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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邀请了多位专家,就中国近年来以多种方式加紧吸引旅居海外的顶尖科学家回国、中国能否成为全球科技的领导者、中国在营造一个能使科学家茁壮成长的研究氛围方面面临哪些障碍等问题展开辩论,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面临让世界信任的挑战
乔纳森·莫雷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伦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教授):虽然中国目前的体制有着无可辩驳的优势,但它能否成功扭转人才外流的局面,特别是让诸如干细胞研究这样前沿领域的人才回流,将不仅取决于政府对人力资源(如年轻科学家)和物质条件(如实验室)进行令人印象深刻的投资,而且取决于能否使透明度成为科学高效的氧气。
前不久,即谷歌与中国政府爆发舌战之前,我在北京的许多大学校园里发现,查看一些看似无害的网络内容也存在困难。
在竞争激烈、疑心重重的全球生命科学家圈子里,中国要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角色,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中国在基础研究上的投资,要远远落后于对有临床应用价值方面的研究。中国私立医疗机构会给绝望的病人提供来源与质量均十分可疑的干细胞,但在这方面却缺乏有效的监管。
毋庸置疑,中国在再生医学领域逐渐成为愈加重要的角色。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近期的一份调查表明,2008年中国科学家发表有关干细胞的学术论文比2000年增加20倍。中国实验室至少培育了25个人类胚胎干细胞系,或许有可能多达70个。干细胞研究的例子只是中国在生物学方面取得进步的一个缩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近公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在生物医学方面发表的论文已位居世界第二。美国之所以尚处于领先地位,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目前仍把工作重点放在化学工业方面,但生物医学的长期发展趋势将越来越受到关注。
二、数量优势能否转为质量优势?
约翰·高(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前教授、《美国还是创新国家吗?》一书作者):中国要想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持续不断的进步,就必须增强将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的能力。
我个人将中国目前推行的人才战略称为“暴力”战略。中国用设立许多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办法来培养数目可观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借数量上的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换言之,人才储备达到一定数量之后,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就会瓜熟蒂落。
有一点必须指出,中国要想获得质量上的优势,还必须掌握有关培育人才和支持创新文化的技能。中央计划、对专利和出版物实行配额制等类似的做法仍然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不可能适应创新型经济的需要。另外,中国能否建立一个完整的创新体系,把在科技方面日益增长的实力与企业家、设计和社会创新等方面衔接起来,对能否实现科技成果转化至关重要。
中国在坚持不懈地营造自己的“人才引擎”的同时,中国的人才回流数目也将越来越多。但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本土人才如何与外来人才融合,是直接关系到数量优势能否转化为质量优势的一个难点。
三、中国科学家研究受限制
肖钢(华裔科学家、美国布朗大学纳米科学与软物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的优势体现在拥有一个坚决支持科研发展的中央政府,而不利之处则在于地方政府往往很难履行服务承诺。
中国一旦确定目标,就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去实现,只要它认为新的想法和做法是必要的。中国虽然在分配资源、实施有效的政策方面极具效率,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许多障碍。在以资历和人际关系网编织起来的研究领域里,面对早已存在的森严等级,“海归”会遭遇文化冲击。在内部和地方评估程序中,包括在资源分配和资金申请方面,主观因素往往会压过客观标准。在地方政府和大学这一层面,提供必要的服务和支持以及履行科研资金承诺等方面都有可能遇到障碍。“海归”在遭遇种种挫折之后,很难下决心长期留在国内。
要想形成有利于发明和创新的研究环境,单靠现代化的研究设施和金钱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学者能够独立思考,不受干预地组建合作网络,并能自由地获取和发布各种信息。对科学家而言,互联网是最具生产力的工具之一。虽然中国政府无意阻止基于科学研究去获取更多的网络信息,但由于它还无法提供全面的互联网服务,这会对中国科学家的研究工作造成许多困难。
四、为何多数留美人才想回流中国?
维韦克·瓦德瓦(美国杜克大学创业精神与商业研究中心主任):当我2005年开始参与杜克大学的工程管理硕士培养项目时,几乎所有面临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都告诉我,他们计划在美国至少要多停留几年,那时大多数中国留学人员希望能在美国安家落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表明,在过去20年里,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希望在美国永久居留的比例始终高达90%。
然而,当我现在与我的中国学生交谈时,却发现他们大部分回国时只会购买单程机票。2008年10月,我的研究团队曾在杜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只有10%的中国学生希望在美国永久居留,52%的受访者认为最好的工作机会在中国,而高达74%的受访者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美国参议院却出现了歇斯底里的反移民情绪(新的立法已经提出要限制外国人签证),也难怪中国学生会选择回国工作。
如果你现在去参观坐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研究实验室或会见当地的企业家,你就会发现许多高级白领职位都由“海归”人员把持。他们在引进有关西方市场经济重要知识和发展创新技术等宝贵经验的同时,还会以亲身经历告诉那些仍逗留在美国的朋友们:回国工作利大于弊。
2008年,我们还进行了另一项调查,以便深入了解637名“海归”的状态。据统计,7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能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担任高管职位的比例也从9%上升到36%;高达7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特别珍惜回国后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机会。
但是,并非每件事都会让“海归”们舒心惬意。他们会抱怨环境污染日益恶化、国内文化难以适应、儿童教育不尽人意、官僚作风滋生蔓延、医疗保健质量低下,等等,这些现象或多或少会给他们带来挫折感。
(作者单位: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教育组)
编辑:熊建辉
一、中国面临让世界信任的挑战
乔纳森·莫雷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伦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教授):虽然中国目前的体制有着无可辩驳的优势,但它能否成功扭转人才外流的局面,特别是让诸如干细胞研究这样前沿领域的人才回流,将不仅取决于政府对人力资源(如年轻科学家)和物质条件(如实验室)进行令人印象深刻的投资,而且取决于能否使透明度成为科学高效的氧气。
前不久,即谷歌与中国政府爆发舌战之前,我在北京的许多大学校园里发现,查看一些看似无害的网络内容也存在困难。
在竞争激烈、疑心重重的全球生命科学家圈子里,中国要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角色,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中国在基础研究上的投资,要远远落后于对有临床应用价值方面的研究。中国私立医疗机构会给绝望的病人提供来源与质量均十分可疑的干细胞,但在这方面却缺乏有效的监管。
毋庸置疑,中国在再生医学领域逐渐成为愈加重要的角色。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近期的一份调查表明,2008年中国科学家发表有关干细胞的学术论文比2000年增加20倍。中国实验室至少培育了25个人类胚胎干细胞系,或许有可能多达70个。干细胞研究的例子只是中国在生物学方面取得进步的一个缩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近公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在生物医学方面发表的论文已位居世界第二。美国之所以尚处于领先地位,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目前仍把工作重点放在化学工业方面,但生物医学的长期发展趋势将越来越受到关注。
二、数量优势能否转为质量优势?
约翰·高(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前教授、《美国还是创新国家吗?》一书作者):中国要想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持续不断的进步,就必须增强将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的能力。
我个人将中国目前推行的人才战略称为“暴力”战略。中国用设立许多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办法来培养数目可观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借数量上的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换言之,人才储备达到一定数量之后,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就会瓜熟蒂落。
有一点必须指出,中国要想获得质量上的优势,还必须掌握有关培育人才和支持创新文化的技能。中央计划、对专利和出版物实行配额制等类似的做法仍然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不可能适应创新型经济的需要。另外,中国能否建立一个完整的创新体系,把在科技方面日益增长的实力与企业家、设计和社会创新等方面衔接起来,对能否实现科技成果转化至关重要。
中国在坚持不懈地营造自己的“人才引擎”的同时,中国的人才回流数目也将越来越多。但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本土人才如何与外来人才融合,是直接关系到数量优势能否转化为质量优势的一个难点。
三、中国科学家研究受限制
肖钢(华裔科学家、美国布朗大学纳米科学与软物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的优势体现在拥有一个坚决支持科研发展的中央政府,而不利之处则在于地方政府往往很难履行服务承诺。
中国一旦确定目标,就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去实现,只要它认为新的想法和做法是必要的。中国虽然在分配资源、实施有效的政策方面极具效率,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许多障碍。在以资历和人际关系网编织起来的研究领域里,面对早已存在的森严等级,“海归”会遭遇文化冲击。在内部和地方评估程序中,包括在资源分配和资金申请方面,主观因素往往会压过客观标准。在地方政府和大学这一层面,提供必要的服务和支持以及履行科研资金承诺等方面都有可能遇到障碍。“海归”在遭遇种种挫折之后,很难下决心长期留在国内。
要想形成有利于发明和创新的研究环境,单靠现代化的研究设施和金钱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学者能够独立思考,不受干预地组建合作网络,并能自由地获取和发布各种信息。对科学家而言,互联网是最具生产力的工具之一。虽然中国政府无意阻止基于科学研究去获取更多的网络信息,但由于它还无法提供全面的互联网服务,这会对中国科学家的研究工作造成许多困难。
四、为何多数留美人才想回流中国?
维韦克·瓦德瓦(美国杜克大学创业精神与商业研究中心主任):当我2005年开始参与杜克大学的工程管理硕士培养项目时,几乎所有面临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都告诉我,他们计划在美国至少要多停留几年,那时大多数中国留学人员希望能在美国安家落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表明,在过去20年里,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希望在美国永久居留的比例始终高达90%。
然而,当我现在与我的中国学生交谈时,却发现他们大部分回国时只会购买单程机票。2008年10月,我的研究团队曾在杜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只有10%的中国学生希望在美国永久居留,52%的受访者认为最好的工作机会在中国,而高达74%的受访者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美国参议院却出现了歇斯底里的反移民情绪(新的立法已经提出要限制外国人签证),也难怪中国学生会选择回国工作。
如果你现在去参观坐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研究实验室或会见当地的企业家,你就会发现许多高级白领职位都由“海归”人员把持。他们在引进有关西方市场经济重要知识和发展创新技术等宝贵经验的同时,还会以亲身经历告诉那些仍逗留在美国的朋友们:回国工作利大于弊。
2008年,我们还进行了另一项调查,以便深入了解637名“海归”的状态。据统计,7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能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担任高管职位的比例也从9%上升到36%;高达7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特别珍惜回国后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机会。
但是,并非每件事都会让“海归”们舒心惬意。他们会抱怨环境污染日益恶化、国内文化难以适应、儿童教育不尽人意、官僚作风滋生蔓延、医疗保健质量低下,等等,这些现象或多或少会给他们带来挫折感。
(作者单位: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教育组)
编辑:熊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