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法国狂热，英国街头政治的景观性却很强，而且变得越来越强。踢场足球，搞个大选，政府削减教育开支，公民要求修改移民法，女王得了重孙子，随随便便都是上街的由头。前几年，伦敦游行队伍旁边常常出现一辆白色房车，上面站着一位使用大画幅相机的摄影师，一丝不苟地对着游行队伍拍摄。报刊上看不见他拍了些什么东西，倒是他本人多次成为新闻摄影同行的猎物。到2012年，这位老兄的作品才在名为《让它成为符号》（Let This Be A Sign）的展览中问世：一张巨幅照片上，整齐排列着225个摄于不同游行的标语，每一个诉求都清晰可见。
　　这位摄影师名叫西蒙·罗伯茨（Simon Roberts）。他不仅拍摄游行标语，也拍摄地铁墙壁上的各色留言条、商品的价签、办公室内和街头人们的表情，这一切符号加起来，就拼成了这个时代的面貌，就像当年奥古斯特·桑德要通过拍摄德国不同阶层人们的面孔来留下那个时代人们的面貌一样。
　　与为当代类型学摄影开门立派的贝恩德·贝歇夫妇相比，西蒙·罗伯茨等新一代摄影家（多数是“70后”和“80后”）不仅扩展了类型学摄影的表现空间，更重要的是让类型学摄影与当代生活和当代艺术建立起更有活性的联系，比如用类型学摄影去表现政治经济议题。这样的想法，是贝歇夫妇当年恐怕想都没想过的，他们传下来的“杜塞尔多夫学派”的那些大名鼎鼎的徒弟们，与这些新一代摄影师相比，也显得过于墨守陈规，老气横秋（Candida Hoefer拍摄的博物馆系列可以为证）。显然，新一代意识到了贝歇夫妇的局限—特别是摄影语言与呈现形式的冰冷和僵硬—而努力将之摆脱；同时，又更新了类型学摄影的版本，将贝歇夫妇的传统类型学摄影升级为新类型学摄影—这种“新”表现于多个方面，比如吸收了纪实摄影、报道摄影的叙事性和戏剧性元素，摆拍摄影和行为艺术的表演性元素，以及当代艺术的荒诞感、黑色幽默和反讽等元素，使类型学摄影与当代艺术精神更完美地融合。在思想上，则更倾向于结构主义的观点：类型学摄影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影像集成，而是如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描摹世界面貌和人类文明的一种有力方式，因此，要看清楚类型学摄影的本质，必须将其放在更为广大的历史与时代文化视野中；因为一切文化事项的价值、意义与特征，都是在与其他事项的区别与联系中显现出来的。
　　在新一代中，法国摄影师皮埃尔·贝萨尔（Pierre Bessard）是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另外一位。近30年中国的GDP长期保持两位数增长，这位老兄与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合作，在该公司的天津电力设备工厂拍摄了《中国的增长背后》（Behind China’s Growth）的专题，利用午餐、工间休息的时间，在车间内拍摄了制造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汽轮机的工人：焊工、切割工、测量工等。作品有强烈的现场感，展示了GDP高速增长的背后，这些象征着推动增长的基本力量的产业工人却仍然淹没于大量的手工劳动，只有简单的劳保，他们并不轻松的表情不能不让人感伤—摄影师与工人贴近交谈，他没有回避影像中的人文主义因素。美国摄影师杰弗瑞·米尔斯坦（Jeffrey Milstein）的《飞行器：作为艺术的喷气机》则是近年新类型学摄影方面很有影响的一部作品，本专题有详细呈现。
　　令人特别高兴的是中国摄影师近年来在新类型学摄影方面也有出色表现，出现了一个群体。李智参考美国国家宇航局拍摄的月球照片，在工作室内自己搭台布灯，用粉剂物制作模型，完成了《月球上的类型学》的专题，将摄影范围扩大到摄影师的经验之外，非常具有想象力，可以说是新类型学摄影中的一部力作。敖国兴的《欢乐颂》以废弃的游乐场为切入点，显现出一种冷静的透视现实的洞察力。遍布各地的游乐场，其实是人内心欲望的外现；但在"压力山大"的当代社会面前，人们真的能将自己的欢乐建筑在摩天轮和过山车之上吗？但现实本身充满了荒谬，对此倒也不必深究。项新平的《赤脚医生》接续了他永康纪实系列的地气，用简练的系列肖像，将赤脚医生以及与之相关的那段岁月再次推出，具有一种平民历史的厚重感。
　　当代摄影艺术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多年来本刊也一直对此保持关注。本专题讨论的新类型学摄影就是当代摄影艺术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此类值得关注的现象还有不少，本刊近期将分别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