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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金山、达维小镇、天主教堂、两河口，这些名字汇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八十一年前发生在川西小县城的长征故事。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当年，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正是夹金山。而在夹金山下的一次会师，则开启了红军长征的新征程。
在川西小金县达维老街东侧300米处的沃日河河岸上，有一座小木桥，当地人称之为“会师桥”。
而在“会师桥”北岸公路旁，一座“红一、四方面军达维会师纪念碑”也颇为引人注目。
1935年1月20日，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指出：“我野战军（指红一方面军）目前的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间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中央军委随后将该计划电告红四方面军，于是就有了五个月之后在懋功（今小金县）实现的红一、四方面军大会师。
翻越夹金山
雪皑皑，野茫茫，
高原寒，炊断粮，
红军都是钢铁汉，
千锤百炼不怕难，
雪山低头迎远客，
草毯泥毡扎营盘。
……
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中所描述的故事，发生在1935年6月。
那年6月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长征路上做出决定，中央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以主力趁虚迅取懋功、理番，以支队掠邛崃山以东迷惑敌人，然后归入主力，达到与四方面军会合，开创新局面之目的。”
此时，红一方面军刚刚占领天全城，穿过芦山城，向灵关开进。前方，他们长征途中的第一座雪山正静静矗立在会师的必经之路上。
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恶劣，人烟罕至，有“神仙山”之称。当地有首歌谣说：“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山上气候无常，阴晴雨雪难以捉摸，狂风雷暴、冰雹闪电更是说来就来。早晨与傍晚的风雪更是无法抵御。要过山，只能在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之间。
而来到雪山脚下的红一方面军，却是刚刚经历了上万里的长途转战，疲乏虚弱、脚踩草鞋、衣裳单薄。
6月骄阳当头，却毫无往日威风，山风冷得刺骨。6月12日拂晓，红二师师长陈光率领红四团，由藏民莫日坚和汉人杨茂才带路，先行向夹金山进军。
杨定华《过雪山草地行军记》中写到：“所谓‘乌烟瘴气’的俗语，对于夹金山是最适当的形容词。照例想来，上山走快一点，身体发热，就可以御寒，然而空气却不容许你这样想。因为山上空气异常稀薄，呼吸异常困难，只好缓慢地一步步来走。喝辣椒水的办法，结果只对身体强健的人起了作用，对身体弱的人则不生效。”
冰雪漫山，开路的红六连手执木棍，用刺刀、铁铲在冰雪上挖出脚窝，后面的人员沿着他们踏出的道路前行。呼吸尚且困难，讲话更不可能。渴了抓把雪解渴，累了却不敢休息，一旦坐下来就有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
红四团到达山顶后，有位战士发现，抱枪躺在雪上往下滑，既省力又安全。于是全团官兵一起躺在雪地，滑行下山。一口气滑出几百米，站起身来，已经远离山顶，气温渐回。绿色植被就在眼前，让从冰天雪地走出的官兵格外振奋，一扫疲劳，歌声豪壮。
有人说，在红军的脚下，任何人间险阻都能被征服。中央红军强大的意志力，把夹金山与国民党川军一同留在身后。与此同时，由涪江流域西进的红四方面军已将川军主力阻挡在北川河谷以东地区，将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阻挡在松潘、平武一线，牢牢控制了岷江两岸。
此刻，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两军胜利会师了。
达维镇会合
在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之时，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已经进驻茂县。收到与中央红军即将会师的喜讯后，各部队欢欣鼓舞，四处筹物资，人人织毛衣。
为了给两军会师创造条件，红七十四团兼程西行，大小二十余战，打通前往懋功的通道。
6月8日凌晨，红七十四团与红八十团攻占懋功，并继续清扫懋功地区的主要城镇。6月10日，红七十四团第三营以60余人牺牲的代价，在巴郎地区消灭了最后一股有组织的川军武装。
6月12日中午，夹金山脚树林中响起枪声，望远镜中看到有人背着枪走动。红四团官兵警惕前行，距离几十米时，对面的喊话清晰起来：我们是红军，你们是谁？
“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
“我们是中央红军部队！”
一万多公里的跋涉，二百多日夜的征战，6月12日十二点，两大红军主力前锋部队终于在夹金山下磨盘石会合了。红四团与红七十四团携手回到达维镇，红二十五师的主力部队早就翘首以盼。两个方面军如久别重逢的亲人，饱含热泪、紧紧拥抱、蹦跳欢笑……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收到会师的喜讯后，连夜起草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三人名义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信，信中写道：“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千万工农群众万分热忱地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张国焘也向中央报告了红四方面军的部署，并对中央红军表示慰问。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和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会合。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地，高举红旗往前进……”6月14日晚，军委总政治部在达维举行了胜利会师庆祝大会，周恩来主持会议，毛泽东、朱德发表重要讲话，干部战士同声高唱由陆定一编写的这首《两大主力会合歌》，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
6月16日晚上，红军政治部在天主教堂组织团以上干部举行联欢会，亦称“同乐会”。到会人员千余人，还吸引了不少群众参与庆贺，会场高呼：“庆祝胜利翻越夹金山！”、“庆祝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等口号，气氛胜似欢快、热烈。 6月18日，毛泽东、张闻天等率中央纵队和红二师从达维行进到懋功县城，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队出城8里迎接他们。
两军会师，未来如何行动，大政方针如何确定，亟待议决。
6月20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致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大计。”
由于张国焘尚在茂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决定进至懋功以北70里处的两河口镇，在那里迎接张国焘，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6月25日下午三时，张国焘飞马而至，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刘伯承等率中央及军委机关40余人步出镇外两里多冒雨相迎，握手、拥抱，十分热情。
一行人相携入会场，标语、口号四处可见，红旗也早早挂起。毛泽东和张国焘各自的致辞中，充满了会师的喜悦和必胜的信心。千余红军鼓掌欢呼，欢腾非常。
然而，当红军战士高唱“会合”的时候，他们并不清楚，这两支刚刚走到一起的队伍实则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分歧的产生
危机来自上层。
早在5月18日，张国焘在茂县主持召开会议，研究迎接中央红军的具体事宜。会上，张国焘宣布成立“中共中央西北特别工作委员会”，又于5月30日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并以主席的名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宣言》称：“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从此南取成都、重庆，北定陕、甘，西通青、新，进一步与中央红军西征大军打成一片。”
这一系列行为在后来被认为是张国焘野心的证明，而张国焘却有其理由。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到，当年设立西北联邦政府，是因为对于少数民族，政策的尺度不仅要放宽，还要帮助他们组织区域内的少数民族自治政府。这些自治政府派代表会同汉族所推举的代表，共同组织一个西北联邦政府。
而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也在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之后，逐渐显现出来。
6月13日，张国焘撰写文章《新的胜利和新的形势》，文中提出，红军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或者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或者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这两种规划分别被称为“西进计划”和“川甘康计划”。
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认为今后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张国焘与朱、毛的战略设想南辕北辙，但是当中共中央提出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时，张国焘也没有直接向中央表明意见，而是同意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但提出要第一步向西进攻，在川西北和西康等地站稳脚根。
6月18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张国焘、陈浩昌、徐向前，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兵力首先突破平武”，再绕攻松潘，希望张国焘等人“即下决心为要”。
张国焘不为所动，6月19日再次致电中央，称平武地形不利进攻，只同意打松潘。
6月24日，《前进报》上登载了张闻天撰写的文章《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他分析形势后强调，“夺取松潘和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目前成为整个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目前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同时，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国焘“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倾向”。
双方你来我往，却始终无法达成统一意见。化解分歧迫在眉睫。
两河口会议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关帝庙中举行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张国焘参加会议，刘少奇、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李富春、刘伯承、林伯渠等人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战略方针总报告，即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在讨论周恩来的报告时，张国焘首先发言。他接受了中央政治局决定北上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仍对此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承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消灭敌人更有把握，但对具体战略方向，又含糊其词。
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任命张国焘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委员会委员。
会议结束后，红一方面军迅速行动，准备发起松潘战役。
6月29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再提川、康边方案，主张分兵进攻，中央红军向阿坝前进，以一部向西康发展；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打松潘、向南进攻天全、芦山、邛崃等地。
6月30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抚边与张国焘分手，率队向松潘进军，张国焘则返回理县。
在此期间，张国焘看到了凯丰在《前进报》上发表的批评其“西北联邦政府”的文章，便去质问张闻天：“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
当时，为了争取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中共中央慰问团正在红四方面军驻地进行慰问。7月6日，张国焘便向中央慰问团团长李富春提出“统一组织”、“改组司令部”等问题。事关重大，李富春急电中央告知此事。
7月9日，川陕省委致电中央，重申张国焘向李富春提出的要求。
7月10日，张国焘再次致电中央说明战略意见，并再次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否则“不能以坚决的意志，迅出主力于毛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敌”。
为了解决张国焘关心的组织问题，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达维会师在长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次会师壮大了革命力量，长征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如今，小金县的两河口会议会址、达维会师桥等已是夹金山下的重要旅游景点，也成为红军长征阿坝遗迹的组成部分。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当年，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正是夹金山。而在夹金山下的一次会师，则开启了红军长征的新征程。
在川西小金县达维老街东侧300米处的沃日河河岸上，有一座小木桥，当地人称之为“会师桥”。
而在“会师桥”北岸公路旁，一座“红一、四方面军达维会师纪念碑”也颇为引人注目。
1935年1月20日，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指出：“我野战军（指红一方面军）目前的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间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中央军委随后将该计划电告红四方面军，于是就有了五个月之后在懋功（今小金县）实现的红一、四方面军大会师。
翻越夹金山
雪皑皑，野茫茫，
高原寒，炊断粮，
红军都是钢铁汉，
千锤百炼不怕难，
雪山低头迎远客，
草毯泥毡扎营盘。
……
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中所描述的故事，发生在1935年6月。
那年6月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长征路上做出决定，中央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以主力趁虚迅取懋功、理番，以支队掠邛崃山以东迷惑敌人，然后归入主力，达到与四方面军会合，开创新局面之目的。”
此时，红一方面军刚刚占领天全城，穿过芦山城，向灵关开进。前方，他们长征途中的第一座雪山正静静矗立在会师的必经之路上。
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恶劣，人烟罕至，有“神仙山”之称。当地有首歌谣说：“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山上气候无常，阴晴雨雪难以捉摸，狂风雷暴、冰雹闪电更是说来就来。早晨与傍晚的风雪更是无法抵御。要过山，只能在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之间。
而来到雪山脚下的红一方面军，却是刚刚经历了上万里的长途转战，疲乏虚弱、脚踩草鞋、衣裳单薄。
6月骄阳当头，却毫无往日威风，山风冷得刺骨。6月12日拂晓，红二师师长陈光率领红四团，由藏民莫日坚和汉人杨茂才带路，先行向夹金山进军。
杨定华《过雪山草地行军记》中写到：“所谓‘乌烟瘴气’的俗语，对于夹金山是最适当的形容词。照例想来，上山走快一点，身体发热，就可以御寒，然而空气却不容许你这样想。因为山上空气异常稀薄，呼吸异常困难，只好缓慢地一步步来走。喝辣椒水的办法，结果只对身体强健的人起了作用，对身体弱的人则不生效。”
冰雪漫山，开路的红六连手执木棍，用刺刀、铁铲在冰雪上挖出脚窝，后面的人员沿着他们踏出的道路前行。呼吸尚且困难，讲话更不可能。渴了抓把雪解渴，累了却不敢休息，一旦坐下来就有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
红四团到达山顶后，有位战士发现，抱枪躺在雪上往下滑，既省力又安全。于是全团官兵一起躺在雪地，滑行下山。一口气滑出几百米，站起身来，已经远离山顶，气温渐回。绿色植被就在眼前，让从冰天雪地走出的官兵格外振奋，一扫疲劳，歌声豪壮。
有人说，在红军的脚下，任何人间险阻都能被征服。中央红军强大的意志力，把夹金山与国民党川军一同留在身后。与此同时，由涪江流域西进的红四方面军已将川军主力阻挡在北川河谷以东地区，将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阻挡在松潘、平武一线，牢牢控制了岷江两岸。
此刻，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两军胜利会师了。
达维镇会合
在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之时，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已经进驻茂县。收到与中央红军即将会师的喜讯后，各部队欢欣鼓舞，四处筹物资，人人织毛衣。
为了给两军会师创造条件，红七十四团兼程西行，大小二十余战，打通前往懋功的通道。
6月8日凌晨，红七十四团与红八十团攻占懋功，并继续清扫懋功地区的主要城镇。6月10日，红七十四团第三营以60余人牺牲的代价，在巴郎地区消灭了最后一股有组织的川军武装。
6月12日中午，夹金山脚树林中响起枪声，望远镜中看到有人背着枪走动。红四团官兵警惕前行，距离几十米时，对面的喊话清晰起来：我们是红军，你们是谁？
“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
“我们是中央红军部队！”
一万多公里的跋涉，二百多日夜的征战，6月12日十二点，两大红军主力前锋部队终于在夹金山下磨盘石会合了。红四团与红七十四团携手回到达维镇，红二十五师的主力部队早就翘首以盼。两个方面军如久别重逢的亲人，饱含热泪、紧紧拥抱、蹦跳欢笑……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收到会师的喜讯后，连夜起草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三人名义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信，信中写道：“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千万工农群众万分热忱地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张国焘也向中央报告了红四方面军的部署，并对中央红军表示慰问。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和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会合。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地，高举红旗往前进……”6月14日晚，军委总政治部在达维举行了胜利会师庆祝大会，周恩来主持会议，毛泽东、朱德发表重要讲话，干部战士同声高唱由陆定一编写的这首《两大主力会合歌》，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
6月16日晚上，红军政治部在天主教堂组织团以上干部举行联欢会，亦称“同乐会”。到会人员千余人，还吸引了不少群众参与庆贺，会场高呼：“庆祝胜利翻越夹金山！”、“庆祝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等口号，气氛胜似欢快、热烈。 6月18日，毛泽东、张闻天等率中央纵队和红二师从达维行进到懋功县城，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队出城8里迎接他们。
两军会师，未来如何行动，大政方针如何确定，亟待议决。
6月20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致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大计。”
由于张国焘尚在茂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决定进至懋功以北70里处的两河口镇，在那里迎接张国焘，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6月25日下午三时，张国焘飞马而至，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刘伯承等率中央及军委机关40余人步出镇外两里多冒雨相迎，握手、拥抱，十分热情。
一行人相携入会场，标语、口号四处可见，红旗也早早挂起。毛泽东和张国焘各自的致辞中，充满了会师的喜悦和必胜的信心。千余红军鼓掌欢呼，欢腾非常。
然而，当红军战士高唱“会合”的时候，他们并不清楚，这两支刚刚走到一起的队伍实则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分歧的产生
危机来自上层。
早在5月18日，张国焘在茂县主持召开会议，研究迎接中央红军的具体事宜。会上，张国焘宣布成立“中共中央西北特别工作委员会”，又于5月30日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并以主席的名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宣言》称：“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从此南取成都、重庆，北定陕、甘，西通青、新，进一步与中央红军西征大军打成一片。”
这一系列行为在后来被认为是张国焘野心的证明，而张国焘却有其理由。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到，当年设立西北联邦政府，是因为对于少数民族，政策的尺度不仅要放宽，还要帮助他们组织区域内的少数民族自治政府。这些自治政府派代表会同汉族所推举的代表，共同组织一个西北联邦政府。
而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也在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之后，逐渐显现出来。
6月13日，张国焘撰写文章《新的胜利和新的形势》，文中提出，红军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或者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或者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这两种规划分别被称为“西进计划”和“川甘康计划”。
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认为今后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张国焘与朱、毛的战略设想南辕北辙，但是当中共中央提出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时，张国焘也没有直接向中央表明意见，而是同意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但提出要第一步向西进攻，在川西北和西康等地站稳脚根。
6月18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张国焘、陈浩昌、徐向前，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兵力首先突破平武”，再绕攻松潘，希望张国焘等人“即下决心为要”。
张国焘不为所动，6月19日再次致电中央，称平武地形不利进攻，只同意打松潘。
6月24日，《前进报》上登载了张闻天撰写的文章《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他分析形势后强调，“夺取松潘和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目前成为整个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目前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同时，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国焘“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倾向”。
双方你来我往，却始终无法达成统一意见。化解分歧迫在眉睫。
两河口会议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关帝庙中举行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张国焘参加会议，刘少奇、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李富春、刘伯承、林伯渠等人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战略方针总报告，即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在讨论周恩来的报告时，张国焘首先发言。他接受了中央政治局决定北上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仍对此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承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消灭敌人更有把握，但对具体战略方向，又含糊其词。
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任命张国焘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委员会委员。
会议结束后，红一方面军迅速行动，准备发起松潘战役。
6月29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再提川、康边方案，主张分兵进攻，中央红军向阿坝前进，以一部向西康发展；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打松潘、向南进攻天全、芦山、邛崃等地。
6月30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抚边与张国焘分手，率队向松潘进军，张国焘则返回理县。
在此期间，张国焘看到了凯丰在《前进报》上发表的批评其“西北联邦政府”的文章，便去质问张闻天：“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
当时，为了争取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中共中央慰问团正在红四方面军驻地进行慰问。7月6日，张国焘便向中央慰问团团长李富春提出“统一组织”、“改组司令部”等问题。事关重大，李富春急电中央告知此事。
7月9日，川陕省委致电中央，重申张国焘向李富春提出的要求。
7月10日，张国焘再次致电中央说明战略意见，并再次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否则“不能以坚决的意志，迅出主力于毛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敌”。
为了解决张国焘关心的组织问题，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达维会师在长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次会师壮大了革命力量，长征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如今，小金县的两河口会议会址、达维会师桥等已是夹金山下的重要旅游景点，也成为红军长征阿坝遗迹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