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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江南地区民间把拐卖儿童的罪犯称为“拐子”。1935年元宵之夜，南京市一名儿童在观灯时失踪，因此而引发家庭惨案。报章披露后，引起了广大民众对“拐子”的愤怒，纷纷投书致电要求警方破获该案……
“无后”的忧虑
1935年2月13日，午后，上海老城隍庙“春风得意楼”来了两位茶客。一个名叫顾显石，浦东三林塘人氏，系公共租界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延安路至福州路段）“大宏成银楼”的账房先生。另一位姓钟名立铭，浙江绍兴人，公开职业是泥工兼木工，人称“钟师傅”；秘密干的却是拐卖儿童的勾当，黑道上小有名气，呼其为“钟拐子”。两人上了二楼，坐在靠窗座位的头上，轻声细语，漫言密议。
“大宏成”的老板名叫杨景业，其父杨富升早年系沪上著名银匠，五十岁病殁时，留下遗嘱让其长子杨景业继承其业。杨景业接班后，仗着“大宏成”的牌子和自己的那份灵性，仍把银楼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蓬勃兴旺。可是，杨老板却有一份日益增重的心事：婚后连生三胎皆是女儿。这就颇为烦恼，按照当初杨富升的遗嘱，银楼产业传到长子手里后，如若日后长子未生男丁而次子、幼子生子，那待杨景业百年之后，银楼产业则由杨姓男丁继承。这时，杨景业两个弟弟的三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他有朝一日吹灯拔烛归天后，“大宏成”就落到侄子手里去了。这于他来说，是极不甘心的。于是，杨景业决定娶一小妾。正好账房先生顾显石的邻居之女姜繁梅三十岁出头了尚未出嫁，顾显石便有意撮成此事，经过一番努力，48岁的杨老板就娶了32岁的姜繁梅为妾。
可是，转眼两年过去了，姜繁梅腹中不见动静。而杨景业的健康状况却是每况愈下，他原就患有痨病（肺结核），当时这种毛病基本属于绝症。进入1935年，杨景业的病情发展到天天咯血，骨瘦如柴。中医已经宣称不治，西医则判定尚有六个月好活。杨景业自知在劫难逃，遂暗作善后，他想留下“大宏成”产业，但先父遗嘱白纸黑字，只怕两个弟弟要告上法院，苦思无法，便跟顾显石商量。
顾显石给杨老板出了一个主意：托人觅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带回家后佯称跟姜氏婚前私通而生，虑及声誉，故未领回家。现因病重，也就顾不上声誉不声誉了，就领回家来准备让其继承“大宏成”。此事由顾显石跟杨的大小老婆盛碧莲、姜繁梅预先串通，届时言明当初姜氏未进杨门时盛氏就已知晓此事，并见过这孩子，以作旁证。杨景业点头赞同，委托顾先生一手操办，所需费用只管从柜上支取。
顾显石家里是开营造行的，一直到现在其父还在经营，他来上海前就一直在浦东三林塘老家营造行做账房先生。因此，他结识的泥水匠、木匠、油漆匠甚多，跟这些匠人师傅接触多了，知道這个行业中藏污纳垢，其中就是有人忙时做工，闲时做“拐子”，专事拐卖儿童。现在，顾显石接受了杨老板的指令，马上就想到了这条渠道。于是，在年前特地回了趟三林塘，从账房处查得了那些跟他家营造行惯打交道的匠人师傅的地址，给其中一个名叫钟立铭的绍兴籍泥水匠写了一封信，称有要事相商，请对方过毕年节后见面。
钟立铭收到信后，给顾显石回了一封信，约定正月初十午后在上海老城隍庙春风得意楼见面详谈。这天，顾显石跟钟立铭见面后，说了杨老板的苦衷和打算，请钟师傅出手相助，因为他知道钟有这份能力。至于报酬，自然好说。钟立铭听后一口答应，说半月内就可交出一名符合杨老板要求的男童，要求支付150元银洋的费用，先付定金30元。钟立铭给顾显石留下了其在奉贤南桥镇上租赁的住房地址，以便有事可及时联系。
灯会拐童
钟立铭出生于浙江绍兴，42岁，他经常在上海及周边江浙地区四处揽活打工，结识了一些同行朋友，并加入青帮。钟立铭对经常打工地的地形、风土人情甚至一些居民的情况非常熟悉。在社会治安很不安定的旧社会，这种熟悉有时会被刑事案犯所利用，抢劫盗窃的江洋大盗、拐卖妇女儿童的“拐子”常从匠人师傅处获取信息，事后则给予报酬。钟立铭因有着青帮弟子的身份，交际广泛，这种事儿没少做过，不过，他从未跟哪伙案犯有过长期合作。因为，事实上他已经在手艺活儿少时客串“拐子”拐卖儿童以获取钱钞。由于徒弟也跟着他干，所以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拐子”团伙，而钟立铭则是团伙老大。这个老大渐渐在浦东一带出了名，川沙、南汇、奉贤三县有人家需要领养孩子时，都会打听“钟师傅”最近是否出现，找到他后就像顾显石正月初十在老城隍庙茶楼跟他洽谈“生意”那样“定货”。然后，钟立铭就会根据“客户”要求寻找合适“货源”，带上徒弟前往作案地“相脚头”（踩点），伺机下手作案。
这次，钟立铭跟顾显石谈妥“生意”后，次日即与两个徒弟常纯福、宋莘耕会合，三人商量如何作案。最后决定为安全计，到南京去弄一个小囡过来。于是，2月16日师徒三人就去了南京。下了火车，直奔第二区，在夫子庙附近找了家旅馆下榻。为何不到别处去而专奔夫子庙这边呢？这是因为转眼就是正月十五了，南京当地有在夫子庙举办灯会的习俗，在灯会上作案最易得手且便于安全离开。
钟立铭、常纯福、宋莘耕三人用了两天时间在秦淮河、夫子庙这一带溜达，察看地形，商讨如何作案和逃离现场。1935年2月18日，元宵节。夫子庙举行灯会，果然如钟立铭事先所预料的，现场摩肩接踵，人头攒动。钟立铭三人根据事先所策划的，顺利拐得了一个两岁男孩，立刻奔中央门火车站，上了夜班火车，买的是去苏州的车票，但却在镇江就下了车。带着孩子在镇江宿了一夜，次日搭乘长江客轮返回上海。于2月20日抵达后，立刻往“大宏成银楼”打电话通知顾显石。顾显石随即带了银洋赶到约定的地点，一手交钱，一手领人。银“货”两讫后，双方“拜拜”。
被拐的男孩名叫钱始慈，父亲钱光琛系大久私立中学教师，母亲荣慧珠是鼓楼医院护士，住第二区逸仙桥。元宵节晚上，钱始慈由母亲与保姆谢嫂携带前往夫子庙看灯会。中间，荣慧珠巧遇护士学校老同学，驻步聊天，谢嫂领着孩子在旁边转悠。事后回忆，出事也就在短短的一二分钟之内。苏北乡下来的谢嫂面对着五彩缤纷的灯会，径自看得呆了，原本搀着的孩子的小手从她手里挣脱却浑然不知。等到她倏然回过神来，孩子已经不见了。 孩子被拐迅即形成一场悲剧：谢嫂受不了东家老太太谭氏的严厉指责，一时想不开，当即出走；谭氏继而责怪儿媳妇，雪上加霜，荣慧珠受不了一气之下连夜回了娘家。当晚，婆婆上吊自尽身亡。患有高血压的公公一觉醒来发现老伴悬梁，惊骇之下当场中风，送医后保住了性命，却落下了半身不遂的终生后遗症。事情到此，竟然犹未画上句号：天明后，谢嫂的尸体在秦淮河浮了起来。经警方鉴定，认定为投河自尽。就这样，原本一个三代同堂其乐融融的好好家庭，就因为钱始慈的被拐而在一夜之间家破人亡，还搭上了保姆谢嫂。
该事件迅速在南京城里传开，报纸随即跟进报道。于是，各界皆知，全城议论。南京市政府、首都警察厅、第二区警察分局等一日之内接到数百个电话，各界人士纷纷指责警方对灯会治安的不作为，强烈要求侦破钱始慈被拐案。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遂于2月20日签发了抽调首都警厅、第二区警察分局五名刑警组建专案侦查组的命令。
傍晚，专案组长、首都警察厅老刑警史金章随即率领组员前往逸仙桥走访钱家，谢嫂已殁，另一在场人荣慧珠对案发情况说不出什么内容。专案组又去夫子庙派出所了解情况，他们当时就接到报案了，随即全体出动协助寻找被拐儿童，未有结果。这样，专案组就只好另辟蹊径进行侦查了。专案组查摸下来，没有打听到南京本地有什么人拐骗了孩子，于是就认为案犯很有可能是从外埠潜往南京下的手。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认为若是外埠案犯潜来南京作案，那他们受交通条件和时间的限制，不可能当天来宁当天就下手，所以，应该是事先潜入，在南京住一两天，必定还得去夫子庙踩点。按照通常案犯的思路，他们在南京的住宿点应该就在第二区夫子庙附近。
这一调查思路是准确的，一干刑警分头查摸，不到半天，刑警老刘就在距夫子庙不过一里之地的“云霄旅馆”查得一条线索：元宵节前两天，有三个男子曾入住该旅馆，于元宵节午后退房离开；其用来办理住宿登记手续的是浙江绍兴“大庸南货店”的证明，为首那人姓吴，单名鼎。老刘一听马上发现其中有诈：既然是受南货业公会指派，那份证明上为何不加盖公会的图章，而仅仅只盖了一枚“大庸南货店”的店章？
老刘回来向专案组一汇报，史金章等人深以为然，当下即往浙江绍兴县警察局发了一份电报，要求秘密查明该县“大庸南货店”以及店主吳鼎等人相关情况后即予回电阐明。2月22日中午，绍兴县警察局回电称：经查，本县原有“大庸南货店”，但前年该店店主金雄三已关店歇业，举家前往东北定居；原“大庸”并无“吴鼎”等人姓名、相貌的店员、学徒。
如此，情况就明了了：“吴鼎”三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那纸盖着“大庸南货店”店章的证明应是从“大庸”获取的（后来据案犯供认是数年前去该南货店干活时偷了空白店笺后偷盖的店章）。可是，这条线索却无法往下追查了，因为东北当时已经被日本扶植的溥仪成立的伪“满洲国”占据，民国方面根本不可能前往关外去调查；即便能去，东北那么大，又如何查摸得到金雄三其人呢？
案犯落网
正当专案组刑警为此感到沮丧时，忽然意外获得了另一条线索。“云霄旅馆”有刑警登门调查的消息传到了附近一家布店老板的耳朵里，他说元宵节前入住“云霄旅馆”的那个绍兴人他见过，好像是个泥水匠，姓钟。于是，有人便报知派出所。派出所通知了专案组，刑警便找布店老板了解情况，得知该老板三年前去文庙街朋友任某家祝贺翻造住宅时，曾见过那位“钟师傅”。
刑警随即找任某了解，得知他1931年秋准备翻造房子前，确实去附近“端正营造行”打听盖房行情时，与正好在那里跟行里人聊天的那个钟师傅认识，钟当时给他留了其在上海住家的地址，让他如果需要匠人的话写信联系。半年后，任某翻造房子时，就是请这位钟师傅当了“作头”（集包工头、监理于一身的工程负责人）。任某还保留着钟的地址，当下就抄给了刑警。史金章当天就率全组刑警前往上海，找到了那处位于法租界老北门公馆马路的地址，一打听，房东说钟师傅早就搬走了，搬往哪里就不清楚了。刑警于是便奔营造业公会，打听下来，有人知道这个绍兴钟师傅，不过不知他住在哪里。营造业公会的会员都是开营造行的老板或者沪上闻名的大“作头”，像钟这样的属于小角色，沾不上边的。
南京刑警既然来上海了，自然不会到此为止。他们找了家旅馆住了下来，议了议，决定通过营造业公会介绍几位绍兴籍的“作头”，专案组请“作头”吃顿饭，席间议议如何查找钟的事儿。
这个方案还没实施时，一份意外惊喜忽然从天而降——
钟立铭、常纯福、宋莘耕师徒三人拐得男童钱始慈卖给“大宏成”老板杨景业后，拿着赃款去了浦东奉贤县南桥镇他们年前租借的房子，冬天匠人活儿少，三人就在南桥镇上吃喝玩乐。
他们三个过得挺安逸，杨老板那里却闹起了家族风波：杨景业的两个弟弟见兄长病入膏肓，来日无多，因无子嗣而“大宏成”产业将由三个侄子继承而窃喜。哪知老大家里却突然冒出一个不明不白的“儿子”来，不禁起了疑心。这中间的利害关系可是偌大的一份家产啊，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于是，兄弟俩一番密议后，决定写一封匿名信向警方举报，一口咬定这孩子是拐骗而得，要求查办。因杨景业家住华界南市区，所以这封举报信就寄往南市大东门警察厅路（今金坛路）巡道街上海市公安局（民国26年1月1日改称“上海市警察局”）。市公安局收到这封信后，随即转给南市分局处理。
南市分局收到举报信后，也觉得其中颇有疑问，于是便开了一纸传票把杨景业以及大小老婆盛氏、姜氏传唤来局讯问。杨景业三口子事先对此事已经统一过口径，而警方又并未把他们作为案犯来审讯的，于是这事也就过去了。却说史金章五人在旅馆正商量在哪家馆子请几个“作头”吃饭时，来了一个小警察，他是受其师傅老刑警汪耀君之命前来给警校老同学史金章送茶叶来的，并捎话说请史金章定个时间叫上一起来办案的弟兄吃个饭。史金章收了茶叶，把带来的南京土特产交小警察带给汪耀君。
当晚，汪耀君把史金章送的土特产带回家，可能是职业习惯，他对妻子取出礼物后放在桌上的那张包装报纸发生了兴趣，顺手拿过来浏览。于是，就发现了那则轰动南京全市的“钱家独子被拐案”。汪耀君便把该案跟杨氏兄弟举报老大杨景业的信件联系起来想，当下就前去附近工厂借用电话往南京刑警下榻的旅馆打电话对史金章说了此事。
次日上午，专案组前往上海市公安局要求协助侦查该案。市局指派汪耀君带上徒弟协助南京同行。专案组先请汪耀君悄悄联系了杨氏兄弟，把带来的被拐男童照片让他们看，那二位一致说就是杨景业新冒出的“儿子”。于是，刑警随即前往杨家带走了被拐的钱始慈，以及杨景业、盛氏、姜氏三口子和账房顾显石。顾是自己站出来要求对刑警说老板身体不好，由他代替前往，刑警就说那你一起跟我们走吧。这回可是正式讯问了，那五人哪里经历过这等阵势？也就不过十几分钟，就全都招供了。刑警根据顾显石供出的钟立铭的住址，前往奉贤县南桥镇将三犯逮捕归案。
写举报信的杨氏兄弟闻讯担心杨景业经不起折腾死在牢里，外界因此而会说他们合谋害死老大以分财产，所以立刻花钱打点，终于获准保释杨景业三口子。顾显石则和钟立铭三犯一起被押解去南京了。
1935年4月19日，该案经江宁地方法院审理后下达判决：经审理查明，钟立铭、常纯福、宋莘耕三犯共在南京、镇江、常州、苏州、上海、嘉兴等地拐卖儿童36名，其中钟立铭单独作案22起；判处钟立铭死刑，常纯福、宋莘耕各判处有期徒刑12年。至于顾显石，竟被认为“纯属为杨景业领养义子行为，与本案无涉”，被判无罪释放。至于杨景业，已在这年清明节前病逝。同年5月31日，钟立铭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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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薛华 [email protected]
“无后”的忧虑
1935年2月13日，午后，上海老城隍庙“春风得意楼”来了两位茶客。一个名叫顾显石，浦东三林塘人氏，系公共租界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延安路至福州路段）“大宏成银楼”的账房先生。另一位姓钟名立铭，浙江绍兴人，公开职业是泥工兼木工，人称“钟师傅”；秘密干的却是拐卖儿童的勾当，黑道上小有名气，呼其为“钟拐子”。两人上了二楼，坐在靠窗座位的头上，轻声细语，漫言密议。
“大宏成”的老板名叫杨景业，其父杨富升早年系沪上著名银匠，五十岁病殁时，留下遗嘱让其长子杨景业继承其业。杨景业接班后，仗着“大宏成”的牌子和自己的那份灵性，仍把银楼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蓬勃兴旺。可是，杨老板却有一份日益增重的心事：婚后连生三胎皆是女儿。这就颇为烦恼，按照当初杨富升的遗嘱，银楼产业传到长子手里后，如若日后长子未生男丁而次子、幼子生子，那待杨景业百年之后，银楼产业则由杨姓男丁继承。这时，杨景业两个弟弟的三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他有朝一日吹灯拔烛归天后，“大宏成”就落到侄子手里去了。这于他来说，是极不甘心的。于是，杨景业决定娶一小妾。正好账房先生顾显石的邻居之女姜繁梅三十岁出头了尚未出嫁，顾显石便有意撮成此事，经过一番努力，48岁的杨老板就娶了32岁的姜繁梅为妾。
可是，转眼两年过去了，姜繁梅腹中不见动静。而杨景业的健康状况却是每况愈下，他原就患有痨病（肺结核），当时这种毛病基本属于绝症。进入1935年，杨景业的病情发展到天天咯血，骨瘦如柴。中医已经宣称不治，西医则判定尚有六个月好活。杨景业自知在劫难逃，遂暗作善后，他想留下“大宏成”产业，但先父遗嘱白纸黑字，只怕两个弟弟要告上法院，苦思无法，便跟顾显石商量。
顾显石给杨老板出了一个主意：托人觅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带回家后佯称跟姜氏婚前私通而生，虑及声誉，故未领回家。现因病重，也就顾不上声誉不声誉了，就领回家来准备让其继承“大宏成”。此事由顾显石跟杨的大小老婆盛碧莲、姜繁梅预先串通，届时言明当初姜氏未进杨门时盛氏就已知晓此事，并见过这孩子，以作旁证。杨景业点头赞同，委托顾先生一手操办，所需费用只管从柜上支取。
顾显石家里是开营造行的，一直到现在其父还在经营，他来上海前就一直在浦东三林塘老家营造行做账房先生。因此，他结识的泥水匠、木匠、油漆匠甚多，跟这些匠人师傅接触多了，知道這个行业中藏污纳垢，其中就是有人忙时做工，闲时做“拐子”，专事拐卖儿童。现在，顾显石接受了杨老板的指令，马上就想到了这条渠道。于是，在年前特地回了趟三林塘，从账房处查得了那些跟他家营造行惯打交道的匠人师傅的地址，给其中一个名叫钟立铭的绍兴籍泥水匠写了一封信，称有要事相商，请对方过毕年节后见面。
钟立铭收到信后，给顾显石回了一封信，约定正月初十午后在上海老城隍庙春风得意楼见面详谈。这天，顾显石跟钟立铭见面后，说了杨老板的苦衷和打算，请钟师傅出手相助，因为他知道钟有这份能力。至于报酬，自然好说。钟立铭听后一口答应，说半月内就可交出一名符合杨老板要求的男童，要求支付150元银洋的费用，先付定金30元。钟立铭给顾显石留下了其在奉贤南桥镇上租赁的住房地址，以便有事可及时联系。
灯会拐童
钟立铭出生于浙江绍兴，42岁，他经常在上海及周边江浙地区四处揽活打工，结识了一些同行朋友，并加入青帮。钟立铭对经常打工地的地形、风土人情甚至一些居民的情况非常熟悉。在社会治安很不安定的旧社会，这种熟悉有时会被刑事案犯所利用，抢劫盗窃的江洋大盗、拐卖妇女儿童的“拐子”常从匠人师傅处获取信息，事后则给予报酬。钟立铭因有着青帮弟子的身份，交际广泛，这种事儿没少做过，不过，他从未跟哪伙案犯有过长期合作。因为，事实上他已经在手艺活儿少时客串“拐子”拐卖儿童以获取钱钞。由于徒弟也跟着他干，所以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拐子”团伙，而钟立铭则是团伙老大。这个老大渐渐在浦东一带出了名，川沙、南汇、奉贤三县有人家需要领养孩子时，都会打听“钟师傅”最近是否出现，找到他后就像顾显石正月初十在老城隍庙茶楼跟他洽谈“生意”那样“定货”。然后，钟立铭就会根据“客户”要求寻找合适“货源”，带上徒弟前往作案地“相脚头”（踩点），伺机下手作案。
这次，钟立铭跟顾显石谈妥“生意”后，次日即与两个徒弟常纯福、宋莘耕会合，三人商量如何作案。最后决定为安全计，到南京去弄一个小囡过来。于是，2月16日师徒三人就去了南京。下了火车，直奔第二区，在夫子庙附近找了家旅馆下榻。为何不到别处去而专奔夫子庙这边呢？这是因为转眼就是正月十五了，南京当地有在夫子庙举办灯会的习俗，在灯会上作案最易得手且便于安全离开。
钟立铭、常纯福、宋莘耕三人用了两天时间在秦淮河、夫子庙这一带溜达，察看地形，商讨如何作案和逃离现场。1935年2月18日，元宵节。夫子庙举行灯会，果然如钟立铭事先所预料的，现场摩肩接踵，人头攒动。钟立铭三人根据事先所策划的，顺利拐得了一个两岁男孩，立刻奔中央门火车站，上了夜班火车，买的是去苏州的车票，但却在镇江就下了车。带着孩子在镇江宿了一夜，次日搭乘长江客轮返回上海。于2月20日抵达后，立刻往“大宏成银楼”打电话通知顾显石。顾显石随即带了银洋赶到约定的地点，一手交钱，一手领人。银“货”两讫后，双方“拜拜”。
被拐的男孩名叫钱始慈，父亲钱光琛系大久私立中学教师，母亲荣慧珠是鼓楼医院护士，住第二区逸仙桥。元宵节晚上，钱始慈由母亲与保姆谢嫂携带前往夫子庙看灯会。中间，荣慧珠巧遇护士学校老同学，驻步聊天，谢嫂领着孩子在旁边转悠。事后回忆，出事也就在短短的一二分钟之内。苏北乡下来的谢嫂面对着五彩缤纷的灯会，径自看得呆了，原本搀着的孩子的小手从她手里挣脱却浑然不知。等到她倏然回过神来，孩子已经不见了。 孩子被拐迅即形成一场悲剧：谢嫂受不了东家老太太谭氏的严厉指责，一时想不开，当即出走；谭氏继而责怪儿媳妇，雪上加霜，荣慧珠受不了一气之下连夜回了娘家。当晚，婆婆上吊自尽身亡。患有高血压的公公一觉醒来发现老伴悬梁，惊骇之下当场中风，送医后保住了性命，却落下了半身不遂的终生后遗症。事情到此，竟然犹未画上句号：天明后，谢嫂的尸体在秦淮河浮了起来。经警方鉴定，认定为投河自尽。就这样，原本一个三代同堂其乐融融的好好家庭，就因为钱始慈的被拐而在一夜之间家破人亡，还搭上了保姆谢嫂。
该事件迅速在南京城里传开，报纸随即跟进报道。于是，各界皆知，全城议论。南京市政府、首都警察厅、第二区警察分局等一日之内接到数百个电话，各界人士纷纷指责警方对灯会治安的不作为，强烈要求侦破钱始慈被拐案。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遂于2月20日签发了抽调首都警厅、第二区警察分局五名刑警组建专案侦查组的命令。
傍晚，专案组长、首都警察厅老刑警史金章随即率领组员前往逸仙桥走访钱家，谢嫂已殁，另一在场人荣慧珠对案发情况说不出什么内容。专案组又去夫子庙派出所了解情况，他们当时就接到报案了，随即全体出动协助寻找被拐儿童，未有结果。这样，专案组就只好另辟蹊径进行侦查了。专案组查摸下来，没有打听到南京本地有什么人拐骗了孩子，于是就认为案犯很有可能是从外埠潜往南京下的手。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认为若是外埠案犯潜来南京作案，那他们受交通条件和时间的限制，不可能当天来宁当天就下手，所以，应该是事先潜入，在南京住一两天，必定还得去夫子庙踩点。按照通常案犯的思路，他们在南京的住宿点应该就在第二区夫子庙附近。
这一调查思路是准确的，一干刑警分头查摸，不到半天，刑警老刘就在距夫子庙不过一里之地的“云霄旅馆”查得一条线索：元宵节前两天，有三个男子曾入住该旅馆，于元宵节午后退房离开；其用来办理住宿登记手续的是浙江绍兴“大庸南货店”的证明，为首那人姓吴，单名鼎。老刘一听马上发现其中有诈：既然是受南货业公会指派，那份证明上为何不加盖公会的图章，而仅仅只盖了一枚“大庸南货店”的店章？
老刘回来向专案组一汇报，史金章等人深以为然，当下即往浙江绍兴县警察局发了一份电报，要求秘密查明该县“大庸南货店”以及店主吳鼎等人相关情况后即予回电阐明。2月22日中午，绍兴县警察局回电称：经查，本县原有“大庸南货店”，但前年该店店主金雄三已关店歇业，举家前往东北定居；原“大庸”并无“吴鼎”等人姓名、相貌的店员、学徒。
如此，情况就明了了：“吴鼎”三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那纸盖着“大庸南货店”店章的证明应是从“大庸”获取的（后来据案犯供认是数年前去该南货店干活时偷了空白店笺后偷盖的店章）。可是，这条线索却无法往下追查了，因为东北当时已经被日本扶植的溥仪成立的伪“满洲国”占据，民国方面根本不可能前往关外去调查；即便能去，东北那么大，又如何查摸得到金雄三其人呢？
案犯落网
正当专案组刑警为此感到沮丧时，忽然意外获得了另一条线索。“云霄旅馆”有刑警登门调查的消息传到了附近一家布店老板的耳朵里，他说元宵节前入住“云霄旅馆”的那个绍兴人他见过，好像是个泥水匠，姓钟。于是，有人便报知派出所。派出所通知了专案组，刑警便找布店老板了解情况，得知该老板三年前去文庙街朋友任某家祝贺翻造住宅时，曾见过那位“钟师傅”。
刑警随即找任某了解，得知他1931年秋准备翻造房子前，确实去附近“端正营造行”打听盖房行情时，与正好在那里跟行里人聊天的那个钟师傅认识，钟当时给他留了其在上海住家的地址，让他如果需要匠人的话写信联系。半年后，任某翻造房子时，就是请这位钟师傅当了“作头”（集包工头、监理于一身的工程负责人）。任某还保留着钟的地址，当下就抄给了刑警。史金章当天就率全组刑警前往上海，找到了那处位于法租界老北门公馆马路的地址，一打听，房东说钟师傅早就搬走了，搬往哪里就不清楚了。刑警于是便奔营造业公会，打听下来，有人知道这个绍兴钟师傅，不过不知他住在哪里。营造业公会的会员都是开营造行的老板或者沪上闻名的大“作头”，像钟这样的属于小角色，沾不上边的。
南京刑警既然来上海了，自然不会到此为止。他们找了家旅馆住了下来，议了议，决定通过营造业公会介绍几位绍兴籍的“作头”，专案组请“作头”吃顿饭，席间议议如何查找钟的事儿。
这个方案还没实施时，一份意外惊喜忽然从天而降——
钟立铭、常纯福、宋莘耕师徒三人拐得男童钱始慈卖给“大宏成”老板杨景业后，拿着赃款去了浦东奉贤县南桥镇他们年前租借的房子，冬天匠人活儿少，三人就在南桥镇上吃喝玩乐。
他们三个过得挺安逸，杨老板那里却闹起了家族风波：杨景业的两个弟弟见兄长病入膏肓，来日无多，因无子嗣而“大宏成”产业将由三个侄子继承而窃喜。哪知老大家里却突然冒出一个不明不白的“儿子”来，不禁起了疑心。这中间的利害关系可是偌大的一份家产啊，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于是，兄弟俩一番密议后，决定写一封匿名信向警方举报，一口咬定这孩子是拐骗而得，要求查办。因杨景业家住华界南市区，所以这封举报信就寄往南市大东门警察厅路（今金坛路）巡道街上海市公安局（民国26年1月1日改称“上海市警察局”）。市公安局收到这封信后，随即转给南市分局处理。
南市分局收到举报信后，也觉得其中颇有疑问，于是便开了一纸传票把杨景业以及大小老婆盛氏、姜氏传唤来局讯问。杨景业三口子事先对此事已经统一过口径，而警方又并未把他们作为案犯来审讯的，于是这事也就过去了。却说史金章五人在旅馆正商量在哪家馆子请几个“作头”吃饭时，来了一个小警察，他是受其师傅老刑警汪耀君之命前来给警校老同学史金章送茶叶来的，并捎话说请史金章定个时间叫上一起来办案的弟兄吃个饭。史金章收了茶叶，把带来的南京土特产交小警察带给汪耀君。
当晚，汪耀君把史金章送的土特产带回家，可能是职业习惯，他对妻子取出礼物后放在桌上的那张包装报纸发生了兴趣，顺手拿过来浏览。于是，就发现了那则轰动南京全市的“钱家独子被拐案”。汪耀君便把该案跟杨氏兄弟举报老大杨景业的信件联系起来想，当下就前去附近工厂借用电话往南京刑警下榻的旅馆打电话对史金章说了此事。
次日上午，专案组前往上海市公安局要求协助侦查该案。市局指派汪耀君带上徒弟协助南京同行。专案组先请汪耀君悄悄联系了杨氏兄弟，把带来的被拐男童照片让他们看，那二位一致说就是杨景业新冒出的“儿子”。于是，刑警随即前往杨家带走了被拐的钱始慈，以及杨景业、盛氏、姜氏三口子和账房顾显石。顾是自己站出来要求对刑警说老板身体不好，由他代替前往，刑警就说那你一起跟我们走吧。这回可是正式讯问了，那五人哪里经历过这等阵势？也就不过十几分钟，就全都招供了。刑警根据顾显石供出的钟立铭的住址，前往奉贤县南桥镇将三犯逮捕归案。
写举报信的杨氏兄弟闻讯担心杨景业经不起折腾死在牢里，外界因此而会说他们合谋害死老大以分财产，所以立刻花钱打点，终于获准保释杨景业三口子。顾显石则和钟立铭三犯一起被押解去南京了。
1935年4月19日，该案经江宁地方法院审理后下达判决：经审理查明，钟立铭、常纯福、宋莘耕三犯共在南京、镇江、常州、苏州、上海、嘉兴等地拐卖儿童36名，其中钟立铭单独作案22起；判处钟立铭死刑，常纯福、宋莘耕各判处有期徒刑12年。至于顾显石，竟被认为“纯属为杨景业领养义子行为，与本案无涉”，被判无罪释放。至于杨景业，已在这年清明节前病逝。同年5月31日，钟立铭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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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薛华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