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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芬雷在南京,和好友成立了学术团体“泼先生”。“我们就是想做一个给青年人交流的地方。当时想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网站,然后定期或不定期地印自己的小刊物。”网站的计划最终搁置了,泼先生后来也转而在豆瓣上活动,聚集了一些人气。因为在豆瓣上很多文本,是可能不被市场看好的作品,泼先生便开始制作一些书籍,作交流之用。
“我们当时也在考虑出版的意义。为什么不放在网上或者做成PDF?第一个原因,在网上看很累,打印出来又不方便。网上阅读从阅读的质量来说还是比不上纸质书的阅读,尤其是针对我们这种偏学术的东西,纸质书的意义更大;另外一个意义是,出版对写作者来说是一个过渡仪式。写作者对于他写完的作品是比较焦虑的,会一直修改,哪怕他已经写得很好了。那我们就让它出版,给他一次集中修改的机会,同时也方便大家阅读交流。这个过渡仪式有时候很重要。它让写作者知道,你可能该和你的作品告别了。”于是,2010年,芬雷和王立秋等人做了泼先生的第一本书:阿甘本的《亵渎》。
和当年的初衷一样,泼先生制作的书籍,大多数是年轻创作者或者年轻译者的作品,无论是沙门的《妄想狂手记》,刘允华的《魅影流光:台湾夜间生活与光影社会》,抑或是白轻编译的论文集《恐怖主义的幽灵》,波多黎各诗人詹姆斯·坎特雷的诗集《凿》,童末的童话故事集《故事们》,黑昼的《山中传奇》。
关注写作本身
《山中传奇》是泼先生做的第十本作品。这是一本从苏珊·桑塔格的新感受力出发,以打破旧的审美壁垒为旨归的探讨美学的随笔集,但看起来又并非是随笔形式。芬雷说,这较为接近泼先生想要推广和鼓励的写作形式。“这种写作是作者跟自己的沟通,同时也是他在试探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以及写作的方向。我们不一定认同他所讲的观点,甚至可以说他几乎没有观点,因为在我们看来任何观点都只能是一种写作。我们在意的也不是写作之外的知识或语言的优美纯熟,我们在意的是纯粹的写作活动。比如你写作的起因可能是探讨诗歌,但是写完你发现自己只是在写作而已,那个答案已经不重要了。这种作品是我们比较想推的,让写作者更好与自己对话,也让读者对写作有更深入的认识。”
所以,你会发現泼先生这几年的作品,并不拘囿于学术作品(或者说泼先生的学术作品并非是我们日常所认知的正统的学院派学术),而是将小说、诗歌、实验文本都纳入进来。芬雷说,泼先生没有严格的选题区分,只要是优秀的作品都会纳入进来。“以我个人来说,倾向于推广非小说、非诗歌的文本,最好是《山中传奇》这样探索性的文本。这样的作品,如果泼先生不出,其他独立出版机构可能也不会出。”而决定作品是否出版的标准,是看作品是否关注写作活动本身。这跟2010年发起的“泼先生奖”的目的是一致的。
起初大家以为这个两年一届的“泼先生奖”是为了征集出版所需稿件而设置的,但是芬雷说,泼先生并不缺稿件,这个奖项只是为了鼓励青年在人文科学与写作实践方面做出更多更好的探索。
当初很多人建议芬雷将“泼先生奖”定位于某一类型或者独立作品上,但是这个奖项最后被设定为一个关于写作的奖。“我们想让写作这个东西从文学、诗学、哲学等学问中独立出来。”这使得泼先生奖跟其他奖项有很大不同。泼先生奖的评选不再是小说、诗歌的同类比较,而是将所以类型作品放在一起,这让依附于类型作品上的标准和知识失效,从而只关注写作本身。“我们想要评选出来的作品是写作者和写作本身共同完成的东西,而不是由写作者本人完成的。写作之所以是写作,有它意想不到的层面。我们的标准就在于去看写作者在写作中所施展的劳作,是否能通过写作这个活动,自觉或不自觉地让他写的东西成为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东西。我们就想推广这样的作品,让大家重视写作这个活动。写作活动是特别古老的一个活动,它比文学的知识、学术探讨的真理都要古老,这个活动是存在的,是值得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包括后来的互助计划,同样如此。虽然因种种原因,“马海档案”、“台北游民”、“狂人艺术”和“东湖行动”这四期互助计划到目前为止尚未能完整成形,但是芬雷说会继续做下去。比如关注精神病人艺术的“狂人艺术”会试着做得更深入,会跟艺术空间合作做展览,试图在精神分析和精神病人艺术之间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芬雷说,泼先生不只是一种文本性的东西,他还希望围绕现实展开。“我们希望介入社会、介入学术,而介入方式和存在方式,始终都是写作。”
泼先生,是一种生活方式
泼先生目前比较固定的两位设计师,左旋和陈靖山,承担了泼先生大部分的书籍设计工作。《山中传奇》便是陈靖山的作品。
芬雷说,“《山中传奇》的封面我很满意,设计者也很满意,但是作者不太满意,觉得有点古典。但是,他把意见给我之后,我给的回复是会跟设计者沟通,看能否再给方案,还特别说明如果设计者第二个方案你还是不同意,就按照第一个来。”只提两次方案,是泼先生的原则,因为与泼先生合作的设计师都有自己的工作,无法挪出更多的时间。
在整个出版过程中,芬雷是统筹者,也是协调者。因为与主流出版相比,这些作者在独立制作环节中抱持一种更强硬和自由的意见,掌握更多主动权。并且泼先生作品的编辑环节基本上都是交由作者自行完成,所以在作品呈现中编辑与设计者的矛盾和僵持局面便集中在了作者与设计者之间,芬雷则在两者之间相互协调,减少摩擦。“在三方关系中,如果我和设计师意见一致,我就集中说服作者,如果设计师和作者意见一致,我也就没必要多事了。”《山中传奇》因为设计师坚持自己的意见,所以作者也最终被芬雷说服,保持原有简朴、浑然一体的设计感。
细细想来,这种状态其实保留了创作者,无论是作者/编者或设计者,相对完整的呈现方式。当然前提是独立出版比主流出版拥有了相对多的可供发挥的自由空间。这或许是左旋、陈靖山这些设计师这么多年来愿意为泼先生做点事情的原因。
五年后,当芬雷重新翻看2007年创立泼先生的讨论笔记时发现,当初的预想基本都实现了,并且比预想的更好,而初衷始终未变。泼先生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个出版机构,因为它没有固定成员。只是当一个作品出现的时候,大家聚集起来合力来做,不计利害,在一个友好的氛围里彼此分享自己的劳作。它提供了一种参考学习的方式,或者用芬雷的话说,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些人在自己生活闲暇之余,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也是让他感动和坚持下来的动力。
“我们当时也在考虑出版的意义。为什么不放在网上或者做成PDF?第一个原因,在网上看很累,打印出来又不方便。网上阅读从阅读的质量来说还是比不上纸质书的阅读,尤其是针对我们这种偏学术的东西,纸质书的意义更大;另外一个意义是,出版对写作者来说是一个过渡仪式。写作者对于他写完的作品是比较焦虑的,会一直修改,哪怕他已经写得很好了。那我们就让它出版,给他一次集中修改的机会,同时也方便大家阅读交流。这个过渡仪式有时候很重要。它让写作者知道,你可能该和你的作品告别了。”于是,2010年,芬雷和王立秋等人做了泼先生的第一本书:阿甘本的《亵渎》。
和当年的初衷一样,泼先生制作的书籍,大多数是年轻创作者或者年轻译者的作品,无论是沙门的《妄想狂手记》,刘允华的《魅影流光:台湾夜间生活与光影社会》,抑或是白轻编译的论文集《恐怖主义的幽灵》,波多黎各诗人詹姆斯·坎特雷的诗集《凿》,童末的童话故事集《故事们》,黑昼的《山中传奇》。
关注写作本身
《山中传奇》是泼先生做的第十本作品。这是一本从苏珊·桑塔格的新感受力出发,以打破旧的审美壁垒为旨归的探讨美学的随笔集,但看起来又并非是随笔形式。芬雷说,这较为接近泼先生想要推广和鼓励的写作形式。“这种写作是作者跟自己的沟通,同时也是他在试探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以及写作的方向。我们不一定认同他所讲的观点,甚至可以说他几乎没有观点,因为在我们看来任何观点都只能是一种写作。我们在意的也不是写作之外的知识或语言的优美纯熟,我们在意的是纯粹的写作活动。比如你写作的起因可能是探讨诗歌,但是写完你发现自己只是在写作而已,那个答案已经不重要了。这种作品是我们比较想推的,让写作者更好与自己对话,也让读者对写作有更深入的认识。”
所以,你会发現泼先生这几年的作品,并不拘囿于学术作品(或者说泼先生的学术作品并非是我们日常所认知的正统的学院派学术),而是将小说、诗歌、实验文本都纳入进来。芬雷说,泼先生没有严格的选题区分,只要是优秀的作品都会纳入进来。“以我个人来说,倾向于推广非小说、非诗歌的文本,最好是《山中传奇》这样探索性的文本。这样的作品,如果泼先生不出,其他独立出版机构可能也不会出。”而决定作品是否出版的标准,是看作品是否关注写作活动本身。这跟2010年发起的“泼先生奖”的目的是一致的。
起初大家以为这个两年一届的“泼先生奖”是为了征集出版所需稿件而设置的,但是芬雷说,泼先生并不缺稿件,这个奖项只是为了鼓励青年在人文科学与写作实践方面做出更多更好的探索。
当初很多人建议芬雷将“泼先生奖”定位于某一类型或者独立作品上,但是这个奖项最后被设定为一个关于写作的奖。“我们想让写作这个东西从文学、诗学、哲学等学问中独立出来。”这使得泼先生奖跟其他奖项有很大不同。泼先生奖的评选不再是小说、诗歌的同类比较,而是将所以类型作品放在一起,这让依附于类型作品上的标准和知识失效,从而只关注写作本身。“我们想要评选出来的作品是写作者和写作本身共同完成的东西,而不是由写作者本人完成的。写作之所以是写作,有它意想不到的层面。我们的标准就在于去看写作者在写作中所施展的劳作,是否能通过写作这个活动,自觉或不自觉地让他写的东西成为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东西。我们就想推广这样的作品,让大家重视写作这个活动。写作活动是特别古老的一个活动,它比文学的知识、学术探讨的真理都要古老,这个活动是存在的,是值得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包括后来的互助计划,同样如此。虽然因种种原因,“马海档案”、“台北游民”、“狂人艺术”和“东湖行动”这四期互助计划到目前为止尚未能完整成形,但是芬雷说会继续做下去。比如关注精神病人艺术的“狂人艺术”会试着做得更深入,会跟艺术空间合作做展览,试图在精神分析和精神病人艺术之间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芬雷说,泼先生不只是一种文本性的东西,他还希望围绕现实展开。“我们希望介入社会、介入学术,而介入方式和存在方式,始终都是写作。”
泼先生,是一种生活方式
泼先生目前比较固定的两位设计师,左旋和陈靖山,承担了泼先生大部分的书籍设计工作。《山中传奇》便是陈靖山的作品。
芬雷说,“《山中传奇》的封面我很满意,设计者也很满意,但是作者不太满意,觉得有点古典。但是,他把意见给我之后,我给的回复是会跟设计者沟通,看能否再给方案,还特别说明如果设计者第二个方案你还是不同意,就按照第一个来。”只提两次方案,是泼先生的原则,因为与泼先生合作的设计师都有自己的工作,无法挪出更多的时间。
在整个出版过程中,芬雷是统筹者,也是协调者。因为与主流出版相比,这些作者在独立制作环节中抱持一种更强硬和自由的意见,掌握更多主动权。并且泼先生作品的编辑环节基本上都是交由作者自行完成,所以在作品呈现中编辑与设计者的矛盾和僵持局面便集中在了作者与设计者之间,芬雷则在两者之间相互协调,减少摩擦。“在三方关系中,如果我和设计师意见一致,我就集中说服作者,如果设计师和作者意见一致,我也就没必要多事了。”《山中传奇》因为设计师坚持自己的意见,所以作者也最终被芬雷说服,保持原有简朴、浑然一体的设计感。
细细想来,这种状态其实保留了创作者,无论是作者/编者或设计者,相对完整的呈现方式。当然前提是独立出版比主流出版拥有了相对多的可供发挥的自由空间。这或许是左旋、陈靖山这些设计师这么多年来愿意为泼先生做点事情的原因。
五年后,当芬雷重新翻看2007年创立泼先生的讨论笔记时发现,当初的预想基本都实现了,并且比预想的更好,而初衷始终未变。泼先生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个出版机构,因为它没有固定成员。只是当一个作品出现的时候,大家聚集起来合力来做,不计利害,在一个友好的氛围里彼此分享自己的劳作。它提供了一种参考学习的方式,或者用芬雷的话说,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些人在自己生活闲暇之余,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也是让他感动和坚持下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