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先生是当代中国的著名哲学家，他在逻辑理论、分析哲学、自由主义、社会政论等方面卓有建树。在一般的了解中，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是采取一种极度批判之态度的，这几乎是近现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一种牢固的意识形态了。然而有趣的是，根据陈鼓应先生整理的殷海光先生晚年的一些话语和一篇名为《我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之文章，我们惊异地看到，晚年的殷海光竟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表达出一种极大的热情甚至是温情。而由这种剧烈转变所形成的一些观点与论述，竟也出奇深刻和富有意义，值得所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哲学有兴趣者正视之与深思之。事实上，他的一些论述对21世纪的我们到底应当如何重新理解中国传统哲学，仍然具有典范和启示意义。
　　不过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到底是怎样的原因促使殷海光先生发生了这样一种急剧的思想转变。殷先生曾直陈是自身理性的反省、生活经验的体会、西方现代性反思理论的启发和徐复观等先生的刺激这四个因素，促成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而喜欢”。不过在笔者看来，真正在哲学意义上促成他对中国传统哲学之态度转变的，是他建立起了一种世界性的哲学视野。在《我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一文开篇，殷先生即提出了一种和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说”极富对照意义的哲学创新说，我们或许可将之以“谐调综合说”为题：将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等古今成果作高度谐调的综合。殷海光认为，只有通过这种综合，才能构建一种世界性的哲学，而这种世界性的哲学，将可以为世界人类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之趋于正常化做出巨大贡献。正是在这样一种视角下，殷海光先生对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哲学形态有了巨大的转变性认识：以前很多自由派或者学习西方哲学者，多认为中国哲学、印度哲学是不成熟的哲学形态，但殷海光先生指出，这几种不同哲学之间的差异，并不是成熟程度的不同，而是因为它们本就是不同的哲学形态；以中国哲学为例，它并不是纯粹理智上的哲学产物，而是“文明人”通过反省自身的生活、历史、社会而形成的哲学形态，这就决定了它不能用理智成熟度这种西方哲学的标准来衡量。换句话说，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具有不同的特质，而我们必须用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方式来思考和理解中国传统哲学。那么，其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
　　殷海光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有三点：其一是“融合与展现”。与西方哲学的专业性哲学研究不同，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沉浸式”的哲学，也就是说，西方哲学家所从事的哲学研究可以是和他的日常生活迥然不同的，而中国传统哲学家的哲学思考和他的生活本身并不是截然相分的，而是哲学家自身便投入到自己哲学思考所构建的生活中去，他的哲学思考就是他的生活本身。这就决定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了解不是运用以分别性为特征的理智就可以的，而必须换用“沉浸式”的哲学理解方式才可以进入。其二是“天人合一”。殷海光始终不认可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与历史研究，而对钱穆颇多讥讽，可有趣的是，在“天人合一”作为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之特质这一点上，他们达成了共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吊诡。殷先生认为，与西方哲学对待自然的分别和主宰之态度不同，中国传统哲学追求人类返回到自然中去，以自然而然来同化人类，也就是人应当顺应自然，这种顺应不仅是心灵生活上的，也应是理性认知上的。这种对理性认知应当顺应自然的理解，大大超越了殷先生自己原来所持的科学主义思维，而具有了极强的人文主义色彩，在生物科技、人工智能超速发展的今日，仍有提示作用。其三是未完全发展的逻辑的、认识的、抽象的思维方式，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欠缺科学性的思考。不过，与一般西化派、自由派甚至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者由此来批评中国传统哲学的不足不同，殷海光先生由此指出了中国传统哲学所独具的可以为人类提供的哲学意义——睿智，或者说智慧。这种智慧，包括人的美感想象、超越取向、人生理想和自由创造的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殷海光极度肯定中国传统哲学是具有创造性的哲学，而不仅仅是一种调和性的无独立价值的哲学。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殷先生对中国传统哲学之“创造性”的认可，这既意味着中国哲学是具有原创智慧和不断的创生力的，而且中国传统哲学是“自由”的而非仅仅是稳定的或调适的。
　　显然，我们由着对这三个特质的思考，中国传统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意义与价值已经呼之欲出，殷海光所希望由中国哲学中吸取以构建世界性哲学的内容也已经不言自明了。他这种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不得不说是十分深刻的。而既然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和有待发掘的意义，在当代更好地研究它就成为了重要课题，对此，殷海光也在《我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一文中有所思考。他所提倡的研究方式和一般学界对中国哲学的文本分析式研究方法不同，他试图引入很多现代西方哲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必须注意的是，他提倡的是方法，而不是观念概念、理论系统，也就是说，他认为可以运用西方行为科学的方法来更好地说明中国传统哲学对人的独特而又具有普遍性的思考所在，但同时又不可过分陷入西方式的科学主义之中去，否则便是用过强的普遍性压倒了独特性。殷海光虽然没有明说在中国哲学研究中运用西方概念、理论的界限所在，但他特有的方法论敏感性，使得他在选择具体的西方哲学方法时，采取的都是后设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这类更具有单纯方法论意义的西方现代哲学。可以说，他在不经意间已经触摸到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所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运用西方哲学的资源。其实他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更明确地谈到了这一问题，就是在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时有一些西方的哲学理论并不可简单拿来使用，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康德的超验哲学、黑格尔的体系哲学等，否则将造成巨大的误解、误读。这几个例子在当时应当是确有所指的，主要是指现代新儒家（如牟宗三、唐君毅）的思想理论和在当时港台颇为流行的科学进化主义的研究方法。
　　当然，因为殷海光先生过早的去世，他没有机会来展开他的中国哲学研究，所以我们也无法得知他若按着他的方法可以在这一领域中获得什么样的成就。不过他在《我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一文中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仍旧为我们今日重新理解中国传统哲学奠定了重要基础——以世界性哲学的眼光来“投入”地理解中国传统哲学，而不仅仅是文本式的分析性研究、思想史方式的研究以及比较哲学式的研究。尤其是他所坚持的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立场——“传统的批判者、更新者、再造者”，始终值得我们今日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者深思：我们到底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來对待传统、如何在今日的社会和生活中安顿传统；甚至我们也可以按照殷海光先生的剧烈转变来一场思维上的转换：如何运用传统的资源来安顿我们当代人的生活和心灵，如何运用传统来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当代社会和历史。这或许是殷海光先生这篇文章和一些晚年对话在今日的重要价值所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编审，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先秦哲学与儒家工夫论研究。著有《先秦儒家工夫论研究》（2015），主编《儒家工夫论》（201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