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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地大物博却人口稀少,人口问题一直被视为俄罗斯的“阿喀琉斯之踵”,是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掣肘因素。2020新年伊始,俄总统普京发表了年度国情咨文演讲。这次国情咨文从人口问题开篇,普京在全程70分钟的演讲中用近半篇幅向议会上下两院阐述严峻的人口形势。咨文必涉人口问题是俄国情使然,也是惯例,但篇幅如此之大却极为罕见。与之可比的是2006年国情咨文,那年普京异乎寻常地宣称,人口问题是“当代俄罗斯最尖锐的问题”。这一次,普京告诫国人,“俄罗斯的命运和历史前景取决于人口”。
人口危机在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第一次发生在1914~1922年,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内战争。据后世学者统计,一战期间俄损失了271万~445万人口。
第二次人口危机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导致严重饥荒。根据1964年苏联官方公布的数据,1933年全苏人口死亡率高达41‰。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和工业化建设,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逐渐恢复元气,加上国家版图扩大等因素,到卫国战争爆发前的1940年,人口达到1.94亿。
1941~1945年的卫国战争导致第三次人口危机,使苏联付出了死亡2000万人的高昂代价,还产生了诸多人口学意义上的负面影响,包括青壮年人口大量减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等,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俄人口结构发展进程。
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头十年,俄罗斯发生了第四次人口危机。这场危机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政治体制的突变、国民经济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瓦解、大量无序的人口迁移、民族间的纠纷,凡此种种极大压抑了人们婚育意愿,表现出来的是高死亡率和低出生率,而导致高死亡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男性公民酗酒。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第四次人口危机旷日持久,给国家复兴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1992年俄人口达到1.4856亿的历史峰值,随后陷入持续下降,到2008年跌入谷底时,全国人口比峰值年份减少了582万。在这期间俄罗斯还累计接纳了807万外来移民,如果没有这些移民的加入,全国人口实际减少将近1400万。正如普京2006年6月在联邦安全会议上所说的,“如果什么也不做的话,到21世纪末俄居民将减少一半”。2009年起,俄人口数量开始缓慢回升,但始终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且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依然来自外来移民。目前处于生育高峰期的是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群,他们的规模比较小。随着这一群体进入婚育年龄,俄人口从2018年开始又进入新的低出生率时期,出现自2008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自然人口总量减少了8.7万。2019年1~10月,俄自然人口总量又减少了25.9万,截至2019年10月1日,俄人口为1.467亿人,呈现出11年来的最大降幅。可以说,俄人口危机的余波尚未完全消除。
低生育率问题在日本、欧洲等很多国家已存在几十年。同这些国家一样,俄人口危机根源在于人口再生产能力严重不足。一般认为,妇女2.1的总和生育率(即每个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是维持人口世代更替的临界点。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俄这项指标就已经低于2.1。2019年,俄总和生育率仅为1.5,低于欧盟(1.58),仅比日本略高(1.4)。因此,人口下降是不可避免的。长期的低出生率深刻改变了俄人口结构。新生人口的减少使得少年儿童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这表明俄社会劳动力储备已严重萎缩。低出生率还使俄人口老龄化程度急剧加深,截至2017年高于劳动力年龄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25%,预计到2025年会上升至27%。老龄人口占比急剧扩大意味着社会赡养负担增加,从而对社会保障体系构成巨大挑战,这迫使俄政府不得不立法推迟退休年龄,而此举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
人口总量无节制缩减,劳动力储备日益枯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给俄带来沉重社会负担,它将严重影响民族生存能力和国民精神状态,严重制约其经济发展和科技、军事潜力的发挥,并不可避免地削弱其国际影响力,从而成为俄国家复兴的重大障碍。一般来讲,一个国家能在自身人口大幅下降的状态下迅速崛起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对俄而言,人口问题已不是社会问题,而是事关民族存亡和国家兴衰的重大战略和政治问题。
普京执政以来,俄已形成比较完整的人口政策框架,核心是教育青年一代改变生活方式,尊崇传统价值观念,重视家庭;要求各级政府对幼儿、母亲和有子女的家庭给予必要财政支持。这一思路在俄政府历年制定的人口发展纲要中陆续被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包括为每个幼儿提供政府补贴、设立母亲基金(2007年设立,向生育第二个以及更多孩子的家庭发放补贴)、在就业和住房等方面对有子女家庭给予照顾、积极吸纳外来移民等。
在以往实施的人口政策基础上,2020年国情咨文又增加了一些新的量化指标,进一步加大了财政支持力度,扩大了支持对象。内容包括:2024年妇女总和生育率须达到1.7,到2025年实现可持续的自然人口增长;延长母亲基金的执行期限,将原定到2021年底的截止日期至少延长至2026年底,同时扩大基金发放对象,由原本只针对生育第二胎的母亲扩大到生育第一胎的母亲,当其生育第二胎时可再领取15万卢布(约合1.35万元人民币),养育两个孩子的家庭可以领取总额近62万卢布(约合5.53万元人民币)的基金;对有子女的低收入家庭予以额外补贴,补助期限由原来的18个月延长到孩子年满三周岁,平均补助金额为每月11000卢布(约合992.8元人民币);从2020年1月开始为三至七周岁的孩子提供补贴,标准为每月5500卢布(约合496.4元人民币),2021年起再根据实施情况,酌情考虑增加到11000卢布;鼓励生养第二胎,奖励生养第三胎;国家对育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家庭的消费贷款提供优惠固定利率,当第三个孩子出生时国家将为该家庭减免45万卢布(约合4.06万元人民币)的抵押贷款;等等。
应当说,俄罗斯制定的人口政策相当全面和优惠,降低了養育风险和成本,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变消极的人口形势。但鉴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很少有人口学家对俄未来人口形势持乐观态度。
数年前,俄联邦统计局曾对2030年俄人口总量做了三种预测:理想方案是人口持续增加,到2030年达到1.5182亿,但这完全仰仗外来移民的加入。现实方案是,在外来移民的补充下总人口略微增长,2025年达到峰值1.4834亿,仍然低于1992年的水平,此后移民也不足以弥补人口的自然损失,总人口开始逐年下降。悲观方案是全国人口持续下降,到2030年将只有1.4257亿。是否需要用移民来解决俄人口问题一直备受各方关注。普京曾在2019年向媒体表示,提高出生率和增加移民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两种方法,不过他也表示,“移居俄罗斯的人最好和我们是同一种文化环境。”
四次人口危机
人口危机在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第一次发生在1914~1922年,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内战争。据后世学者统计,一战期间俄损失了271万~445万人口。
第二次人口危机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导致严重饥荒。根据1964年苏联官方公布的数据,1933年全苏人口死亡率高达41‰。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和工业化建设,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逐渐恢复元气,加上国家版图扩大等因素,到卫国战争爆发前的1940年,人口达到1.94亿。
1941~1945年的卫国战争导致第三次人口危机,使苏联付出了死亡2000万人的高昂代价,还产生了诸多人口学意义上的负面影响,包括青壮年人口大量减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等,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俄人口结构发展进程。
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头十年,俄罗斯发生了第四次人口危机。这场危机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政治体制的突变、国民经济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瓦解、大量无序的人口迁移、民族间的纠纷,凡此种种极大压抑了人们婚育意愿,表现出来的是高死亡率和低出生率,而导致高死亡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男性公民酗酒。
再次面临人口减少难题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第四次人口危机旷日持久,给国家复兴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1992年俄人口达到1.4856亿的历史峰值,随后陷入持续下降,到2008年跌入谷底时,全国人口比峰值年份减少了582万。在这期间俄罗斯还累计接纳了807万外来移民,如果没有这些移民的加入,全国人口实际减少将近1400万。正如普京2006年6月在联邦安全会议上所说的,“如果什么也不做的话,到21世纪末俄居民将减少一半”。2009年起,俄人口数量开始缓慢回升,但始终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且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依然来自外来移民。目前处于生育高峰期的是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群,他们的规模比较小。随着这一群体进入婚育年龄,俄人口从2018年开始又进入新的低出生率时期,出现自2008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自然人口总量减少了8.7万。2019年1~10月,俄自然人口总量又减少了25.9万,截至2019年10月1日,俄人口为1.467亿人,呈现出11年来的最大降幅。可以说,俄人口危机的余波尚未完全消除。
低生育率问题在日本、欧洲等很多国家已存在几十年。同这些国家一样,俄人口危机根源在于人口再生产能力严重不足。一般认为,妇女2.1的总和生育率(即每个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是维持人口世代更替的临界点。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俄这项指标就已经低于2.1。2019年,俄总和生育率仅为1.5,低于欧盟(1.58),仅比日本略高(1.4)。因此,人口下降是不可避免的。长期的低出生率深刻改变了俄人口结构。新生人口的减少使得少年儿童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这表明俄社会劳动力储备已严重萎缩。低出生率还使俄人口老龄化程度急剧加深,截至2017年高于劳动力年龄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25%,预计到2025年会上升至27%。老龄人口占比急剧扩大意味着社会赡养负担增加,从而对社会保障体系构成巨大挑战,这迫使俄政府不得不立法推迟退休年龄,而此举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
人口总量无节制缩减,劳动力储备日益枯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给俄带来沉重社会负担,它将严重影响民族生存能力和国民精神状态,严重制约其经济发展和科技、军事潜力的发挥,并不可避免地削弱其国际影响力,从而成为俄国家复兴的重大障碍。一般来讲,一个国家能在自身人口大幅下降的状态下迅速崛起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对俄而言,人口问题已不是社会问题,而是事关民族存亡和国家兴衰的重大战略和政治问题。
普京执政以来,俄已形成比较完整的人口政策框架,核心是教育青年一代改变生活方式,尊崇传统价值观念,重视家庭;要求各级政府对幼儿、母亲和有子女的家庭给予必要财政支持。这一思路在俄政府历年制定的人口发展纲要中陆续被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包括为每个幼儿提供政府补贴、设立母亲基金(2007年设立,向生育第二个以及更多孩子的家庭发放补贴)、在就业和住房等方面对有子女家庭给予照顾、积极吸纳外来移民等。
在以往实施的人口政策基础上,2020年国情咨文又增加了一些新的量化指标,进一步加大了财政支持力度,扩大了支持对象。内容包括:2024年妇女总和生育率须达到1.7,到2025年实现可持续的自然人口增长;延长母亲基金的执行期限,将原定到2021年底的截止日期至少延长至2026年底,同时扩大基金发放对象,由原本只针对生育第二胎的母亲扩大到生育第一胎的母亲,当其生育第二胎时可再领取15万卢布(约合1.35万元人民币),养育两个孩子的家庭可以领取总额近62万卢布(约合5.53万元人民币)的基金;对有子女的低收入家庭予以额外补贴,补助期限由原来的18个月延长到孩子年满三周岁,平均补助金额为每月11000卢布(约合992.8元人民币);从2020年1月开始为三至七周岁的孩子提供补贴,标准为每月5500卢布(约合496.4元人民币),2021年起再根据实施情况,酌情考虑增加到11000卢布;鼓励生养第二胎,奖励生养第三胎;国家对育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家庭的消费贷款提供优惠固定利率,当第三个孩子出生时国家将为该家庭减免45万卢布(约合4.06万元人民币)的抵押贷款;等等。
人口前景难言乐观
应当说,俄罗斯制定的人口政策相当全面和优惠,降低了養育风险和成本,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变消极的人口形势。但鉴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很少有人口学家对俄未来人口形势持乐观态度。
数年前,俄联邦统计局曾对2030年俄人口总量做了三种预测:理想方案是人口持续增加,到2030年达到1.5182亿,但这完全仰仗外来移民的加入。现实方案是,在外来移民的补充下总人口略微增长,2025年达到峰值1.4834亿,仍然低于1992年的水平,此后移民也不足以弥补人口的自然损失,总人口开始逐年下降。悲观方案是全国人口持续下降,到2030年将只有1.4257亿。是否需要用移民来解决俄人口问题一直备受各方关注。普京曾在2019年向媒体表示,提高出生率和增加移民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两种方法,不过他也表示,“移居俄罗斯的人最好和我们是同一种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