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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在中共北京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当选为市委书记。至此，始于2011年10月的这轮省级党委换届，落下了帷幕。
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如果让现任省级党委常委中每个职位的最年轻者组合成一个团队，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什么？
除军方常委之外，其他人都将是“60后”，平均年龄48岁多；
有5个常委带着“博士帽”，两个常委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有5个常委曾经任职于各级共青团系统。
虽然这个团队是虚拟的，但是它的所有成员却真实存在于新一轮省级党委换届的结果之中；通过对这一虚拟团队“关键词”的阐释，可以看出换届后省级党委常委的一些新特征。
“60后”
据统计，本轮换届后产生的省级党委常委共404人次402人（有两人各自在两省份当选两次），其中“60后”116名（河南的连维良调任国家发改委，董云虎、梁田庚调入西藏，目前实有117名“60后”常委），占所有当选常委人数的28.86%。
同时，本轮换届后产生的省级党委常委中还有“40后”8人、“50后”278人。而在上一轮换届后的“60后”常委仅有34人，占所有当选常委人数的8.35%。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干部年轻化顺应了代际交替规律，给各地党委班子注入了新观念和活力，从而有助于提升整体执政水平。”但他同时指出：“领导班子的结构，需要兼有年富力强的、年轻的、年纪稍长的各梯次人员。”
据统计，现任“60后”省级党委常委最多的是新疆、西藏和贵州，各有7人；其次是内蒙古、安徽、黑龙江，各有6人；山西、吉林、宁夏各有5人，位居第三。
对此汪玉凯说，上述地区多数省份相对落后，条件艰苦，因此客观上需要敢于创新、有闯劲的年轻人来闯出一番事业；而“60后”党委常委“比较年轻，思维比较活跃，思想比较开化，富有开拓创新精神”，客观上满足了这些地区的干部需求。
汪玉凯还认为，“60后”党委常委在上述地区的历练，有助于他们学以致用，了解中国实际，熟悉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从而在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时，更容易从全局高度考虑问题。
“博士帽”
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有个不太为公众熟知但却非常独特的头衔：“博士后”。
据新华社公开的简历显示，1994年9月，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袁纯清，开始在湖南大学国际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1998年3月，时任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的袁纯清，顺利获得了管理学博士学位。
不过，博士学位并未使得袁纯清止步。1999年4月，袁纯清重返本科时就读的北京大学，选择在经济学院从事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工作；2003年6月，在陕西省委副书记任上，袁纯清获得了博士后证书。
据统计，与袁纯清一样在任领导职务时有博士后研究经历的，还包括贵州的李军、重庆的翁杰明、河北的赵勇和聂辰席，以及在换届后调整的江西的姚亚平。
山西省纪委书记李兆前有两顶博士帽，一顶是工学博士：1988年的博士含金量远高于当下，当时的山东工业大学机械制造专业讲师李兆前，在本校攻读机械制造专业博士研究生；另一顶是管理学博士：2001年，时任山东日照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兆前，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
袁纯清、李兆前等人，是官员知识化、专业化的代表性人物。虽然像李兆前这样一人两顶“博士帽”的常委仅此一例，但大约每四个常委中就有一顶“博士帽”，却是本轮省级党委换届后的一大特色。
据统计，换届后的省级党委常委中，拥有博士头衔的达99人（此后余欣荣调任农业部，梁田庚调入西藏，姚亚平升任江西省委常委，故现实有“博士常委”100人），占402名当选常委的24.63%。按照地区排序，东、中、西部分别有“博士常委”32、30、38人，分布较为均衡，但向西部有所倾斜。
99位“博士常委”中，有4位省级党委书记：辽宁的王珉、吉林的孙政才、山西的袁纯清、广西的郭声琨；6位省长（自治区政府主席、直辖市市长）：浙江的夏宝龙、云南的李纪恒、宁夏的王正伟、青海的骆惠宁、安徽的李斌、天津的黄兴国；其余为副省级官员。
从已知常委们开始读博的时间看，1990年之前仅有8人，2000年之前则增加到36人，进入新世纪后更是达到39人；其中1996年开始飙升，1999年、2001年和2002年最多，均有9人。
从已知常委们获博士学位的时间看，1990年前只有4人，2000年前则有15人，进入新世纪以后一路狂飙到68人；其中2000年最多有9人，2001年和2003年有8人，2007年有7人。
就“博士常委”的专业领域而言，共有经济学博士32位，管理学博士28位，法学博士15位，工学博士12位，此外还有少量哲学、农学、教育学、历史学、文学、理学博士。
有78位“博士常委”在任政学商界职务时获博士学位，但也有少数“博士常委”在从政前完成博士学习。如辽宁的王珉、夏德仁，吉林的孙政才，江西的尚勇，广东的王荣，湖南的陈肇雄，山西的李兆前，福建的杨岳，新疆的黄卫、熊选国，海南的李秀领、江西的姚亚平等。
汪玉凯认为，这表明了干部选拔的趋势，“在高等教育日益普及的社会大背景下，坐镇一方的身居高位者高知化是大趋势。至于如何避免泛学历化，避免‘只会考试不会做事’，这是如何设计考评体系的问题。但不论考评体系如何变化，学历、教育背景都会是一个硬指标。”
鲁籍常委
哪里出的省级常委多？答案是山东。
自古在中国民间就有“山东出官”的说法。尽管这一说法并未经过科学的论证，但本轮省级党委换届结果，从侧面印证了上述说法。
据统计，在402名省级党委常委中，简历公开注明籍贯山东的有53名（不含换届后调任新华社副社长的路建平、调任国新办副主任的崔玉英），分布于全国22个省份，遥遥领先于其他省份。
不过，虽同为鲁籍高官，但情形又有不同。（一）虽为鲁籍，但仕途与山东本省并无交集。据统计，符合此类情形的有36人。（二）为鲁籍，仕途始自本省，后调任外地。据统计，符合此类情形的有10人。（三）鲁籍且本土为官。据统计，符合此类情形的有5人：王军民、王敏、李群、孙守刚、颜世元。（四）鲁籍，仕途起自外地，后回本省。据统计，符合此类情形的有4人：姜异康、姜大明、孙伟、李法泉。
后两种情形主要是针对现任山东省委常委中的鲁籍人士。据统计，一省内本省籍常委最多的省份就是山东，有9人。从上述鲁籍本土常委的简历可以看到，真正仕途起于山东本省的，仅有5人；其他4人要么通过中央空降，要么通过异地交流。这也改善了鲁籍本土常委的结构。
“团干部”
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据统计，本轮换届后的省级党委常委中，有168人曾在各级团组织任职。其中，贵州省委常委中的“团干部”最多，有9人；其次是广东和天津，均有8人；山东和陕西各有7人，排名第三。
上一轮省级党委换届后，“团干部”李克强、李源潮、张宝顺、刘奇葆分别担任辽宁、江苏、山西、广西党委书记，袁纯清、周强、韩长赋分别担任陕西、湖南、吉林省长。
本轮省级党委换届后，虽然担任省长的“团干部”仅有山东的姜大明，比上届减少3人；但是担任所在省份党委书记的“团干部”却增加到6人。他们是：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黑龙江省委书记吉炳轩、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内蒙古党委书记胡春华。
此外，曾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以上职务的，还有宁夏区委副书记崔波、安徽省委副书记孙金龙、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新疆工会主席尔肯江·吐拉洪、新疆宣传部长胡伟、甘肃纪委书记张晓兰和福州市委书记杨岳。
本轮省级党委换届正逢十八大前夕，将在相当程度上奠定未来4到5年各地党政人事安排的基本格局。而按照惯例，在十八大前后可能还会陆续有一些省级官员人事微调；因此，本轮换届后的省级党委常委仍有可能调整。
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如果让现任省级党委常委中每个职位的最年轻者组合成一个团队，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什么？
除军方常委之外，其他人都将是“60后”，平均年龄48岁多；
有5个常委带着“博士帽”，两个常委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有5个常委曾经任职于各级共青团系统。
虽然这个团队是虚拟的，但是它的所有成员却真实存在于新一轮省级党委换届的结果之中；通过对这一虚拟团队“关键词”的阐释，可以看出换届后省级党委常委的一些新特征。
“60后”
据统计，本轮换届后产生的省级党委常委共404人次402人（有两人各自在两省份当选两次），其中“60后”116名（河南的连维良调任国家发改委，董云虎、梁田庚调入西藏，目前实有117名“60后”常委），占所有当选常委人数的28.86%。
同时，本轮换届后产生的省级党委常委中还有“40后”8人、“50后”278人。而在上一轮换届后的“60后”常委仅有34人，占所有当选常委人数的8.35%。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干部年轻化顺应了代际交替规律，给各地党委班子注入了新观念和活力，从而有助于提升整体执政水平。”但他同时指出：“领导班子的结构，需要兼有年富力强的、年轻的、年纪稍长的各梯次人员。”
据统计，现任“60后”省级党委常委最多的是新疆、西藏和贵州，各有7人；其次是内蒙古、安徽、黑龙江，各有6人；山西、吉林、宁夏各有5人，位居第三。
对此汪玉凯说，上述地区多数省份相对落后，条件艰苦，因此客观上需要敢于创新、有闯劲的年轻人来闯出一番事业；而“60后”党委常委“比较年轻，思维比较活跃，思想比较开化，富有开拓创新精神”，客观上满足了这些地区的干部需求。
汪玉凯还认为，“60后”党委常委在上述地区的历练，有助于他们学以致用，了解中国实际，熟悉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从而在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时，更容易从全局高度考虑问题。
“博士帽”
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有个不太为公众熟知但却非常独特的头衔：“博士后”。
据新华社公开的简历显示，1994年9月，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袁纯清，开始在湖南大学国际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1998年3月，时任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的袁纯清，顺利获得了管理学博士学位。
不过，博士学位并未使得袁纯清止步。1999年4月，袁纯清重返本科时就读的北京大学，选择在经济学院从事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工作；2003年6月，在陕西省委副书记任上，袁纯清获得了博士后证书。
据统计，与袁纯清一样在任领导职务时有博士后研究经历的，还包括贵州的李军、重庆的翁杰明、河北的赵勇和聂辰席，以及在换届后调整的江西的姚亚平。
山西省纪委书记李兆前有两顶博士帽，一顶是工学博士：1988年的博士含金量远高于当下，当时的山东工业大学机械制造专业讲师李兆前，在本校攻读机械制造专业博士研究生；另一顶是管理学博士：2001年，时任山东日照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兆前，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
袁纯清、李兆前等人，是官员知识化、专业化的代表性人物。虽然像李兆前这样一人两顶“博士帽”的常委仅此一例，但大约每四个常委中就有一顶“博士帽”，却是本轮省级党委换届后的一大特色。
据统计，换届后的省级党委常委中，拥有博士头衔的达99人（此后余欣荣调任农业部，梁田庚调入西藏，姚亚平升任江西省委常委，故现实有“博士常委”100人），占402名当选常委的24.63%。按照地区排序，东、中、西部分别有“博士常委”32、30、38人，分布较为均衡，但向西部有所倾斜。
99位“博士常委”中，有4位省级党委书记：辽宁的王珉、吉林的孙政才、山西的袁纯清、广西的郭声琨；6位省长（自治区政府主席、直辖市市长）：浙江的夏宝龙、云南的李纪恒、宁夏的王正伟、青海的骆惠宁、安徽的李斌、天津的黄兴国；其余为副省级官员。
从已知常委们开始读博的时间看，1990年之前仅有8人，2000年之前则增加到36人，进入新世纪后更是达到39人；其中1996年开始飙升，1999年、2001年和2002年最多，均有9人。
从已知常委们获博士学位的时间看，1990年前只有4人，2000年前则有15人，进入新世纪以后一路狂飙到68人；其中2000年最多有9人，2001年和2003年有8人，2007年有7人。
就“博士常委”的专业领域而言，共有经济学博士32位，管理学博士28位，法学博士15位，工学博士12位，此外还有少量哲学、农学、教育学、历史学、文学、理学博士。
有78位“博士常委”在任政学商界职务时获博士学位，但也有少数“博士常委”在从政前完成博士学习。如辽宁的王珉、夏德仁，吉林的孙政才，江西的尚勇，广东的王荣，湖南的陈肇雄，山西的李兆前，福建的杨岳，新疆的黄卫、熊选国，海南的李秀领、江西的姚亚平等。
汪玉凯认为，这表明了干部选拔的趋势，“在高等教育日益普及的社会大背景下，坐镇一方的身居高位者高知化是大趋势。至于如何避免泛学历化，避免‘只会考试不会做事’，这是如何设计考评体系的问题。但不论考评体系如何变化，学历、教育背景都会是一个硬指标。”
鲁籍常委
哪里出的省级常委多？答案是山东。
自古在中国民间就有“山东出官”的说法。尽管这一说法并未经过科学的论证，但本轮省级党委换届结果，从侧面印证了上述说法。
据统计，在402名省级党委常委中，简历公开注明籍贯山东的有53名（不含换届后调任新华社副社长的路建平、调任国新办副主任的崔玉英），分布于全国22个省份，遥遥领先于其他省份。
不过，虽同为鲁籍高官，但情形又有不同。（一）虽为鲁籍，但仕途与山东本省并无交集。据统计，符合此类情形的有36人。（二）为鲁籍，仕途始自本省，后调任外地。据统计，符合此类情形的有10人。（三）鲁籍且本土为官。据统计，符合此类情形的有5人：王军民、王敏、李群、孙守刚、颜世元。（四）鲁籍，仕途起自外地，后回本省。据统计，符合此类情形的有4人：姜异康、姜大明、孙伟、李法泉。
后两种情形主要是针对现任山东省委常委中的鲁籍人士。据统计，一省内本省籍常委最多的省份就是山东，有9人。从上述鲁籍本土常委的简历可以看到，真正仕途起于山东本省的，仅有5人；其他4人要么通过中央空降，要么通过异地交流。这也改善了鲁籍本土常委的结构。
“团干部”
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据统计，本轮换届后的省级党委常委中，有168人曾在各级团组织任职。其中，贵州省委常委中的“团干部”最多，有9人；其次是广东和天津，均有8人；山东和陕西各有7人，排名第三。
上一轮省级党委换届后，“团干部”李克强、李源潮、张宝顺、刘奇葆分别担任辽宁、江苏、山西、广西党委书记，袁纯清、周强、韩长赋分别担任陕西、湖南、吉林省长。
本轮省级党委换届后，虽然担任省长的“团干部”仅有山东的姜大明，比上届减少3人；但是担任所在省份党委书记的“团干部”却增加到6人。他们是：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黑龙江省委书记吉炳轩、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内蒙古党委书记胡春华。
此外，曾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以上职务的，还有宁夏区委副书记崔波、安徽省委副书记孙金龙、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新疆工会主席尔肯江·吐拉洪、新疆宣传部长胡伟、甘肃纪委书记张晓兰和福州市委书记杨岳。
本轮省级党委换届正逢十八大前夕，将在相当程度上奠定未来4到5年各地党政人事安排的基本格局。而按照惯例，在十八大前后可能还会陆续有一些省级官员人事微调；因此，本轮换届后的省级党委常委仍有可能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