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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过去三四十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总量翻了好几番,减贫也减了好几亿,几乎所有小家的生活都有显著的改善。就说家电吧。我小时候即60年代要看电视,得去隔壁的两个单位。一处由“老孟”把守。女孩要经他认真过目才择优放行,男孩想进去就只能靠翻墙、匍匐、狂奔了。镇守另一处的是老赵。老赵经常拎根棍子不说,几缕细发居然像京剧武将的花翎往后高高翘着,俨然一尊镇墓神兽,去他那儿看电视真比盗墓还刺激。
衡量人类生活的基本坐标有纵、横二轴。历史纵轴上的每一个中国家庭跟三十年前自己“同比”,其进步都大到无法否认。但社会横轴上呢?触目惊心的两极分化恐怕也没法否认。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积接近30平米,“居者有其屋”按说绰绰有余了。可多少缺房户东借西凑,想买一套经济适用房排了六七年还遥遥无期,而房叔房婶房虎房狼却用不知哪儿弄来的那么多钱买那么多房子囤积居奇。之所以用“虎”“狼”这样的字眼,不光因为他们异常生猛,还因为他们有特异功能:前不久有对儿“任”氏兄弟鬼使神差地出手了一座公寓楼的十几层,接着“国五条”就出台了。
有趣的是,精英们自己都是纵、横兼顾,既要过得比小时候好,又要混得比别人强——他们在竖杠上做钢管舞动作时着正装,在横杠上翻飞就一丁字裤。可到了讲坛上发言时,他们却轻描淡写,好像就没横杠这回事,例如当过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主任的厉以宁教授,一家老小都可谓横杠上的舞者,一个空翻抓杠就已是富豪,再一个720大回环加空中飞翔,更成为别人八辈子也成不了的豪富 。厉教授却一口咬定中国“没有穷人,只有待富者”。“待富”无非是把没影儿的将来赠给别人,把麻辣烫的现在留给自己。
二
有得有失的改革开放主要失在社会关系上,失在财富及资源的分配上。财富及资源分配之失,又特别体现在国有资产的流失上。中国近代以来外面虎伺狼环,里面积贫积弱,因此相偎取暖、相濡以沫、把国当家的体制便成为一种相对合理的选择。毛时代亿万小家把绝大部分家当交给“大家”即“国家”统一保管。前三十年就是用这一大堆钢镚毛票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人民确实是苦了点,但钱基本上还是花人民身上了。
那时的国有资产保管员虽不能说个个焦裕禄,但总的看还是黑瘦的多,白胖的少——这事不用争,找一百张老照片自己看去吧。国有资产有集体主义大气候的庇护,再加上“老赵”们的严防死守,就算“老孟”弄点小特权,开道后门,也还没出现大的流失。我读过某地“三反”“五反”运动的成果统计,每个贪污犯的贪污数额也就是几块几毛几。
不过,到了人心渐散的文革后期,用公家设备给自己家打把菜刀、车个灯架什么的,虽然只是涓涓细流,但流域面积不小,流量也在快速增大。在一片汨汨潺潺声中,大家越发认为“大家”和自己是反比例关系,越发觉得少干就是多得,越发习惯于把拿朋友的东西叫“偷”,把偷国家的东西叫“拿”。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有资产的利用率只会越来越低。为解决利用率下降的问题,便有了国有资产的改革。
国有资产的改革是由保管员们主导的。既由他们主导,就得让他们有干劲;要让他们有干劲,就得让他们有干头。保管员的干头说白了,就是书记变老板,管家变东家。这成为改革的关键动力、机制和保障。通过改革,这笔资产可观的一部分虽不一定姓他们,但其实归他们。这当然不会明说。老孟因为早就动过这方面的心思,一看就懂,马上投身到改革的洪流中。老赵多看了几天,可一旦明白过味儿,改革的强度和酒精度都不在老孟之下。
老赵从前给国有资产把门的时候,门口经常站着个少年看老赵吃饭,轰走了还来。有回趁着老赵走神,少年吐了口痰在老赵碗里。老赵盯了一会儿皮不笑肉笑的少年,又环顾了我们,斩钉截铁地预测:“看吧,将来顶数他有出息!”不但把半碗饭给了他,还放他进去看《地道战》,说我们“看了也白看”。听人说,这位少年后来成了著名经济学家张老师。听张老师说,他参与了改革的顶层设计,不少点子都是他的。
张老师的一个点子是“价格双轨制”。老孟把单位按“计划价”买进的“20英寸直角平遥”电视机原价卖给孟氏电器有限公司,公司再按市场价出手,这一笔就让他穿上两排扣的西服,认着特别费劲。
张老师的另一个点子就是“吐痰理论”。老赵受到启发,便一不做二不休将治下的国营工厂给治成亲妈都不要的脑瘫儿。老赵有回路过垃圾堆见到这嗷嗷待哺的苦命孩子,一狠心把工厂抱回了家,并到有关部门办理了收养手续,彻底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就这样,老赵眼睁睁从国有资产的罪人变成恩人。
张老师看到这一切心里很不平静。他想:赵总践行的是自己的思想,专利费自己可以不要,但赵总不能不谢,最起码也应按照《芝加哥规范》注明出处吧?有次嘉年华宴会俩人同席而邻座,张老师皮笑肉不笑地磨叽这件事。赵总脸一沉:“我看,要饭的还在要嘛!”张老师肉笑皮不笑地冲My God画了个十字:“真以为原罪没事了呢。” 赵总大悟,一桌的大款大官大腕一齐起立碰杯,彼此搂着挎着高声干唱《团结就是力量》。
三
精英阶级强调团结是因为他们感到恐惧。中国如此巨大的贫富分化,国有资产如此不堪的流失,其中所饱含的社会不公,只要还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民众照理不会就这么算了。其实,算不算了也在精英自己。如果他们仅仅食欲极佳,饭量超大,但只要别把自己弄得跟无底洞似的,民众没准儿也就算了。可精英们非不让民众算了。虽然他们一说起“革命”就一副不共戴天的样子,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全是在为革命起草合理性、可行性报告,为革命招募志愿者甚至敢死队。
面对革命的威胁,精英们不分男女,都由表及里脱起了衣服。老赵成了 “开曼群岛”的岛民。其实老赵也不知道开曼群岛在哪儿,但他知道外交无小事,中国是外国友人、外国资产尤其是“资本”的保险柜。老孟比较特立独行。原来他发现,外国抢人抢东西之风也很盛。北美这税那税他请人算过,“合着是闹土改呀!” 所以,老孟坚信哪国雾霾都比中国重,哪国月亮也没中国圆,“我老孟,绝不移民!”他的名言—— 活,是中国人;
死,是中国鬼;
烧了老骨头,是中国灰。
不过老孟的钱大都存在某外国银行,密码就是“中国灰”的拼音再加668899——虽是他酒后说的,但不一定是真的。
四
面对革命的危险,精英除了脱衣服外还闹“民主”。脱衣服是逃革命,闹民主是干革命,这的确有点匪夷所思。蓝领、白领、知识分子、中间阶级甚至民营老板要民主都好理解,唯独他们,且不说他们的体型早不适合革命,体重最适合被革命,就凭他们欠了“民”一屁股债而要“民主”就不大好理解。
或许他们觉着民主是针对“官”的,而他们目前的牌照是“民营企业”家及其发言人,属于被官欺负的“民”。说民主——起码在目前中国——主要是针对官的,问题不算太大。但说他们是“民”,是“民营企业家”,问题可就大了。
中国人是个特别尊重历史的民族,知人论世都要捋一捋前世今生。这些“民营”老板从前净是国企书记,有的半小时之前还是,这一转眼又说不是了。就算他们自己不是,他们的老公老爸老哥老友也没少是。他们凭借权力,通过各种违法违纪或不违法不违纪但缺德的手段,将前三十年化私为公的资产化公为私,把本来属于全民也就是全体私人的资产归入少数私人腰包。如果这样的历史可以忽略不计,那我等会儿也打算去中国人民银行门口,从运钞车上抄一箱子钱,两秒钟后站钱箱子上宣布“时间开始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了”,接着做《培养一个贵族需要多少代》的专题报告,同时要求匆匆赶到的保安武警帮我“维稳”。
五
但无论精英们跟烤白薯摊煎饼的草民算不算一家人,跟叶公子高是不是一路人,他们现在确确实实就在闹着“民主”。所以,不光要质疑,还须了解他们的“民主”到底是什么,明白了是什么,也就理解了为什么闹了。还是顺着他们的脱衣服来了解吧。
精英们脱衣服其实也不光是逃跑主义,更是激进主义。光着不但撤退时阻力小,进取时也抡得开——小时候我们附近有个食堂,大师傅揉面时就一裤衩,袜子都不能穿。就说老赵吧,他身份虽在岛国,身体仍在中国。那年我请他和老孟来看舞台剧《我们走在大路上》。看完之后他说:“七岁看老,你小子还真是不行。不过你戏里有句话还真行:‘谁还想跑啊?哪片国土有这片热土好啊!’”他手指头触着自己肚脐上方:“说这里头了。”老孟一巴掌把老赵的手从脐上拍到脐下:“太靠上了!”同时大眼珠子溜着一位体型劲爆的S女,“中国岂止是‘热土’,是热炕!岂止是热炕,是高潮!!”
精英们全都这样,一方面认为中国真不是人待的地方,一方面又觉得中国待着真舒服。不过,老赵他们以前攥着公章,用权抢钱,后来没了公章,得花钱买权,而掌印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净是生脸,头些年只需搞定一两位,近些年则要买通一大队,而且全不是善茬,开价一个比一个高。结果是每每按高潮的价买了早泄,次次早泄,他们就想起了关灯。关灯就是革命,革命就是夺印。
说到关灯,我得解释一下。小时候偶尔碰上不看就睡不着觉的电视节目,而老孟老赵又虎视眈眈,我们就只能铤而走险,几个托起一个上去把门廊的灯泡拧松,然后趁着黑往里溜。如今剩下的国有资产由于惦记的人多势众,来头非同小可,老赵他们已不占据最有利地形,要想得手只剩下给中国关灯这条路了。不过,关了灯黑咕隆咚的,除了有特殊任务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乐意。所以,要寻找一种光彩照人的黑咕隆咚。张老师从老赵那儿领了笔“上下求索费”,找遍列国的金山银谷花街肉铺,最后终于在家门口一拐弯儿,也就是上访办愁眉苦脸的大门外找到了“民主”。
可民主,前面说了,就是亿万双眼睛虎视眈眈,全瞪得跟灯泡的,怎么会黑咕隆咚呢?那我又得解释一下。小时候我们从老赵眼皮底下过,在两种情况下最最容易过去,一种是刚说过的黑灯瞎火,另一种就是乱成一团了。乱和黑异曲同工:乱得目不暇接、手足无措,也就等于伸手不见五指了,俩字不但“互文”还“互训”。成熟的民主当然是华灯齐放,根本不会给老赵他们留高潮的死角。有次在上岛咖啡店叉麻将,老赵牌运不济,情绪易燃。他问张老师:“你们那个‘民主’听着就像扯淡,有啥好?”张老师也是老半天没糊,遂一把胡噜了牌桌:“重新摸牌,咋不好呢?”老赵沉吟着:“再摸,有可能更好,但也有可能更不好——”
老赵的媳妇就是当年重新摸牌摸来的地主女儿,人称“大白馒头”,一想到再洗牌时自己的孙女“银丝卷”有可能被屌丝摸走,老赵就得预先给自己做心脏按摩。张老师皮笑肉也笑:“那就上岛——上开曼群岛呢!有退路干嘛不前进呢?”老赵听了感叹:“知识真是力量,你小子!”
说到这儿,我又得提醒真心致力于“民主”事业的人士,跟这些只为搅局、乱中渔利的人牵手太难看了,而且也同行不了多远。
对老赵张老师他们的民主,老孟的评论是:“毬啊,天大地大不如如来佛巴掌大!”他自从当了“中国灰”,就成了如来佛的掌上明珠。他目前兴致最高的事情,是增补自己的言论集——一位红颜知己为他起了个名《孟子彩丝录》。那天听完张老师讲“云技术与后现代社会”后,老赵临窗放怀,妙想飞扬:这大地的水汽蒸发凝成天上的云朵,不就相当于千家万户的钱都上缴国库么?这云朵变成及时雨集中下在咱们这些人的地里,不就相当于改革攻坚么?老赵转过身吩咐“美女”把这句话补入《孟子彩丝录》:
云,是飘的,
地,是死的,
人,是活的。
中国过去三四十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总量翻了好几番,减贫也减了好几亿,几乎所有小家的生活都有显著的改善。就说家电吧。我小时候即60年代要看电视,得去隔壁的两个单位。一处由“老孟”把守。女孩要经他认真过目才择优放行,男孩想进去就只能靠翻墙、匍匐、狂奔了。镇守另一处的是老赵。老赵经常拎根棍子不说,几缕细发居然像京剧武将的花翎往后高高翘着,俨然一尊镇墓神兽,去他那儿看电视真比盗墓还刺激。
衡量人类生活的基本坐标有纵、横二轴。历史纵轴上的每一个中国家庭跟三十年前自己“同比”,其进步都大到无法否认。但社会横轴上呢?触目惊心的两极分化恐怕也没法否认。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积接近30平米,“居者有其屋”按说绰绰有余了。可多少缺房户东借西凑,想买一套经济适用房排了六七年还遥遥无期,而房叔房婶房虎房狼却用不知哪儿弄来的那么多钱买那么多房子囤积居奇。之所以用“虎”“狼”这样的字眼,不光因为他们异常生猛,还因为他们有特异功能:前不久有对儿“任”氏兄弟鬼使神差地出手了一座公寓楼的十几层,接着“国五条”就出台了。
有趣的是,精英们自己都是纵、横兼顾,既要过得比小时候好,又要混得比别人强——他们在竖杠上做钢管舞动作时着正装,在横杠上翻飞就一丁字裤。可到了讲坛上发言时,他们却轻描淡写,好像就没横杠这回事,例如当过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主任的厉以宁教授,一家老小都可谓横杠上的舞者,一个空翻抓杠就已是富豪,再一个720大回环加空中飞翔,更成为别人八辈子也成不了的豪富 。厉教授却一口咬定中国“没有穷人,只有待富者”。“待富”无非是把没影儿的将来赠给别人,把麻辣烫的现在留给自己。
二
有得有失的改革开放主要失在社会关系上,失在财富及资源的分配上。财富及资源分配之失,又特别体现在国有资产的流失上。中国近代以来外面虎伺狼环,里面积贫积弱,因此相偎取暖、相濡以沫、把国当家的体制便成为一种相对合理的选择。毛时代亿万小家把绝大部分家当交给“大家”即“国家”统一保管。前三十年就是用这一大堆钢镚毛票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人民确实是苦了点,但钱基本上还是花人民身上了。
那时的国有资产保管员虽不能说个个焦裕禄,但总的看还是黑瘦的多,白胖的少——这事不用争,找一百张老照片自己看去吧。国有资产有集体主义大气候的庇护,再加上“老赵”们的严防死守,就算“老孟”弄点小特权,开道后门,也还没出现大的流失。我读过某地“三反”“五反”运动的成果统计,每个贪污犯的贪污数额也就是几块几毛几。
不过,到了人心渐散的文革后期,用公家设备给自己家打把菜刀、车个灯架什么的,虽然只是涓涓细流,但流域面积不小,流量也在快速增大。在一片汨汨潺潺声中,大家越发认为“大家”和自己是反比例关系,越发觉得少干就是多得,越发习惯于把拿朋友的东西叫“偷”,把偷国家的东西叫“拿”。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有资产的利用率只会越来越低。为解决利用率下降的问题,便有了国有资产的改革。
国有资产的改革是由保管员们主导的。既由他们主导,就得让他们有干劲;要让他们有干劲,就得让他们有干头。保管员的干头说白了,就是书记变老板,管家变东家。这成为改革的关键动力、机制和保障。通过改革,这笔资产可观的一部分虽不一定姓他们,但其实归他们。这当然不会明说。老孟因为早就动过这方面的心思,一看就懂,马上投身到改革的洪流中。老赵多看了几天,可一旦明白过味儿,改革的强度和酒精度都不在老孟之下。
老赵从前给国有资产把门的时候,门口经常站着个少年看老赵吃饭,轰走了还来。有回趁着老赵走神,少年吐了口痰在老赵碗里。老赵盯了一会儿皮不笑肉笑的少年,又环顾了我们,斩钉截铁地预测:“看吧,将来顶数他有出息!”不但把半碗饭给了他,还放他进去看《地道战》,说我们“看了也白看”。听人说,这位少年后来成了著名经济学家张老师。听张老师说,他参与了改革的顶层设计,不少点子都是他的。
张老师的一个点子是“价格双轨制”。老孟把单位按“计划价”买进的“20英寸直角平遥”电视机原价卖给孟氏电器有限公司,公司再按市场价出手,这一笔就让他穿上两排扣的西服,认着特别费劲。
张老师的另一个点子就是“吐痰理论”。老赵受到启发,便一不做二不休将治下的国营工厂给治成亲妈都不要的脑瘫儿。老赵有回路过垃圾堆见到这嗷嗷待哺的苦命孩子,一狠心把工厂抱回了家,并到有关部门办理了收养手续,彻底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就这样,老赵眼睁睁从国有资产的罪人变成恩人。
张老师看到这一切心里很不平静。他想:赵总践行的是自己的思想,专利费自己可以不要,但赵总不能不谢,最起码也应按照《芝加哥规范》注明出处吧?有次嘉年华宴会俩人同席而邻座,张老师皮笑肉不笑地磨叽这件事。赵总脸一沉:“我看,要饭的还在要嘛!”张老师肉笑皮不笑地冲My God画了个十字:“真以为原罪没事了呢。” 赵总大悟,一桌的大款大官大腕一齐起立碰杯,彼此搂着挎着高声干唱《团结就是力量》。
三
精英阶级强调团结是因为他们感到恐惧。中国如此巨大的贫富分化,国有资产如此不堪的流失,其中所饱含的社会不公,只要还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民众照理不会就这么算了。其实,算不算了也在精英自己。如果他们仅仅食欲极佳,饭量超大,但只要别把自己弄得跟无底洞似的,民众没准儿也就算了。可精英们非不让民众算了。虽然他们一说起“革命”就一副不共戴天的样子,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全是在为革命起草合理性、可行性报告,为革命招募志愿者甚至敢死队。
面对革命的威胁,精英们不分男女,都由表及里脱起了衣服。老赵成了 “开曼群岛”的岛民。其实老赵也不知道开曼群岛在哪儿,但他知道外交无小事,中国是外国友人、外国资产尤其是“资本”的保险柜。老孟比较特立独行。原来他发现,外国抢人抢东西之风也很盛。北美这税那税他请人算过,“合着是闹土改呀!” 所以,老孟坚信哪国雾霾都比中国重,哪国月亮也没中国圆,“我老孟,绝不移民!”他的名言—— 活,是中国人;
死,是中国鬼;
烧了老骨头,是中国灰。
不过老孟的钱大都存在某外国银行,密码就是“中国灰”的拼音再加668899——虽是他酒后说的,但不一定是真的。
四
面对革命的危险,精英除了脱衣服外还闹“民主”。脱衣服是逃革命,闹民主是干革命,这的确有点匪夷所思。蓝领、白领、知识分子、中间阶级甚至民营老板要民主都好理解,唯独他们,且不说他们的体型早不适合革命,体重最适合被革命,就凭他们欠了“民”一屁股债而要“民主”就不大好理解。
或许他们觉着民主是针对“官”的,而他们目前的牌照是“民营企业”家及其发言人,属于被官欺负的“民”。说民主——起码在目前中国——主要是针对官的,问题不算太大。但说他们是“民”,是“民营企业家”,问题可就大了。
中国人是个特别尊重历史的民族,知人论世都要捋一捋前世今生。这些“民营”老板从前净是国企书记,有的半小时之前还是,这一转眼又说不是了。就算他们自己不是,他们的老公老爸老哥老友也没少是。他们凭借权力,通过各种违法违纪或不违法不违纪但缺德的手段,将前三十年化私为公的资产化公为私,把本来属于全民也就是全体私人的资产归入少数私人腰包。如果这样的历史可以忽略不计,那我等会儿也打算去中国人民银行门口,从运钞车上抄一箱子钱,两秒钟后站钱箱子上宣布“时间开始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了”,接着做《培养一个贵族需要多少代》的专题报告,同时要求匆匆赶到的保安武警帮我“维稳”。
五
但无论精英们跟烤白薯摊煎饼的草民算不算一家人,跟叶公子高是不是一路人,他们现在确确实实就在闹着“民主”。所以,不光要质疑,还须了解他们的“民主”到底是什么,明白了是什么,也就理解了为什么闹了。还是顺着他们的脱衣服来了解吧。
精英们脱衣服其实也不光是逃跑主义,更是激进主义。光着不但撤退时阻力小,进取时也抡得开——小时候我们附近有个食堂,大师傅揉面时就一裤衩,袜子都不能穿。就说老赵吧,他身份虽在岛国,身体仍在中国。那年我请他和老孟来看舞台剧《我们走在大路上》。看完之后他说:“七岁看老,你小子还真是不行。不过你戏里有句话还真行:‘谁还想跑啊?哪片国土有这片热土好啊!’”他手指头触着自己肚脐上方:“说这里头了。”老孟一巴掌把老赵的手从脐上拍到脐下:“太靠上了!”同时大眼珠子溜着一位体型劲爆的S女,“中国岂止是‘热土’,是热炕!岂止是热炕,是高潮!!”
精英们全都这样,一方面认为中国真不是人待的地方,一方面又觉得中国待着真舒服。不过,老赵他们以前攥着公章,用权抢钱,后来没了公章,得花钱买权,而掌印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净是生脸,头些年只需搞定一两位,近些年则要买通一大队,而且全不是善茬,开价一个比一个高。结果是每每按高潮的价买了早泄,次次早泄,他们就想起了关灯。关灯就是革命,革命就是夺印。
说到关灯,我得解释一下。小时候偶尔碰上不看就睡不着觉的电视节目,而老孟老赵又虎视眈眈,我们就只能铤而走险,几个托起一个上去把门廊的灯泡拧松,然后趁着黑往里溜。如今剩下的国有资产由于惦记的人多势众,来头非同小可,老赵他们已不占据最有利地形,要想得手只剩下给中国关灯这条路了。不过,关了灯黑咕隆咚的,除了有特殊任务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乐意。所以,要寻找一种光彩照人的黑咕隆咚。张老师从老赵那儿领了笔“上下求索费”,找遍列国的金山银谷花街肉铺,最后终于在家门口一拐弯儿,也就是上访办愁眉苦脸的大门外找到了“民主”。
可民主,前面说了,就是亿万双眼睛虎视眈眈,全瞪得跟灯泡的,怎么会黑咕隆咚呢?那我又得解释一下。小时候我们从老赵眼皮底下过,在两种情况下最最容易过去,一种是刚说过的黑灯瞎火,另一种就是乱成一团了。乱和黑异曲同工:乱得目不暇接、手足无措,也就等于伸手不见五指了,俩字不但“互文”还“互训”。成熟的民主当然是华灯齐放,根本不会给老赵他们留高潮的死角。有次在上岛咖啡店叉麻将,老赵牌运不济,情绪易燃。他问张老师:“你们那个‘民主’听着就像扯淡,有啥好?”张老师也是老半天没糊,遂一把胡噜了牌桌:“重新摸牌,咋不好呢?”老赵沉吟着:“再摸,有可能更好,但也有可能更不好——”
老赵的媳妇就是当年重新摸牌摸来的地主女儿,人称“大白馒头”,一想到再洗牌时自己的孙女“银丝卷”有可能被屌丝摸走,老赵就得预先给自己做心脏按摩。张老师皮笑肉也笑:“那就上岛——上开曼群岛呢!有退路干嘛不前进呢?”老赵听了感叹:“知识真是力量,你小子!”
说到这儿,我又得提醒真心致力于“民主”事业的人士,跟这些只为搅局、乱中渔利的人牵手太难看了,而且也同行不了多远。
对老赵张老师他们的民主,老孟的评论是:“毬啊,天大地大不如如来佛巴掌大!”他自从当了“中国灰”,就成了如来佛的掌上明珠。他目前兴致最高的事情,是增补自己的言论集——一位红颜知己为他起了个名《孟子彩丝录》。那天听完张老师讲“云技术与后现代社会”后,老赵临窗放怀,妙想飞扬:这大地的水汽蒸发凝成天上的云朵,不就相当于千家万户的钱都上缴国库么?这云朵变成及时雨集中下在咱们这些人的地里,不就相当于改革攻坚么?老赵转过身吩咐“美女”把这句话补入《孟子彩丝录》:
云,是飘的,
地,是死的,
人,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