着之后的就业、考证，负担很重。我们那时候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当然，这也是时代的差别。我曾经说过，“我属于愉快的六八式”，就是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上大学，非常愉快，也可以说是生逢其时，念大学的时候很开心。当然，那时候做大学生都有“天之骄子”的感觉，也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因为那时候读大学不用为学费、工作发愁，可以从容地学习、自由地思考。可能是年过四十，渐渐有些怀旧，论起大学的氛围，我觉得当下很多方面不如我们那个年代。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社会风气还没有完全被物化。所以，学校里的社团活动很多，学术讲座也特别多。全国各地的大家，包括国家级的和国际级的，都以到武大作讲座为荣。我记得，音乐界的李谷一、严良堃，围棋界的聂卫平，科学界的温元凯，美术界的李泽厚等等，这些在当时已经被称为大家的，都曾到过武大，而且与他们有过近距离的交流。每到周末都有讲座，总是座无虚席，甚至连走道都挤满了人。
现在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教学任务日益繁重，又加上社会的多元化，真正能够静下心来去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并不多。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被称之为“大家”的韩德培先生、马克昌先生、我的导师何华辉先生，还有国际经济法的姚梅镇先生等都给我们上过课。不仅给我们上课，可能上午上完课，下午或晚上就会到我们宿舍继续交流。有时一待就是一下午或一晚上。有时候可能连水杯都没有，就拿我们吃饭的碗倒点水给老师，就这样侃侃而谈。所以，像我这样的“武大郎”，可能从学术背景来说并不是太好，没有多元化、博采多取，但是，在武大时间待长了，对这儿就有了感情，产生了认同。
近年，很多学校对我发出邀请，希望我加盟，但始终因为内心对武大怀有一种牵扯而不舍离开。武大的校园很美丽，一年四季都有颜色的变化。也许是待久了，已产生依恋，常被武大校园那些很感性的、很优美的、很蓝调的东西触动。这是一种人文的东西。武大校园的那些享誉中国的老先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一代又一代武大人。他们对事业的追求精神，对后生的提携和关爱，让我们铭刻肺腑。我现在经常在各大高校走动，但总觉得从人文氛围来说武大是最好的之一。而且没有多少学校会有我们这样的师生关系，尤其在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跟学生完全没有距离。其他专业不说，就说我们宪法方向。到目前为止，全国两支“香火”最旺：人大一支，武大一支。华政的童之伟教授也是我师兄。每年开宪法年会时，出身武大的老师占很大比例。这当然凝聚着我的导师何华辉教授的巨大心血。对于何老师，我们都敬畏有加。不仅敬畏学问，更加敬畏他的为人。作为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真正是把他的学生当成子女一样看待。在老师家的时候，如果我们问老师有没有吃的，老师会让我们直接到冰柜里面去拿；食堂没饭吃的时候，我们会打电话给老师，他会让我们去他家。在这种氛围下，很多老师自然而然地会对这个地方产生忠诚。在当下学术环境里，其实中部有很多劣势。从地缘角度来看，不如去上海和北京。无论是见识、资源的配置和信息的摄取，还是对外交流的机会，上海、北京都会比这里好，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守在这里。在这几年里，武大法学院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但仍然屹立不倒，就是因为武大有一种精神和灵魂，“造血能力”强。对我而言，虽不能说“生于斯”，但是“学于斯”将近30年，从1981年至今，对武大法学院有很切实的感受。 记：秦老师，那您当时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就是宪政方向吗？
秦：是的。我后来分析我为什么会喜欢宪政，认为有几个因素。一个可能是男儿骨子藏着的一种“治平”情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种情怀。第二是80年代都有所谓的“身在朝野，心系庙堂”的抱负，都特别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政治。第三个最直接因素是何华辉老师的讲课深深打动了我。被他那么孱弱的身子里焕发出的巨大力量深深吸引，希望跟着他学习。那时倒并不是说对宪政这个东西有多酷爱，也并没有很周密的思考。
3“‘名师出高徒，高徒出名师’。为什么好的法学院的老师的水平都很不错？……学生是可以把老师推着走的。”
记：秦老师，您对武大的那些老先生们一定有着很深厚的感情。
秦：确实是很深。在何华辉老师过世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悼念我的导师——何华辉先生》。在韩先生过世的时候，我也写了一篇文章《今为珞珈哭韩师 可怜姑苏魂未归》来悼念先生。武大法学院与国内许多法学院的恢复时间是差不多的，但是武大法学院长期以来都是京城以外的最好的一所法学院。何以如此？很重要的是老先生的气度、情怀以及视野，造就了武大法学院的今天。韩先生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环境保护为何物时，就创立了环境保护研究所以及编写环境保护法教材，这种视野是无人能及的。另外一个独特的东西是对年轻人的不拘一格的提携。韩德培先生、马克昌先生、我的导师何华辉先生等都认为：即使年轻人的能力暂时还没达到，但是可以先把他提起来，那么他就会以更高的要求来要求自己，甚至激活他（她）的创造性才能。所以，武大法学院教授都非常年轻。有的30多岁就成为教授、博导。虽然这些年轻的教授很稚嫩，但是过了一两年后一般成绩显著。学界有一种现象，我也经常向学生提起，就是“名师出高徒，高徒出名师”。为什么好的法学院里的老师的水平都很不错？个人的天赋、勤奋等因素可能是主要的，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优秀，师生相长。作为老师，要和学生对话有交集，学生的毕业论文要看得懂，要去指导学生，这就推着老师去学习，学生是可以把老师推着走的。我经常对学生说我要顽强地证明自己，不要光和别人合写而是要自己独立地写几篇论文。哪怕每天再多的应酬和杂务，回家后也一定要看看书。学习新鲜的语言，把握学术动态。从概率的角度来说，一流法学院的学者一定是法学界最优秀的学者。因为那些优秀的学生在推着他们往前走。如果一个法学院招的本科生生源不怎么样，也没有硕士点和博士点，那么教师的整体水平自然而然就会低很多。这个就是所谓的“高徒出名师”的道理所在。
4“韩老师一出场就很有范儿很大腕。……我的导师——何老师，让我高山仰止。……我一再说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一代，无论是学力上、修为上、功底上都是比不上老一代的，但是我们活得比他们好。”
记：秦老师，您刚提到在您的本科阶段有很多“大家”都给您上过课，那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位老师呢？
秦：印象深刻的很多。一个是韩老师。用现在的话说，韩老师一出场就很有范儿很大腕。因为他们那一代有一种文化习炼，我们这些中生代自愧不如。我经常会说，我们至少有两个方面不如韩老先生。第一是老先生国学背景比我们好，接受私塾教育比我们完整。传统的、伦理的、忠孝的东西在他们的身上很好地传承下来。第二是韩老师有很好的西学背景，受过完整的西学教育，能说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再是韩老师的个人形象很好，文采很好。韩老师99岁去世，但是在他95岁左右的时候，我们法学院很多老师，不光是我，口才都不如他。他的谈话几乎没有任何废话，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总是字字珠玑，引经据典则是信手拈来。他集风度和学识于一身。
再就是我的导师——何老师，让我高山仰止。他是北大的才子，在人大读了研究生后来到武大，给武大的第一任校长——李达校长做秘书，是一个十分有才气的人。执著真理，也仗义执言。他在盛年时被打成“极右”，整个青春年华都是在农场度过的。很多同命运的知识分子出来后都对过去的坎坷命运心有余悸而三缄其口或者首尾兼顾，但是，我们何老师没有丝毫的圆滑、没有丝毫的所谓功利的权衡，那种仗义执言、秉笔直书的情怀令人敬佩。
其实除了他们，还有很多老师也让我印象深刻。比如马克昌老师讲课逻辑性很强。我一再说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一代，无论是学力上、修为上、功底上都是比不上老一代的，但是我们活得比他们好。他们很多到了60岁的时候还没当上教授，而我们有的三十几岁就当了教授，日子过得多姿多彩。再比如张泉林教授，真的是一目十行，博闻强记。虽然他的眼睛高度近视，看书的时候真是把书凑到了眼皮底下。他那时候给我们讲法理学。那时法理学要讲阶级观念，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的。他经常就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话大段大段地背出来，而且一字不差。我们常常被他震住。
这些样的老师太多太多，基本上每个老师都有令我感动的时刻。
记：秦老师，能介绍一下您在学术上的最新动态吗？比如最新的学术研究方向？
秦：一个是社会主义宪政，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研究方向。已出版了一本专著，获得了司法部的二等奖。宪政是“西行东渐”的，如何与中国接轨，是我终身要研究的问题，有可能拿我的终身也不一定能研究透。另一个是关于宪法原则的研究。也出版了一本专著。我们现在一谈宪法原则，可能就是民主、法治、人权、主权，但这些不能解释中国自己的很多问题。比如，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甚至议行合一，这些是不是中国宪法的原则。中国宪法没有一个专门性的行宪机制，宪法的重要的实施路径只是通过部门法的具体化。在部门法具体化和法制统一的背景下，宪法的原则和规则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又应该是怎样的呢。我觉得这些都是要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另外就是做一些临时性的研究，主要是围绕课题展开的。深层次做的可能还是前两个方面。
5“我对当下的法学学子要讲的话，第一是要坚信，第二是要坚持，可能这是最重要的。当前中国的法治是遇到很多瓶颈的，……我们法学人对法要有一种坚信，对自己选择的法学道路也要有一种坚持，虽然短期有很多艰难，但只要我们法律人共同努力，一定会有灿烂的一天。”
记：最后，请秦老师给我们后辈学子提点建议，好吗？
秦：谈不上建议，不然就摆出高人一等的姿态了。我对当下的法学学子要讲的话是：第一要坚信，第二要坚持，可能这是最重要的。当前中国的法制遇到了很多瓶颈。法律的地位以及法律的权威有可能并不如上世纪80、90年代，法的“工具主义”思潮泛滥。但我们法学人对法要有一种坚信，对自己选择的法学道路也要有一种坚持。我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大社会问题就是预期不明。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了，可社会各个阶层因为对社会没有稳定的预期而各有忧虑。既得利益者不安，社会底层民众也担心。我认为要解决这些涉及社会长治久安的预期问题还是要靠法。虽然短期会有很多艰难，但只要我们法律人共同努力，一定会有灿烂的一天。
栏目主持人：程新友 [email protected]
1“如果不甘于命运的摆布，只有考出来，才能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境况。高考意义之重大，对我们的人生命运而言，可想而知。就像战场上不需要指挥官动员一样，我们从不需要任何人提醒应该勤奋、刻苦，对我们而言，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要去改变命运。”
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非常荣幸能有机会与秦老师当面交谈。您是1981年参加的高考，您对那时的高考有些什么印象？
秦前红（以下简称“秦”）：我现在仍然经常讲，高考是与我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一个农家子弟来说，就是知识改变命运。我是从江汉平原走出来的，那时候想走出来只有“一条半路”：“一”是所谓的高考考出来；另一个就是当兵出来。而当兵只有提干之后才有机会“跃出农门”，在退伍之后会安排工作，否则还是哪来回哪去，这就是所谓的“半条路”。所以，如果不甘于命运的摆布，只有考出来，才能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境况。高考意义之重大，对我们的人生命运而言，可想而知。就像战场上不需要指挥官去动员一样，我们从不需要任何人提醒应该勤奋、刻苦。对我们而言，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要去改变命运。
可以说，高考制度为我们的人生道路打开了一扇天窗。因为，当时这个制度是很公正的，只要努力学了，成绩好了，达到高考分数线了，就会有一所满意的学校。在我老家的那个村，叫做“状元村”，在我之前已经考出去了几十个大学生。我的家乡仙桃原来是一个县，叫沔阳县，现在已经改称仙桃市，当时也叫做“高考强县”、“教育大县”，因为每年都有几十个考上清华北大。我们村能成为“高考强县”的“状元村”的确不容易。当然，这也是因为高考制度可以改变农家子弟的命运，对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也提供了一种巨大的动力。这是那个时代的情况，现在已经不如以前了。现在毕业即失业。学业、工作、生活要受太多因素的影响，农家子弟花费大量成本上学，但产出与投入总是不成正比。曾有一位教育部的主要官员说，大学生就业困难并不是扩招造成的。他的理由是不让这些孩子读大学，也是待业青年。对此，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予以辩驳，认为高考扩招以及大学生就业的艰难破坏了人们心中“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崇奉“知识改变命运”。而且因为“知识改变命运”的事实，只要孩子能上大学，很多农家即使倾家荡产，或者是一个家族，甚至是超越一个家族、跨越一个村落，都要供着他。一是希望孩子有出息，二也是希望孩子有出息后回馈家族和村落。当下知识和命运的关系已经没有那么密切了。很多人谈起高考来，感受就没有我们强烈。
2“我曾经说过，‘我属于愉快的六八式’，就是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上大学，非常愉快，也可以说是生逢其时。 ”
记：秦老师本科至博士的学业都是在武汉大学完成的？
秦：是的，我是典型的“武大郎”。从本科到硕士直到博士，都是在武大度过的。
记：秦老师，那您对您的本科生活有着怎样的感受？
秦：感受是非常多的。我的本科处在一个很特别的时代。那时候，中国刚从“文革”中恢复过来，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向上的生气。大学里的学子个个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我现在经常会跟学生们聊起，八十年代的学子有很多理想主义的东西，“精气神”特别足。不像在现在的课堂，常常看到的是学生混沌的眼神。大一的学生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享受读书的快乐，就想着之后的就业、考证，负担很重。我们那时候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当然，这也是时代的差别。我曾经说过，“我属于愉快的六八式”，就是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上大学，非常愉快，也可以说是生逢其时，念大学的时候很开心。当然，那时候做大学生都有“天之骄子”的感觉，也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因为那时候读大学不用为学费、工作发愁，可以从容地学习、自由地思考。可能是年过四十，渐渐有些怀旧，论起大学的氛围，我觉得当下很多方面不如我们那个年代。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社会风气还没有完全被物化。所以，学校里的社团活动很多，学术讲座也特别多。全国各地的大家，包括国家级的和国际级的，都以到武大作讲座为荣。我记得，音乐界的李谷一、严良堃，围棋界的聂卫平，科学界的温元凯，美术界的李泽厚等等，这些在当时已经被称为大家的，都曾到过武大，而且与他们有过近距离的交流。每到周末都有讲座，总是座无虚席，甚至连走道都挤满了人。
现在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教学任务日益繁重，又加上社会的多元化，真正能够静下心来去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并不多。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被称之为“大家”的韩德培先生、马克昌先生、我的导师何华辉先生，还有国际经济法的姚梅镇先生等都给我们上过课。不仅给我们上课，可能上午上完课，下午或晚上就会到我们宿舍继续交流。有时一待就是一下午或一晚上。有时候可能连水杯都没有，就拿我们吃饭的碗倒点水给老师，就这样侃侃而谈。所以，像我这样的“武大郎”，可能从学术背景来说并不是太好，没有多元化、博采多取，但是，在武大时间待长了，对这儿就有了感情，产生了认同。
近年，很多学校对我发出邀请，希望我加盟，但始终因为内心对武大怀有一种牵扯而不舍离开。武大的校园很美丽，一年四季都有颜色的变化。也许是待久了，已产生依恋，常被武大校园那些很感性的、很优美的、很蓝调的东西触动。这是一种人文的东西。武大校园的那些享誉中国的老先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一代又一代武大人。他们对事业的追求精神，对后生的提携和关爱，让我们铭刻肺腑。我现在经常在各大高校走动，但总觉得从人文氛围来说武大是最好的之一。而且没有多少学校会有我们这样的师生关系，尤其在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跟学生完全没有距离。其他专业不说，就说我们宪法方向。到目前为止，全国两支“香火”最旺：人大一支，武大一支。华政的童之伟教授也是我师兄。每年开宪法年会时，出身武大的老师占很大比例。这当然凝聚着我的导师何华辉教授的巨大心血。对于何老师，我们都敬畏有加。不仅敬畏学问，更加敬畏他的为人。作为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真正是把他的学生当成子女一样看待。在老师家的时候，如果我们问老师有没有吃的，老师会让我们直接到冰柜里面去拿；食堂没饭吃的时候，我们会打电话给老师，他会让我们去他家。在这种氛围下，很多老师自然而然地会对这个地方产生忠诚。在当下学术环境里，其实中部有很多劣势。从地缘角度来看，不如去上海和北京。无论是见识、资源的配置和信息的摄取，还是对外交流的机会，上海、北京都会比这里好，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守在这里。在这几年里，武大法学院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但仍然屹立不倒，就是因为武大有一种精神和灵魂，“造血能力”强。对我而言，虽不能说“生于斯”，但是“学于斯”将近30年，从1981年至今，对武大法学院有很切实的感受。 记：秦老师，那您当时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就是宪政方向吗？
秦：是的。我后来分析我为什么会喜欢宪政，认为有几个因素。一个可能是男儿骨子藏着的一种“治平”情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种情怀。第二是80年代都有所谓的“身在朝野，心系庙堂”的抱负，都特别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政治。第三个最直接因素是何华辉老师的讲课深深打动了我。被他那么孱弱的身子里焕发出的巨大力量深深吸引，希望跟着他学习。那时倒并不是说对宪政这个东西有多酷爱，也并没有很周密的思考。
3“‘名师出高徒，高徒出名师’。为什么好的法学院的老师的水平都很不错？……学生是可以把老师推着走的。”
记：秦老师，您对武大的那些老先生们一定有着很深厚的感情。
秦：确实是很深。在何华辉老师过世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悼念我的导师——何华辉先生》。在韩先生过世的时候，我也写了一篇文章《今为珞珈哭韩师 可怜姑苏魂未归》来悼念先生。武大法学院与国内许多法学院的恢复时间是差不多的，但是武大法学院长期以来都是京城以外的最好的一所法学院。何以如此？很重要的是老先生的气度、情怀以及视野，造就了武大法学院的今天。韩先生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环境保护为何物时，就创立了环境保护研究所以及编写环境保护法教材，这种视野是无人能及的。另外一个独特的东西是对年轻人的不拘一格的提携。韩德培先生、马克昌先生、我的导师何华辉先生等都认为：即使年轻人的能力暂时还没达到，但是可以先把他提起来，那么他就会以更高的要求来要求自己，甚至激活他（她）的创造性才能。所以，武大法学院教授都非常年轻。有的30多岁就成为教授、博导。虽然这些年轻的教授很稚嫩，但是过了一两年后一般成绩显著。学界有一种现象，我也经常向学生提起，就是“名师出高徒，高徒出名师”。为什么好的法学院里的老师的水平都很不错？个人的天赋、勤奋等因素可能是主要的，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优秀，师生相长。作为老师，要和学生对话有交集，学生的毕业论文要看得懂，要去指导学生，这就推着老师去学习，学生是可以把老师推着走的。我经常对学生说我要顽强地证明自己，不要光和别人合写而是要自己独立地写几篇论文。哪怕每天再多的应酬和杂务，回家后也一定要看看书。学习新鲜的语言，把握学术动态。从概率的角度来说，一流法学院的学者一定是法学界最优秀的学者。因为那些优秀的学生在推着他们往前走。如果一个法学院招的本科生生源不怎么样，也没有硕士点和博士点，那么教师的整体水平自然而然就会低很多。这个就是所谓的“高徒出名师”的道理所在。
4“韩老师一出场就很有范儿很大腕。……我的导师——何老师，让我高山仰止。……我一再说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一代，无论是学力上、修为上、功底上都是比不上老一代的，但是我们活得比他们好。”
记：秦老师，您刚提到在您的本科阶段有很多“大家”都给您上过课，那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位老师呢？
秦：印象深刻的很多。一个是韩老师。用现在的话说，韩老师一出场就很有范儿很大腕。因为他们那一代有一种文化习炼，我们这些中生代自愧不如。我经常会说，我们至少有两个方面不如韩老先生。第一是老先生国学背景比我们好，接受私塾教育比我们完整。传统的、伦理的、忠孝的东西在他们的身上很好地传承下来。第二是韩老师有很好的西学背景，受过完整的西学教育，能说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再是韩老师的个人形象很好，文采很好。韩老师99岁去世，但是在他95岁左右的时候，我们法学院很多老师，不光是我，口才都不如他。他的谈话几乎没有任何废话，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总是字字珠玑，引经据典则是信手拈来。他集风度和学识于一身。
再就是我的导师——何老师，让我高山仰止。他是北大的才子，在人大读了研究生后来到武大，给武大的第一任校长——李达校长做秘书，是一个十分有才气的人。执著真理，也仗义执言。他在盛年时被打成“极右”，整个青春年华都是在农场度过的。很多同命运的知识分子出来后都对过去的坎坷命运心有余悸而三缄其口或者首尾兼顾，但是，我们何老师没有丝毫的圆滑、没有丝毫的所谓功利的权衡，那种仗义执言、秉笔直书的情怀令人敬佩。
其实除了他们，还有很多老师也让我印象深刻。比如马克昌老师讲课逻辑性很强。我一再说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一代，无论是学力上、修为上、功底上都是比不上老一代的，但是我们活得比他们好。他们很多到了60岁的时候还没当上教授，而我们有的三十几岁就当了教授，日子过得多姿多彩。再比如张泉林教授，真的是一目十行，博闻强记。虽然他的眼睛高度近视，看书的时候真是把书凑到了眼皮底下。他那时候给我们讲法理学。那时法理学要讲阶级观念，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的。他经常就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话大段大段地背出来，而且一字不差。我们常常被他震住。
这些样的老师太多太多，基本上每个老师都有令我感动的时刻。
记：秦老师，能介绍一下您在学术上的最新动态吗？比如最新的学术研究方向？
秦：一个是社会主义宪政，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研究方向。已出版了一本专著，获得了司法部的二等奖。宪政是“西行东渐”的，如何与中国接轨，是我终身要研究的问题，有可能拿我的终身也不一定能研究透。另一个是关于宪法原则的研究。也出版了一本专著。我们现在一谈宪法原则，可能就是民主、法治、人权、主权，但这些不能解释中国自己的很多问题。比如，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甚至议行合一，这些是不是中国宪法的原则。中国宪法没有一个专门性的行宪机制，宪法的重要的实施路径只是通过部门法的具体化。在部门法具体化和法制统一的背景下，宪法的原则和规则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又应该是怎样的呢。我觉得这些都是要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另外就是做一些临时性的研究，主要是围绕课题展开的。深层次做的可能还是前两个方面。
5“我对当下的法学学子要讲的话，第一是要坚信，第二是要坚持，可能这是最重要的。当前中国的法治是遇到很多瓶颈的，……我们法学人对法要有一种坚信，对自己选择的法学道路也要有一种坚持，虽然短期有很多艰难，但只要我们法律人共同努力，一定会有灿烂的一天。”
记：最后，请秦老师给我们后辈学子提点建议，好吗？
秦：谈不上建议，不然就摆出高人一等的姿态了。我对当下的法学学子要讲的话是：第一要坚信，第二要坚持，可能这是最重要的。当前中国的法制遇到了很多瓶颈。法律的地位以及法律的权威有可能并不如上世纪80、90年代，法的“工具主义”思潮泛滥。但我们法学人对法要有一种坚信，对自己选择的法学道路也要有一种坚持。我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大社会问题就是预期不明。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了，可社会各个阶层因为对社会没有稳定的预期而各有忧虑。既得利益者不安，社会底层民众也担心。我认为要解决这些涉及社会长治久安的预期问题还是要靠法。虽然短期会有很多艰难，但只要我们法律人共同努力，一定会有灿烂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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