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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随着十三行海外贸易的迅猛发展，行商积累下巨额财富，为文物艺术品收藏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很快，广东收藏家如异军突起，其书画收藏，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跃居国内领先地位，令世人刮目。当时，广东著名的书画收藏家有潘有为，吴荣光、叶梦龙、韩荣光、伍崇曜、伍元蕙、孔广陶等，潘正炜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潘正炜（1791-1850），字榆庭，号季彤，又号听帆楼主人。祖父潘振承非常重视教育，曾联合其他行商集资兴建学校，对后代的教育也非常严苛，把孩子都培养成了优秀人才。父亲潘有为善于经商，业余爱好诗书，喜和文入画家交往。他曾不惜重金为儿子聘请名师作家教，后来几个儿子都很有出息。伯父潘有为乾隆年间考取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工诗画，善书法，是广东赫赫有名的大收藏家。长兄潘正亨，乾隆时贡生，有诗、书、画三绝之誉。三兄潘正常20岁就考中进士。潘正炜从小生长在具有如此浓厚文化和艺术气息的富商家庭，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日后能成为一位书画大收藏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潘正炜成年后，经商之余广交藏界名流，如吴荣光、叶梦龙、熊景星、孔继勋、韩荣光、罗天池、伍元蕙等人，悉心搜购历代书画名品，并专门在靠近珠江的潘家园林秋红池馆内修建了一座小楼，命名为听帆楼，用来贮藏这些宝贝。姻亲吴荣光，嘉庆进士，官至湖南巡抚兼湖广总督，擅长书法，偏爱文物收藏。退休后回到广东，与潘正炜往来密切，是听帆楼里的常客。晚年，吴荣光精选自己的部分书画藏品，编撰成《辛丑销夏记》。该书刊刻后，他极力鼓动潘正炜也编撰一部书画藏品录，于是就有了《听帆楼书画记》。书中所收唐宋元明清书画多数为精品力作，深受后人赞誉。已故书画鉴定大师杨仁恺先生曾评论该书说：“考录俱详，所录书画大多传世，是一部难得的收藏书录。”所记藏品如今大多已为海内外各大博物馆庋藏，只有在举办各种专题精品展时，才偶尔一露峥嵘。
《听帆楼书画记》五卷，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刊刻。因印量有限，故流传不广。笔者所知仅广州中山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等少数几家图书馆有藏。从诸书著录以及各藏馆目录来看，均只有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其版本看似再简单不过，而实际上却扑朔迷离，是个难解之谜。
我最早是从《中国书画全书》中看到《听帆楼书画记》（以下简称“书画本”）。其整理说明称底本用的是“潘氏养我精舍自刻祖本”。为了重新整理此书，我从上海图书馆复印了整部道光刻本《听帆楼书画记》（以下简称“上图本”）。我将上图本与书画本作对比，认定两者属于同一版本，只是可能限于排版条件，书画本把原书上所有书画家、收藏者，题跋者的印章都删除了，因为当时还是铅字排印，印章很难排。
我以上圖本作底本来校点，顺利完成后准备写前言，在查阅资料时偶然发现，广东崇正拍卖行2015年秋季拍卖会“古逸清芬·信札、古籍善本”专场第1027号拍品《听帆楼书画记》（以下简称“崇正本”）是潘正炜自藏本，上有其印章和墨迹，还有其孙潘宝鐄的批注。我颇为欣喜。随即通过我的老朋友、该拍卖行鉴定师谭树正先生，联系到广州艺术博物院黎丽明博士，她曾专门撰文介绍过该拍品。承蒙黎博士慷慨赐予五十余张崇正本书影，才使我有可能对《听帆楼书画记》的版本有新的认识。
我将崇正本部分书影与上图本作比对，发现大部分书页是同一版片所印，但某些地方存在明显差异。接着我又拿崇正本与1936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美术丛书》四集第七辑所收《听帆楼书画记》（以下简称“美术丛书本”）作了比较，发现两者基本一致。说明美术丛书本排印用的底本即是与崇正本相同的那个版本。
因为没有崇正本全部图片，我只能拿美术丛书本与上图本作比对，发现前者增加了十余种书画，显然是增补了。再看书前潘氏自序，上图本作“百七十余种”，美术丛书本改成了“百八十余种”。
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不久，我在阅读潘剑芬《论清代潘正炜（听帆楼书画记）等著作的历史文化价值》一文时，看见一张广东中山图书馆藏《听帆楼书画记》的书影，恰巧是潘氏自序的后半页，上有“百六十余种”字样，我立刻意识到这应该是《听帆楼书画记》最早的版本。
综上可知，《听帆楼书画记》应有“百六十余种”“百七十余种”“百八十余种”这三个不同版本。本以为谜底即将揭开，谁知还有玄秘。
最近我阅览《广州大典》数据库中的影印本《听帆楼书画记》（以下简称“广州大典本”），发觉此本自序所述虽与崇正本同为“百八十余种”，但内容却与崇正本略有差异，说明又有修订。这应该是《听帆楼书画记》最后一个版本。至此，《听帆楼书画记》版本的谜底总算可以揭开了。然而，还有一件事摆在我面前，我得首先找到那个自序称“百六十余种”的初版本。那张书影既然标明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我就托广州黎博士向该馆特藏部打听，却被告知无此版本，只有《广州大典》影印过的那个版本。该馆目录明明载有两套《听帆楼书画记》，怎么只见一套呢？所幸我在国家图书馆官网上查到该馆也藏有两套《听帆楼书画记》，就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托北京的朋友张爱芳女士去国家图书馆查看。皇天不负有心人，竟然其中一套是“百六十余种”这个最早的版本。找齐了四个版本，我逐条逐句进行比对，终于把《听帆楼书画记》的版本情况全部摸清摸透。现在我终于可以把谜底公布出来了！
《听帆楼书画记》共有四个版本：
初版，自序称“百六十余种”，共计收录书画168种。
第一次增修版，自序改为“百七十余种”，增加2种，共计收录书画170种。上图本和书画本同属于这个版本。此版仅比初版增加2种，即卷一增加了“宋仁宗临兰亭卷”“宋高宗临兰亭卷”。为方便增加2种的标题插入目录，又将两个标题合并成一条，即“宋仁宗高宗临兰亭卷”。为腾出一栏排入上述标题，又将初版目录第二条“宋何端礼修禊图卷”删除，以小字“附修禊图”附于第一条“唐拓定武兰亭叙卷”下。
第二次增修版，自序改为“百八十余种”。此版在第一次增修版的基础上增加14种，删除1种，替换1种，共计收录书画183种。崇正本和美术丛书属于这个版本。具体增修内容主要为：卷一增加“宋徽宗白鹰小轴”“宋夏珪观潮图轴”“宋北磵和南诗卷”“宋元斗方团扇画册”“元王叔明松山书屋图轴”“元王元章梅花轴”“元梅道人山水轴”“元倪云林枯木竹石轴”替换成同名的另一件作品;卷二增加“宋元团扇山水花卉轴”“宋元斗方人物花卉轴”“明沈石田仿黄大痴轴”“明仇十洲修禊图卷”，删除“明周少谷寒雀梅花轴”;卷三增加“明陈文恭诗卷”;卷四增加“王觉斯临兰亭卷”;卷五增加“恽南田水墨荷花卷”。 第三次增修版，自序仍作“百八十余种”。此版在第二次增修版的基础上替换2种，增加1种，共计收录书画184种，存目1种。广州大典本即是这个版本。具体增修内容主要为，卷一用“宋钱希白清介图轴”“宋巨然晚岫寒林图轴”2种来替换“宋钱惟演草书轴”“宋陈所翁墨龙卷”2种，末尾增加“宋元名人画册”1种，“元吴仲圭山水册”1种存目。又将“宋岳忠武手札卷”条后陈其锟的题跋替换成曾望颜题跋。
所谓增修，并非全部重刻，而是在旧版基础上增加部分内容。因《听帆楼书画记》每次增补的条目都插入卷中各处，故有时为拼凑版面或使前后衔接，不得不删除部分题跋甚至个别条目，以免补刻过多。如第二次增修时，卷一为补入“宋徽宗白鹰小轴”和“宋夏珪观潮图轴”两种，就将上一种“宋苏文忠札册”的7条题跋删除了4条，以腾出10栏版面来补入上面两种。卷二为补入“明仇十洲兰亭修禊图”条7栏，删除上面一条“明唐六如山水轴”吴荣光题七绝两首、跋语一段以及落款和“吴印荣光”“荷屋”两枚印章，腾出5栏，又删除再上面一条“明唐六如看云图卷”末尾“姬水之印”“南昌万氏家藏”“季彤鉴藏”3枚印章，腾出2栏，共腾出7栏，正好插入“明仇十洲兰亭修禊图”条。
我开始不明白第二次增修时，为何将卷二“明周东村抚琴图轴”条从前部移到后部。待熟悉其增修规律后便明白是为了补入“明沈石田仿黄大痴轴”条，故将它移后;同时为腾出2栏版面，又将“明周少谷寒雀梅花軸”条删除。
也有并非出于版面考虑，将某人的题跋替换成另一人题跋的情况：如第三次增修时，将卷一“宋岳忠武手札卷”陈其锟的题跋替换成了曾望颜的。陈其锟跋曰：“忠武此书，笔力瘦硬似柳诚悬。当日蒿目中原，贻书当轴，志虽不就，而日星河岳之概，至今读之，凛然动色，不徒以其笔札之工也。”曾望颜跋曰：“曩读岳忠武文：‘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其忠愤之气溢于楮墨，千载而下，如见其人。而卒败于庸主奸相之手，千古大恨，无逾此者。今观此真迹.犹令人感喟不置云。”两相比较，自然后者更精到，故增修者作了替换。
上述因增修而删除部分内容，均出于不得已，实属无奈之举。后人校点整理出版，理应予以恢复。
崇正本（即第二次增修版）是潘正炜自藏本，上有潘氏本人手迹，可证第二次增修时间在潘氏生前，也即道光年间。第三次增修内容较少，故可推断距第二次增修时间较近。因道光二十九年（1849），潘正炜又刊刻了《听帆楼续刻书画记》，故大致可以推断，潘氏对《听帆楼书画记》的增修应该在出版续编以前，也即道光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十九年这六年间。有人认为，光绪时.潘氏后人曾对《听帆楼书画记》作增补，这是不可能的。那时潘家早已衰落，藏品四散，怎么可能再增补呢？
潘正炜之所以要不断增修《听帆楼书画记》，是因为他的藏品在不断增加。而多次增修却从不作任何说明，序也基本不变，只是挖改一个数字，甚至最后一次增修时序文没有任何改变，这就大大迷惑了后世的读者，见到任何一个版本都以为是原刻初印本，很难会想到有三次增修。就连著名学者谢巍在他的《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中对于《听帆楼书画记》的版本也语焉不详，只得存疑。通过破解《听帆楼书画记》版本之谜，我更深切地认识到古籍校点选择版本的重要性，而要想弄清楚版本，没有捷径可走，必须将你准备整理的那部书的所有版本都拿到手，进行认真细致的比对。只有这样才能认清各个版本的真面目，以判断其优劣，选择一个最佳底本。当然，如果这样做，意味着必须多付出几倍的辛劳。
潘正炜（1791-1850），字榆庭，号季彤，又号听帆楼主人。祖父潘振承非常重视教育，曾联合其他行商集资兴建学校，对后代的教育也非常严苛，把孩子都培养成了优秀人才。父亲潘有为善于经商，业余爱好诗书，喜和文入画家交往。他曾不惜重金为儿子聘请名师作家教，后来几个儿子都很有出息。伯父潘有为乾隆年间考取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工诗画，善书法，是广东赫赫有名的大收藏家。长兄潘正亨，乾隆时贡生，有诗、书、画三绝之誉。三兄潘正常20岁就考中进士。潘正炜从小生长在具有如此浓厚文化和艺术气息的富商家庭，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日后能成为一位书画大收藏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潘正炜成年后，经商之余广交藏界名流，如吴荣光、叶梦龙、熊景星、孔继勋、韩荣光、罗天池、伍元蕙等人，悉心搜购历代书画名品，并专门在靠近珠江的潘家园林秋红池馆内修建了一座小楼，命名为听帆楼，用来贮藏这些宝贝。姻亲吴荣光，嘉庆进士，官至湖南巡抚兼湖广总督，擅长书法，偏爱文物收藏。退休后回到广东，与潘正炜往来密切，是听帆楼里的常客。晚年，吴荣光精选自己的部分书画藏品，编撰成《辛丑销夏记》。该书刊刻后，他极力鼓动潘正炜也编撰一部书画藏品录，于是就有了《听帆楼书画记》。书中所收唐宋元明清书画多数为精品力作，深受后人赞誉。已故书画鉴定大师杨仁恺先生曾评论该书说：“考录俱详，所录书画大多传世，是一部难得的收藏书录。”所记藏品如今大多已为海内外各大博物馆庋藏，只有在举办各种专题精品展时，才偶尔一露峥嵘。
《听帆楼书画记》五卷，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刊刻。因印量有限，故流传不广。笔者所知仅广州中山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等少数几家图书馆有藏。从诸书著录以及各藏馆目录来看，均只有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其版本看似再简单不过，而实际上却扑朔迷离，是个难解之谜。
我最早是从《中国书画全书》中看到《听帆楼书画记》（以下简称“书画本”）。其整理说明称底本用的是“潘氏养我精舍自刻祖本”。为了重新整理此书，我从上海图书馆复印了整部道光刻本《听帆楼书画记》（以下简称“上图本”）。我将上图本与书画本作对比，认定两者属于同一版本，只是可能限于排版条件，书画本把原书上所有书画家、收藏者，题跋者的印章都删除了，因为当时还是铅字排印，印章很难排。
我以上圖本作底本来校点，顺利完成后准备写前言，在查阅资料时偶然发现，广东崇正拍卖行2015年秋季拍卖会“古逸清芬·信札、古籍善本”专场第1027号拍品《听帆楼书画记》（以下简称“崇正本”）是潘正炜自藏本，上有其印章和墨迹，还有其孙潘宝鐄的批注。我颇为欣喜。随即通过我的老朋友、该拍卖行鉴定师谭树正先生，联系到广州艺术博物院黎丽明博士，她曾专门撰文介绍过该拍品。承蒙黎博士慷慨赐予五十余张崇正本书影，才使我有可能对《听帆楼书画记》的版本有新的认识。
我将崇正本部分书影与上图本作比对，发现大部分书页是同一版片所印，但某些地方存在明显差异。接着我又拿崇正本与1936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美术丛书》四集第七辑所收《听帆楼书画记》（以下简称“美术丛书本”）作了比较，发现两者基本一致。说明美术丛书本排印用的底本即是与崇正本相同的那个版本。
因为没有崇正本全部图片，我只能拿美术丛书本与上图本作比对，发现前者增加了十余种书画，显然是增补了。再看书前潘氏自序，上图本作“百七十余种”，美术丛书本改成了“百八十余种”。
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不久，我在阅读潘剑芬《论清代潘正炜（听帆楼书画记）等著作的历史文化价值》一文时，看见一张广东中山图书馆藏《听帆楼书画记》的书影，恰巧是潘氏自序的后半页，上有“百六十余种”字样，我立刻意识到这应该是《听帆楼书画记》最早的版本。
综上可知，《听帆楼书画记》应有“百六十余种”“百七十余种”“百八十余种”这三个不同版本。本以为谜底即将揭开，谁知还有玄秘。
最近我阅览《广州大典》数据库中的影印本《听帆楼书画记》（以下简称“广州大典本”），发觉此本自序所述虽与崇正本同为“百八十余种”，但内容却与崇正本略有差异，说明又有修订。这应该是《听帆楼书画记》最后一个版本。至此，《听帆楼书画记》版本的谜底总算可以揭开了。然而，还有一件事摆在我面前，我得首先找到那个自序称“百六十余种”的初版本。那张书影既然标明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我就托广州黎博士向该馆特藏部打听，却被告知无此版本，只有《广州大典》影印过的那个版本。该馆目录明明载有两套《听帆楼书画记》，怎么只见一套呢？所幸我在国家图书馆官网上查到该馆也藏有两套《听帆楼书画记》，就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托北京的朋友张爱芳女士去国家图书馆查看。皇天不负有心人，竟然其中一套是“百六十余种”这个最早的版本。找齐了四个版本，我逐条逐句进行比对，终于把《听帆楼书画记》的版本情况全部摸清摸透。现在我终于可以把谜底公布出来了！
《听帆楼书画记》共有四个版本：
初版，自序称“百六十余种”，共计收录书画168种。
第一次增修版，自序改为“百七十余种”，增加2种，共计收录书画170种。上图本和书画本同属于这个版本。此版仅比初版增加2种，即卷一增加了“宋仁宗临兰亭卷”“宋高宗临兰亭卷”。为方便增加2种的标题插入目录，又将两个标题合并成一条，即“宋仁宗高宗临兰亭卷”。为腾出一栏排入上述标题，又将初版目录第二条“宋何端礼修禊图卷”删除，以小字“附修禊图”附于第一条“唐拓定武兰亭叙卷”下。
第二次增修版，自序改为“百八十余种”。此版在第一次增修版的基础上增加14种，删除1种，替换1种，共计收录书画183种。崇正本和美术丛书属于这个版本。具体增修内容主要为：卷一增加“宋徽宗白鹰小轴”“宋夏珪观潮图轴”“宋北磵和南诗卷”“宋元斗方团扇画册”“元王叔明松山书屋图轴”“元王元章梅花轴”“元梅道人山水轴”“元倪云林枯木竹石轴”替换成同名的另一件作品;卷二增加“宋元团扇山水花卉轴”“宋元斗方人物花卉轴”“明沈石田仿黄大痴轴”“明仇十洲修禊图卷”，删除“明周少谷寒雀梅花轴”;卷三增加“明陈文恭诗卷”;卷四增加“王觉斯临兰亭卷”;卷五增加“恽南田水墨荷花卷”。 第三次增修版，自序仍作“百八十余种”。此版在第二次增修版的基础上替换2种，增加1种，共计收录书画184种，存目1种。广州大典本即是这个版本。具体增修内容主要为，卷一用“宋钱希白清介图轴”“宋巨然晚岫寒林图轴”2种来替换“宋钱惟演草书轴”“宋陈所翁墨龙卷”2种，末尾增加“宋元名人画册”1种，“元吴仲圭山水册”1种存目。又将“宋岳忠武手札卷”条后陈其锟的题跋替换成曾望颜题跋。
所谓增修，并非全部重刻，而是在旧版基础上增加部分内容。因《听帆楼书画记》每次增补的条目都插入卷中各处，故有时为拼凑版面或使前后衔接，不得不删除部分题跋甚至个别条目，以免补刻过多。如第二次增修时，卷一为补入“宋徽宗白鹰小轴”和“宋夏珪观潮图轴”两种，就将上一种“宋苏文忠札册”的7条题跋删除了4条，以腾出10栏版面来补入上面两种。卷二为补入“明仇十洲兰亭修禊图”条7栏，删除上面一条“明唐六如山水轴”吴荣光题七绝两首、跋语一段以及落款和“吴印荣光”“荷屋”两枚印章，腾出5栏，又删除再上面一条“明唐六如看云图卷”末尾“姬水之印”“南昌万氏家藏”“季彤鉴藏”3枚印章，腾出2栏，共腾出7栏，正好插入“明仇十洲兰亭修禊图”条。
我开始不明白第二次增修时，为何将卷二“明周东村抚琴图轴”条从前部移到后部。待熟悉其增修规律后便明白是为了补入“明沈石田仿黄大痴轴”条，故将它移后;同时为腾出2栏版面，又将“明周少谷寒雀梅花軸”条删除。
也有并非出于版面考虑，将某人的题跋替换成另一人题跋的情况：如第三次增修时，将卷一“宋岳忠武手札卷”陈其锟的题跋替换成了曾望颜的。陈其锟跋曰：“忠武此书，笔力瘦硬似柳诚悬。当日蒿目中原，贻书当轴，志虽不就，而日星河岳之概，至今读之，凛然动色，不徒以其笔札之工也。”曾望颜跋曰：“曩读岳忠武文：‘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其忠愤之气溢于楮墨，千载而下，如见其人。而卒败于庸主奸相之手，千古大恨，无逾此者。今观此真迹.犹令人感喟不置云。”两相比较，自然后者更精到，故增修者作了替换。
上述因增修而删除部分内容，均出于不得已，实属无奈之举。后人校点整理出版，理应予以恢复。
崇正本（即第二次增修版）是潘正炜自藏本，上有潘氏本人手迹，可证第二次增修时间在潘氏生前，也即道光年间。第三次增修内容较少，故可推断距第二次增修时间较近。因道光二十九年（1849），潘正炜又刊刻了《听帆楼续刻书画记》，故大致可以推断，潘氏对《听帆楼书画记》的增修应该在出版续编以前，也即道光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十九年这六年间。有人认为，光绪时.潘氏后人曾对《听帆楼书画记》作增补，这是不可能的。那时潘家早已衰落，藏品四散，怎么可能再增补呢？
潘正炜之所以要不断增修《听帆楼书画记》，是因为他的藏品在不断增加。而多次增修却从不作任何说明，序也基本不变，只是挖改一个数字，甚至最后一次增修时序文没有任何改变，这就大大迷惑了后世的读者，见到任何一个版本都以为是原刻初印本，很难会想到有三次增修。就连著名学者谢巍在他的《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中对于《听帆楼书画记》的版本也语焉不详，只得存疑。通过破解《听帆楼书画记》版本之谜，我更深切地认识到古籍校点选择版本的重要性，而要想弄清楚版本，没有捷径可走，必须将你准备整理的那部书的所有版本都拿到手，进行认真细致的比对。只有这样才能认清各个版本的真面目，以判断其优劣，选择一个最佳底本。当然，如果这样做，意味着必须多付出几倍的辛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