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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我做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全家迁往新疆。我认为这是真正实行《讲话》,开阔自己,锤炼自己。不这样,就只剩下了死路。
我仍然满心光明与希望。我带着一缸小金鱼坐火车,我吟着诗:“日月推移时差多,寒温易貌越千河,似曾相识天山雪,几度寻它梦巍峨。”“死死生生血未冷,风风雨雨志弥坚,春光唱彻方无恨,犹有微躯献塞边。”
同样在运动中没顶,具体处境不同,我的光明的底色与逢灾化吉、遇难呈祥的自信使我从来没有一味悲观过。
那个年代的斗争的弦越拧越紧。1965年,我到伊犁农村“劳动锻炼”。之后六年时间,我与当地维吾尔为主的各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生活同学习。我后来不无骄傲地说:我在新疆完成了阿勒泰语系的维吾尔语博士后。我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我爱他们,他们也信任我喜欢我。
我喜欢新经验,我喜欢有所相异的文化与完全相通的心。我喜欢伊犁民歌《黑黑的羊眼睛》。在种种说法搞得我头晕脑胀的时候,去新疆,我想我更可以比较放心地沉浸在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沙漠绿洲、人民万岁的新疆生活里。
古话有云:“大乱避于乡,小乱避于城”,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这样宝贵的经验。如果在京,十年动乱那一关,恐怕难过得多。
从1973年开始,我陆陆续续写下了长篇小说《这边风景》手稿。我对于所写的生活充满了情思与趣味,充满了知识与开拓,充满了投入与激扬,对于我写的土地、人民、生活,充满了眷恋与吟咏。何等的幸运,何等的机缘,很难再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沉潜到如此地步!
40年过去了,人民公社已经不再,记忆仍然鲜活,积极分子的忧愁,懒汉的笑料,热热闹闹的磨洋工,高高兴兴的空话连篇,却仍然是这边风景的独具美好,仍然是青年男女的无限青春,仍然是白雪与玫瑰,大漠与胡杨,明渠与水磨,骏马与草原的世界中固有的强烈与良善。
40年过去了,我的书仍然拥有读者,并得到社会读者与专业范畴的认同。而另一本处女作《青春万岁》是写后25年才出版的,出版后至今也过了40年,仍然再版不断。我的“文命”就该如此。未能适时出版的遗憾,被经住了时间考验的自豪与快乐代替了。至于说作品还有局限啥的,那还用说吗?
毕淑敏说过一句话,有时候某种特定的政治过程歪曲了生活,但是强大的生活又消解了本身有所偏差的政治。
所以还是能写,哪怕戴上了所谓“镣铐”,仍然有自己的歌舞。真情、热爱,大地的脉动、生活的兴致、感受的真实,伊犁河水的滚滚波涛、天山雪峰的冷傲庄严,都超越着一时的不够正常,都突破着局限,你笔下出现的是“清明上河图”,是“细节的排山倒海”,这两句话是别人对本书的评语。
我喜欢书写的尽兴,汪洋恣肆,心如涌泉,意如飘风。
我也喜欢欲说还休,留下八分之七的冰山在北冰洋里的比喻。恰恰可惜的是,俺的书里,这后一种八分之一写作的例证,除了《这边风景》,还不够多。
而且是怎样的一个切入角度,在1974年,王蒙的批判锋芒针对的是分裂势力,更是“四清”中的极“左”,明白了吧?朋友。
我没有忘记伊犁人对于家乡的吹嘘,新疆人说伊宁人个个都是“呶契”——英雄好汉,同时也是“泡契”——牛皮大吹!例如书中那位靠夺权上台的穆萨队长!
最使我感动的是书中人物爱弥拉克孜痛责泰外库的那一段,多少年过去了,自己读到这一段往往会痛哭失声。一个是尊严,一个是希望与失望,一个是爱情。不为它们落泪,你为谁而哭?
雨灾里伊力哈穆问乌尔汗,你还跳舞吗?使我想起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对于赵慧文的描写。有什么办法呢?王蒙就是王蒙,清水里泡三次,堿水里泡三次,血水里泡三次,然后他低声笑问:“各位可好?各位可老?”
他在伊宁县巴彦岱农村住进了维吾尔老农的一间放工具的小屋,屋里弥漫着生牛皮的气味。三天后燕子开始进屋築巢。一夏天与呢喃的小燕子一家相伴而过。而少数民族穆斯林们竟然从这一点上判断老王是个善人。那是什么样的感受与感恩?
写到了开放爽朗的狄丽娜尔突然跳上了俄罗斯族青年廖尼卡的自行车货架子上的情景,那样的事我也有啊,我骑着一辆破车,一阵笑声中一个维吾尔大姑娘已经跳骑到了我的车架子上,扶着俺腰,到了她要到的地方,又在笑声中奔跑而去。那不是一个快乐的年代,但你能不能因此不许我发现与珍惜快乐,在不那么快乐的时候。
还有赶车夫的生活,还有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与宗教情绪,还有四只鸟和一个诡诈的人,那种结构显然受到《一千零一夜》的影响。还有1962年伊犁地区的边民外逃事件。还有“四清”。还有汉族的女技术员杨辉。还有雪林姑丽与艾拜杜拉的洞房之夜,我重读到书中人物为新郎脱靴子的话题时,我写的是雪林姑丽脸红了,我也脸红了。
在不快乐的时期我找到了我的快乐。在无所事事的时期我做了可能的最好的事。我留下了痕迹与纪念。而且,一次次重印。在小说基本改好以后,我将它尘封了那么久,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它,然后它面世,得到了关注与茅盾文学奖。
我想起了一幅国画:“直钩去饵八十年”,大概画的是姜太公?这一切,好像有点意思呢。
???(作者系作家,著名文化学者。)
我仍然满心光明与希望。我带着一缸小金鱼坐火车,我吟着诗:“日月推移时差多,寒温易貌越千河,似曾相识天山雪,几度寻它梦巍峨。”“死死生生血未冷,风风雨雨志弥坚,春光唱彻方无恨,犹有微躯献塞边。”
同样在运动中没顶,具体处境不同,我的光明的底色与逢灾化吉、遇难呈祥的自信使我从来没有一味悲观过。
那个年代的斗争的弦越拧越紧。1965年,我到伊犁农村“劳动锻炼”。之后六年时间,我与当地维吾尔为主的各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生活同学习。我后来不无骄傲地说:我在新疆完成了阿勒泰语系的维吾尔语博士后。我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我爱他们,他们也信任我喜欢我。
我喜欢新经验,我喜欢有所相异的文化与完全相通的心。我喜欢伊犁民歌《黑黑的羊眼睛》。在种种说法搞得我头晕脑胀的时候,去新疆,我想我更可以比较放心地沉浸在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沙漠绿洲、人民万岁的新疆生活里。
古话有云:“大乱避于乡,小乱避于城”,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这样宝贵的经验。如果在京,十年动乱那一关,恐怕难过得多。
从1973年开始,我陆陆续续写下了长篇小说《这边风景》手稿。我对于所写的生活充满了情思与趣味,充满了知识与开拓,充满了投入与激扬,对于我写的土地、人民、生活,充满了眷恋与吟咏。何等的幸运,何等的机缘,很难再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沉潜到如此地步!
40年过去了,人民公社已经不再,记忆仍然鲜活,积极分子的忧愁,懒汉的笑料,热热闹闹的磨洋工,高高兴兴的空话连篇,却仍然是这边风景的独具美好,仍然是青年男女的无限青春,仍然是白雪与玫瑰,大漠与胡杨,明渠与水磨,骏马与草原的世界中固有的强烈与良善。
40年过去了,我的书仍然拥有读者,并得到社会读者与专业范畴的认同。而另一本处女作《青春万岁》是写后25年才出版的,出版后至今也过了40年,仍然再版不断。我的“文命”就该如此。未能适时出版的遗憾,被经住了时间考验的自豪与快乐代替了。至于说作品还有局限啥的,那还用说吗?
毕淑敏说过一句话,有时候某种特定的政治过程歪曲了生活,但是强大的生活又消解了本身有所偏差的政治。
所以还是能写,哪怕戴上了所谓“镣铐”,仍然有自己的歌舞。真情、热爱,大地的脉动、生活的兴致、感受的真实,伊犁河水的滚滚波涛、天山雪峰的冷傲庄严,都超越着一时的不够正常,都突破着局限,你笔下出现的是“清明上河图”,是“细节的排山倒海”,这两句话是别人对本书的评语。
我喜欢书写的尽兴,汪洋恣肆,心如涌泉,意如飘风。
我也喜欢欲说还休,留下八分之七的冰山在北冰洋里的比喻。恰恰可惜的是,俺的书里,这后一种八分之一写作的例证,除了《这边风景》,还不够多。
而且是怎样的一个切入角度,在1974年,王蒙的批判锋芒针对的是分裂势力,更是“四清”中的极“左”,明白了吧?朋友。
我没有忘记伊犁人对于家乡的吹嘘,新疆人说伊宁人个个都是“呶契”——英雄好汉,同时也是“泡契”——牛皮大吹!例如书中那位靠夺权上台的穆萨队长!
最使我感动的是书中人物爱弥拉克孜痛责泰外库的那一段,多少年过去了,自己读到这一段往往会痛哭失声。一个是尊严,一个是希望与失望,一个是爱情。不为它们落泪,你为谁而哭?
雨灾里伊力哈穆问乌尔汗,你还跳舞吗?使我想起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对于赵慧文的描写。有什么办法呢?王蒙就是王蒙,清水里泡三次,堿水里泡三次,血水里泡三次,然后他低声笑问:“各位可好?各位可老?”
他在伊宁县巴彦岱农村住进了维吾尔老农的一间放工具的小屋,屋里弥漫着生牛皮的气味。三天后燕子开始进屋築巢。一夏天与呢喃的小燕子一家相伴而过。而少数民族穆斯林们竟然从这一点上判断老王是个善人。那是什么样的感受与感恩?
写到了开放爽朗的狄丽娜尔突然跳上了俄罗斯族青年廖尼卡的自行车货架子上的情景,那样的事我也有啊,我骑着一辆破车,一阵笑声中一个维吾尔大姑娘已经跳骑到了我的车架子上,扶着俺腰,到了她要到的地方,又在笑声中奔跑而去。那不是一个快乐的年代,但你能不能因此不许我发现与珍惜快乐,在不那么快乐的时候。
还有赶车夫的生活,还有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与宗教情绪,还有四只鸟和一个诡诈的人,那种结构显然受到《一千零一夜》的影响。还有1962年伊犁地区的边民外逃事件。还有“四清”。还有汉族的女技术员杨辉。还有雪林姑丽与艾拜杜拉的洞房之夜,我重读到书中人物为新郎脱靴子的话题时,我写的是雪林姑丽脸红了,我也脸红了。
在不快乐的时期我找到了我的快乐。在无所事事的时期我做了可能的最好的事。我留下了痕迹与纪念。而且,一次次重印。在小说基本改好以后,我将它尘封了那么久,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它,然后它面世,得到了关注与茅盾文学奖。
我想起了一幅国画:“直钩去饵八十年”,大概画的是姜太公?这一切,好像有点意思呢。
???(作者系作家,著名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