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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两地的居民不再强调自己是深圳人还是香港人的身份，
而是说，我是湾区人，那就好了”
48岁的洪为民、40岁的黄卜夫和38岁的吴新，如今都是香港人。
但20年前，香港回归时，广州出生的黄卜夫刚在杭州开始大学生活，在香港一所技校读高中的吴新却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料，还不如早点踏入社会。
1997年7月2日，香港回归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现为深圳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的洪为民做了一件至今仍让他感到骄傲的事。一早他就带了一本金庸小说，去香港移民局申领第一批香港特区护照。队伍排得很长，下午四五点钟，他终于在快要下班的时候拿到了护照，序号292。
东北小伙邹友仁当时才11岁，在那个网络还没有兴起的年头，他在电视机前懵懵懂懂地见证了英国米字旗降下、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在香港会展中心升起的时刻，“挺激动的”。
现在已经在驻香港的一家国企工作了7年的邹友仁，3年后就有机会申请成为香港永久居民。是保留现在的深圳户口还是拿香港身份，经济学硕士毕业的他还在权衡利弊，“现在还不是做决定的时候，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他说。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吴新倒是想清楚了，如果有机会，宁愿选择放弃香港身份。在深圳开着一家快餐厅的他，如果能有内地身份，做生意和日常生活都会方便很多。“既然内地去香港那么方便了，我干吗非要香港人身份？”
2003年浙江大学硕士毕业后，黄卜夫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他找工作的时候正赶上香港回归十周年，当时深圳有工作机会，但他选择留在了香港。“那时候跟内地比，香港的优势还是很明显，很多人毕业的第一反应都是留在香港。”
但不过五年后，2012年，已经拥有香港身份并定居香港的黄卜夫“逃不过大势”，又到深圳做了一名“创客”，过上了他曾经最讨厌的每天要将大把时间耗在上下班路上的“双城生活”。
父辈的国
十岁那年，洪为民和母亲一起，第一次到了香港。“1979年1月16日下午五点钟左右。”洪为民脱口而出这个日子，“冬天，我们到的时候天快黑了”。
火车从深圳穿过，窗外是一大片麦田。母子两人在罗湖口岸排了一天的队，也找不到地方吃午饭，边检处还是木头搭建的房子，“红头发的印度兵很凶”。在港英政府时期，口岸工作人员多是印度人。
洪为民的父母都是印尼归国华侨，祖籍福建省龙海市，新中国成立后响应建设祖国的号召回国。洪为民的小学是在上海和江西两地读的。同为大学毕业生的父母，分别在上海和江西做电机方面的工作。
爷爷去世后，1978年，父亲就先行去了香港。洪家在内地没有多少亲戚，反倒是爷爷和父亲的兄弟姐妹，在香港的还比较多。由于父母的大学学历在香港不被承认，一开始也就只能在工厂做工。
父亲先是在香港租了个只有4平方米的房间，对于一家三口来说，房间实在太小。他们看中了海边菜田里的一个10平方米的木屋，买了下来。“就是现在香港大学足球场那片，房子还是小，但环境很好，每天可以看日落。”
住了大约半年之后，木屋被政府拆了，一家人就搬到了临时房屋安置区，这些临时房屋主要是给受水灾或者拆迁影响的人准备的。政府已经提前搭建好了屋顶，住户需要自己用铁皮和木头围起来，就是房子了。三口人10平方米，四口人12平方米。
双城记（上图）：2010年8月25日，晚上下班后张婷通过口岸回深圳。辽宁大连女孩张婷（左），
上午十点从深圳家里出门，过福田口岸到位于香港的公司上班，晚上八点下班后在通过福田口岸回到深圳的宿舍，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有时还会加班。张婷说，像她一样住在深圳每天往返深港的同事和朋友还不少，现在连接香港和深圳的地铁非常方便，过关也很方便，很多人都是“一签多行”。图/新华
双城记（下图）：2017年4月26日，回程的港铁上只有一个空座，爸爸让女儿张悦彤坐下，自己站在一边，听她讲晚上训练时的趣事。13岁女孩张悦彤是深圳一名初一学生，四岁开始玩攀岩，课余时间，张悦彤与父亲张建东每星期穿梭与深圳，香港之间，“打”遍两地攀岩馆。她九岁成为广东省冠军，12岁成为全国冠军，目前是中国国家攀岩集训队最小的运动员，张悦彤家住在深圳南山区，爸爸做销售，工作时间有弹性，只要不出差，张建东就把“女儿时间”安排出来。雷打不动，從彤彤八九岁开始，爸爸每周都会带她去香港攀岩，父女两的深港双城生活，已持续五年。图/新华
双城记（上图）：2013年5月29日早上七点多，在深圳福田口岸，跨境儿童在工作人员的看护下通过学童专用通道过边检。
在深港口岸，经常可以见到一群群孩子肩背书包，身穿制服，由保姆带领着通关出入境，他们被称为“跨境学童”，即生活在深圳，在香港读书，拥有香港居民身份的孩子，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两地联系更为紧密，跨境婚姻大幅增加，。2006年起，赴港产子潮兴起，2009年内地孕妇在在港所生婴儿3.7万人，占全港新生儿的45%，这使得居于内地而拥有香港身份的儿童数目不断增加。香港教育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至2013年度，有1.6余万名跨境学童在港就读。图/新华
双城记（下图）：2017年5月25日，陈熙文（左）在生产线上与林师傅讨论剪裁布料，林师傅同样来自香港，从2013年开始就跟着陈熙文创业。
1993年出生的香港青年陈熙文，13岁那年出国留学，20岁学成归来，放弃了继承香港中心区的一家高级定制西装店，北上深圳，开拓自己的事业。 在经营门店的过程中，陈熙文开始尝试开拓B2B市场，发现海外市场对高级定制西装有大量需求，在靠近东莞的深圳观澜地区，他租下了一栋厂房的一整层，作为事业的新起点，利用海外学得的销售经验，开始接洽国外订单，“我对香港的感情是不用说的，毕竟是土生土长的地方，是自己的家，而深圳，作为事业起步的地方，我对她慢慢产生了感情和兴趣，这里变得越来越熟悉”。图/新华
到了香港后，洪为民直接上了初中。他不会说粤语，英文也只会26个字母，心思就全放在学业上，几乎没怎么关心时事。就是住在铁皮屋的这大约6年的时间里，洪为民考上了香港理工学院，15岁的洪为民成了学院里年纪最小的学生。
随着洪为民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母亲学了会计，在一家公司做财务，父亲也找到了在一家美国公司做测试工程师的工作，家里的条件才逐渐好起来。
虽然刚到香港后生活艰苦，但当时香港人对内地人歧视很少，这种对外来人口的包容性和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后的深圳特别相似。而香港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作为一个国际性社会，其居民除了中国人和英国人之外，还有很多来自菲律宾、葡萄牙、美国、加拿大、印度、泰国、日本等国家的人口，共计超过20万人。这相当于，在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的500多万人口中，每30人当中，就有一个外国人。
“香港排外，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吴新说。
位于香港北区和深圳盐田区边界上的沙头角，横跨深港两地。1896年6月9日，中英两国在北京正式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就此强租新界，租期为99年。1899年3月18日，双方勘定新界北部陆界，划定沙头角（原名桐芜墟）内干涸河底的中线为界限，东侧属中方，西侧属港英当局。1997年香港回归后，东侧属香港，西侧属深圳。其中，河尾一段长约200米、宽约7米的街道被称为“中英街”，形成独特的“一街两地”“一街两制”。
因为沙头角里面含有香港区域，所有进入的人都要办理边境通行证，而沙头角居民也需要凭证出入，这让沙头角有着“特区中的特区”的称谓。除了中英街的街道是无阻隔的外，其他地方都有界河和高高的围墙隔开。透过几处围墙的铁栅栏，可以看到香港那边的汽车都是右置驾驶位。
虽然居住的地方属于深圳管辖，但作为香港居民的吴新却要在香港的学校上学。这种每天都要“跨境”的经历倒没有给吴新留下多么特别的感受。在香港的很多天主教、基督教学校里，宗教的色彩比较浓厚，国家的意识比较淡薄。吴新的印象中，学校里就没有举行过升国旗之类的仪式，作为学生，他除了上课，剩下的主要就是玩，很少去关注香港和内地的不同。
反倒是他父辈那一代，对于国家的认同比较强，即便很多人为了生计和其他原因换成了香港身份。他们可以容忍别人说他们的不是，但不能接受有人骂自己的国家。
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洪为民的父母，到香港后也没有对国家有什么怨言。在印尼长大的他们，从小就受到歧视。上世纪印尼发生几次排华事件时，不论是在内地还是在香港，父亲经常对洪为民提起，他有哪些同学、老师、朋友在排华事件中遇难了。
“國家作为中国人的后盾，在父母的心里是毋庸置疑的。”洪为民说，即便他们对某些政策和做法有异议，但不会影响对国家的认同。性格比较活跃的洪为民母亲，如今经常参加爱国爱港团体的活动。
香港的“简单”生活
“我们放学就玩，不像内地放学了还得补课。我小时候虽然家里条件不怎么好，但我老婆说，我比内地的学生幸福多了。”吴新对于内地的比较多的了解，是在和女朋友拍拖后。一个2008年来深圳走亲戚也顺带着旅游的安徽姑娘，经人介绍和吴新相识。如今，两人有了一个7岁的儿子，现在正等待他们第二个孩子的降生。
2009年的婚姻和2010年儿子的出生，改变了吴新的生活轨迹。为了照顾家庭，他又回到了他不喜欢的餐饮行业，并在2014年在自己的房子里开了快餐厅。
在这之前，吴新干得最开心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可口可乐在香港的公司当送货工。从2005年到2009年，他做了五年。每天早上5点起，路上要将近两个小时，先坐大巴“过境”去香港，然后换火车到公司附近，再走上一段。 尽管是份苦力活，挣得也不多，但按时上下班，吴新觉得内心是自由的。
从1988年举家搬到沙头角，这些年里，吴新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但能真正聊到一起的哥们儿还是在上学时候一起玩的人。吴新所在的沙头角沙栏吓村是一个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客家古村，和香港的哥们儿在一起，要简单和快乐得多。
简单，也成为黄卜夫2007年博士毕业后举家选择留在香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的太太比较喜欢简单和规则化”。
在浙江大学的7年本硕连读课程读完之后，黄卜夫同时拿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OFFER，最终选择了香港中文大学去读人工智能的博士学位。除了因为离家近外，还因为导师徐扬生在业界是权威，而香港的学术氛围、国际化视野也都颇有吸引力。
作为广州人的黄卜夫小时候看香港有点乡下人看城里人的感觉，而很多香港人过来则很是“衣锦还乡”的模样。但对于这个一水之隔的“城里”，黄卜夫一直等到去香港中文大学上学，才第一次去。让他一上来就感触颇深的是当时香港最先进的支付系统和地铁公交系统。
在学校里，让黄卜夫至今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他在实验室里遇到一个香港同事，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同对方进行过很多交流。虽然黄卜夫现在依然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但如果没去香港读书，他不会开启了解宗教的兴趣，也不会去看很多宗教方面的书。
对香港的整体教育环境感到满意，更坚定了2007年黄卜夫博士毕业后和太太留在香港的想法。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会越重视教育，香港在教育资源上和制度上，已经处于精雕细琢的阶段。就在今年，黄卜夫的女儿刚刚经历过申请小学的过程。要经过三轮面试，前两轮是女儿，最后一轮是家长，5000人报名，最后挑了120个。虽然过程不容易，父母也特别操心，尤其是不能女儿面试过了可老爸老妈面试砸掉了。
而是说，我是湾区人，那就好了”
48岁的洪为民、40岁的黄卜夫和38岁的吴新，如今都是香港人。
但20年前，香港回归时，广州出生的黄卜夫刚在杭州开始大学生活，在香港一所技校读高中的吴新却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料，还不如早点踏入社会。
1997年7月2日，香港回归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现为深圳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的洪为民做了一件至今仍让他感到骄傲的事。一早他就带了一本金庸小说，去香港移民局申领第一批香港特区护照。队伍排得很长，下午四五点钟，他终于在快要下班的时候拿到了护照，序号292。
东北小伙邹友仁当时才11岁，在那个网络还没有兴起的年头，他在电视机前懵懵懂懂地见证了英国米字旗降下、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在香港会展中心升起的时刻，“挺激动的”。
现在已经在驻香港的一家国企工作了7年的邹友仁，3年后就有机会申请成为香港永久居民。是保留现在的深圳户口还是拿香港身份，经济学硕士毕业的他还在权衡利弊，“现在还不是做决定的时候，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他说。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吴新倒是想清楚了，如果有机会，宁愿选择放弃香港身份。在深圳开着一家快餐厅的他，如果能有内地身份，做生意和日常生活都会方便很多。“既然内地去香港那么方便了，我干吗非要香港人身份？”
2003年浙江大学硕士毕业后，黄卜夫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他找工作的时候正赶上香港回归十周年，当时深圳有工作机会，但他选择留在了香港。“那时候跟内地比，香港的优势还是很明显，很多人毕业的第一反应都是留在香港。”
但不过五年后，2012年，已经拥有香港身份并定居香港的黄卜夫“逃不过大势”，又到深圳做了一名“创客”，过上了他曾经最讨厌的每天要将大把时间耗在上下班路上的“双城生活”。
父辈的国
十岁那年，洪为民和母亲一起，第一次到了香港。“1979年1月16日下午五点钟左右。”洪为民脱口而出这个日子，“冬天，我们到的时候天快黑了”。
火车从深圳穿过，窗外是一大片麦田。母子两人在罗湖口岸排了一天的队，也找不到地方吃午饭，边检处还是木头搭建的房子，“红头发的印度兵很凶”。在港英政府时期，口岸工作人员多是印度人。
洪为民的父母都是印尼归国华侨，祖籍福建省龙海市，新中国成立后响应建设祖国的号召回国。洪为民的小学是在上海和江西两地读的。同为大学毕业生的父母，分别在上海和江西做电机方面的工作。
爷爷去世后，1978年，父亲就先行去了香港。洪家在内地没有多少亲戚，反倒是爷爷和父亲的兄弟姐妹，在香港的还比较多。由于父母的大学学历在香港不被承认，一开始也就只能在工厂做工。
父亲先是在香港租了个只有4平方米的房间，对于一家三口来说，房间实在太小。他们看中了海边菜田里的一个10平方米的木屋，买了下来。“就是现在香港大学足球场那片，房子还是小，但环境很好，每天可以看日落。”
住了大约半年之后，木屋被政府拆了，一家人就搬到了临时房屋安置区，这些临时房屋主要是给受水灾或者拆迁影响的人准备的。政府已经提前搭建好了屋顶，住户需要自己用铁皮和木头围起来，就是房子了。三口人10平方米，四口人12平方米。
双城记（上图）：2010年8月25日，晚上下班后张婷通过口岸回深圳。辽宁大连女孩张婷（左），
上午十点从深圳家里出门，过福田口岸到位于香港的公司上班，晚上八点下班后在通过福田口岸回到深圳的宿舍，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有时还会加班。张婷说，像她一样住在深圳每天往返深港的同事和朋友还不少，现在连接香港和深圳的地铁非常方便，过关也很方便，很多人都是“一签多行”。图/新华
双城记（下图）：2017年4月26日，回程的港铁上只有一个空座，爸爸让女儿张悦彤坐下，自己站在一边，听她讲晚上训练时的趣事。13岁女孩张悦彤是深圳一名初一学生，四岁开始玩攀岩，课余时间，张悦彤与父亲张建东每星期穿梭与深圳，香港之间，“打”遍两地攀岩馆。她九岁成为广东省冠军，12岁成为全国冠军，目前是中国国家攀岩集训队最小的运动员，张悦彤家住在深圳南山区，爸爸做销售，工作时间有弹性，只要不出差，张建东就把“女儿时间”安排出来。雷打不动，從彤彤八九岁开始，爸爸每周都会带她去香港攀岩，父女两的深港双城生活，已持续五年。图/新华
双城记（上图）：2013年5月29日早上七点多，在深圳福田口岸，跨境儿童在工作人员的看护下通过学童专用通道过边检。
在深港口岸，经常可以见到一群群孩子肩背书包，身穿制服，由保姆带领着通关出入境，他们被称为“跨境学童”，即生活在深圳，在香港读书，拥有香港居民身份的孩子，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两地联系更为紧密，跨境婚姻大幅增加，。2006年起，赴港产子潮兴起，2009年内地孕妇在在港所生婴儿3.7万人，占全港新生儿的45%，这使得居于内地而拥有香港身份的儿童数目不断增加。香港教育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至2013年度，有1.6余万名跨境学童在港就读。图/新华
双城记（下图）：2017年5月25日，陈熙文（左）在生产线上与林师傅讨论剪裁布料，林师傅同样来自香港，从2013年开始就跟着陈熙文创业。
1993年出生的香港青年陈熙文，13岁那年出国留学，20岁学成归来，放弃了继承香港中心区的一家高级定制西装店，北上深圳，开拓自己的事业。 在经营门店的过程中，陈熙文开始尝试开拓B2B市场，发现海外市场对高级定制西装有大量需求，在靠近东莞的深圳观澜地区，他租下了一栋厂房的一整层，作为事业的新起点，利用海外学得的销售经验，开始接洽国外订单，“我对香港的感情是不用说的，毕竟是土生土长的地方，是自己的家，而深圳，作为事业起步的地方，我对她慢慢产生了感情和兴趣，这里变得越来越熟悉”。图/新华
到了香港后，洪为民直接上了初中。他不会说粤语，英文也只会26个字母，心思就全放在学业上，几乎没怎么关心时事。就是住在铁皮屋的这大约6年的时间里，洪为民考上了香港理工学院，15岁的洪为民成了学院里年纪最小的学生。
随着洪为民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母亲学了会计，在一家公司做财务，父亲也找到了在一家美国公司做测试工程师的工作，家里的条件才逐渐好起来。
虽然刚到香港后生活艰苦，但当时香港人对内地人歧视很少，这种对外来人口的包容性和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后的深圳特别相似。而香港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作为一个国际性社会，其居民除了中国人和英国人之外，还有很多来自菲律宾、葡萄牙、美国、加拿大、印度、泰国、日本等国家的人口，共计超过20万人。这相当于，在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的500多万人口中，每30人当中，就有一个外国人。
“香港排外，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吴新说。
位于香港北区和深圳盐田区边界上的沙头角，横跨深港两地。1896年6月9日，中英两国在北京正式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就此强租新界，租期为99年。1899年3月18日，双方勘定新界北部陆界，划定沙头角（原名桐芜墟）内干涸河底的中线为界限，东侧属中方，西侧属港英当局。1997年香港回归后，东侧属香港，西侧属深圳。其中，河尾一段长约200米、宽约7米的街道被称为“中英街”，形成独特的“一街两地”“一街两制”。
因为沙头角里面含有香港区域，所有进入的人都要办理边境通行证，而沙头角居民也需要凭证出入，这让沙头角有着“特区中的特区”的称谓。除了中英街的街道是无阻隔的外，其他地方都有界河和高高的围墙隔开。透过几处围墙的铁栅栏，可以看到香港那边的汽车都是右置驾驶位。
虽然居住的地方属于深圳管辖，但作为香港居民的吴新却要在香港的学校上学。这种每天都要“跨境”的经历倒没有给吴新留下多么特别的感受。在香港的很多天主教、基督教学校里，宗教的色彩比较浓厚，国家的意识比较淡薄。吴新的印象中，学校里就没有举行过升国旗之类的仪式，作为学生，他除了上课，剩下的主要就是玩，很少去关注香港和内地的不同。
反倒是他父辈那一代，对于国家的认同比较强，即便很多人为了生计和其他原因换成了香港身份。他们可以容忍别人说他们的不是，但不能接受有人骂自己的国家。
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洪为民的父母，到香港后也没有对国家有什么怨言。在印尼长大的他们，从小就受到歧视。上世纪印尼发生几次排华事件时，不论是在内地还是在香港，父亲经常对洪为民提起，他有哪些同学、老师、朋友在排华事件中遇难了。
“國家作为中国人的后盾，在父母的心里是毋庸置疑的。”洪为民说，即便他们对某些政策和做法有异议，但不会影响对国家的认同。性格比较活跃的洪为民母亲，如今经常参加爱国爱港团体的活动。
香港的“简单”生活
“我们放学就玩，不像内地放学了还得补课。我小时候虽然家里条件不怎么好，但我老婆说，我比内地的学生幸福多了。”吴新对于内地的比较多的了解，是在和女朋友拍拖后。一个2008年来深圳走亲戚也顺带着旅游的安徽姑娘，经人介绍和吴新相识。如今，两人有了一个7岁的儿子，现在正等待他们第二个孩子的降生。
2009年的婚姻和2010年儿子的出生，改变了吴新的生活轨迹。为了照顾家庭，他又回到了他不喜欢的餐饮行业，并在2014年在自己的房子里开了快餐厅。
在这之前，吴新干得最开心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可口可乐在香港的公司当送货工。从2005年到2009年，他做了五年。每天早上5点起，路上要将近两个小时，先坐大巴“过境”去香港，然后换火车到公司附近，再走上一段。 尽管是份苦力活，挣得也不多，但按时上下班，吴新觉得内心是自由的。
从1988年举家搬到沙头角，这些年里，吴新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但能真正聊到一起的哥们儿还是在上学时候一起玩的人。吴新所在的沙头角沙栏吓村是一个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客家古村，和香港的哥们儿在一起，要简单和快乐得多。
简单，也成为黄卜夫2007年博士毕业后举家选择留在香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的太太比较喜欢简单和规则化”。
在浙江大学的7年本硕连读课程读完之后，黄卜夫同时拿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OFFER，最终选择了香港中文大学去读人工智能的博士学位。除了因为离家近外，还因为导师徐扬生在业界是权威，而香港的学术氛围、国际化视野也都颇有吸引力。
作为广州人的黄卜夫小时候看香港有点乡下人看城里人的感觉，而很多香港人过来则很是“衣锦还乡”的模样。但对于这个一水之隔的“城里”，黄卜夫一直等到去香港中文大学上学，才第一次去。让他一上来就感触颇深的是当时香港最先进的支付系统和地铁公交系统。
在学校里，让黄卜夫至今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他在实验室里遇到一个香港同事，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同对方进行过很多交流。虽然黄卜夫现在依然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但如果没去香港读书，他不会开启了解宗教的兴趣，也不会去看很多宗教方面的书。
对香港的整体教育环境感到满意，更坚定了2007年黄卜夫博士毕业后和太太留在香港的想法。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会越重视教育，香港在教育资源上和制度上，已经处于精雕细琢的阶段。就在今年，黄卜夫的女儿刚刚经历过申请小学的过程。要经过三轮面试，前两轮是女儿，最后一轮是家长，5000人报名，最后挑了120个。虽然过程不容易，父母也特别操心，尤其是不能女儿面试过了可老爸老妈面试砸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