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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为何批 “华盛顿共识”？
近来“中等收入陷阱”的话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新华社还专文介绍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落入陷阱的教训。但是，这些文章注重从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等方面总结教训，却回避了众多拉美国家落入陷阱的更重要的政策原因，那就是落入了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三大国际机构共同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被称为 “华盛顿共识”的政策陷阱。
有些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推荐的“华盛顿共识”政策是“全面、系统的规范改革方案”。但是众多经济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改革实践，表明“华盛顿共识”政策的预期与效果是截然相反的。
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的统计数据，1980年至2005年在“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风靡全球的时期，105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远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年代。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英国首相布朗也承认“华盛顿共识”的时代已经终结了。但奇怪的是，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仍然将导致众多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华盛顿共识”，当作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灵丹妙药向中国推荐。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深刻指出“‘华盛顿共识’政策有时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它是建立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上，是19世纪的统治阶层曾竭力推动的自由放任政策的一种复兴”， “国际经济组织声称推动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是实践表明这些政策未能带来许诺的效果，经济增长或是陷入停滞，或是少数富人才能享受增长的成果，众多国家更加频繁地爆发经济危机，过去三十年爆发了一百多次严重危机”。
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他对美国一贯奉行政策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因此，倘若中国依照美国的建议来深化经济改革，那么中国将面临极大的爆发危机风险而不是防止危机。
拉美国家落入陷阱的真正原因
阿根廷在长期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之后，21世纪初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从一个资源丰富、相对富庶的拉美国家，陷入了饥饿遍地、贫困潦倒的境地，惨痛教训值得中国引以为戒。
阿根廷曾是拉美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拥有拉美最健全的社会保障医疗体系，人均工资水平曾在拉美位居前列。但是，阿根廷后来在世界银行的指导下推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私有化中也可谓走在前列，成为最彻底地推行了私有化的国家。它不仅卖光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而且卖光了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包括开采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国有企业，通信、电力、公用事业以及核电站，甚至还有铁路、火车站、港口、码头、飞机场等。
铁路、港口、供水供电等属于自然垄断行业，即使在西方国家一般也是国营企业，私人企业经营可以随意提价榨取高额垄断利润。但是，阿根廷官员大肆出卖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仿佛任何出卖国有财产的措施都是改革的政绩。直到阿根廷金融危机触发激烈的政治动荡后，昔日推动私有化的所谓改革干将们纷纷下台，主管私有化的经济部长因涉嫌经济犯罪锒铛入狱，众多腐败官僚们借私有化暴富的丑闻纷纷曝光，私有化背后隐藏的掠夺财富的真实动机才昭然若揭。
阿根廷靠外资流入刺激的短期经济繁荣，最终变成了严重金融危机。阿根廷以前在拉美令人羡慕的人均工资水平，爆发危机后急剧下降到拉丁美洲的倒数几位，曾健全的社会保障医疗体系也陷入瘫痪，婴儿死亡率则从拉美的最低水平上升到最高水平。
经历了国有化和其后二十年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再回头来看，当年拉美家推行的国有化和发展民族工业政策，尽管确实存在种种缺点，但从整体上来看成绩仍远远大于缺陷，是拉美国家历史上罕见的经济“黄金时期”。例如，20世纪50?7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实现了较高经济增长，三十年平均年增长率高达5.6%。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转向世界银行推荐的“华盛顿共识”政策后，陷入了国际舆论公认经济停滞的“失去的二十年”。
沿着“华盛顿共识”相反方向探索改革
“华盛顿共识”政策数十年来的实践效果如此之差，就意味着无论是继续遵循这种思路还是小修小补都会效果不佳，不妨大胆解放思想，朝着与其截然相反的方向来重新思考改革。
实际上，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访问西方看到的经济增长成果，就是与新自由主义截然相反的社会改良政策带来的。
当时西方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竞争，被迫借鉴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产权理论来发展经济，强调所有企业包括国企、私企都不能单纯追求利润而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同时也认识到国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有优势，所以社会改良时期世界各国盛行的都是国有化潮流。当时西方强调所有企业都应承担社会责任并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包括职工、消费者、上下游的企业以及环境保护等等。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访问西方时，看到实际上是社会改良带来的成果，而被美国传授的却是全面否定社会改良的新自由主义。
中西方比较错觉与国企改革误区
解放前，中国人对日本私营大企业的经营管理并不陌生，许多人知道日本经营山西大同煤矿时埋葬矿工的万人坑，谁都知道日本企业的高利润与其说高效率不如说是中国劳工血汗。
但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受到邀请访问日本参观时，对日本大企业职工的高工资和福利待遇惊讶不已，于是以为这些都是日本企业私有产权的高效率带来的，忽略了日本私有企业的种种特有的成功经验，包括终身雇用、以企业为家和工人参加技术革新和管理，其实恰恰是来自被批评为产权虚置的中国国有企业。
改革开放初期，有些人为证明自己亲眼所见的中日经济差距是体制差异所造成的，常常说五十年代初日本被炸成废墟时中日两国相差不大，忘记了日本战前曾生产大量航空母舰同美国抗衡，工厂虽然被炸停产但仍然保存有大量技术人员和设备，中国解放前却缺乏起码的制造业。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差距实际上大大缩小了，而且两国经济发展是在美国封锁遏制与战略扶植的不同环境中取得的。有些人将亲眼所见到的中日两国经济差距归于经济体制不同，其实这是横向比较时忽略了纵向背景条件的差异导致的认识错觉，也是因羡慕西方和急于求富的情绪妨碍了深入思考。
由于人们受到上述比较错觉和科斯产权理论的误导，山西国有煤矿在仓促的产权改革中被改成了私有企业，没想到再次因私企贪婪、矿难频发付出了10年来数万矿工丧生的代价。当无论政府如何加强监管山西矿难却依然屡禁不止时，人们迫不得已将私有企业改回了“产权虚置”的国有企业，众多主流经济学家指责这是“国进民退”“开历史的倒车”，却不提了煤老板让日本统治时血煤灾难重现是否也是“开历史倒车”？
山西煤矿被迫重新改制为国有企业的短短一年之后，夺取大批矿工生命的重大事故竟然完全消失了，每吨煤的平均事故率也降低到全国水平一半以下。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主任马凯称幸亏当年排除阻力痛下决心，今天山西煤矿回归国企后才能创造出这样一个奇迹。
其实，20世纪80年代，中国依据马克思产权理论对山西国有煤矿进行改革，实行充分调动广大矿工积极性的全员承包责任制，创造出了劳动生产率和吨煤事故率均优越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奇迹。
党中央强调坚持并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方面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在分配方式方面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两者的主体地位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旦国有企业私有化，动摇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就会失去所有制保证并失去相应的主体地位。
由此可见，究竟是依据马克思产权理论进行没有痛苦代价的国有企业改革？还是依据科斯产权理论推行必然带来种种痛苦代价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下岗失业、两极分化、腐败泛滥和群体事件频发的改革？这不仅关系到中国能否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难题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且还关系到中国能否捍卫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并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近来“中等收入陷阱”的话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新华社还专文介绍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落入陷阱的教训。但是，这些文章注重从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等方面总结教训，却回避了众多拉美国家落入陷阱的更重要的政策原因，那就是落入了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三大国际机构共同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被称为 “华盛顿共识”的政策陷阱。
有些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推荐的“华盛顿共识”政策是“全面、系统的规范改革方案”。但是众多经济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改革实践，表明“华盛顿共识”政策的预期与效果是截然相反的。
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的统计数据，1980年至2005年在“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风靡全球的时期，105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远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年代。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英国首相布朗也承认“华盛顿共识”的时代已经终结了。但奇怪的是，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仍然将导致众多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华盛顿共识”，当作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灵丹妙药向中国推荐。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深刻指出“‘华盛顿共识’政策有时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它是建立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上，是19世纪的统治阶层曾竭力推动的自由放任政策的一种复兴”， “国际经济组织声称推动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是实践表明这些政策未能带来许诺的效果，经济增长或是陷入停滞，或是少数富人才能享受增长的成果，众多国家更加频繁地爆发经济危机，过去三十年爆发了一百多次严重危机”。
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他对美国一贯奉行政策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因此，倘若中国依照美国的建议来深化经济改革，那么中国将面临极大的爆发危机风险而不是防止危机。
拉美国家落入陷阱的真正原因
阿根廷在长期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之后，21世纪初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从一个资源丰富、相对富庶的拉美国家，陷入了饥饿遍地、贫困潦倒的境地，惨痛教训值得中国引以为戒。
阿根廷曾是拉美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拥有拉美最健全的社会保障医疗体系，人均工资水平曾在拉美位居前列。但是，阿根廷后来在世界银行的指导下推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私有化中也可谓走在前列，成为最彻底地推行了私有化的国家。它不仅卖光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而且卖光了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包括开采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国有企业，通信、电力、公用事业以及核电站，甚至还有铁路、火车站、港口、码头、飞机场等。
铁路、港口、供水供电等属于自然垄断行业，即使在西方国家一般也是国营企业，私人企业经营可以随意提价榨取高额垄断利润。但是，阿根廷官员大肆出卖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仿佛任何出卖国有财产的措施都是改革的政绩。直到阿根廷金融危机触发激烈的政治动荡后，昔日推动私有化的所谓改革干将们纷纷下台，主管私有化的经济部长因涉嫌经济犯罪锒铛入狱，众多腐败官僚们借私有化暴富的丑闻纷纷曝光，私有化背后隐藏的掠夺财富的真实动机才昭然若揭。
阿根廷靠外资流入刺激的短期经济繁荣，最终变成了严重金融危机。阿根廷以前在拉美令人羡慕的人均工资水平，爆发危机后急剧下降到拉丁美洲的倒数几位，曾健全的社会保障医疗体系也陷入瘫痪，婴儿死亡率则从拉美的最低水平上升到最高水平。
经历了国有化和其后二十年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再回头来看，当年拉美家推行的国有化和发展民族工业政策，尽管确实存在种种缺点，但从整体上来看成绩仍远远大于缺陷，是拉美国家历史上罕见的经济“黄金时期”。例如，20世纪50?7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实现了较高经济增长，三十年平均年增长率高达5.6%。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转向世界银行推荐的“华盛顿共识”政策后，陷入了国际舆论公认经济停滞的“失去的二十年”。
沿着“华盛顿共识”相反方向探索改革
“华盛顿共识”政策数十年来的实践效果如此之差，就意味着无论是继续遵循这种思路还是小修小补都会效果不佳，不妨大胆解放思想，朝着与其截然相反的方向来重新思考改革。
实际上，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访问西方看到的经济增长成果，就是与新自由主义截然相反的社会改良政策带来的。
当时西方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竞争，被迫借鉴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产权理论来发展经济，强调所有企业包括国企、私企都不能单纯追求利润而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同时也认识到国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有优势，所以社会改良时期世界各国盛行的都是国有化潮流。当时西方强调所有企业都应承担社会责任并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包括职工、消费者、上下游的企业以及环境保护等等。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访问西方时，看到实际上是社会改良带来的成果，而被美国传授的却是全面否定社会改良的新自由主义。
中西方比较错觉与国企改革误区
解放前，中国人对日本私营大企业的经营管理并不陌生，许多人知道日本经营山西大同煤矿时埋葬矿工的万人坑，谁都知道日本企业的高利润与其说高效率不如说是中国劳工血汗。
但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受到邀请访问日本参观时，对日本大企业职工的高工资和福利待遇惊讶不已，于是以为这些都是日本企业私有产权的高效率带来的，忽略了日本私有企业的种种特有的成功经验，包括终身雇用、以企业为家和工人参加技术革新和管理，其实恰恰是来自被批评为产权虚置的中国国有企业。
改革开放初期，有些人为证明自己亲眼所见的中日经济差距是体制差异所造成的，常常说五十年代初日本被炸成废墟时中日两国相差不大，忘记了日本战前曾生产大量航空母舰同美国抗衡，工厂虽然被炸停产但仍然保存有大量技术人员和设备，中国解放前却缺乏起码的制造业。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差距实际上大大缩小了，而且两国经济发展是在美国封锁遏制与战略扶植的不同环境中取得的。有些人将亲眼所见到的中日两国经济差距归于经济体制不同，其实这是横向比较时忽略了纵向背景条件的差异导致的认识错觉，也是因羡慕西方和急于求富的情绪妨碍了深入思考。
由于人们受到上述比较错觉和科斯产权理论的误导，山西国有煤矿在仓促的产权改革中被改成了私有企业，没想到再次因私企贪婪、矿难频发付出了10年来数万矿工丧生的代价。当无论政府如何加强监管山西矿难却依然屡禁不止时，人们迫不得已将私有企业改回了“产权虚置”的国有企业，众多主流经济学家指责这是“国进民退”“开历史的倒车”，却不提了煤老板让日本统治时血煤灾难重现是否也是“开历史倒车”？
山西煤矿被迫重新改制为国有企业的短短一年之后，夺取大批矿工生命的重大事故竟然完全消失了，每吨煤的平均事故率也降低到全国水平一半以下。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主任马凯称幸亏当年排除阻力痛下决心，今天山西煤矿回归国企后才能创造出这样一个奇迹。
其实，20世纪80年代，中国依据马克思产权理论对山西国有煤矿进行改革，实行充分调动广大矿工积极性的全员承包责任制，创造出了劳动生产率和吨煤事故率均优越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奇迹。
党中央强调坚持并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方面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在分配方式方面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两者的主体地位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旦国有企业私有化，动摇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就会失去所有制保证并失去相应的主体地位。
由此可见，究竟是依据马克思产权理论进行没有痛苦代价的国有企业改革？还是依据科斯产权理论推行必然带来种种痛苦代价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下岗失业、两极分化、腐败泛滥和群体事件频发的改革？这不仅关系到中国能否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难题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且还关系到中国能否捍卫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并维护社会稳定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