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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贺麟在中西哲学思想相融合的基础上重新诠释儒学，为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本文围绕贺麟艺术思想的主要表征和精神内核展开讨论，以期对贺麟艺术思想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关键词]贺麟艺术思想；表征；精神内核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5）05-0106-03
贺麟先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西方哲学翻译家，也是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研究、著作以及学说，以其独创的思想内容和建树，在近代以及现代哲学界中都是出类拔萃的。特别是对于近代中国，在那样一个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年代，他能够如此全面地看待这样一个历史文化，这种既不躲避、亦不苟从的态度实在难能可贵，对中国未来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一、贺麟艺术思想的理论来源
（一）传统文化的影响
贺麟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仅仅“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薄出来”。[1]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秉持高度的自信；另一方面，当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时，他希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自信来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以应付民族危机。而在传统文化之中，贺麟又极为推崇和赞扬陆王学派，他认为陆王学派具有很多优势：（1）陆王心学注重自我意识，在个人自觉、民族自觉的时代是非常契合的。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自我意识、内心直觉对于反抗权威、挣脱束缚有很大的帮助。（2）处于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应该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全盘西化，还是应该中西文化结合，人们对此困惑不已。而那时，却没有先例可以借鉴，也没有外来标准可以模拟，唯有自问良知，求心安，提挈自己的精神，以应付前所未有的现状。因此，宋明理学对贺麟文化哲学思想影响颇深，贺麟充分肯定了宋明理学的理论，以陆九渊的理论思想为代表。贺麟极为推崇陆九渊的反本心性的思维方法，称赞其为“精微穷理”。
（二）西方文化的熏陶
贺麟对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倍加推崇，对他们的哲学进行了精当的阐发和翻译，并将其引进中国。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主要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1）强调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他认为黑格尔哲学就是以历史为基础的系统，就是世界历史所给予吾人的教训。贺麟曾经引用鲁一士的说法，将黑格尔的这种观点称为“逻辑与历史或逻辑上的矛盾进展与人文进化的平行论。”（2）贺麟认为黑格尔哲学的矛盾观（又称“辩证法”）是其最大特点。原因有三：其一，黑格尔的矛盾观是一种矛盾的实在观。其二，黑格尔的矛盾观是一种矛盾的真理观。其三，黑格尔的矛盾观是一种矛盾的辩难观。（3）贺麟强调黑格尔历史观中的“理性的机巧”。他认为黑格尔的历史观是以理性为主宰的历史观，整个历史就是理性自身实现的过程。西方文化中的黑格尔哲学思想以对贺麟文化哲学影响比较大。他认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融有利于文化的创新。因此，贺麟努力在西方哲学中探寻，寻找能够丰富儒学的新元素，促进儒学的现代化转变，他积极吸收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并致力于将之与陆王心学的融会贯通，最终，通过文化复兴达到民族复兴的目的。
（三）现代新儒学的影响
所谓现代新儒学，即是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根本，吸收西方文化，从而构建出新文化的一种学术范畴。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如梁漱溟、冯友兰、马一浮、贺麟等。以梁漱溟为例，梁先生深刻地批评了唯物史观，他指出物质环境与意识有关联性，但并非是因果关系，不能说“物质决定意识”。简单地说就是，他认为不同的文化是基于人类主观上思想观念及人生态度的不同，而不能单从物质条件的不同去寻求根本的答案。关于东西方文化的问题，即中国文化的去向问题，是生存还是毁灭？他指出，儒家文化尤其独特的、永久的、普遍的价值，这足以让西方人摆脱功利竞争给精神上带来的苦恼和烦闷。西洋、中国、印度具有三种不同的文化观念，这三种不同的文化是出自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西洋人肯定现实生活，追求向前；中国人肯定现世生活，不追求向前；印度人追求超脱现世生活，追求来世。简而言之，三种文化，一向前，一持中，一向后。贺麟认为，梁漱溟先生虽然强调比较东西文化路向的不同，但他没有陷入中西文化优劣的争论中，这是他的长处所在。贺麟对现代新儒学文化哲学思想的梳理，成为了贺麟文化哲学的重要基础。[2]
二、贺麟艺术思想的主要表征
（一）儒学的哲学化
贺麟认为，儒家哲学具有指导人生及发扬道德的作用，所以针对国人信仰缺失的现状，贺麟企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援西注儒”的方式构建符合新的时代特点和需要的人生理念。“格人生之物，穷人生之理”。 贺麟认为，要建立正确人生观且去影响更多的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人生理念的建立有利于民族复兴和解决现实问题。他倡导树立正确的人生理念，这种人生理念不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政治与军事上的进步，而是经过思想与道德的共同作用产生的物质文明。他批判那些单纯地以道德律令来进行是非判断的人，倡导人们熏陶个人情感、启迪性灵。他宣扬人性，倡导人们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到人与自然的合二为一。贺麟借助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人的人生理念，对新儒家的影响深远。
（二）儒学的艺术化
贺麟认为艺术的本质与儒家思想“仁”是相通的。儒学家如朱熹、王阳明认为，宇宙的本体是仁，他们都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解释“仁”的涵义，而贺麟则不然，他认为仁是“思无邪”的诗教。“思无邪”即纯爱、真性情，是诗教的源头，也就是仁。从形式上说，艺术是主客合一的真实情感抒发的一种表现；从内容上说，艺术所表达的本体是出于本性的、纯真的情感。他认为儒家的旧道德是违反人性的，原因在于道德未经过艺术的洗礼，艺术也未经过道德的熏陶。因此，要学习西方现代化的“诗礼”，如西方的民主制度、西方的经济建设、西方人的休闲娱乐方式等都是“诗礼”的典范，却缺少具有“诗礼”气度的儒者，这种“儒者”并非只知道读书的腐儒，而是经过“兴于诗、游于艺、成于乐”艺术陶冶的现代化儒者。贺麟认为，只有经过艺术的陶冶，人生才具有活力，这样的人无须刻意地进行道德教育就会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 （三）儒学的宗教化
自五四运动开始，“科学”成为一面重要的旗帜，“科学”与“迷信”相互对立，一切没有实证意义的都可称为“迷信”，而宗教所追求的超越世界也是不可实证的，那么，“科学”似乎与“宗教”的关系也势不两立。因此，自辛亥革命以来，学术界反对宗教的主张层出不穷，而贺麟却独辟蹊径，给宗教一个全新的解释。他赋予宗教以真、善、美，将宗教与道德等价，认为宗教与道德都是“善”的价值。在各种宗教中，贺麟尤为推崇基督教精神，他认为基督教精神对于道德的影响在于它提供给道德以“普爱精神”，这样精神是超脱世俗的，而我国的传统礼教讲究等级制度，基督教的“普爱精神”恰恰是传统礼教所缺乏的[3]。
三、贺麟艺术思想的精神内核
（一）体与用的含义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贺麟将中西文化进行对比，揭示了文化的本质，试图找到儒学新的发展之路。他认为若要研究文化，必须首先明确文化的体与用之间的关系，明确体与用之间的关系，又要首先明确体与用的含义，它是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的基础。在哲学上，关于体与用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两种，即绝对体用观和相对体用观，前者的代表人物如柏拉图和朱熹，他们将体与用之间的关系解释为本体与现象的关系；后者的代表人物如亚里士多德和周敦颐，他们将体与用之间的关系解释为范型与材料的关系。这两种不同的体用观却都以“道”为最高的本体。而贺麟关于文化体用观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依据前人的理论基础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范畴，对文化体与用的含义做出了新的解释。
贺麟把文化的体与用划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道、精神、文化和自然，每一个层次之间都是体与用的关系，且高一层次为体，低一层次为用。其中，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而精神是道与文化相互连接的纽带。道是本体，是抽象的，精神是主体，是具体的，而文化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道只有通过精神这一媒介的传递才能显现为文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贺麟强调了精神对文化的重要作用，并将文化看作为精神的一大产物。贺麟的这种哲学观念带有很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
（二）体与用应遵循的原则
关于文化体与用，贺麟提出三大原则：
（1）体用不可分离原则。“凡用必包含其体，凡体必包含其用，无用即无体，无体即无用。没有无用之体，亦没有无体之用。”也就是所谓的体用合一。贺麟认为，虽然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文化体与用，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是体用合一的统一体，所以，体与用不可分离。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我国面对着巨大的文化危机，一定程度上而来，中国文化必须改革，吸收西方文化为我所用。但是，他强调，吸收西方文化之前，我们必须要充分认识西方文化，弄懂西方文化的体与用，遵循体与用的原则，从而使其更好地为中国文化所用。贺麟提出的体用不分离的原则，对“中体西用”原则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规范。
（2）体用不可颠倒原则。体是本质，是对用的规范；用是表现，是体的材料。体与用不可混淆，也不可相互替换使用。我们可以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用的精华部分，而不能直接将西方文化中的体照搬过来，不同的文化是有各自不同的体的。同理而言，儒家文化要借鉴西方哲学，必须学习西方哲学中的精华部分来充实自身。贺麟认为，西方哲学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以此来丰富我国的传统文化。例如以柏拉图、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与中国的孔孟、陆王哲学相互融合，能够使儒家文化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加缜密，条理也更加清晰。[4]
（3）文化统一性原则。同一种文化又可以细分为很多小的类别和分支，而这些类别和分支虽然不同，但它们同属于一个道，因此，他们之间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一个类别和分支的文化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整个文化的总体特征。贺麟认为，儒家文化中具有追求真、善、美的价值观念，是我们整个华夏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而儒家精神也恰恰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最佳代表，儒家文化的发展关系着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而儒家文化出现没落，跟西方文化的入侵不无关系；此外，也与儒家文化脱离时代发展的步伐有关，丢失了真、善、美的传统价值观。为此，必须摒弃儒学中的不合时宜的、教条化的、迂腐的东西，合理借鉴西方文化中的精髓，促进儒学的复兴，进而推动整个民族的进步和发展。[5]
（三）对全盘西化论的评判
五四运动时期，我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比较突出，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有人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推行全盘西化论，这意味着儒家文化的消失。而贺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他对于全盘西化论给予了义正词严的批评。
胡适先生曾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称：“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地走世界化的路。”[6]而贺麟则坚决地反对这种观念，他指出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思想源泉，全盘西化并非是中国文化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全盘西化论彻底抛弃了我们自身的民族文化，那么，我们的民族也将失去民族的特征，这对于一个民族未来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四、结语
贺麟在文化哲学方面造诣颇深，将儒家文化与西方哲学紧密结合起来，重视现实、审视人生，他试图利用文化来拯救民族危亡，并思考了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并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发展的前途方向。这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具有很大启示作用。
[参 考 文 献]
[1]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
[2]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6.
[3]刘颖.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论贺麟的宗教思想[J].北方论丛，2008（5）.
[4]张格东.现代新儒学的代表贺麟的中西文化整合观[J].文化研究.2009（07）： 7.
[5]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胡适.胡适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89， 390.
（责任编辑：崔晓光）
[关键词]贺麟艺术思想；表征；精神内核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5）05-0106-03
贺麟先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西方哲学翻译家，也是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研究、著作以及学说，以其独创的思想内容和建树，在近代以及现代哲学界中都是出类拔萃的。特别是对于近代中国，在那样一个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年代，他能够如此全面地看待这样一个历史文化，这种既不躲避、亦不苟从的态度实在难能可贵，对中国未来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一、贺麟艺术思想的理论来源
（一）传统文化的影响
贺麟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仅仅“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薄出来”。[1]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秉持高度的自信；另一方面，当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时，他希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自信来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以应付民族危机。而在传统文化之中，贺麟又极为推崇和赞扬陆王学派，他认为陆王学派具有很多优势：（1）陆王心学注重自我意识，在个人自觉、民族自觉的时代是非常契合的。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自我意识、内心直觉对于反抗权威、挣脱束缚有很大的帮助。（2）处于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应该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全盘西化，还是应该中西文化结合，人们对此困惑不已。而那时，却没有先例可以借鉴，也没有外来标准可以模拟，唯有自问良知，求心安，提挈自己的精神，以应付前所未有的现状。因此，宋明理学对贺麟文化哲学思想影响颇深，贺麟充分肯定了宋明理学的理论，以陆九渊的理论思想为代表。贺麟极为推崇陆九渊的反本心性的思维方法，称赞其为“精微穷理”。
（二）西方文化的熏陶
贺麟对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倍加推崇，对他们的哲学进行了精当的阐发和翻译，并将其引进中国。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主要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1）强调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他认为黑格尔哲学就是以历史为基础的系统，就是世界历史所给予吾人的教训。贺麟曾经引用鲁一士的说法，将黑格尔的这种观点称为“逻辑与历史或逻辑上的矛盾进展与人文进化的平行论。”（2）贺麟认为黑格尔哲学的矛盾观（又称“辩证法”）是其最大特点。原因有三：其一，黑格尔的矛盾观是一种矛盾的实在观。其二，黑格尔的矛盾观是一种矛盾的真理观。其三，黑格尔的矛盾观是一种矛盾的辩难观。（3）贺麟强调黑格尔历史观中的“理性的机巧”。他认为黑格尔的历史观是以理性为主宰的历史观，整个历史就是理性自身实现的过程。西方文化中的黑格尔哲学思想以对贺麟文化哲学影响比较大。他认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融有利于文化的创新。因此，贺麟努力在西方哲学中探寻，寻找能够丰富儒学的新元素，促进儒学的现代化转变，他积极吸收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并致力于将之与陆王心学的融会贯通，最终，通过文化复兴达到民族复兴的目的。
（三）现代新儒学的影响
所谓现代新儒学，即是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根本，吸收西方文化，从而构建出新文化的一种学术范畴。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如梁漱溟、冯友兰、马一浮、贺麟等。以梁漱溟为例，梁先生深刻地批评了唯物史观，他指出物质环境与意识有关联性，但并非是因果关系，不能说“物质决定意识”。简单地说就是，他认为不同的文化是基于人类主观上思想观念及人生态度的不同，而不能单从物质条件的不同去寻求根本的答案。关于东西方文化的问题，即中国文化的去向问题，是生存还是毁灭？他指出，儒家文化尤其独特的、永久的、普遍的价值，这足以让西方人摆脱功利竞争给精神上带来的苦恼和烦闷。西洋、中国、印度具有三种不同的文化观念，这三种不同的文化是出自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西洋人肯定现实生活，追求向前；中国人肯定现世生活，不追求向前；印度人追求超脱现世生活，追求来世。简而言之，三种文化，一向前，一持中，一向后。贺麟认为，梁漱溟先生虽然强调比较东西文化路向的不同，但他没有陷入中西文化优劣的争论中，这是他的长处所在。贺麟对现代新儒学文化哲学思想的梳理，成为了贺麟文化哲学的重要基础。[2]
二、贺麟艺术思想的主要表征
（一）儒学的哲学化
贺麟认为，儒家哲学具有指导人生及发扬道德的作用，所以针对国人信仰缺失的现状，贺麟企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援西注儒”的方式构建符合新的时代特点和需要的人生理念。“格人生之物，穷人生之理”。 贺麟认为，要建立正确人生观且去影响更多的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人生理念的建立有利于民族复兴和解决现实问题。他倡导树立正确的人生理念，这种人生理念不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政治与军事上的进步，而是经过思想与道德的共同作用产生的物质文明。他批判那些单纯地以道德律令来进行是非判断的人，倡导人们熏陶个人情感、启迪性灵。他宣扬人性，倡导人们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到人与自然的合二为一。贺麟借助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人的人生理念，对新儒家的影响深远。
（二）儒学的艺术化
贺麟认为艺术的本质与儒家思想“仁”是相通的。儒学家如朱熹、王阳明认为，宇宙的本体是仁，他们都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解释“仁”的涵义，而贺麟则不然，他认为仁是“思无邪”的诗教。“思无邪”即纯爱、真性情，是诗教的源头，也就是仁。从形式上说，艺术是主客合一的真实情感抒发的一种表现；从内容上说，艺术所表达的本体是出于本性的、纯真的情感。他认为儒家的旧道德是违反人性的，原因在于道德未经过艺术的洗礼，艺术也未经过道德的熏陶。因此，要学习西方现代化的“诗礼”，如西方的民主制度、西方的经济建设、西方人的休闲娱乐方式等都是“诗礼”的典范，却缺少具有“诗礼”气度的儒者，这种“儒者”并非只知道读书的腐儒，而是经过“兴于诗、游于艺、成于乐”艺术陶冶的现代化儒者。贺麟认为，只有经过艺术的陶冶，人生才具有活力，这样的人无须刻意地进行道德教育就会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 （三）儒学的宗教化
自五四运动开始，“科学”成为一面重要的旗帜，“科学”与“迷信”相互对立，一切没有实证意义的都可称为“迷信”，而宗教所追求的超越世界也是不可实证的，那么，“科学”似乎与“宗教”的关系也势不两立。因此，自辛亥革命以来，学术界反对宗教的主张层出不穷，而贺麟却独辟蹊径，给宗教一个全新的解释。他赋予宗教以真、善、美，将宗教与道德等价，认为宗教与道德都是“善”的价值。在各种宗教中，贺麟尤为推崇基督教精神，他认为基督教精神对于道德的影响在于它提供给道德以“普爱精神”，这样精神是超脱世俗的，而我国的传统礼教讲究等级制度，基督教的“普爱精神”恰恰是传统礼教所缺乏的[3]。
三、贺麟艺术思想的精神内核
（一）体与用的含义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贺麟将中西文化进行对比，揭示了文化的本质，试图找到儒学新的发展之路。他认为若要研究文化，必须首先明确文化的体与用之间的关系，明确体与用之间的关系，又要首先明确体与用的含义，它是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的基础。在哲学上，关于体与用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两种，即绝对体用观和相对体用观，前者的代表人物如柏拉图和朱熹，他们将体与用之间的关系解释为本体与现象的关系；后者的代表人物如亚里士多德和周敦颐，他们将体与用之间的关系解释为范型与材料的关系。这两种不同的体用观却都以“道”为最高的本体。而贺麟关于文化体用观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依据前人的理论基础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范畴，对文化体与用的含义做出了新的解释。
贺麟把文化的体与用划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道、精神、文化和自然，每一个层次之间都是体与用的关系，且高一层次为体，低一层次为用。其中，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而精神是道与文化相互连接的纽带。道是本体，是抽象的，精神是主体，是具体的，而文化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道只有通过精神这一媒介的传递才能显现为文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贺麟强调了精神对文化的重要作用，并将文化看作为精神的一大产物。贺麟的这种哲学观念带有很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
（二）体与用应遵循的原则
关于文化体与用，贺麟提出三大原则：
（1）体用不可分离原则。“凡用必包含其体，凡体必包含其用，无用即无体，无体即无用。没有无用之体，亦没有无体之用。”也就是所谓的体用合一。贺麟认为，虽然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文化体与用，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是体用合一的统一体，所以，体与用不可分离。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我国面对着巨大的文化危机，一定程度上而来，中国文化必须改革，吸收西方文化为我所用。但是，他强调，吸收西方文化之前，我们必须要充分认识西方文化，弄懂西方文化的体与用，遵循体与用的原则，从而使其更好地为中国文化所用。贺麟提出的体用不分离的原则，对“中体西用”原则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规范。
（2）体用不可颠倒原则。体是本质，是对用的规范；用是表现，是体的材料。体与用不可混淆，也不可相互替换使用。我们可以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用的精华部分，而不能直接将西方文化中的体照搬过来，不同的文化是有各自不同的体的。同理而言，儒家文化要借鉴西方哲学，必须学习西方哲学中的精华部分来充实自身。贺麟认为，西方哲学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以此来丰富我国的传统文化。例如以柏拉图、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与中国的孔孟、陆王哲学相互融合，能够使儒家文化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加缜密，条理也更加清晰。[4]
（3）文化统一性原则。同一种文化又可以细分为很多小的类别和分支，而这些类别和分支虽然不同，但它们同属于一个道，因此，他们之间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一个类别和分支的文化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整个文化的总体特征。贺麟认为，儒家文化中具有追求真、善、美的价值观念，是我们整个华夏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而儒家精神也恰恰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最佳代表，儒家文化的发展关系着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而儒家文化出现没落，跟西方文化的入侵不无关系；此外，也与儒家文化脱离时代发展的步伐有关，丢失了真、善、美的传统价值观。为此，必须摒弃儒学中的不合时宜的、教条化的、迂腐的东西，合理借鉴西方文化中的精髓，促进儒学的复兴，进而推动整个民族的进步和发展。[5]
（三）对全盘西化论的评判
五四运动时期，我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比较突出，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有人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推行全盘西化论，这意味着儒家文化的消失。而贺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他对于全盘西化论给予了义正词严的批评。
胡适先生曾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称：“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地走世界化的路。”[6]而贺麟则坚决地反对这种观念，他指出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思想源泉，全盘西化并非是中国文化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全盘西化论彻底抛弃了我们自身的民族文化，那么，我们的民族也将失去民族的特征，这对于一个民族未来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四、结语
贺麟在文化哲学方面造诣颇深，将儒家文化与西方哲学紧密结合起来，重视现实、审视人生，他试图利用文化来拯救民族危亡，并思考了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并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发展的前途方向。这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具有很大启示作用。
[参 考 文 献]
[1]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
[2]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6.
[3]刘颖.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论贺麟的宗教思想[J].北方论丛，2008（5）.
[4]张格东.现代新儒学的代表贺麟的中西文化整合观[J].文化研究.2009（07）： 7.
[5]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胡适.胡适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89， 390.
（责任编辑：崔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