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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它所保管的是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共计两万多份。这些档案记录着一部中共建党史、一部人民军队壮大史、一部领袖人物史，在党史上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极其重要，如何保护它的完好，保护它不落入敌手也成为一项重要使命。
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选22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央文库”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隐匿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眼皮底下。一批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为保护“中央文库”与敌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的原始档案。这段珍贵无比的中共早期记忆原貌，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充满了血与火、奋斗与牺牲的峥嵘岁月。上海市档案馆研究人员薰婷婷与我们一起去追忆那些在腥风血雨中磨砺出的不屈灵魂。
张唯一：第一任保管人老成持重
江宁路673弄文余里10号，年轻持重的“张老太爷”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转入地下。为适应地下斗争的环境，中共中央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中央文库就此建立。
江宁路673弄文余里10号（原公共租界戈登路1141号恒吉里），这里曾是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点，也是“中央文库”的最初秘密保管处。当时，“中央文库”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保管，随同党中央办公，那里邻里环境相对比较安全，党的领导人常去那儿阅读文件。
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因其办事沉稳，老成持重，代号尊称“张老太爷”。
张唯一物色了两位政治可靠的同志，成立了文件保管处。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在工作中形成、留存的文件资料；二是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三是接收中央各部委移交的文件。到1930年底，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20多箱文件、资料。
同样的文件，当时其实共有三份。中共中央秘书处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份送交共产国际，一份送中央文库保存，一份由文件阅览处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由中央特科处理。
恰恰是与中央特科的横向关联，引发了中央文库最大的一次风险。
1931年4月25日，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中央文库”陷入危机。
幸而，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及时通知了周恩来。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全部转移，一切秘密联络点全部变换，一切联系方法停止使用并更换新的方法。同时，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张唯一雇用了两辆黄包车，连夜将20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独立小楼里（张唯一的家中），借此躲过一劫。而中央特科保管的那批档案也已被销毁，总算未落敌手。经此一险，中央文库更显得弥足珍贵。
陈为人：第二任保管员曾受尽严刑拷打
西康路560弄合兴坊15号，吃不饱饭的木材行老板
1932年秋，中共中央决定撤离上海，再加上张唯一工作变动，“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员陈为人手里。
陈为人，1921年冬入党的老党员，曾两次被捕入狱，均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捕期间，陈为人受尽严刑拷打，却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从未动摇。其妻子韩慧英也是一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
1932年正式接手中央文库后，陈为人将隐蔽在“张老太爷”家的文件，秘密搬运至自己的家中。在当时敌特、叛徒四处活动的险恶环境里，一遇情况有异，中央文库必须立即转移。几年内陈为人夫妇不知搬了多少次家。
为安全起见，中央文库同外界的联系一直是单线的，由韩慧英负责与张唯一进行联系。1935年2月，张唯一被捕。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
韩慧英被捕后，陈为人马上转移了中央文库，他化名为张慧生，化装为有钱的木材行老板，租下了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今西康路560弄）15号的二层小楼，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艰辛生活。
由于在当时很多出租房子的都要求租房人有铺保（即担保人），陈为人这时联系不到组织，更不能找外人，只能以每月租金30块银元的高价，租下了这个不要铺保的二层小楼。而这每个月的30银元，对当时失去组织联系，断绝经费来源的陈为人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之重。
木材行老板的身份是虚构的，而为了守护中央文库的安全，陈为人又不能出去工作谋生，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嗷嗷待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陈为人只有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最后，陈为人把二楼上的家具几乎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之类零星杂物都卖光了，可一楼的摆设仍维持着一个老板的“表面文章”。
为了省钱，一家人只能以最便宜的红薯为食，红薯饭做好后，陈为人还要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等快到二楼门口时又把鱼片藏起来，怕孩子们看见了嘴馋。因为鱼片是个“道具”，明天还要接着用。他自己日渐严重的肺病得不到医治，最多只能买两个萝卜做润肺之用。
万般无奈之下，陈为人叫来了妻妹韩慧如，韩慧如就接替姐姐成为中央文库的掩护人。1935年底，韩慧英脱险回家。为了生计，韩家姐妹外出教书谋生，这才通过学校的一位地下党员，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考虑到陈为人的健康状况，党组织决定将中央文库交给中央特科，由徐强派人保管。陈为人移交中央文库的时候，他已保管了4年的时间。在这4年里，他将秘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将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并剪下文件四边的空白，硬是将20多箱的文件压缩到6个皮箱中。并将文件按作者、地区、时间和标题编写目录、分类装箱。为了便于查找，陈为人还写了开箱必读。
1936年底，陈为人将最后一箱文件移交出去，回到家中后，人就瘫了下去，大口吐血，不省人事。1937年3月13日，陈为人在寓所病逝，时年仅38岁。 虽然中央文库在这段时间由陈为人从西康路（原小沙渡路）560弄合兴坊15号移交出去，但这个二层小楼的光荣使命并未结束，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央文库几经辗转，曾在1939——1940年又回到了这里，后又几经迁移，直至来到它的最后一任保管员陈来生手中。
陈来生：保管中央文库时间最长的一位
成都北路974号，跑单帮，开切面馆的小老板
陈来生接手中央文库保管工作的时候只有23岁。陈来生原姓甄，1919年出生于上海，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就一直从事秘密工作，并因此改名陈来生，一直沿用了下来。他虽然年轻，但在几年的地下工作中，表现出了可靠的党性和足够的机智勇敢。也正因为年轻，陈来生在地下党组织当中都不太惹人注意。对外，陈来生则一直以小手工业者或普通工人的面貌示人，看上去更是毫不起眼，这恰恰是地下工作者该有的先天优势。
陈来生也可以说是吴成方的“徒弟”。吴成方1926年入党，20年代末30年代初曾在北平等地做过党的保卫工作，是中央特科骨干。1933年调到上海，后来接替徐强，成为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地区负责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情报系统负责人，直接受潘汉年领导。据陈来生回忆，有一次，他奉命去一个秘密联络点取电台配件。走到门前刚要敲门，却被身后的一只大手拉住了。回头一看，正是他的上级吴成方。吴成方把陈来生拉到僻静处，让他观察一下动静再采取行动。原来，吴成方暗中跟了他一路，也在一路保护着他。这样的言传身教和暗中保护，让陈来生非常感动。陈来生也没有辜负吴成方的期望。他接手保护中央文庠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实行最严酷统治的时期。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更加疯狂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在当时的亚洲金融中心上海，日伪宪兵、特务、巡謦在街头巷尾布设着层层明岗暗哨，对抗日力量血腥镇压。
陈来生接手“中央文库”保管工作后，遇到了第一个难题：如何把2万多份文件从租界里安全运出来！因“中央文库”的上一任保管员缪谷稔的家位于新闸路，在上海租界里，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之后，对租界的封锁和盘查十分严格。而陈来生的生活圈子在租界之外，只能在租界外为中央文库找到存放之地。
整体搬运目标太大，一旦暴露就是万劫不复。陈来生只能用“小鱼钻网眼”的办法。
陈来生动员自己的父亲和弟弟、妹妹，全家齐上阵，选择可乘之机运送文件。一家人扮作走街串巷“跑单帮”的小商贩，利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暗藏文件、资料，每人每次只带几份，毫不惹眼。他们跟着那些真正的小商贩，从不为人所知的小路、小弄堂里七拐八弯，越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绕过一个又一个明岗暗哨，居然没有一次被盘查。这样，经过了一个多月蚂蚁搬家式的转运，才将所有文件安全转移出来。
为了确保“中央文库”存放地的足够安全，陈来生向岳父借钱租下了成都北路974号一间沿街的房子，开了一家“向荣面坊”作掩护。而陈来生的“向荣面坊”，其实也不光是掩饰，而是实实在在要做生意维持生计的。他最初接管中央文库时就知道，组织也很困难，保管中央文库的经费问题要靠自己想办法。就这样，陈来生辛辛苦苦、小心翼翼地经营着“向荣面坊”，为中央文库披上了毫无破绽的伪装。
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文件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这些文件“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批阅签发的电报：“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电报中“有功的人员”原是“有功的同志”，毛泽东亲笔做了修改，意即对保护中央文库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属，都应该表彰和奖励。
1950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将再次清点登记、分装16箱的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运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至此，中央文库全部库藏移交给中共中央。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的原始档案，这段珍贵无比的中共早期记忆原貌，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充满了血与火、奋斗与牺牲的峥嵘岁月。
彭立昭据东方网_《城市导报》王永娟/文 整理
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选22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央文库”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隐匿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眼皮底下。一批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为保护“中央文库”与敌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的原始档案。这段珍贵无比的中共早期记忆原貌，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充满了血与火、奋斗与牺牲的峥嵘岁月。上海市档案馆研究人员薰婷婷与我们一起去追忆那些在腥风血雨中磨砺出的不屈灵魂。
张唯一：第一任保管人老成持重
江宁路673弄文余里10号，年轻持重的“张老太爷”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转入地下。为适应地下斗争的环境，中共中央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中央文库就此建立。
江宁路673弄文余里10号（原公共租界戈登路1141号恒吉里），这里曾是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点，也是“中央文库”的最初秘密保管处。当时，“中央文库”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保管，随同党中央办公，那里邻里环境相对比较安全，党的领导人常去那儿阅读文件。
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因其办事沉稳，老成持重，代号尊称“张老太爷”。
张唯一物色了两位政治可靠的同志，成立了文件保管处。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在工作中形成、留存的文件资料；二是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三是接收中央各部委移交的文件。到1930年底，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20多箱文件、资料。
同样的文件，当时其实共有三份。中共中央秘书处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份送交共产国际，一份送中央文库保存，一份由文件阅览处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由中央特科处理。
恰恰是与中央特科的横向关联，引发了中央文库最大的一次风险。
1931年4月25日，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中央文库”陷入危机。
幸而，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及时通知了周恩来。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全部转移，一切秘密联络点全部变换，一切联系方法停止使用并更换新的方法。同时，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张唯一雇用了两辆黄包车，连夜将20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独立小楼里（张唯一的家中），借此躲过一劫。而中央特科保管的那批档案也已被销毁，总算未落敌手。经此一险，中央文库更显得弥足珍贵。
陈为人：第二任保管员曾受尽严刑拷打
西康路560弄合兴坊15号，吃不饱饭的木材行老板
1932年秋，中共中央决定撤离上海，再加上张唯一工作变动，“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员陈为人手里。
陈为人，1921年冬入党的老党员，曾两次被捕入狱，均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捕期间，陈为人受尽严刑拷打，却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从未动摇。其妻子韩慧英也是一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
1932年正式接手中央文库后，陈为人将隐蔽在“张老太爷”家的文件，秘密搬运至自己的家中。在当时敌特、叛徒四处活动的险恶环境里，一遇情况有异，中央文库必须立即转移。几年内陈为人夫妇不知搬了多少次家。
为安全起见，中央文库同外界的联系一直是单线的，由韩慧英负责与张唯一进行联系。1935年2月，张唯一被捕。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
韩慧英被捕后，陈为人马上转移了中央文库，他化名为张慧生，化装为有钱的木材行老板，租下了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今西康路560弄）15号的二层小楼，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艰辛生活。
由于在当时很多出租房子的都要求租房人有铺保（即担保人），陈为人这时联系不到组织，更不能找外人，只能以每月租金30块银元的高价，租下了这个不要铺保的二层小楼。而这每个月的30银元，对当时失去组织联系，断绝经费来源的陈为人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之重。
木材行老板的身份是虚构的，而为了守护中央文库的安全，陈为人又不能出去工作谋生，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嗷嗷待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陈为人只有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最后，陈为人把二楼上的家具几乎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之类零星杂物都卖光了，可一楼的摆设仍维持着一个老板的“表面文章”。
为了省钱，一家人只能以最便宜的红薯为食，红薯饭做好后，陈为人还要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等快到二楼门口时又把鱼片藏起来，怕孩子们看见了嘴馋。因为鱼片是个“道具”，明天还要接着用。他自己日渐严重的肺病得不到医治，最多只能买两个萝卜做润肺之用。
万般无奈之下，陈为人叫来了妻妹韩慧如，韩慧如就接替姐姐成为中央文库的掩护人。1935年底，韩慧英脱险回家。为了生计，韩家姐妹外出教书谋生，这才通过学校的一位地下党员，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考虑到陈为人的健康状况，党组织决定将中央文库交给中央特科，由徐强派人保管。陈为人移交中央文库的时候，他已保管了4年的时间。在这4年里，他将秘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将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并剪下文件四边的空白，硬是将20多箱的文件压缩到6个皮箱中。并将文件按作者、地区、时间和标题编写目录、分类装箱。为了便于查找，陈为人还写了开箱必读。
1936年底，陈为人将最后一箱文件移交出去，回到家中后，人就瘫了下去，大口吐血，不省人事。1937年3月13日，陈为人在寓所病逝，时年仅38岁。 虽然中央文库在这段时间由陈为人从西康路（原小沙渡路）560弄合兴坊15号移交出去，但这个二层小楼的光荣使命并未结束，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央文库几经辗转，曾在1939——1940年又回到了这里，后又几经迁移，直至来到它的最后一任保管员陈来生手中。
陈来生：保管中央文库时间最长的一位
成都北路974号，跑单帮，开切面馆的小老板
陈来生接手中央文库保管工作的时候只有23岁。陈来生原姓甄，1919年出生于上海，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就一直从事秘密工作，并因此改名陈来生，一直沿用了下来。他虽然年轻，但在几年的地下工作中，表现出了可靠的党性和足够的机智勇敢。也正因为年轻，陈来生在地下党组织当中都不太惹人注意。对外，陈来生则一直以小手工业者或普通工人的面貌示人，看上去更是毫不起眼，这恰恰是地下工作者该有的先天优势。
陈来生也可以说是吴成方的“徒弟”。吴成方1926年入党，20年代末30年代初曾在北平等地做过党的保卫工作，是中央特科骨干。1933年调到上海，后来接替徐强，成为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地区负责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情报系统负责人，直接受潘汉年领导。据陈来生回忆，有一次，他奉命去一个秘密联络点取电台配件。走到门前刚要敲门，却被身后的一只大手拉住了。回头一看，正是他的上级吴成方。吴成方把陈来生拉到僻静处，让他观察一下动静再采取行动。原来，吴成方暗中跟了他一路，也在一路保护着他。这样的言传身教和暗中保护，让陈来生非常感动。陈来生也没有辜负吴成方的期望。他接手保护中央文庠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实行最严酷统治的时期。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更加疯狂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在当时的亚洲金融中心上海，日伪宪兵、特务、巡謦在街头巷尾布设着层层明岗暗哨，对抗日力量血腥镇压。
陈来生接手“中央文库”保管工作后，遇到了第一个难题：如何把2万多份文件从租界里安全运出来！因“中央文库”的上一任保管员缪谷稔的家位于新闸路，在上海租界里，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之后，对租界的封锁和盘查十分严格。而陈来生的生活圈子在租界之外，只能在租界外为中央文库找到存放之地。
整体搬运目标太大，一旦暴露就是万劫不复。陈来生只能用“小鱼钻网眼”的办法。
陈来生动员自己的父亲和弟弟、妹妹，全家齐上阵，选择可乘之机运送文件。一家人扮作走街串巷“跑单帮”的小商贩，利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暗藏文件、资料，每人每次只带几份，毫不惹眼。他们跟着那些真正的小商贩，从不为人所知的小路、小弄堂里七拐八弯，越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绕过一个又一个明岗暗哨，居然没有一次被盘查。这样，经过了一个多月蚂蚁搬家式的转运，才将所有文件安全转移出来。
为了确保“中央文库”存放地的足够安全，陈来生向岳父借钱租下了成都北路974号一间沿街的房子，开了一家“向荣面坊”作掩护。而陈来生的“向荣面坊”，其实也不光是掩饰，而是实实在在要做生意维持生计的。他最初接管中央文库时就知道，组织也很困难，保管中央文库的经费问题要靠自己想办法。就这样，陈来生辛辛苦苦、小心翼翼地经营着“向荣面坊”，为中央文库披上了毫无破绽的伪装。
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文件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这些文件“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批阅签发的电报：“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电报中“有功的人员”原是“有功的同志”，毛泽东亲笔做了修改，意即对保护中央文库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属，都应该表彰和奖励。
1950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将再次清点登记、分装16箱的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运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至此，中央文库全部库藏移交给中共中央。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的原始档案，这段珍贵无比的中共早期记忆原貌，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充满了血与火、奋斗与牺牲的峥嵘岁月。
彭立昭据东方网_《城市导报》王永娟/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