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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应《老友》杂志社之约，采访了当年长征时给王稼祥同志当保健护士的郑文甫同志。郑老已88岁高龄，步履依然稳健，思维清晰，谈起火红年代的往事历历在目。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为履行神圣使命奋力拼搏的壮丽画卷。
当王家祥保健护士任重道远
走长征路万水千山全踩脚下
郑文甫于1917年降生在于都县一个穷乡僻壤，家里一贫如洗。父亲贫病交加，早年辞世；母亲无力拉扯幼子，忍痛改嫁。小文甫自幼投靠叔父。那时，红色革命风暴席卷赣南，叔父心疼侄儿食不果腹、衣不蔽体，1932年毅然送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那年，小郑才15岁。他给连长当通信员，打仗时和大伙一起跟着连长冲锋。连长负伤，他到医院照顾。医院见他勤快、伶俐，便留他当了护理员。由此，揭开了他的医疗卫生工作生涯。
小郑刻苦敬业，不怕苦累脏，很快学会了一般的护理技术。其良好表现进入上级的视线，由红军后方医院调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四局卫生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走上长征路。郑文甫背着背包和一些急救药品踏上征途。他紧跟红星纵队左冲右突，冲破敌人四道严密的封锁线，历经湘江血战，好不容易转战到贵州遵义。
这时候，郑文甫接受了护理王稼祥同志的特殊任务。王稼祥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有一次，他在前线被敌机炸伤，腹部中弹，手术后感染化脓。领导特地安排小郑护理，指定他当王稼祥的保健护士。郑文甫深知责任重大，认真按照医生的要求精心护理。他每天按时早中晚三次给王稼祥服消炎药，还要给伤口换两次纱布，并更换引流瓶，把化脓的血水引出体外。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党中央于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事指挥三人小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位领导或运筹帷幄，或深入前沿，分外忙碌。小郑要给王稼祥服药、打针，既要定时，又不能耽误他参与研究战事。郑文甫机灵地瞧准时机，见缝插针，每次都做得妥妥贴贴。
毛泽东用兵如神，指挥红军出其不意地甩掉前堵后追的敌人，向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进发。王稼祥伤口疼痛，不能徒步，躺在担架上被抬着前进，他在担架上躺累了，就骑马行进。每到险峻之处，郑文甫就立刻上前护驾。过草地时，为防止陷入沼泽泥潭，他总要拄根棍子，在前面探路，万无一失地保护首长的安全。
郑文甫回忆道：长征中艰苦卓绝的情形不言而喻，红军到达陕北后物质生活也差得可怜。那时，王稼祥身体消瘦，工作又累，郑文甫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有时候，供给部门从老乡那里买来一些鸡蛋，小郑就学着做蛋糕，以让首长增加点营养。寒冬腊月，王稼祥住在老乡的窑洞里，洞外冰天雪地，洞内寒气逼人。夜里难以入睡，郑文甫设法弄些炭火，使窑洞暖和些，但过了一会儿，炭火一熄，寒气又生，冻得人发抖。郑文甫就和王稼祥互相抱着就寝，让首长冰凉的双脚放在他的胸前，用体温热气给首长暖身，用手不住地给首长搓脚御寒，共同度过难眠之夜。多少个风雪呼号的夜晚，郑文甫如同一盆不熄的炭火，温暖着首长。就这样，他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赤诚，精心护理着王稼祥，直到1937年春王稼祥赴苏联治病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郑文甫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首长。
经过战火洗礼，又经历艰苦环境的特殊考验，郑文甫政治上走向成熟，1935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鲜红党旗下的忠诚战士。
临危受命率医院转战西北
处险不惊鼓斗志突破重围
郑文甫的思绪把我们带回到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
1947年初，解放战争进入动人心魄的时刻，蒋介石指使胡宗南以23万重兵，向革命圣地延安大举进攻。顿时，西北战场硝烟弥漫。危急时刻，第三野战医院应运而生。一个电话，就把时任陕甘宁边区卫生署药材科科长的郑文甫调来，担任副院长，不久就任院长。他们边组建医院边收治伤员，部队打到哪里，医院就转战到哪里。
郑文甫回忆道：医院成立之初，那困难就甭提了。医务人员几乎全是新手，缺乏战地救治的经验；医疗设备匮乏，连包扎用的纱布都少得可怜。为解燃眉之急，他就带领护士到河沟里清洗沾着脓血的纱布，洗净消毒重复使用。
战局瞬息万变，野战医院在随部队转战时，因通讯联络困难，多次与部队失去联系，陷入敌后。幸而缜密应对，才化险为夷。
有一次，医院刚接治了从前线转运下来的300多名伤员,就出现敌情，,必须火速转移。郑文甫和其他领导马上组织搬抬重伤员，护送轻伤员自己步行，赶着毛驴载运医疗器械上路。途中，大雨瓢泼，道路泥泞难行，黄河水涨，浪高流急，敌人已经尾追而来。郑文甫急忙组织抢渡，他在渡口来回三趟，五次渡河。当他乘坐着最后一趟渡船划到河心时，敌人炮弹呼啸而来。最近的一发炮弹落点离船不足2米，溅起的水柱灌入船舱，船在水中剧烈颠簸,幸亏未造成伤亡。
另一次危险是西北野战军发动西府陇东战役时，大部队为甩掉尾追的敌人，突然改变行军方向，而跟随部队前进的野战医院则被从后面追来的敌军夹在中间。万分危急之时，担任院长的郑文甫立即召人研究对策。大家认为：这时候，要再去追赶我们的主力部队，很容易走到敌群中去；而到附近山区打游击，地形不利于隐蔽，全院二三百人仅11支步枪，很难自卫。于是，一致决定实施突围。
为缩小目标，他们化整为零，将重伤病员分散安置到老乡家中。在夜色掩护下，医务人员护着轻伤员，静悄悄地分批陆续上路。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为了不让人掉队，他们把绑腿带子接起来，一个一个地拉着往前走。没想到途中发生意外，因道路坎坷不平，走着走着，中间有人不小心掉进大坑，绑带断了，队伍成了两截。夜行军又不能喊话，不让打电筒，否则就会暴露目标，被敌人发觉。这样一来，后队找前队，前队找后队，在漆黑中伸手互相摸呀摸，在上下梯田兜圈子，费好大一阵子前后队才联在一起。
转移中，他们夜行晓宿，天亮时找个偏僻村子隐蔽，挨到天黑，又急急上路。有天夜里，向导领着他们从一条大路通过时，路两边不远的村子里就住着敌人。他们快到一个镇子时，又听老乡说那里来了不少国民党的兵，只好又绕到另一条路。历时四五天，一次次逢凶化吉，从敌人的夹缝中穿过，终于在黎明时分踏上解放区。不料，哨兵误以为是来了敌人，一梭子弹从他们头顶飞过，好一场虚惊。接着，其余几批也带着伤员突围成功，留在驻地的重伤员也陆续归队。
得知医院成功突围，彭德怀司令员十分高兴，特地让机关宰了几头猪，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率机关人员敲锣打鼓，前来慰问医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称赞第三野战医院是“打不烂、拖不垮的好医院”。
我军在西北战场所向披靡，捷报频传。第三野战医院也在战火中发展壮大，医院由最初的两个所扩到三个所，工作人员从百余人增加到800多人，编制床位从500张增加到3000张。自1947年3月到1949年11月，全院共收治转运伤病员28195人。郑文甫扳着指头算了一笔账：一个大的战斗团编制2000人，他们医院救治的伤病员，相当于一个军的人数。经过救治，其中25%的轻伤员可以康复重上前线，大约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救死扶伤能再生多大的战斗力啊！
使命感焕发永恒动力
功勋章凝聚毕生荣耀
郑文甫信奉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格言。无论何时何地,任凭艰难困苦，都孜孜奋斗，锐意进取，从而在人生征途中硕果满枝。
当年，郑文甫投身红军，是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穷孩子。他把红军当成大学校，将长征视为流动的课堂。那时，队伍行军每人背包上都绑了块小木板，上面写着两个字。后面的人看前面木板上的字，边行进边默念，休息时，就用树枝或手指在地上画。郑文甫给王稼祥当保健护士后，王稼祥很关心郑文甫的文化学习，郑文甫也更加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他虚心好学、持之以恒，很快摘掉了文盲帽子。在王稼祥去苏联治病以后，他便到中央军委卫生学校学习。
郑文甫的医学知识得以升华，是他两度到最高医学学府深造。1949年夏，当第三野战医院在西北战场即将完成使命时，他即赴中国医科大学学习。1954年，在向志愿军大批运送医药器材的工作结束后，他又成为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的学员，并在学习中荣立三等功。几次“充电”，使他备足了“能源”。谁想到，他这个刚入伍时的“大老粗”，竟在20年后登上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殿堂，当上了大学校长。
党把郑文甫放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发热放光。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陕甘宁边区卫生署药材科长等职，先后被边区政府、边区文教卫生大会评为“模范工作者”，获甲级奖。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西府陇东战役伤病员救治工作，受到西北野战军后勤领导机关的通令嘉奖。
尤其引以为荣的是，他于1952年荣获一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自由独立勋章。郑文甫说：这枚勋章可来之不易啊！
郑老1950年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药材处处长。美国悍然发动侵朝战争后，他兼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卫生部药材处处长，负责给志愿军调配运送药品和医疗器材。那时，正巧他夫人生孩子，头天分娩，第二天他就护送满载药材的汽车，冒着敌机的轰炸，跨过鸭绿江。
有一回，敌机在他们头顶盘旋俯冲，向车队投弹，志愿军的高炮部队猛烈地向敌机开火。空中，炮火纷飞；地下，敌机扔下的炸弹在车队四周炸开了花。有块弹片正好击中郑文甫的右腿，霎时鲜血如注，战友们忙把他送进医院，十多天后才痊愈。一出院，他又登上了护送药材的汽车。还有一次，车辆在弹痕累累、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行进，既要躲避敌人的炸弹，又要绕开弹坑，不住地左转右拐，汽车在万分危急之中突然翻车，郑文甫差点丧命。
由于工作勤勉、业绩突出，郑文甫的职位也步步高升。1969年，他由总后卫生部处长升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勤部副部长。接着，又到第四军医大学担任副校长、校长。此时，就是正军职干部了。1979年，他又被调回总后勤部卫生部任副部长，继而又担任该部顾问。位居我军卫生战线最高的指挥管理机关，他的学识、才能如鱼得水似地得以发挥，为军队的卫生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郑文甫1962年晋升大校军衔。他手指身穿戎装的照片，胸前佩戴着三枚表示他走过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光辉历程的勋章，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八一勋章、三级自由独立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他胸前又增添了一枚中央军委授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郑文甫1985年离休后依然关注军队的医疗卫生建设，发挥余热，热情传经送宝，参与撰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药材管理》、《总后卫生部药材供应管理》，主编了《驰骋在西北战场上的第三野战医院》等回忆录，向军队、向社会奉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被解放军总后勤部评为先进离休干部。
这一本本毕生从事医疗事业的经验之作，一次次不同凡响的奖励，一枚枚闪闪发光的功勋章，是郑文甫忠于使命、恪尽职守的结晶，是党和人民对他的褒奖，也是他辉煌人生的生动写照。
我们衷心祝福郑文甫老人夕阳无限好，晚霞分外艳。
当王家祥保健护士任重道远
走长征路万水千山全踩脚下
郑文甫于1917年降生在于都县一个穷乡僻壤，家里一贫如洗。父亲贫病交加，早年辞世；母亲无力拉扯幼子，忍痛改嫁。小文甫自幼投靠叔父。那时，红色革命风暴席卷赣南，叔父心疼侄儿食不果腹、衣不蔽体，1932年毅然送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那年，小郑才15岁。他给连长当通信员，打仗时和大伙一起跟着连长冲锋。连长负伤，他到医院照顾。医院见他勤快、伶俐，便留他当了护理员。由此，揭开了他的医疗卫生工作生涯。
小郑刻苦敬业，不怕苦累脏，很快学会了一般的护理技术。其良好表现进入上级的视线，由红军后方医院调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四局卫生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走上长征路。郑文甫背着背包和一些急救药品踏上征途。他紧跟红星纵队左冲右突，冲破敌人四道严密的封锁线，历经湘江血战，好不容易转战到贵州遵义。
这时候，郑文甫接受了护理王稼祥同志的特殊任务。王稼祥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有一次，他在前线被敌机炸伤，腹部中弹，手术后感染化脓。领导特地安排小郑护理，指定他当王稼祥的保健护士。郑文甫深知责任重大，认真按照医生的要求精心护理。他每天按时早中晚三次给王稼祥服消炎药，还要给伤口换两次纱布，并更换引流瓶，把化脓的血水引出体外。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党中央于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事指挥三人小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位领导或运筹帷幄，或深入前沿，分外忙碌。小郑要给王稼祥服药、打针，既要定时，又不能耽误他参与研究战事。郑文甫机灵地瞧准时机，见缝插针，每次都做得妥妥贴贴。
毛泽东用兵如神，指挥红军出其不意地甩掉前堵后追的敌人，向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进发。王稼祥伤口疼痛，不能徒步，躺在担架上被抬着前进，他在担架上躺累了，就骑马行进。每到险峻之处，郑文甫就立刻上前护驾。过草地时，为防止陷入沼泽泥潭，他总要拄根棍子，在前面探路，万无一失地保护首长的安全。
郑文甫回忆道：长征中艰苦卓绝的情形不言而喻，红军到达陕北后物质生活也差得可怜。那时，王稼祥身体消瘦，工作又累，郑文甫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有时候，供给部门从老乡那里买来一些鸡蛋，小郑就学着做蛋糕，以让首长增加点营养。寒冬腊月，王稼祥住在老乡的窑洞里，洞外冰天雪地，洞内寒气逼人。夜里难以入睡，郑文甫设法弄些炭火，使窑洞暖和些，但过了一会儿，炭火一熄，寒气又生，冻得人发抖。郑文甫就和王稼祥互相抱着就寝，让首长冰凉的双脚放在他的胸前，用体温热气给首长暖身，用手不住地给首长搓脚御寒，共同度过难眠之夜。多少个风雪呼号的夜晚，郑文甫如同一盆不熄的炭火，温暖着首长。就这样，他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赤诚，精心护理着王稼祥，直到1937年春王稼祥赴苏联治病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郑文甫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首长。
经过战火洗礼，又经历艰苦环境的特殊考验，郑文甫政治上走向成熟，1935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鲜红党旗下的忠诚战士。
临危受命率医院转战西北
处险不惊鼓斗志突破重围
郑文甫的思绪把我们带回到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
1947年初，解放战争进入动人心魄的时刻，蒋介石指使胡宗南以23万重兵，向革命圣地延安大举进攻。顿时，西北战场硝烟弥漫。危急时刻，第三野战医院应运而生。一个电话，就把时任陕甘宁边区卫生署药材科科长的郑文甫调来，担任副院长，不久就任院长。他们边组建医院边收治伤员，部队打到哪里，医院就转战到哪里。
郑文甫回忆道：医院成立之初，那困难就甭提了。医务人员几乎全是新手，缺乏战地救治的经验；医疗设备匮乏，连包扎用的纱布都少得可怜。为解燃眉之急，他就带领护士到河沟里清洗沾着脓血的纱布，洗净消毒重复使用。
战局瞬息万变，野战医院在随部队转战时，因通讯联络困难，多次与部队失去联系，陷入敌后。幸而缜密应对，才化险为夷。
有一次，医院刚接治了从前线转运下来的300多名伤员,就出现敌情，,必须火速转移。郑文甫和其他领导马上组织搬抬重伤员，护送轻伤员自己步行，赶着毛驴载运医疗器械上路。途中，大雨瓢泼，道路泥泞难行，黄河水涨，浪高流急，敌人已经尾追而来。郑文甫急忙组织抢渡，他在渡口来回三趟，五次渡河。当他乘坐着最后一趟渡船划到河心时，敌人炮弹呼啸而来。最近的一发炮弹落点离船不足2米，溅起的水柱灌入船舱，船在水中剧烈颠簸,幸亏未造成伤亡。
另一次危险是西北野战军发动西府陇东战役时，大部队为甩掉尾追的敌人，突然改变行军方向，而跟随部队前进的野战医院则被从后面追来的敌军夹在中间。万分危急之时，担任院长的郑文甫立即召人研究对策。大家认为：这时候，要再去追赶我们的主力部队，很容易走到敌群中去；而到附近山区打游击，地形不利于隐蔽，全院二三百人仅11支步枪，很难自卫。于是，一致决定实施突围。
为缩小目标，他们化整为零，将重伤病员分散安置到老乡家中。在夜色掩护下，医务人员护着轻伤员，静悄悄地分批陆续上路。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为了不让人掉队，他们把绑腿带子接起来，一个一个地拉着往前走。没想到途中发生意外，因道路坎坷不平，走着走着，中间有人不小心掉进大坑，绑带断了，队伍成了两截。夜行军又不能喊话，不让打电筒，否则就会暴露目标，被敌人发觉。这样一来，后队找前队，前队找后队，在漆黑中伸手互相摸呀摸，在上下梯田兜圈子，费好大一阵子前后队才联在一起。
转移中，他们夜行晓宿，天亮时找个偏僻村子隐蔽，挨到天黑，又急急上路。有天夜里，向导领着他们从一条大路通过时，路两边不远的村子里就住着敌人。他们快到一个镇子时，又听老乡说那里来了不少国民党的兵，只好又绕到另一条路。历时四五天，一次次逢凶化吉，从敌人的夹缝中穿过，终于在黎明时分踏上解放区。不料，哨兵误以为是来了敌人，一梭子弹从他们头顶飞过，好一场虚惊。接着，其余几批也带着伤员突围成功，留在驻地的重伤员也陆续归队。
得知医院成功突围，彭德怀司令员十分高兴，特地让机关宰了几头猪，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率机关人员敲锣打鼓，前来慰问医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称赞第三野战医院是“打不烂、拖不垮的好医院”。
我军在西北战场所向披靡，捷报频传。第三野战医院也在战火中发展壮大，医院由最初的两个所扩到三个所，工作人员从百余人增加到800多人，编制床位从500张增加到3000张。自1947年3月到1949年11月，全院共收治转运伤病员28195人。郑文甫扳着指头算了一笔账：一个大的战斗团编制2000人，他们医院救治的伤病员，相当于一个军的人数。经过救治，其中25%的轻伤员可以康复重上前线，大约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救死扶伤能再生多大的战斗力啊！
使命感焕发永恒动力
功勋章凝聚毕生荣耀
郑文甫信奉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格言。无论何时何地,任凭艰难困苦，都孜孜奋斗，锐意进取，从而在人生征途中硕果满枝。
当年，郑文甫投身红军，是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穷孩子。他把红军当成大学校，将长征视为流动的课堂。那时，队伍行军每人背包上都绑了块小木板，上面写着两个字。后面的人看前面木板上的字，边行进边默念，休息时，就用树枝或手指在地上画。郑文甫给王稼祥当保健护士后，王稼祥很关心郑文甫的文化学习，郑文甫也更加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他虚心好学、持之以恒，很快摘掉了文盲帽子。在王稼祥去苏联治病以后，他便到中央军委卫生学校学习。
郑文甫的医学知识得以升华，是他两度到最高医学学府深造。1949年夏，当第三野战医院在西北战场即将完成使命时，他即赴中国医科大学学习。1954年，在向志愿军大批运送医药器材的工作结束后，他又成为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的学员，并在学习中荣立三等功。几次“充电”，使他备足了“能源”。谁想到，他这个刚入伍时的“大老粗”，竟在20年后登上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殿堂，当上了大学校长。
党把郑文甫放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发热放光。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陕甘宁边区卫生署药材科长等职，先后被边区政府、边区文教卫生大会评为“模范工作者”，获甲级奖。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西府陇东战役伤病员救治工作，受到西北野战军后勤领导机关的通令嘉奖。
尤其引以为荣的是，他于1952年荣获一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自由独立勋章。郑文甫说：这枚勋章可来之不易啊！
郑老1950年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药材处处长。美国悍然发动侵朝战争后，他兼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卫生部药材处处长，负责给志愿军调配运送药品和医疗器材。那时，正巧他夫人生孩子，头天分娩，第二天他就护送满载药材的汽车，冒着敌机的轰炸，跨过鸭绿江。
有一回，敌机在他们头顶盘旋俯冲，向车队投弹，志愿军的高炮部队猛烈地向敌机开火。空中，炮火纷飞；地下，敌机扔下的炸弹在车队四周炸开了花。有块弹片正好击中郑文甫的右腿，霎时鲜血如注，战友们忙把他送进医院，十多天后才痊愈。一出院，他又登上了护送药材的汽车。还有一次，车辆在弹痕累累、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行进，既要躲避敌人的炸弹，又要绕开弹坑，不住地左转右拐，汽车在万分危急之中突然翻车，郑文甫差点丧命。
由于工作勤勉、业绩突出，郑文甫的职位也步步高升。1969年，他由总后卫生部处长升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勤部副部长。接着，又到第四军医大学担任副校长、校长。此时，就是正军职干部了。1979年，他又被调回总后勤部卫生部任副部长，继而又担任该部顾问。位居我军卫生战线最高的指挥管理机关，他的学识、才能如鱼得水似地得以发挥，为军队的卫生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郑文甫1962年晋升大校军衔。他手指身穿戎装的照片，胸前佩戴着三枚表示他走过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光辉历程的勋章，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八一勋章、三级自由独立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他胸前又增添了一枚中央军委授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郑文甫1985年离休后依然关注军队的医疗卫生建设，发挥余热，热情传经送宝，参与撰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药材管理》、《总后卫生部药材供应管理》，主编了《驰骋在西北战场上的第三野战医院》等回忆录，向军队、向社会奉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被解放军总后勤部评为先进离休干部。
这一本本毕生从事医疗事业的经验之作，一次次不同凡响的奖励，一枚枚闪闪发光的功勋章，是郑文甫忠于使命、恪尽职守的结晶，是党和人民对他的褒奖，也是他辉煌人生的生动写照。
我们衷心祝福郑文甫老人夕阳无限好，晚霞分外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