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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生实为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唯一之宣传员也”
按照当时西方人的评价，辜鸿铭是与泰戈尔相提并论的东方文化的“圣哲”代言人，是深受爱戴的中国著名哲学家。
辜鸿铭是中国文化输出的最重要的功臣，他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的儒家经典翻译出版、远扬海外，造成深远影响。林语堂赞誉他的译著的“卓越聪明，正确明白”。
1891年，俄罗斯皇储来到中国，赠给他一块名贵的镂皇冠金表；1898年，他与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会晤；1906年，他与俄罗斯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多次通信；英国作家毛姆于1920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于1921年、印度作家泰戈尔于1924年先后来中国访问时，都曾拜访过他；印度的“国父”、“圣雄”甘地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日本作家清水安三与丹麦作家勃兰克斯分别著有他的传记，有的国家专门成立了关于他的研究会、俱乐部。
他有许多言论至今令人津津乐道，如：“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唯我中国，既博大而又精深”、“银行家是晴天把雨伞借给你，到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至今仍被收录在《英国谚语》这本书中。
二、三日长谈深深打动辜鸿铭，他的一生就此改变——今生今世不再扮演“假洋人”，要做真正的中国人
辜鸿铭1857年出生于马来半岛的槟榔屿，母亲是葡萄牙人，父亲在英国人布朗的橡胶园担任总管，深得布朗的信任。布朗十分喜爱辜鸿铭，认他作义子。
1867年，布朗带着10岁的辜鸿铭回到英国自己的老家，苏格兰的故都爱丁堡。辜鸿铭在英国受到了极为正统的英式教育，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业，以优异的成绩进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深得著名教授卡莱尔的教诲与赏识。
1877年春天，辜鸿铭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时年20岁。随后，他游历了欧洲许多国家，先后在巴黎、莱比锡、伯明翰等地大学深造；精通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等9种语言，并先后获得文、理、哲、神、土木工程等13个博士学位。
24岁这年，他回到了阔别14年的马来故乡，随即被派驻到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工作。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从法国巴黎大学学成，要经由此地返回中国的马建忠。马建忠精通法律，同时也是国学权威。
在新加坡的海滨宾馆，他们彻谈三日。
三日的长谈，深深打动了辜鸿铭的心，他的一生就此改变。
谈话后的第4天，辜鴻铭便回到了马来故乡，并立下誓愿，今生今世不再扮演“假洋人”，要做真正的中国人。
三、做了两湖总督张之洞的幕僚
他做中国人的第一步，就是扔掉所有的西装、皮鞋和洋帽，换上地道的长袍、马褂和布鞋，说中国话，吃中国饭，潜心研读中国古典经史。一年后，他不仅在中华文化的学识上突飞猛进，而且将特意蓄留的长头发梳成了辫子，头戴瓜皮帽，俨然一副典型的中国人形象。
1881年年末，有一支英国探险队从马来槟城经过，准备进入中国内陆。辜鸿铭应聘为翻译，随队来到广州。
看到香港既保有比较纯粹的中国生活方式，又便于关注海外局势走向，他决计居留香港。
在香港，他又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四年苦研，终于进入妙境。
1885年，他在两湖总督张之洞的幕属杨汝树的力荐下，受张之洞盛情相聘，到张之洞那里做起了幕僚（师爷），与张之洞联袂上演了长达20年之久的“拯救垂死大清帝国”的悲剧。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张之洞同意他订阅30几份外国报纸，500多种国外杂志，以放开眼光，悉察时局。张之洞的亲信、两湖书院院长梁鼎芬大不以为然，怀疑此君是在哗众取宠，他觉得一个人根本吸纳不下如此庞杂纷纭的信息。
但几天后，梁鼎芬在求见张之洞时，窗内的一幕使他触目惊心：只见此君正为张之洞条分缕析，他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地剖析世界大局、时事要旨。3个多小时的纵论，张之洞凝神屏气，正襟危坐。事后，张之洞对梁鼎芬叹赞说：“鸿铭经纶满腹，世所罕见，的确是杰出之才！”
四、“替中国人争足面子”出口气
一开始，辜鸿铭的主要事务是“洋文秘书”（翻译）。
上任伊始，他每见有关文件中当涉及中国时，就运用（native）（“土”）一词，这使他愤怒难当。他认为（native）此语含有“野蛮不化”之义，而我泱泱中华大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岂可称“土”？他果断地将文件中所有用“native”指称中国的地方，一律都改为“chinese”。有人提醒他说，“native”一词在交往的运用中已成习惯，如用新词怕有不便，他大声反驳道：“习非成是，奴隶思想！就是抚台再用native，我还是要把它改回chinese！”他这样坚持的做法，使一些外国人、中国人很不高兴，但他我行我素，照改不变。
1891年，在中国发生了对中外关系影响很大的“长江教案”事件，西方为之大肆鼓噪，歪曲中国反洋教的运动真相，攻击谩骂中国人野蛮，并狂妄叫嚣要“炮舰镇压”。他义愤填膺，当即用英语写出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发表在上海的《字林西报》。文章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依靠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为非作歹的事实真相予以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文章在英国的《泰晤士报》转载后，引起英国民众对中国的同情和对传教士的不满。
1901年，西方有舆论无理要求中国迅速拆除天津大沽口炮台，他又一次拍案而起：“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着另外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这惊人的一语，使他的名字格外为西方舆论所关注。
1902年，是慈禧的68岁生日，张之洞的两湖总督府也为此举办宴会庆祝。宴会上反复播放着用西方音乐伴奏的为太后歌功颂德的《爱国歌》。辜鸿铭在席间与梁鼎芬私语说：“现在满大街都在传唱这首歌，怎么就没有一首《爱民歌》呢？”梁鼎芬戏言道：“阁下为何不作一首来传唱呢？”谁料他随即摇头晃脑地大声吟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此语一出，举座哗然，而辜鸿铭仍谈笑风声，安之若泰。
1904年，是他跟随张之洞的第19个年头。他也水涨船高，从两湖总督的辅佐高升为军机大臣的辅佐。这一年，他的爱妾贞子突然病逝，令他悲痛欲绝。念他多年来一直跟随自己，张之洞力举他成为黄浦江浚治局督办。
在督办任上的三年间，他抵挡住诸多压力，理直气壮地惩处不法洋人，义正词严地揭露那些勾结洋人的贪官。
1920年，英国著名作家毛姆访问中国。辜鸿铭在接见毛姆时，就毛姆对中国文明的歧视言论进行了痛快淋漓的冷嘲热讽：“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或文字比我们优美吗？我们的思想不及你们深奥吗？哼，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时，我们就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林语堂后来曾对他有过极中肯的评说：“他原亦只欲替中国人争足面子出气而已。”
五、他发誓以守护古制为己任，以自身为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据点，以辫子作为中国文明的最显著的标志
纵观他“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的种种所作所为，他的确为中国人争得了不少面子。但也正如温源宁所言：“他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趣的人物，其原因就在于他自身的矛盾。”
“风流”、“名士”、“保守”、“愚忠”，这样的评价在他身上并存。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时，他悲愤和无奈到无以复加。他发誓以守护古制为己任，以自身为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据点，以辫子作为中国文明的最显著的标志。
从此，辫子便成为他一生的宝贝。就在北京城几乎见不到它的踪迹时，警员却看到了这样怪异的一幕：一个身躯高大、褐发隆鼻、眼睛深陷，酷似西方人的半百老者，头戴红顶瓜皮小帽，身着浅色大袖方马褂，紧绑裤腿，背上垂着一条不合时宜的长辫子，昂首挺胸地坐在黄包车上在全城周游，车夫也拖着一条长辫子。
人们看到这两人被警员带进警局，刚想看看热闹，但一眨眼间，就见警员恭敬地把他们又送出来了。坐车的仍旧坐上车，拉车的仍旧拉着车，扬长而去。在黄包车上，他对着路人怪异的目光念念有词：“你们看吧，此辫子是一个标记，吾正是古大中华的最后一个代表！”
他看到那些穿起西装、剃去辫子的人就愤怒地说：“沐猴而冠，言不及义，这是何世道！”
他对那些大声疾呼“废除官服，剪掉辫子”是救国救民当务之急的革新派说：“中国之存亡，本在德不在辫；辫之除与不除，原无大出入焉。”
他的儿子规劝他要识时务，他教训道：“这个疯狂的世界，没有皇帝坐龙廷，中国还算什么中国！”
他后来被礼聘在五国银行担任翻译时，虽每天出入于西装革履的绅士洋人间，也仍是拖着一条花白辫子，一身灰旧的长袍，一顶陈旧的瓜皮红帽，摆着一副天地间惟我独尊、岂奈我何的滑稽模样。
他曾身历两次帝制复辟的闹剧，闹剧如同儿戏般收场后，唯有他和张勋还拖着辫子。他曾经书写过一副对联，作为赠送给张勋66岁生日时的贺礼：荷尽已无擎雨盖（官帽），菊残犹有傲霜枝（辫子）。
他早年在英国留学时，逢年过节，凭着儿时的记忆，总要买些酒菜牲礼，点燃香烛，祭拜祖先。英国房东对他此举大不以为然，对他说：“您的祖先什么时候能来享用这些东西呀？”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应该就在尊先祖闻到你们所孝敬鲜花的花香那个时候吧。”对方无言以对。可见他的能言善辩。
六、喜小脚，纳小妾，奇谈怪论惊世骇俗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邀请他来担任英文研究所主任，并主讲“英国诗”课程。每逢给新生上课，他一开口就是：“鄙人首先与你们约法三章，接受者上课，否则及早退出，悉听尊便。我进教室，你们要起立；下课时，我先走出；我要求背的書，如背不出，要直站到下课。”
他装束做派引人注目，杂谈闲说妙趣横生。学贯中西、通今博古，今天讲洋《大雅》，明天讲洋《离骚》（即弥尔顿的《失乐园》）。他的课大受欢迎。
在课堂上，他由译到念而唱。讲到得意处，眉飞色舞，或忽然从长袍中摸出不知什么东西，旁若无人地放到口中大嚼，或抑扬顿挫地引吭高歌起马来歌谣，乐此不疲。
北京大学本来就藏龙卧虎，有不少著名外国教授，但从来不入他的眼。一天，有个新聘请的英国教授在休息室第一次见到这个装束怪异、蜷曲在沙发里的老头，就对他做了个揶揄的不敬动作。没想到这个老头儿视若无睹，用纯正的英语询问其尊姓大名，洋教授回答是文学教授；老头儿立刻又用地道的拉丁语提出几个问题，洋教授语无伦次，仓皇逃走。
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的校长职务，辜鸿铭也挽起袍角甩甩袍袖辞职不干了。不久，他经人推荐到一家日本人办的英文报馆做主编，月俸500美元。他逢人便讲：“中国人不识古董，所以将老朽卖给了外国人。”
他的元配妻子名淑姑，是严格按照他选择配偶的标准——小脚、柳腰、细眉、温柔、贤淑选取的。虽然他对于西方女性的“束腰”行为给予无情的抨击，认为是戕害其生育能力的极其野蛮的行为，“有百害而无一益”，却酷爱中国女人的小脚。他认为女人的“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如“弱柳扶风”，婀娜多姿，会撩拨起人的无限遐思。
他又娶来日本的吉田贞子为妾。有一次，他大言不惭地对两个美国小姐解释“妾”字说：“此字为立女，‘妾’者靠手也，所以供男人倦时做手靠也。”对方当即反击说：“岂有此理，如此说来，你们男人也可以做女人倦时的手靠。男人既可多妾多手靠，女人如何不可多夫乎？”“不！不！你们见过一个茶壶可配四只茶杯，但这世界上岂有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者乎？”这两个小姐只好落荒而走。
又有几个德国小姐闻听此语后，前来与他展开“女子也可多夫”的辩论，他不屑一顾地仰天说道：“诸位小姐家中代步的不论是汽车还是马车，总有四只轮胎，但是你们府上到底准备了多少副打气筒呢？”几位小姐愕然怏怏而退。
京城名媛陆小曼与著名诗人徐志摩谈婚论嫁时，陆小曼对徐志摩说：“你以后决不能以那位先生‘茶壶’的说法为借口，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你不准往别的‘茶杯’里注水。”在当时成为趣闻。
1924年初，这个1901年就被朝廷以“游学专门”的名誉赐为“文科进士”的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了“末代皇帝”溥仪一面，这时他已年近7旬。这一年，他又应日本“东方文化学会”的邀请，赴日本进行学术演讲三年。
1927年秋辜鸿铭回国，在张作霖的幕府挂了个“顾问”的闲职，著有《读易草堂文集》。
1928年4月30日，他怀着对世道沧桑的无限缺憾，倒在前来探视他的两位学生的怀抱中，享年72岁。
七、这就是辜鸿铭
后世的人们，将他评说为“保守”、“愚忠”、“遗老”、“古董”、“疯子”、“狂人”、“怪杰”、“爱国”、“扬我中华第一人”等，自然见仁见智，未可厚非。
但他有这一席肺腑之言：“唉！中国呀中国，你就像一副百病丛生的身躯，内病外伤，从天灵盖痛到了脚趾末稍。时髦郎中曾国藩的‘洋务清火汤’治不了你，儒医张之洞的‘新政补元汤’和‘宪政和平理胃汤’也起不了作用，你的病是越来越沉重了，还有什么‘灵丹妙药’能使你‘起死回生’吆！”
他逝世的第二天，北京大学的吴宓先生在《大公报》撰文悼念：“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先生者。自诸多西人观之，先生实为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唯一之宣传员也。”这些话，可留给后世更多的思考。
在20世纪初，被西方认可的东方学者只有两位，就是他和泰戈尔，二人在1913年同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泰戈尔获奖。■
按照当时西方人的评价，辜鸿铭是与泰戈尔相提并论的东方文化的“圣哲”代言人，是深受爱戴的中国著名哲学家。
辜鸿铭是中国文化输出的最重要的功臣，他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的儒家经典翻译出版、远扬海外，造成深远影响。林语堂赞誉他的译著的“卓越聪明，正确明白”。
1891年，俄罗斯皇储来到中国，赠给他一块名贵的镂皇冠金表；1898年，他与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会晤；1906年，他与俄罗斯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多次通信；英国作家毛姆于1920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于1921年、印度作家泰戈尔于1924年先后来中国访问时，都曾拜访过他；印度的“国父”、“圣雄”甘地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日本作家清水安三与丹麦作家勃兰克斯分别著有他的传记，有的国家专门成立了关于他的研究会、俱乐部。
他有许多言论至今令人津津乐道，如：“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唯我中国，既博大而又精深”、“银行家是晴天把雨伞借给你，到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至今仍被收录在《英国谚语》这本书中。
二、三日长谈深深打动辜鸿铭，他的一生就此改变——今生今世不再扮演“假洋人”，要做真正的中国人
辜鸿铭1857年出生于马来半岛的槟榔屿，母亲是葡萄牙人，父亲在英国人布朗的橡胶园担任总管，深得布朗的信任。布朗十分喜爱辜鸿铭，认他作义子。
1867年，布朗带着10岁的辜鸿铭回到英国自己的老家，苏格兰的故都爱丁堡。辜鸿铭在英国受到了极为正统的英式教育，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业，以优异的成绩进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深得著名教授卡莱尔的教诲与赏识。
1877年春天，辜鸿铭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时年20岁。随后，他游历了欧洲许多国家，先后在巴黎、莱比锡、伯明翰等地大学深造；精通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等9种语言，并先后获得文、理、哲、神、土木工程等13个博士学位。
24岁这年，他回到了阔别14年的马来故乡，随即被派驻到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工作。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从法国巴黎大学学成，要经由此地返回中国的马建忠。马建忠精通法律，同时也是国学权威。
在新加坡的海滨宾馆，他们彻谈三日。
三日的长谈，深深打动了辜鸿铭的心，他的一生就此改变。
谈话后的第4天，辜鴻铭便回到了马来故乡，并立下誓愿，今生今世不再扮演“假洋人”，要做真正的中国人。
三、做了两湖总督张之洞的幕僚
他做中国人的第一步，就是扔掉所有的西装、皮鞋和洋帽，换上地道的长袍、马褂和布鞋，说中国话，吃中国饭，潜心研读中国古典经史。一年后，他不仅在中华文化的学识上突飞猛进，而且将特意蓄留的长头发梳成了辫子，头戴瓜皮帽，俨然一副典型的中国人形象。
1881年年末，有一支英国探险队从马来槟城经过，准备进入中国内陆。辜鸿铭应聘为翻译，随队来到广州。
看到香港既保有比较纯粹的中国生活方式，又便于关注海外局势走向，他决计居留香港。
在香港，他又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四年苦研，终于进入妙境。
1885年，他在两湖总督张之洞的幕属杨汝树的力荐下，受张之洞盛情相聘，到张之洞那里做起了幕僚（师爷），与张之洞联袂上演了长达20年之久的“拯救垂死大清帝国”的悲剧。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张之洞同意他订阅30几份外国报纸，500多种国外杂志，以放开眼光，悉察时局。张之洞的亲信、两湖书院院长梁鼎芬大不以为然，怀疑此君是在哗众取宠，他觉得一个人根本吸纳不下如此庞杂纷纭的信息。
但几天后，梁鼎芬在求见张之洞时，窗内的一幕使他触目惊心：只见此君正为张之洞条分缕析，他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地剖析世界大局、时事要旨。3个多小时的纵论，张之洞凝神屏气，正襟危坐。事后，张之洞对梁鼎芬叹赞说：“鸿铭经纶满腹，世所罕见，的确是杰出之才！”
四、“替中国人争足面子”出口气
一开始，辜鸿铭的主要事务是“洋文秘书”（翻译）。
上任伊始，他每见有关文件中当涉及中国时，就运用（native）（“土”）一词，这使他愤怒难当。他认为（native）此语含有“野蛮不化”之义，而我泱泱中华大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岂可称“土”？他果断地将文件中所有用“native”指称中国的地方，一律都改为“chinese”。有人提醒他说，“native”一词在交往的运用中已成习惯，如用新词怕有不便，他大声反驳道：“习非成是，奴隶思想！就是抚台再用native，我还是要把它改回chinese！”他这样坚持的做法，使一些外国人、中国人很不高兴，但他我行我素，照改不变。
1891年，在中国发生了对中外关系影响很大的“长江教案”事件，西方为之大肆鼓噪，歪曲中国反洋教的运动真相，攻击谩骂中国人野蛮，并狂妄叫嚣要“炮舰镇压”。他义愤填膺，当即用英语写出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发表在上海的《字林西报》。文章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依靠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为非作歹的事实真相予以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文章在英国的《泰晤士报》转载后，引起英国民众对中国的同情和对传教士的不满。
1901年，西方有舆论无理要求中国迅速拆除天津大沽口炮台，他又一次拍案而起：“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着另外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这惊人的一语，使他的名字格外为西方舆论所关注。
1902年，是慈禧的68岁生日，张之洞的两湖总督府也为此举办宴会庆祝。宴会上反复播放着用西方音乐伴奏的为太后歌功颂德的《爱国歌》。辜鸿铭在席间与梁鼎芬私语说：“现在满大街都在传唱这首歌，怎么就没有一首《爱民歌》呢？”梁鼎芬戏言道：“阁下为何不作一首来传唱呢？”谁料他随即摇头晃脑地大声吟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此语一出，举座哗然，而辜鸿铭仍谈笑风声，安之若泰。
1904年，是他跟随张之洞的第19个年头。他也水涨船高，从两湖总督的辅佐高升为军机大臣的辅佐。这一年，他的爱妾贞子突然病逝，令他悲痛欲绝。念他多年来一直跟随自己，张之洞力举他成为黄浦江浚治局督办。
在督办任上的三年间，他抵挡住诸多压力，理直气壮地惩处不法洋人，义正词严地揭露那些勾结洋人的贪官。
1920年，英国著名作家毛姆访问中国。辜鸿铭在接见毛姆时，就毛姆对中国文明的歧视言论进行了痛快淋漓的冷嘲热讽：“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或文字比我们优美吗？我们的思想不及你们深奥吗？哼，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时，我们就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林语堂后来曾对他有过极中肯的评说：“他原亦只欲替中国人争足面子出气而已。”
五、他发誓以守护古制为己任，以自身为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据点，以辫子作为中国文明的最显著的标志
纵观他“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的种种所作所为，他的确为中国人争得了不少面子。但也正如温源宁所言：“他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趣的人物，其原因就在于他自身的矛盾。”
“风流”、“名士”、“保守”、“愚忠”，这样的评价在他身上并存。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时，他悲愤和无奈到无以复加。他发誓以守护古制为己任，以自身为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据点，以辫子作为中国文明的最显著的标志。
从此，辫子便成为他一生的宝贝。就在北京城几乎见不到它的踪迹时，警员却看到了这样怪异的一幕：一个身躯高大、褐发隆鼻、眼睛深陷，酷似西方人的半百老者，头戴红顶瓜皮小帽，身着浅色大袖方马褂，紧绑裤腿，背上垂着一条不合时宜的长辫子，昂首挺胸地坐在黄包车上在全城周游，车夫也拖着一条长辫子。
人们看到这两人被警员带进警局，刚想看看热闹，但一眨眼间，就见警员恭敬地把他们又送出来了。坐车的仍旧坐上车，拉车的仍旧拉着车，扬长而去。在黄包车上，他对着路人怪异的目光念念有词：“你们看吧，此辫子是一个标记，吾正是古大中华的最后一个代表！”
他看到那些穿起西装、剃去辫子的人就愤怒地说：“沐猴而冠，言不及义，这是何世道！”
他对那些大声疾呼“废除官服，剪掉辫子”是救国救民当务之急的革新派说：“中国之存亡，本在德不在辫；辫之除与不除，原无大出入焉。”
他的儿子规劝他要识时务，他教训道：“这个疯狂的世界，没有皇帝坐龙廷，中国还算什么中国！”
他后来被礼聘在五国银行担任翻译时，虽每天出入于西装革履的绅士洋人间，也仍是拖着一条花白辫子，一身灰旧的长袍，一顶陈旧的瓜皮红帽，摆着一副天地间惟我独尊、岂奈我何的滑稽模样。
他曾身历两次帝制复辟的闹剧，闹剧如同儿戏般收场后，唯有他和张勋还拖着辫子。他曾经书写过一副对联，作为赠送给张勋66岁生日时的贺礼：荷尽已无擎雨盖（官帽），菊残犹有傲霜枝（辫子）。
他早年在英国留学时，逢年过节，凭着儿时的记忆，总要买些酒菜牲礼，点燃香烛，祭拜祖先。英国房东对他此举大不以为然，对他说：“您的祖先什么时候能来享用这些东西呀？”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应该就在尊先祖闻到你们所孝敬鲜花的花香那个时候吧。”对方无言以对。可见他的能言善辩。
六、喜小脚，纳小妾，奇谈怪论惊世骇俗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邀请他来担任英文研究所主任，并主讲“英国诗”课程。每逢给新生上课，他一开口就是：“鄙人首先与你们约法三章，接受者上课，否则及早退出，悉听尊便。我进教室，你们要起立；下课时，我先走出；我要求背的書，如背不出，要直站到下课。”
他装束做派引人注目，杂谈闲说妙趣横生。学贯中西、通今博古，今天讲洋《大雅》，明天讲洋《离骚》（即弥尔顿的《失乐园》）。他的课大受欢迎。
在课堂上，他由译到念而唱。讲到得意处，眉飞色舞，或忽然从长袍中摸出不知什么东西，旁若无人地放到口中大嚼，或抑扬顿挫地引吭高歌起马来歌谣，乐此不疲。
北京大学本来就藏龙卧虎，有不少著名外国教授，但从来不入他的眼。一天，有个新聘请的英国教授在休息室第一次见到这个装束怪异、蜷曲在沙发里的老头，就对他做了个揶揄的不敬动作。没想到这个老头儿视若无睹，用纯正的英语询问其尊姓大名，洋教授回答是文学教授；老头儿立刻又用地道的拉丁语提出几个问题，洋教授语无伦次，仓皇逃走。
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的校长职务，辜鸿铭也挽起袍角甩甩袍袖辞职不干了。不久，他经人推荐到一家日本人办的英文报馆做主编，月俸500美元。他逢人便讲：“中国人不识古董，所以将老朽卖给了外国人。”
他的元配妻子名淑姑，是严格按照他选择配偶的标准——小脚、柳腰、细眉、温柔、贤淑选取的。虽然他对于西方女性的“束腰”行为给予无情的抨击，认为是戕害其生育能力的极其野蛮的行为，“有百害而无一益”，却酷爱中国女人的小脚。他认为女人的“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如“弱柳扶风”，婀娜多姿，会撩拨起人的无限遐思。
他又娶来日本的吉田贞子为妾。有一次，他大言不惭地对两个美国小姐解释“妾”字说：“此字为立女，‘妾’者靠手也，所以供男人倦时做手靠也。”对方当即反击说：“岂有此理，如此说来，你们男人也可以做女人倦时的手靠。男人既可多妾多手靠，女人如何不可多夫乎？”“不！不！你们见过一个茶壶可配四只茶杯，但这世界上岂有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者乎？”这两个小姐只好落荒而走。
又有几个德国小姐闻听此语后，前来与他展开“女子也可多夫”的辩论，他不屑一顾地仰天说道：“诸位小姐家中代步的不论是汽车还是马车，总有四只轮胎，但是你们府上到底准备了多少副打气筒呢？”几位小姐愕然怏怏而退。
京城名媛陆小曼与著名诗人徐志摩谈婚论嫁时，陆小曼对徐志摩说：“你以后决不能以那位先生‘茶壶’的说法为借口，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你不准往别的‘茶杯’里注水。”在当时成为趣闻。
1924年初，这个1901年就被朝廷以“游学专门”的名誉赐为“文科进士”的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了“末代皇帝”溥仪一面，这时他已年近7旬。这一年，他又应日本“东方文化学会”的邀请，赴日本进行学术演讲三年。
1927年秋辜鸿铭回国，在张作霖的幕府挂了个“顾问”的闲职，著有《读易草堂文集》。
1928年4月30日，他怀着对世道沧桑的无限缺憾，倒在前来探视他的两位学生的怀抱中，享年72岁。
七、这就是辜鸿铭
后世的人们，将他评说为“保守”、“愚忠”、“遗老”、“古董”、“疯子”、“狂人”、“怪杰”、“爱国”、“扬我中华第一人”等，自然见仁见智，未可厚非。
但他有这一席肺腑之言：“唉！中国呀中国，你就像一副百病丛生的身躯，内病外伤，从天灵盖痛到了脚趾末稍。时髦郎中曾国藩的‘洋务清火汤’治不了你，儒医张之洞的‘新政补元汤’和‘宪政和平理胃汤’也起不了作用，你的病是越来越沉重了，还有什么‘灵丹妙药’能使你‘起死回生’吆！”
他逝世的第二天，北京大学的吴宓先生在《大公报》撰文悼念：“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先生者。自诸多西人观之，先生实为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唯一之宣传员也。”这些话，可留给后世更多的思考。
在20世纪初，被西方认可的东方学者只有两位，就是他和泰戈尔，二人在1913年同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泰戈尔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