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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边城》是沈从文描绘湘西下层普通民众独特生命形式的成熟之作。有别于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湘西土地上原始自然的生活形式天然地具有“陌生化”效果。此外，作者创造性地对文学语言、故事情节、叙事结构这三方面进行陌生化处理，进一步增强了读者对边城这一化外之境的新鲜感和好奇感，延长了对作品唯美意蕴及隐含意义挖掘的审美体验。
关键词：俄国形式主义 《边城》 陌生化
《边城》是沈从文描绘湘西下层普通民众独特生命形式的成熟之作。沈从文将童年记忆和自身情绪投射于文本记述中，有意地在作品中以景造境、强化诗意，从而体现出边城这一化外边境的恬淡美好。自然与人文景色和谐，人物形象善良朴实，可这样一部温暖的作品中却隐伏着极深的悲剧感。以往对《边城》的文学研究多集中于对其唯美意蕴的探究，尤其是注重对人性美的分析。本文将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出发，围绕作品本体，从文学语言、故事情节、叙事结构三个方面解读《边城》中“美丽却令人忧愁”的陌生化效果。
一.陌生化理论文学研究内涵
20世纪20年代，形式主义在俄国获得了充足的发展，并在批判与完善中逐渐形成了以强调文学独立性与陌生化等为主要特点的文学研究理论。
1.文学性
俄国形式主义研究法关注作品本身，提出把作品视为研究的中心，将文学性置于前景，且在对文学自身的研究中，将诗性语言的陌生化提升到了一个本体论的高度。[1]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因为它具有与众不同的的特征而有别与非文学，即“文学性”的存在。[2]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性”是文学研究的主题，也正是文学能够保证其独立性的根本。
2.陌生化
俄国形式主义者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并认为将文学与非文学区别开的重要手段就是陌生化。陌生化理论是在20世纪初，由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托·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提出，该理论也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一文中就曾指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唤回人们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具有石头的质感。”[3]即艺术的存在就在于唤醒人们对习以为常的生活的审美体验，通过“陌生化”的方式，运用新鲜或是奇特的语言，让读者在阅读中重启定势了的固化思维，获得新奇满足的阅读体验。
文学的任务就是要重新发掘和揭示语言身上的这种诗性本质，祛除蒙在语言身上的形而上的概念阴影，使诗性的语言复活。[4]沈从文被称为“水边的抒情诗人”，在其作品《边城》中，作者对语言的精心锤炼以及对故土满怀感情的诗意描述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二.文学语言陌生化
1.诗意的打造：抒情笔致，以景造境
沈从文被人称为“文体作家”，首先是因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体式：可叫做文化小说、诗小说或抒情小说。[5]对于抒情小说而言，景物描写、营造氛围与故事情节几乎占同等地位。从这一层面来看，景物、环境的描摹可以算作是人物的衍生外化。《边城》小说也善于以景造境，通过对诗意氛围的营造，实现审美表现力延长的陌生化效果。比如作品开篇，从描写“茶峒”环境开始，自溪流而下，绕山流，再到贯穿各个码头的河街、街边房子设的吊脚楼……铺设了一幅长镜头的山水画卷，引出主人公翠翠的登场。此外，作品采用了大量的暗示、象征手法，加深了叙事小说文化内涵的深度。以贯穿全文的“白塔”为例，小说第一章就写到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着翠翠、祖父以及一只小黄狗。白塔不仅仅只是一座简单的建筑物，而是作者有意设置的意象，具有多层象征意义。于翠翠而言，白塔是见证了翠翠朦胧情感变化的陪伴者;于湘西人民而言，从祖父去世后白塔的坍塌，再到茶峒人民集资重建，可以看出白塔是湘西民族的象征符以及精神支柱。
2.方言的点缀：生机勃勃，灵气活泛
亚里士多德强调语言与情节的不平常，认为将平常熟悉的事物变得不寻常和奇异，才能使风格不致流于平淡，使观众有惊奇的快感。[6]在《边城》小说中，人物对话及情景描写都出现了湘西方言。湘西方言的运用，一方面为故事发生场景增添了真实感与活力感;另一方面，方言所具有的雅俗共赏的独特魅力能够破除读者既定的习惯与认知，增大审美主体的接受难度，从而形成陌生化效果。举例来说，在天保与傩送同时追求翠翠而展开公平竞争时，两人可以选择“走马路”或“走车路”的方式。在湘西世界里，前者指的是为心仪的女子唱三年六个月的歌，后者则是指邀请媒人上门说亲。又如，在小说第十二章，天保同傩送袒露心声时，提到自己已经拜托父亲邀请城里的楊马兵做保山，这里的“保山”，就是指媒人。方言的点缀，将读者们已知的概念和行为进行了陌生化处理，增大了阅读形式的困难，又使得作品充满生机、灵气活泛。
3.词汇的揣摩：精确曲折，文白杂糅
形式主义者认为，艺术陌生化的前提是语言陌生化。除了上述提到的诗意的打造和方言的点缀，《边城》的语言词汇还体现出了精确曲折、文白杂糅的韵味。初读《边城》小说，会觉得作品虽然由白话写成，但字里行间读起来却有种律诗的韵律感。如在第一章初见茶峒小山城的景色描写时，作者偏好使用“便”“若”“则”“只”等古典文言词汇，只用寥寥数笔，就将地貌、溪流等景色呈现在人们眼前。总体而言，在行文运笔时，作者的言语文字中呈现出既非纯粹文言，又非纯粹白话文的杂糅交织的特色。中国古典文学语言和现代白话文语言的交融，在作者精确的运笔中，反而让小说文字被锤炼、打磨、重组出极富韧性和韵律的言语美，延长了读者阅读和审美的时间，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
此外，作品中的语言词汇还极富情感美与色彩美。比如在描写茶峒环境时写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妥帖又与周围环境极其调和;十三章第一句：“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为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短短一句，则是完美制造出了自然景物与人物心理交融的意境，留下无限的审美想象。 三.故事情节陌生化
1.与城市文明对立的独特“湘西世界”
生于荒僻却风景如画的湘西，沈从文在《边城》小说中用大写意的画笔描摹出边城茶峒的整体风貌，又以细腻工笔画的笔触描绘出生于此、长于此的普通湘西民众的鲜活力量。与直接反映社会黑暗面和城市文明堕落相对，《边城》将故事情境设置在读者并不熟悉甚至可以说是陌生的湘西世界，这片化外之境充满着诗情画意，有着独特的乡情风俗和下层人物的生命形式。
从乡情风俗来看，普通的湘西乡民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对情爱的表达也萌生自然。在湘西世界里男女可以自由恋爱，做长辈的也不过多干涉，如上文提到的两种追求方式。以“走马路”为例，为了公平竞争，天保和傩送两人选择为翠翠唱三年零六个月的的歌，直到女方将歌声接起，就算是终成眷属。此外，边城中的恋爱婚嫁不看门第、财富的高低，只要双方情投意合，并不在意城市文明中特别强调的现实因素。比如，傩送拒绝了与王团总家女儿的婚事，选了渡船，不要碾坊。
从生命形式来看，边城人民善良朴实，有着同文本外的现实世界相对照的美好人性。比如《边城》中的祖父形象，从诸多细节描写中可以看出老人的朴实善良、执着负责的美好品质。这位老船夫，始终坚守自己的渡船，把摆渡看作是自己一辈子的天职，任劳任怨。面对过路人的酬谢，也坚持原则绝不收钱，即使不情愿地收了，也托人买些茶叶、烟草等，依旧是服务于远路的过渡者。《边城》中的其他出场人物如船总顺顺、杨马兵皆豪爽淳朴，乃至吊脚楼上的妓女们，也写她们虽身陷无情的人事却仍存有真挚的情感，让整部作品都闪耀着人性的美好和光亮。
在城市文明不断入侵乡村人事的背景下，《边城》作品中包含了有别于现实中虚伪、堕落、黑暗的几近完美的人性品质，这种巨大的反差不仅在当时给人以如沐春风之感，在当今社会仍然能够给读者以心灵震撼。
2.美丽善良却被引向毁灭的人生式样
作者将自身情绪与感情投射进作品中，赋予了边城人民善良淳朴的品质，然而小说中的人事命运却没有像读者预期以为的圆满美好，反而都未能尽人意。首先，翠翠父母的死在文中多次被提起。翠翠的母亲是老船夫的独女，与一位茶峒军人自由恋爱后有了翠翠。出于军人的职责与名誉，又出于不忍心抛下孤独的老人，两个善良的人最终选择以殉情来致敬这段无法实现的爱情。这段穿越时空的往事常常被老人想起，并成为老人永远的心结，他总是担心孙女的命运和归宿，并带着这份担忧在一个雷雨将息的夜晚也离去了。这样的故事情节安排，让习惯了“好人有好报”的读者们再次被打破了以往的认知，从这些人事的不幸中解读出高于生命的精神价值，增添了文本的厚重感，提升了审美过程的思考与感悟。
此外，《边城》中还有一类群体，即上文提到的吊脚楼上妓女们。与讽刺、鄙夷的世俗观念不同，作者对这类群体给予了温暖细腻的描写。这些妇人流落至此，也是为生活和命运所迫才做了这生意。人事无情，但她们却生了真挚的感情，正如文中所说，一个个的全身心都为了这点爱所浸透，忘了一切。
可以说，《边城》的人生式样是美丽善良的，但故事的发展却让这些美丽都走向了毁灭。读者在阅读作品前和阅读过程中，一定不是头脑一片空白，而是带着以往的阅读经验和自己的审美情趣，而当作品的情节发展与自身先在的体验不完全重合时，便可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唤醒阅读主体的审美认知。
3.矛盾冲突不强却隐伏深层悲剧情感
从整体的故事情节来看，《边城》主要讲述了茶峒里一位撑渡船的老人和孙女相依为命的故事，可由于当地掌水码头顺顺的两个儿子都爱上了翠翠而引发了悲剧。小说矛盾冲突不强，情节设置也较为简单，可正是由于一系列的错位，让读者从中感受到了隐伏其中的悲剧感，形成了矛盾与错位相交织的张力美。
“张力”原指事物之间力的运动所造成的一种紧张状态，这种张力不仅体现在文本的矛盾冲突中，更是体现在读者的阅读心理中。读者一方面习惯按照原本的阅读经验和兴趣徜徉文本中，可另一方面，读者又以“期待视野”看待故事情节发展，要求故事情节能够出人意料，给人以惊喜之感。这种希望遵循习惯却又期待创新的心理，成为两种既统一又矛盾的力量在读者心中形成了张力。陌生化也正是能够凭借这股张力，让读者体会到独特的审美过程。
以《边城》中祖父的去世为例，老人一生勤勤恳恳，善良待人，可却先后经历了女儿自杀的打击和对孙女未来的牵挂。笔者在读到老船夫离世的情节时，颇感动容，认为老人的离世让整部作品蒙上了深层的阴影和悲伤。但仔细回想故事文本，会发现作者早已对老人的死有所暗示。老人离世后，翠翠也明白了更多人事，变得更加成熟独立。所以，祖父的去世是在读者的意外之外，却也合乎情理。老人一生平淡淳朴，作为读者，自然是希望老人能看到孙女找到归宿的那天再放心离去。但是对孙女的担忧和对大老溺死的愧疚，导致这位老人终于还是含着遗憾离世。
四.叙事结构陌生化
《边城》作为一部中篇小说，篇幅不长，但作者依然精心地进行了陌生化打造：作品以三次端午节铺排情节，结构全篇，但这三次端午节却不是按时间叙事，而是采用了倒叙的手法。按照章节顺序来看，第三章首次描写了茶峒端午节的情形，但这却是翠翠与傩送相遇之后的第二年端午节。这年翠翠又同爷爷一起到城边河街看船，在顺顺吊脚楼上避雨时认识了大老，而想见的二老却在青浪滩过端午。第四章开头回忆两年前的端午，这次才是翠翠与傩送的初见，两人因误会而萌生了好感。第十章描写了全文的第三次端午节，翠翠与二老迎面相见，却因为听到“碾坊陪嫁”的传闻心中多了些说不分明的东西。
作品中有意设置的倒叙，一方面是为了营造诗意，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体现翠翠的朦胧心事。正是有了第一次的端午初识，翠翠与傩送相遇，互生好感，才让翠翠对下一次的端午见面有了期待。因此，先写第二次的端午，再回忆第一次的端午，这样打破时间线的的叙事结构安排，则是为了有意地让读者感受到翠翠含蓄懵懂的少女之爱。
《边城》饱含着作者对美好生命形式的赞美，却又传递出“美丽却令人忧愁”的现实。通过对文学语言、故事情节、叙事结构三个层面的分析，作品恰到好处地打造了陌生化效果，以美衬悲，以悲现美，让作品的唯美意蕴在人类平凡日常的悲剧中得以升华，也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审美愉悦和审美感受。
注 释
[1]杨向荣.陌生化[J].外国文学，2005（01）：61-66.
[2]刘姿均.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三大特征探析[J].黑龙江史志，2009（22）：111-112 130.
[3]邓颖玲.论“陌生化”技巧在《诺斯托罗莫》中的运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09）：44-47.
[4]杨向荣.陌生化[J].外国文学，2005（01）：61-66.
[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18
[6]杨向荣.陌生化[J].外国文学，2005（01）：61-66.
参考文献
[1]杨向荣.陌生化[J].外国文学，2005（01）：61-66.
[2]刘姿均.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三大特征探析[J].黑龙江史志，2009（22）：111-112 130.
[3]邓颖玲.论“陌生化”技巧在《诺斯托罗莫》中的运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09）：44-47.
[4]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邹元江.关于俄国形式主义形式与陌生化问题的再检讨[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2）：60-66 127.
[6]范欣欣.“陌生化”理論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02）：133-136.
[7]李文慧.陌生化理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新批评[D].华中师范大学，2014.
[8]杨向荣.陌生化重读——俄国形式主义的反思与检讨[J].当代外国文学，2009，30（03）：5-13.
（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关键词：俄国形式主义 《边城》 陌生化
《边城》是沈从文描绘湘西下层普通民众独特生命形式的成熟之作。沈从文将童年记忆和自身情绪投射于文本记述中，有意地在作品中以景造境、强化诗意，从而体现出边城这一化外边境的恬淡美好。自然与人文景色和谐，人物形象善良朴实，可这样一部温暖的作品中却隐伏着极深的悲剧感。以往对《边城》的文学研究多集中于对其唯美意蕴的探究，尤其是注重对人性美的分析。本文将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出发，围绕作品本体，从文学语言、故事情节、叙事结构三个方面解读《边城》中“美丽却令人忧愁”的陌生化效果。
一.陌生化理论文学研究内涵
20世纪20年代，形式主义在俄国获得了充足的发展，并在批判与完善中逐渐形成了以强调文学独立性与陌生化等为主要特点的文学研究理论。
1.文学性
俄国形式主义研究法关注作品本身，提出把作品视为研究的中心，将文学性置于前景，且在对文学自身的研究中，将诗性语言的陌生化提升到了一个本体论的高度。[1]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因为它具有与众不同的的特征而有别与非文学，即“文学性”的存在。[2]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性”是文学研究的主题，也正是文学能够保证其独立性的根本。
2.陌生化
俄国形式主义者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并认为将文学与非文学区别开的重要手段就是陌生化。陌生化理论是在20世纪初，由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托·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提出，该理论也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一文中就曾指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唤回人们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具有石头的质感。”[3]即艺术的存在就在于唤醒人们对习以为常的生活的审美体验，通过“陌生化”的方式，运用新鲜或是奇特的语言，让读者在阅读中重启定势了的固化思维，获得新奇满足的阅读体验。
文学的任务就是要重新发掘和揭示语言身上的这种诗性本质，祛除蒙在语言身上的形而上的概念阴影，使诗性的语言复活。[4]沈从文被称为“水边的抒情诗人”，在其作品《边城》中，作者对语言的精心锤炼以及对故土满怀感情的诗意描述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二.文学语言陌生化
1.诗意的打造：抒情笔致，以景造境
沈从文被人称为“文体作家”，首先是因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体式：可叫做文化小说、诗小说或抒情小说。[5]对于抒情小说而言，景物描写、营造氛围与故事情节几乎占同等地位。从这一层面来看，景物、环境的描摹可以算作是人物的衍生外化。《边城》小说也善于以景造境，通过对诗意氛围的营造，实现审美表现力延长的陌生化效果。比如作品开篇，从描写“茶峒”环境开始，自溪流而下，绕山流，再到贯穿各个码头的河街、街边房子设的吊脚楼……铺设了一幅长镜头的山水画卷，引出主人公翠翠的登场。此外，作品采用了大量的暗示、象征手法，加深了叙事小说文化内涵的深度。以贯穿全文的“白塔”为例，小说第一章就写到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着翠翠、祖父以及一只小黄狗。白塔不仅仅只是一座简单的建筑物，而是作者有意设置的意象，具有多层象征意义。于翠翠而言，白塔是见证了翠翠朦胧情感变化的陪伴者;于湘西人民而言，从祖父去世后白塔的坍塌，再到茶峒人民集资重建，可以看出白塔是湘西民族的象征符以及精神支柱。
2.方言的点缀：生机勃勃，灵气活泛
亚里士多德强调语言与情节的不平常，认为将平常熟悉的事物变得不寻常和奇异，才能使风格不致流于平淡，使观众有惊奇的快感。[6]在《边城》小说中，人物对话及情景描写都出现了湘西方言。湘西方言的运用，一方面为故事发生场景增添了真实感与活力感;另一方面，方言所具有的雅俗共赏的独特魅力能够破除读者既定的习惯与认知，增大审美主体的接受难度，从而形成陌生化效果。举例来说，在天保与傩送同时追求翠翠而展开公平竞争时，两人可以选择“走马路”或“走车路”的方式。在湘西世界里，前者指的是为心仪的女子唱三年六个月的歌，后者则是指邀请媒人上门说亲。又如，在小说第十二章，天保同傩送袒露心声时，提到自己已经拜托父亲邀请城里的楊马兵做保山，这里的“保山”，就是指媒人。方言的点缀，将读者们已知的概念和行为进行了陌生化处理，增大了阅读形式的困难，又使得作品充满生机、灵气活泛。
3.词汇的揣摩：精确曲折，文白杂糅
形式主义者认为，艺术陌生化的前提是语言陌生化。除了上述提到的诗意的打造和方言的点缀，《边城》的语言词汇还体现出了精确曲折、文白杂糅的韵味。初读《边城》小说，会觉得作品虽然由白话写成，但字里行间读起来却有种律诗的韵律感。如在第一章初见茶峒小山城的景色描写时，作者偏好使用“便”“若”“则”“只”等古典文言词汇，只用寥寥数笔，就将地貌、溪流等景色呈现在人们眼前。总体而言，在行文运笔时，作者的言语文字中呈现出既非纯粹文言，又非纯粹白话文的杂糅交织的特色。中国古典文学语言和现代白话文语言的交融，在作者精确的运笔中，反而让小说文字被锤炼、打磨、重组出极富韧性和韵律的言语美，延长了读者阅读和审美的时间，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
此外，作品中的语言词汇还极富情感美与色彩美。比如在描写茶峒环境时写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妥帖又与周围环境极其调和;十三章第一句：“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为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短短一句，则是完美制造出了自然景物与人物心理交融的意境，留下无限的审美想象。 三.故事情节陌生化
1.与城市文明对立的独特“湘西世界”
生于荒僻却风景如画的湘西，沈从文在《边城》小说中用大写意的画笔描摹出边城茶峒的整体风貌，又以细腻工笔画的笔触描绘出生于此、长于此的普通湘西民众的鲜活力量。与直接反映社会黑暗面和城市文明堕落相对，《边城》将故事情境设置在读者并不熟悉甚至可以说是陌生的湘西世界，这片化外之境充满着诗情画意，有着独特的乡情风俗和下层人物的生命形式。
从乡情风俗来看，普通的湘西乡民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对情爱的表达也萌生自然。在湘西世界里男女可以自由恋爱，做长辈的也不过多干涉，如上文提到的两种追求方式。以“走马路”为例，为了公平竞争，天保和傩送两人选择为翠翠唱三年零六个月的的歌，直到女方将歌声接起，就算是终成眷属。此外，边城中的恋爱婚嫁不看门第、财富的高低，只要双方情投意合，并不在意城市文明中特别强调的现实因素。比如，傩送拒绝了与王团总家女儿的婚事，选了渡船，不要碾坊。
从生命形式来看，边城人民善良朴实，有着同文本外的现实世界相对照的美好人性。比如《边城》中的祖父形象，从诸多细节描写中可以看出老人的朴实善良、执着负责的美好品质。这位老船夫，始终坚守自己的渡船，把摆渡看作是自己一辈子的天职，任劳任怨。面对过路人的酬谢，也坚持原则绝不收钱，即使不情愿地收了，也托人买些茶叶、烟草等，依旧是服务于远路的过渡者。《边城》中的其他出场人物如船总顺顺、杨马兵皆豪爽淳朴，乃至吊脚楼上的妓女们，也写她们虽身陷无情的人事却仍存有真挚的情感，让整部作品都闪耀着人性的美好和光亮。
在城市文明不断入侵乡村人事的背景下，《边城》作品中包含了有别于现实中虚伪、堕落、黑暗的几近完美的人性品质，这种巨大的反差不仅在当时给人以如沐春风之感，在当今社会仍然能够给读者以心灵震撼。
2.美丽善良却被引向毁灭的人生式样
作者将自身情绪与感情投射进作品中，赋予了边城人民善良淳朴的品质，然而小说中的人事命运却没有像读者预期以为的圆满美好，反而都未能尽人意。首先，翠翠父母的死在文中多次被提起。翠翠的母亲是老船夫的独女，与一位茶峒军人自由恋爱后有了翠翠。出于军人的职责与名誉，又出于不忍心抛下孤独的老人，两个善良的人最终选择以殉情来致敬这段无法实现的爱情。这段穿越时空的往事常常被老人想起，并成为老人永远的心结，他总是担心孙女的命运和归宿，并带着这份担忧在一个雷雨将息的夜晚也离去了。这样的故事情节安排，让习惯了“好人有好报”的读者们再次被打破了以往的认知，从这些人事的不幸中解读出高于生命的精神价值，增添了文本的厚重感，提升了审美过程的思考与感悟。
此外，《边城》中还有一类群体，即上文提到的吊脚楼上妓女们。与讽刺、鄙夷的世俗观念不同，作者对这类群体给予了温暖细腻的描写。这些妇人流落至此，也是为生活和命运所迫才做了这生意。人事无情，但她们却生了真挚的感情，正如文中所说，一个个的全身心都为了这点爱所浸透，忘了一切。
可以说，《边城》的人生式样是美丽善良的，但故事的发展却让这些美丽都走向了毁灭。读者在阅读作品前和阅读过程中，一定不是头脑一片空白，而是带着以往的阅读经验和自己的审美情趣，而当作品的情节发展与自身先在的体验不完全重合时，便可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唤醒阅读主体的审美认知。
3.矛盾冲突不强却隐伏深层悲剧情感
从整体的故事情节来看，《边城》主要讲述了茶峒里一位撑渡船的老人和孙女相依为命的故事，可由于当地掌水码头顺顺的两个儿子都爱上了翠翠而引发了悲剧。小说矛盾冲突不强，情节设置也较为简单，可正是由于一系列的错位，让读者从中感受到了隐伏其中的悲剧感，形成了矛盾与错位相交织的张力美。
“张力”原指事物之间力的运动所造成的一种紧张状态，这种张力不仅体现在文本的矛盾冲突中，更是体现在读者的阅读心理中。读者一方面习惯按照原本的阅读经验和兴趣徜徉文本中，可另一方面，读者又以“期待视野”看待故事情节发展，要求故事情节能够出人意料，给人以惊喜之感。这种希望遵循习惯却又期待创新的心理，成为两种既统一又矛盾的力量在读者心中形成了张力。陌生化也正是能够凭借这股张力，让读者体会到独特的审美过程。
以《边城》中祖父的去世为例，老人一生勤勤恳恳，善良待人，可却先后经历了女儿自杀的打击和对孙女未来的牵挂。笔者在读到老船夫离世的情节时，颇感动容，认为老人的离世让整部作品蒙上了深层的阴影和悲伤。但仔细回想故事文本，会发现作者早已对老人的死有所暗示。老人离世后，翠翠也明白了更多人事，变得更加成熟独立。所以，祖父的去世是在读者的意外之外，却也合乎情理。老人一生平淡淳朴，作为读者，自然是希望老人能看到孙女找到归宿的那天再放心离去。但是对孙女的担忧和对大老溺死的愧疚，导致这位老人终于还是含着遗憾离世。
四.叙事结构陌生化
《边城》作为一部中篇小说，篇幅不长，但作者依然精心地进行了陌生化打造：作品以三次端午节铺排情节，结构全篇，但这三次端午节却不是按时间叙事，而是采用了倒叙的手法。按照章节顺序来看，第三章首次描写了茶峒端午节的情形，但这却是翠翠与傩送相遇之后的第二年端午节。这年翠翠又同爷爷一起到城边河街看船，在顺顺吊脚楼上避雨时认识了大老，而想见的二老却在青浪滩过端午。第四章开头回忆两年前的端午，这次才是翠翠与傩送的初见，两人因误会而萌生了好感。第十章描写了全文的第三次端午节，翠翠与二老迎面相见，却因为听到“碾坊陪嫁”的传闻心中多了些说不分明的东西。
作品中有意设置的倒叙，一方面是为了营造诗意，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体现翠翠的朦胧心事。正是有了第一次的端午初识，翠翠与傩送相遇，互生好感，才让翠翠对下一次的端午见面有了期待。因此，先写第二次的端午，再回忆第一次的端午，这样打破时间线的的叙事结构安排，则是为了有意地让读者感受到翠翠含蓄懵懂的少女之爱。
《边城》饱含着作者对美好生命形式的赞美，却又传递出“美丽却令人忧愁”的现实。通过对文学语言、故事情节、叙事结构三个层面的分析，作品恰到好处地打造了陌生化效果，以美衬悲，以悲现美，让作品的唯美意蕴在人类平凡日常的悲剧中得以升华，也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审美愉悦和审美感受。
注 释
[1]杨向荣.陌生化[J].外国文学，2005（01）：61-66.
[2]刘姿均.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三大特征探析[J].黑龙江史志，2009（22）：111-112 130.
[3]邓颖玲.论“陌生化”技巧在《诺斯托罗莫》中的运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09）：44-47.
[4]杨向荣.陌生化[J].外国文学，2005（01）：61-66.
[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18
[6]杨向荣.陌生化[J].外国文学，2005（01）：61-66.
参考文献
[1]杨向荣.陌生化[J].外国文学，2005（01）：61-66.
[2]刘姿均.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三大特征探析[J].黑龙江史志，2009（22）：111-112 130.
[3]邓颖玲.论“陌生化”技巧在《诺斯托罗莫》中的运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09）：44-47.
[4]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邹元江.关于俄国形式主义形式与陌生化问题的再检讨[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2）：60-66 127.
[6]范欣欣.“陌生化”理論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02）：13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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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