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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衣不蔽体的孩子正在垃圾坑捡东西吃，再脏的食物部不假思索地塞进嘴巴里，脸上看不到一丝忧伤。路旁灌木丛随处可见锈迹斑斑的汽车残骸和子弹壳，机场旁边还残留着内战时损毁的几架飞机。震惊之余，涌在心头的却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
2009年2月25日，我奉命参加第五批赴苏丹维和任务，于当地下午时间到达瓦乌。瓦乌是个州府，相当于我们的省会，然市区道路却破烂不堪，交通混乱，集贸市场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地上铺一大块塑料布就是个商店。偌大一座城市见不到一栋三层楼房，市郊放眼望去全是低矮的破茅草屋。
走进拉加
拉加是南苏丹的一个重镇，距瓦乌维和任务区五百多公里，逼近赤道，走陆路要穿过热带原始丛林和战乱留下的雷区。半年旱季，半年雨季的苏丹，工兵部署只能选择在旱季。到了雨季，道路泥泞不堪，重型工程机械根本无法运送，眼下就要迎来雨季。
3月28日，我作为先遣分队十六人中唯一的随队军医前往拉加。4个小时后，直升机在拉加机场降落。说是机场，倒不如说是个宽大的土坪，一架损毁客机斜插在机场南边的灌木丛，一群小孩站在废旧的机翼上面嬉笑打闹。公路斜穿机场，路上到处是扛着枪的军人，有佩戴UN标志的维和人员，更多的是当地人。肯尼亚维和排雷分队的两辆小皮卡车很快把我们载离机场，红土路上一路飞驰，车轮扬起的尘土扑头盖脸，吸到嗓子里干涩干涩的。路两边厚实的芒果林把阳光遮住了。汽车在丛林颠簸了二十多分钟后到达目的地。越靠近赤道，太阳越发“热情”，地面晒得烫脚，天空亮得刺眼，嗓子里干得冒火，仅有的饮用水早已喝干，土著部落唯一的水井成了我們的救命水。扫雷连约翰指挥官接待我们，他执意安排两顶距离很远的帐篷给我们，我不解地问他，一顶帐篷足够了，干吗要两顶?约翰很费力的给我们解释，意思是他们军队中军官、军士长和士兵有很强的等级观念，军官和士兵一定要分开住。我也用蹩脚的英语给他解释，说中国军人是官兵同吃同住同劳动，约翰摊开双手很吃惊地瞪大眼睛说：“oh!My God!”无辜的神情把战士们逗乐了。拉加中午的帐篷照得通透发红，里面像个桑拿房。什么都是热的，没有床，我们只能打地铺，靠在哪里，哪里衣服就湿成一片。
折腾了一天的战士们不到九点就进入了梦乡，我打着电筒低头检查战士蚊帐的情况，突然感觉脖子上冷冷的，一定是四脚蛇!听说苏丹南部的蛇很多，大部分有毒，树上和居所到处都有，遇到了千万别主动攻击它。此时我汗毛倒竖，只能傻站着等它慢慢爬到我的衣服外面，然后迅速将它抖落地上。惊魂未定的我意识到帐篷里一定还有，马上叫醒所有的人，开始了“驱蛇行动”。一时间帐篷里热闹了，七上八下的手电光交织在一起，十五平米的帐篷找到了四条四脚蛇、一条眼镜蛇。我在帐篷外撒上了一圈厚厚的硫磺粉，战士们才过了一个平安夜。
搭建两栋活动板房的期限是一周，战士们连续施工两天后就出现了一个相同的症状，小便量少而且刺痛，由于烈日下高强度施工，体液都经皮肤排出了。我开始给症状重的战士输液来缓解症状。拉加最难熬的是晚上，零点以前帐篷里依旧很热，只有坐在外面，但传播疟疾的蚊虫很多，只好穿着厚厚的速彩服乘凉，时不时还要往脖子和脸上抹点驱蚊药水。这些战士大都是老兵，有着很强的吃苦精神和过硬的技术。带队的中队长是湖北人，二十八岁，是第二次维和了，矮矮的个子很结实，沧桑的面容与实际年纪很不相符，干活是一把好手。聊家常时他聊到妻子，这个铁汉子忍不住掉下眼泪，他说妻子和他一直在闹矛盾。结婚整整三年，连续参加两次维和，一次抗震救灾，两人在一起的日子还不到一个月时间，连怀孩子的机会都没有。与他相比，妻子很理解我的工作，孩子有老人帮我抚养，我感到很知足。
到拉加的第二天下午4点左右，工地西侧响起了零星的枪声，距我们不到一公里。初听似鞭炮声，随后枪声大作，我们所有人员立即进入肯尼亚扫雷排的掩体，担负保护任务的肯尼亚步战车迅速进入战斗状态。“砰”的一声巨响，工地西侧天空冒起了一团浓烟，约十多分钟后恢复了平静，警戒解除。事后才知道，当地部落偷扫雷排还没来得及销毁的地雷，他们朝天放空抢，目的是警告维和部队不要干涉，但搬运时不小心引爆了，炸死了四个当地人。
谁都没有料到，今年的雨季居然提前了，刚到拉加三天就遇上了一场暴雨。非洲的暴雨大的让我们心里直发毛，巨大的雷声夹杂着豆大的雨点甩下来，砸在皮肤上生疼，不到三分钟水流成河。破旧的帐篷到处漏雨，狂风把帐篷的边都撕裂了。然而不到半小时一切就恢复了平静，红土地上的水流不见了踪影，毒辣的太阳像利剑直插大地。七天的粮食眼看就要吃完，无线电联系瓦乌大本营，请求空运食品。得到的答复却是气象条件不行，飞机不能起飞。工程施工不能停，高强度的劳动让战士们身体如何受得了?工地旁扒垃圾的土著小孩手上的芒果给了我们启发，吃芒果!工地旁边到处都是高而粗壮的芒果树，可弄不清是谁家的，不敢贸然采摘，怕引起当地人的误会。一个一丝不挂、浑身脏乎乎的小孩见我一直眼瞅着他手上的芒果，便大胆递我一个，然后指指医药箱又挠了挠自己的手臂，我明白了他是要止痒的东西。我递给他一瓶风油精，一群孩子拥着这个孩子呼啦一下消失在灌木丛里，天真的非洲孩子们把一瓶风油精都当作宝贝。然而，最让我感动的是第二天一早我们挖掘机旁居然有一袋芒果，是孩子们晚上送的，当时的我眼眶都湿了。接下来的日子，芒果生吃、蒸煮着吃、青芒果炒着吃，剩下不到一斤的大米开始像宝贝一样数着米粒熬稀饭，就这样艰苦地熬过了整整五天才盼来送给养的直升机。播散友谊的种子
7月1日，接国际红十字会通知，我和另外两位同事参加了为当地五岁以下儿童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早晨起来，备足一天的干粮，到瓦乌市国际红十字会处领了三百支疫苗。带我们的志愿者向导是两个女子学校的学生，大约十五六岁左右，穿戴校服，特别黑瘦。丛林部落非常分散，没有道路，救护车根本无法通行，我们只能在烈日下徒步前进。到了中午我们已经非常疲惫了，疫苗用了一大半，我和几个同事躲在树荫下打开干粮袋准备进餐，两个向导女学生则悄悄躲到了另一棵树下，低着头说话，也没有吃的。因为我们有规定，不能随便给当地人东西。看她俩怪可怜的，同事丁军医对我说：“怎么办?要不分点儿给她们吃?”我和丁医生把干粮各自都拿了一部分出来送给这两位向导，没料到她们礼貌地谢绝了。她们说已经很感谢我们的帮助了，不会再拿我们的食物了。面前的这两位学生，这么小的年纪，在烈日下和我们一样吃苦受累，却有这么强的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苏丹这个贫穷战乱国度定会有和平美好的一天。
8月2日上午，我们前往巴比拉部落义诊。救护车缓慢穿越在茂密的原始丛林里，雨季让所有的植物疯一样地拔高，道路边“雷区当心”的标志牌也只能依稀看清。当我们到达土著人部落首长家时已值中午，当地人早已等候在酋长拉比的家门口，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少数几个男人是刀枪伤。苏丹是个一夫多妻制国家，男人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辛苦劳作的总是妇女和儿童。因为来的人很多，酋长拉比很有秩序地安排妇女和小孩先看。有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右膝关节肿的比大腿还粗，膝关节皮肤已经看不见皱褶。一瘸一拐的，背上背一个，手上还抱一个孩子。有住土著老妇人左眼翼状胬肉，已经长的比花生还大点，开始破溃流水了，我眼科的同事也只能在非常有限的医疗条件下给她治疗，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疾患。看病的场景让人感到非常心酸。战乱、贫困、缺医少药、人口无计划的增长，可怜的百姓苦日子不知道何日才能熬到头。在我们走时，巴比拉部落酋长拉比集合所有在场的土著人跷着大拇指，挥舞着权杖用生硬的汉语大声说：“中国人是好朋友。中国，非常好!非常谢谢。”我们这群大老爷们儿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特邀编辑 刘 林 实习编辑 王圣贺
2009年2月25日，我奉命参加第五批赴苏丹维和任务，于当地下午时间到达瓦乌。瓦乌是个州府，相当于我们的省会，然市区道路却破烂不堪，交通混乱，集贸市场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地上铺一大块塑料布就是个商店。偌大一座城市见不到一栋三层楼房，市郊放眼望去全是低矮的破茅草屋。
走进拉加
拉加是南苏丹的一个重镇，距瓦乌维和任务区五百多公里，逼近赤道，走陆路要穿过热带原始丛林和战乱留下的雷区。半年旱季，半年雨季的苏丹，工兵部署只能选择在旱季。到了雨季，道路泥泞不堪，重型工程机械根本无法运送，眼下就要迎来雨季。
3月28日，我作为先遣分队十六人中唯一的随队军医前往拉加。4个小时后，直升机在拉加机场降落。说是机场，倒不如说是个宽大的土坪，一架损毁客机斜插在机场南边的灌木丛，一群小孩站在废旧的机翼上面嬉笑打闹。公路斜穿机场，路上到处是扛着枪的军人，有佩戴UN标志的维和人员，更多的是当地人。肯尼亚维和排雷分队的两辆小皮卡车很快把我们载离机场，红土路上一路飞驰，车轮扬起的尘土扑头盖脸，吸到嗓子里干涩干涩的。路两边厚实的芒果林把阳光遮住了。汽车在丛林颠簸了二十多分钟后到达目的地。越靠近赤道，太阳越发“热情”，地面晒得烫脚，天空亮得刺眼，嗓子里干得冒火，仅有的饮用水早已喝干，土著部落唯一的水井成了我們的救命水。扫雷连约翰指挥官接待我们，他执意安排两顶距离很远的帐篷给我们，我不解地问他，一顶帐篷足够了，干吗要两顶?约翰很费力的给我们解释，意思是他们军队中军官、军士长和士兵有很强的等级观念，军官和士兵一定要分开住。我也用蹩脚的英语给他解释，说中国军人是官兵同吃同住同劳动，约翰摊开双手很吃惊地瞪大眼睛说：“oh!My God!”无辜的神情把战士们逗乐了。拉加中午的帐篷照得通透发红，里面像个桑拿房。什么都是热的，没有床，我们只能打地铺，靠在哪里，哪里衣服就湿成一片。
折腾了一天的战士们不到九点就进入了梦乡，我打着电筒低头检查战士蚊帐的情况，突然感觉脖子上冷冷的，一定是四脚蛇!听说苏丹南部的蛇很多，大部分有毒，树上和居所到处都有，遇到了千万别主动攻击它。此时我汗毛倒竖，只能傻站着等它慢慢爬到我的衣服外面，然后迅速将它抖落地上。惊魂未定的我意识到帐篷里一定还有，马上叫醒所有的人，开始了“驱蛇行动”。一时间帐篷里热闹了，七上八下的手电光交织在一起，十五平米的帐篷找到了四条四脚蛇、一条眼镜蛇。我在帐篷外撒上了一圈厚厚的硫磺粉，战士们才过了一个平安夜。
搭建两栋活动板房的期限是一周，战士们连续施工两天后就出现了一个相同的症状，小便量少而且刺痛，由于烈日下高强度施工，体液都经皮肤排出了。我开始给症状重的战士输液来缓解症状。拉加最难熬的是晚上，零点以前帐篷里依旧很热，只有坐在外面，但传播疟疾的蚊虫很多，只好穿着厚厚的速彩服乘凉，时不时还要往脖子和脸上抹点驱蚊药水。这些战士大都是老兵，有着很强的吃苦精神和过硬的技术。带队的中队长是湖北人，二十八岁，是第二次维和了，矮矮的个子很结实，沧桑的面容与实际年纪很不相符，干活是一把好手。聊家常时他聊到妻子，这个铁汉子忍不住掉下眼泪，他说妻子和他一直在闹矛盾。结婚整整三年，连续参加两次维和，一次抗震救灾，两人在一起的日子还不到一个月时间，连怀孩子的机会都没有。与他相比，妻子很理解我的工作，孩子有老人帮我抚养，我感到很知足。
到拉加的第二天下午4点左右，工地西侧响起了零星的枪声，距我们不到一公里。初听似鞭炮声，随后枪声大作，我们所有人员立即进入肯尼亚扫雷排的掩体，担负保护任务的肯尼亚步战车迅速进入战斗状态。“砰”的一声巨响，工地西侧天空冒起了一团浓烟，约十多分钟后恢复了平静，警戒解除。事后才知道，当地部落偷扫雷排还没来得及销毁的地雷，他们朝天放空抢，目的是警告维和部队不要干涉，但搬运时不小心引爆了，炸死了四个当地人。
谁都没有料到，今年的雨季居然提前了，刚到拉加三天就遇上了一场暴雨。非洲的暴雨大的让我们心里直发毛，巨大的雷声夹杂着豆大的雨点甩下来，砸在皮肤上生疼，不到三分钟水流成河。破旧的帐篷到处漏雨，狂风把帐篷的边都撕裂了。然而不到半小时一切就恢复了平静，红土地上的水流不见了踪影，毒辣的太阳像利剑直插大地。七天的粮食眼看就要吃完，无线电联系瓦乌大本营，请求空运食品。得到的答复却是气象条件不行，飞机不能起飞。工程施工不能停，高强度的劳动让战士们身体如何受得了?工地旁扒垃圾的土著小孩手上的芒果给了我们启发，吃芒果!工地旁边到处都是高而粗壮的芒果树，可弄不清是谁家的，不敢贸然采摘，怕引起当地人的误会。一个一丝不挂、浑身脏乎乎的小孩见我一直眼瞅着他手上的芒果，便大胆递我一个，然后指指医药箱又挠了挠自己的手臂，我明白了他是要止痒的东西。我递给他一瓶风油精，一群孩子拥着这个孩子呼啦一下消失在灌木丛里，天真的非洲孩子们把一瓶风油精都当作宝贝。然而，最让我感动的是第二天一早我们挖掘机旁居然有一袋芒果，是孩子们晚上送的，当时的我眼眶都湿了。接下来的日子，芒果生吃、蒸煮着吃、青芒果炒着吃，剩下不到一斤的大米开始像宝贝一样数着米粒熬稀饭，就这样艰苦地熬过了整整五天才盼来送给养的直升机。播散友谊的种子
7月1日，接国际红十字会通知，我和另外两位同事参加了为当地五岁以下儿童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早晨起来，备足一天的干粮，到瓦乌市国际红十字会处领了三百支疫苗。带我们的志愿者向导是两个女子学校的学生，大约十五六岁左右，穿戴校服，特别黑瘦。丛林部落非常分散，没有道路，救护车根本无法通行，我们只能在烈日下徒步前进。到了中午我们已经非常疲惫了，疫苗用了一大半，我和几个同事躲在树荫下打开干粮袋准备进餐，两个向导女学生则悄悄躲到了另一棵树下，低着头说话，也没有吃的。因为我们有规定，不能随便给当地人东西。看她俩怪可怜的，同事丁军医对我说：“怎么办?要不分点儿给她们吃?”我和丁医生把干粮各自都拿了一部分出来送给这两位向导，没料到她们礼貌地谢绝了。她们说已经很感谢我们的帮助了，不会再拿我们的食物了。面前的这两位学生，这么小的年纪，在烈日下和我们一样吃苦受累，却有这么强的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苏丹这个贫穷战乱国度定会有和平美好的一天。
8月2日上午，我们前往巴比拉部落义诊。救护车缓慢穿越在茂密的原始丛林里，雨季让所有的植物疯一样地拔高，道路边“雷区当心”的标志牌也只能依稀看清。当我们到达土著人部落首长家时已值中午，当地人早已等候在酋长拉比的家门口，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少数几个男人是刀枪伤。苏丹是个一夫多妻制国家，男人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辛苦劳作的总是妇女和儿童。因为来的人很多，酋长拉比很有秩序地安排妇女和小孩先看。有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右膝关节肿的比大腿还粗，膝关节皮肤已经看不见皱褶。一瘸一拐的，背上背一个，手上还抱一个孩子。有住土著老妇人左眼翼状胬肉，已经长的比花生还大点，开始破溃流水了，我眼科的同事也只能在非常有限的医疗条件下给她治疗，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疾患。看病的场景让人感到非常心酸。战乱、贫困、缺医少药、人口无计划的增长，可怜的百姓苦日子不知道何日才能熬到头。在我们走时，巴比拉部落酋长拉比集合所有在场的土著人跷着大拇指，挥舞着权杖用生硬的汉语大声说：“中国人是好朋友。中国，非常好!非常谢谢。”我们这群大老爷们儿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特邀编辑 刘 林 实习编辑 王圣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