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提起叶帅，我脑海里会浮现出这样的一些片段：
他渊博。谈天说地，引经据典，古诗文名句，常常脱口而出。毛泽东论诗，有“剑英善七律”之评。就是在“文革”发配湖南时，他也会在书信中风趣地改写柳宗元的《江雪》状景抒怀：“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高楼出世翁，独赏湘潭雪。”我推测，老帅绝不是在抒发闲情逸致，而是必有所思。
他多才。父与子，一个拉二胡，一个吹笛子，合奏一曲；翁与婿，四手联弹，合奏钢琴。叶帅爱乐，颇有古风，“曲有误，周郎顾”。
他慈爱。在办公室，可以把孩子放在摇篮床里，一边用脚摇，一边批文件。
他随和。一次洗澡时，警卫员大意了，误将他反锁在浴室两个小时，过后，党支部要给警卫员处分，他还哈哈大笑：处分啥？孩子嘛，就是贪玩。无心作恶恶不罚嘛！
他谨慎。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他会一天换几个驻地，会留意西郊机场飞机数量的变化、钓鱼台汽车的进出、中南海门前的动向。但他的谨慎，也不是谨小慎微、束手束脚，而是透着放达。“文革”中他受到批判时，仍然会收留那些父母被关押批斗无家可归的孩子。
和许多反抗剥削压迫、寻求翻身解放揭竿而起的革命者不同，叶帅是从仕途顺遂、高官厚禄的人生道路，走上九死一生、艰苦卓绝的革命征程的。作为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他感到国民党开始变了，变成了一个腐败的党，已经不是人民希望的了，于是他找到共产党。舍弃养尊处优，甘愿千辛万苦；舍弃轿子挑夫，甘愿穿上草鞋；舍弃咖啡奶粉、饼干白兰地，甘愿粗茶淡饭、忍饥挨饿；舍弃每月几万大洋，甘愿分文不取。所有这些，只为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
尽管此后还有王明路线的打击、“旧军阀”的批判、“地方主义”的指责、“二月逆流”的去职，但他始终积极乐观、无怨无悔。在今天有些人看来，叶帅舍弃的恰恰是许多人毕生的追求，甚至成为“成功人士”的标准。取舍之间差距何在？在乎“个人”二字也。叶帅的人生，绝没有这个选项。
有人说：谈论20世纪的中国，不能不提三个人，那就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而这三个人都曾器重的，惟有一人，那就是叶剑英。此言不虚。1922年粤军陈炯明叛变，炮击大总统府，25岁的海军陆战队营长叶剑英率部接应，护卫孙中山脱险。此后，他参加了筹备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他可以不用通报、佩剑出入蒋介石行营。就连他最初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也因为受到蒋介石的器重需要考验而被拒绝。参加共产党后，在毛泽东麾下，他从苏区、遵义、延安、西柏坡，一路杀进北京城，赢得毛泽东“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赞誉。
所谓“大事”者，历史关节点也。
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他投身国民革命；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他随军誓师北伐；国共分裂、革命低潮，他参与创建人民军队。
在南昌起义发动前的关键时刻，他得知国民党反动派要围歼贺龙、叶挺所部的阴谋，连夜通报叶挺，使贺、叶部火速移师南昌，保证了起义的顺利实现。历史有时惊人地相似，类似的情节，以后还将在长征路上重现。
在中央苏区，他作为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指挥作战，在第二、三次反“围剿”中，亲身感受到和体会到毛泽东的正确。当王明路线把持中央，排挤毛泽东时，同样是从苏联回来的叶帅，没有站在留洋同学的一边，而是坚定地站在“土生土长”的毛泽东一边。随同毛泽东的被免职，他也被调任红军大学校长。
长征路上，遵义会议后，一、四方面军会师。在党中央与张国焘的那场斗争中，叶帅从电报中发现张国焘的异动，及时报告毛泽东，使党中央迅速北上，脱离险境。由于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赞扬他“立了大功，救了红军”，此事遂广为人知。
“文革”十年浩劫，是叶帅度过的最艰难的岁月。难就难在，他必须在顾全大局的考虑下，做出艰难的抉择。有人说，叶帅在“文革”中没有被彻底打倒、关押坐牢，是幸运的。此实为浮泛之言。要说幸运，那也是党和国家、人民的幸运。他在台上，疾言厉色，怒对宵小；拍案而起，不惧权奸；仗义执言，保护干部。他始终是横亘在野心家篡党乱军路上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他在台上，就保留了斗争的权利和未来的希望。而对他个人来说，毫无幸运可言。
这种两难的抉择，很像《赵氏孤儿》中，程婴和公孙杵臼面临生死选择。就像程婴，“文革”中，叶帅艰难的“活”在政治舞台上。坚守在前沿，要战斗又不能无谓“牺牲”；周旋于乱世，要临大节而不辱。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需要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需要“相忍为党”的宽阔胸怀。他曾被批判抄家、流放赋闲，成年子女与女婿都被下狱。如此境遇，在仍任职最高的领导干部中，惟叶帅一人。而他沉着镇静，思虑筹划、静观其变。终于迎来了又一个历史关节点。
粉碎“四人帮”，下决心当然离不开华国锋，但谋划准备、组织实施则端赖叶帅。说实在的，粉碎“四人帮”的凌晨，在叶帅驻地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如果没有叶帅坐镇，恐怕统一认识、作出决议不会那么顺利。华国锋会前私下和叶帅谈，会上又正式提出，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叶帅坚辞不受，就连在当时惟有他最合適的军委主席这个职务，他也推辞了。坚推华国锋，惟愿从旁协助，这是何等的境界和胸怀啊！此后，他力主并推动了邓小平的复出，“四五”运动的平反和对毛泽东的全面评价。为开创新局，尽心竭力。这是作为政治家的叶剑英。
叶之为帅，当然是军事家。坊间常有议论，说他没有统领过自己的部队，没有亲自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因此在开国元帅中，是最弱的。许多人不明就里，人云亦云。这种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妄说，有必要加以澄清。
所谓军事家者，实有两类：一类临阵搏杀、攻城拔寨、横扫干军如卷席；一类运筹帷幄、居中调度、胸中自有百万兵。前一类现身于外，易万众瞩目；后一类隐形于内，故知者盖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军纵横转战、百炼成钢、将星云集，其中佼佼者亦众。然号称“老总”者居多，尊为“参座”者寡，惟叶帅一人。那些统领千军，独当一面的战将，对叶帅也是充满信服和尊重之情。
从1930年到中央苏区任总参谋部部长起，叶帅战争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工作。众所周知，总参谋长是最高统帅部机关的领导者、是最高统帅的直接下属，不“给力”的人是干不长久的。叶帅在这个并不看好的位置上任职时间如此之长，足见他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指挥作战得力助手，深得统帅信任和倚重。
总参谋部是我军最高统帅部的领导机关和指挥中心。叶帅是毛主席领导下我军总参谋部的创建者。在中央苏区，他就着手组建了我军作战指挥系统，构建了作战、情报、通信、供给四大职能部门，此后，他不断提高总参谋部贯彻军委战略意图、组织实施战役指挥的能力，改进完善机关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业务素质和水平很高的专业参谋人员，使总参谋部成为最高统帅得心应手的左膀右臂。而回顾自己的军事生涯，他却淡淡地说：“不要说我有什么功劳，我这辈子就是干打杂的。
当年率部在陕北作战的王震曾经说过：有些同志以为中央和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没有参谋部，这是一种误解，“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后方委员会起了重要作用。”此乃知
将军决胜岂止在战场。统帅也好，将军也罢，俱往矣！如今，老一代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的人物，风流云散，化为青山，永伴江河。他们故去了，但他们留给中华民族的一切，是后人不该也无法忘记的。
（摘自《南方周末》）
他渊博。谈天说地，引经据典，古诗文名句，常常脱口而出。毛泽东论诗，有“剑英善七律”之评。就是在“文革”发配湖南时，他也会在书信中风趣地改写柳宗元的《江雪》状景抒怀：“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高楼出世翁，独赏湘潭雪。”我推测，老帅绝不是在抒发闲情逸致，而是必有所思。
他多才。父与子，一个拉二胡，一个吹笛子，合奏一曲；翁与婿，四手联弹，合奏钢琴。叶帅爱乐，颇有古风，“曲有误，周郎顾”。
他慈爱。在办公室，可以把孩子放在摇篮床里，一边用脚摇，一边批文件。
他随和。一次洗澡时，警卫员大意了，误将他反锁在浴室两个小时，过后，党支部要给警卫员处分，他还哈哈大笑：处分啥？孩子嘛，就是贪玩。无心作恶恶不罚嘛！
他谨慎。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他会一天换几个驻地，会留意西郊机场飞机数量的变化、钓鱼台汽车的进出、中南海门前的动向。但他的谨慎，也不是谨小慎微、束手束脚，而是透着放达。“文革”中他受到批判时，仍然会收留那些父母被关押批斗无家可归的孩子。
和许多反抗剥削压迫、寻求翻身解放揭竿而起的革命者不同，叶帅是从仕途顺遂、高官厚禄的人生道路，走上九死一生、艰苦卓绝的革命征程的。作为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他感到国民党开始变了，变成了一个腐败的党，已经不是人民希望的了，于是他找到共产党。舍弃养尊处优，甘愿千辛万苦；舍弃轿子挑夫，甘愿穿上草鞋；舍弃咖啡奶粉、饼干白兰地，甘愿粗茶淡饭、忍饥挨饿；舍弃每月几万大洋，甘愿分文不取。所有这些，只为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
尽管此后还有王明路线的打击、“旧军阀”的批判、“地方主义”的指责、“二月逆流”的去职，但他始终积极乐观、无怨无悔。在今天有些人看来，叶帅舍弃的恰恰是许多人毕生的追求，甚至成为“成功人士”的标准。取舍之间差距何在？在乎“个人”二字也。叶帅的人生，绝没有这个选项。
有人说：谈论20世纪的中国，不能不提三个人，那就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而这三个人都曾器重的，惟有一人，那就是叶剑英。此言不虚。1922年粤军陈炯明叛变，炮击大总统府，25岁的海军陆战队营长叶剑英率部接应，护卫孙中山脱险。此后，他参加了筹备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他可以不用通报、佩剑出入蒋介石行营。就连他最初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也因为受到蒋介石的器重需要考验而被拒绝。参加共产党后，在毛泽东麾下，他从苏区、遵义、延安、西柏坡，一路杀进北京城，赢得毛泽东“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赞誉。
所谓“大事”者，历史关节点也。
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他投身国民革命；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他随军誓师北伐；国共分裂、革命低潮，他参与创建人民军队。
在南昌起义发动前的关键时刻，他得知国民党反动派要围歼贺龙、叶挺所部的阴谋，连夜通报叶挺，使贺、叶部火速移师南昌，保证了起义的顺利实现。历史有时惊人地相似，类似的情节，以后还将在长征路上重现。
在中央苏区，他作为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指挥作战，在第二、三次反“围剿”中，亲身感受到和体会到毛泽东的正确。当王明路线把持中央，排挤毛泽东时，同样是从苏联回来的叶帅，没有站在留洋同学的一边，而是坚定地站在“土生土长”的毛泽东一边。随同毛泽东的被免职，他也被调任红军大学校长。
长征路上，遵义会议后，一、四方面军会师。在党中央与张国焘的那场斗争中，叶帅从电报中发现张国焘的异动，及时报告毛泽东，使党中央迅速北上，脱离险境。由于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赞扬他“立了大功，救了红军”，此事遂广为人知。
“文革”十年浩劫，是叶帅度过的最艰难的岁月。难就难在，他必须在顾全大局的考虑下，做出艰难的抉择。有人说，叶帅在“文革”中没有被彻底打倒、关押坐牢，是幸运的。此实为浮泛之言。要说幸运，那也是党和国家、人民的幸运。他在台上，疾言厉色，怒对宵小；拍案而起，不惧权奸；仗义执言，保护干部。他始终是横亘在野心家篡党乱军路上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他在台上，就保留了斗争的权利和未来的希望。而对他个人来说，毫无幸运可言。
这种两难的抉择，很像《赵氏孤儿》中，程婴和公孙杵臼面临生死选择。就像程婴，“文革”中，叶帅艰难的“活”在政治舞台上。坚守在前沿，要战斗又不能无谓“牺牲”；周旋于乱世，要临大节而不辱。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需要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需要“相忍为党”的宽阔胸怀。他曾被批判抄家、流放赋闲，成年子女与女婿都被下狱。如此境遇，在仍任职最高的领导干部中，惟叶帅一人。而他沉着镇静，思虑筹划、静观其变。终于迎来了又一个历史关节点。
粉碎“四人帮”，下决心当然离不开华国锋，但谋划准备、组织实施则端赖叶帅。说实在的，粉碎“四人帮”的凌晨，在叶帅驻地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如果没有叶帅坐镇，恐怕统一认识、作出决议不会那么顺利。华国锋会前私下和叶帅谈，会上又正式提出，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叶帅坚辞不受，就连在当时惟有他最合適的军委主席这个职务，他也推辞了。坚推华国锋，惟愿从旁协助，这是何等的境界和胸怀啊！此后，他力主并推动了邓小平的复出，“四五”运动的平反和对毛泽东的全面评价。为开创新局，尽心竭力。这是作为政治家的叶剑英。
叶之为帅，当然是军事家。坊间常有议论，说他没有统领过自己的部队，没有亲自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因此在开国元帅中，是最弱的。许多人不明就里，人云亦云。这种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妄说，有必要加以澄清。
所谓军事家者，实有两类：一类临阵搏杀、攻城拔寨、横扫干军如卷席；一类运筹帷幄、居中调度、胸中自有百万兵。前一类现身于外，易万众瞩目；后一类隐形于内，故知者盖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军纵横转战、百炼成钢、将星云集，其中佼佼者亦众。然号称“老总”者居多，尊为“参座”者寡，惟叶帅一人。那些统领千军，独当一面的战将，对叶帅也是充满信服和尊重之情。
从1930年到中央苏区任总参谋部部长起，叶帅战争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工作。众所周知，总参谋长是最高统帅部机关的领导者、是最高统帅的直接下属，不“给力”的人是干不长久的。叶帅在这个并不看好的位置上任职时间如此之长，足见他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指挥作战得力助手，深得统帅信任和倚重。
总参谋部是我军最高统帅部的领导机关和指挥中心。叶帅是毛主席领导下我军总参谋部的创建者。在中央苏区，他就着手组建了我军作战指挥系统，构建了作战、情报、通信、供给四大职能部门，此后，他不断提高总参谋部贯彻军委战略意图、组织实施战役指挥的能力，改进完善机关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业务素质和水平很高的专业参谋人员，使总参谋部成为最高统帅得心应手的左膀右臂。而回顾自己的军事生涯，他却淡淡地说：“不要说我有什么功劳，我这辈子就是干打杂的。
当年率部在陕北作战的王震曾经说过：有些同志以为中央和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没有参谋部，这是一种误解，“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后方委员会起了重要作用。”此乃知
将军决胜岂止在战场。统帅也好，将军也罢，俱往矣！如今，老一代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的人物，风流云散，化为青山，永伴江河。他们故去了，但他们留给中华民族的一切，是后人不该也无法忘记的。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