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开最好的可能(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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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剑桥期间,在我剑桥的家里,每天回家都能看到地上躺着几封慈善机构的捐款号召信。对此我早习以为常,不过有一次收到的一封邮件,则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它直接把两个折叠的大塑料口袋塞到了我家里,附信写道:请把你不要的、干净整洁的衣服放到这些塑料口袋里,并在X月X日放到你家门口,我们届时会来领取,并捐给XX机构转卖……慈善做得如此周到,让它真正成为举手之劳,正中我这种懒人的下怀。于是我把一批早已淘汰又不知该往哪里送的衣服装了满满一口袋,在指定日期放到门口,晚上回来一看,果然被拉走了。
  正如市场经济体系中缺少的往往不是资本,而是引导这些资本流向合理项目的中间人,一个正常社会中缺少的往往不是人的善意,而是引导这些善意流向弱势群体的中间人。在经济体系中,那个给资本穿针引线的主角是金融机构,而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的善意做中介的则是各种公益慈善机构。
  剑桥小镇虽然只有10来万人口,其公益组织却可以说是密密麻麻。就我家附近一公里左右,我就见到过10来家慈善店铺,有帮助病人的Hospice shop,有致力扶贫的Oxfam,有保护流浪猫的Cats Protection,有帮助问题青少年的Aid of Romsey Mill,有援助精神病人的Mind……如果再去统计那些我没有路过过或者注意到的慈善店铺,简直可以说到了“三步一小个、五步一大个”的地步。乍一到剑桥时我还奇怪为什么这个小镇怎么这么多卖便宜货的旧货铺,慢慢地才知道它们都是慈善组织的筹款渠道之一。至于镇中心每天有人叫卖“Big Issue”的声音,所有熟悉剑桥的人恐怕都习以为常了——Big Issue是专门雇佣流浪汉来叫卖、帮助流浪汉的一份街头报纸。
  从这些组织的密度来看,可以说凡是社会问题出现死角的地方,就有慈善的身影出现。但是慈善的兴盛,不是从天而降的,它需要一整套制度的土壤。比如,在英国注册一个慈善组织或其分部行政门槛很低,慈善委员会的网上信息显示,如果申请材料规范,一般批准注册一个慈善组织只需要10个工作日左右。当然慈善委员会对慈善组织监管也很严格,不但要求它们定期提供财务报表,而且将其财务公之于众(包括网络公开),使其接受民众监督,若有任何民众举报,委员会都会对慈善组织进行调查。同时,政府本身不但注资几十亿英镑资助NGO发展,而且法律规定对慈善店铺必须至少免80%的税收,使得慈善事业的经济可行性大大增强。
  相比之下,中国要筹办慈善组织,则困难重重。不但要向民政部注册,而且要找“挂靠单位”——而要找到一个“挂靠单位”,往往难于上青天;如果要成立筹款基金,还需要有非常高的启动资金(200万元—800万元);此外,“同一领域在同一行政区域不得重复设立社会团”、“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等法规明显阻碍NGO之间的良性竞争和扩展。正是因为这些制度障碍,中国的公益事业极不发达,即使现有的公益性组织,据专家估算百分之九十也是以“地下”或者商业机构的形式存在,这不仅使得其慈善筹款工作开展困难,而且也使得政府难以对其进行合理监管。中国人也许和英国人一样乐于助人,但是给中国人的善意穿针引线的组织资源却因为制度原因发育不良。
  关心民主理念的人往往会为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民众到底值不值得信任?有人认为民众不过是一群受情绪支配的乌合之众,有人则认为民众天然具有相互关爱理性协商的社区精神。其实,从民众既可能万众一心地在广场上高呼万万岁、也可能在一个10万人的小镇运转几十个慈善组织的记录来看,民众可能从来没有统一的“天性”,好的制度可能激励出人性最善良美好的一面,而坏的制度则可能暴露其最丑陋的一面。俾斯麦说“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那么我们能敲开人性中哪种可能性,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我们在缔造什么样的政治。
  当“革命”成为家常便饭
  2010年4月初,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又一次走上了街头,振臂高呼要求当权者下台。5年前,他们就是这样把前总统阿卡耶夫赶下台的,并迎来了新总统巴基耶夫。5年后,他们决定用同样的方式把巴基耶夫给赶下台去。2010年的那场运动,史称“郁金香革命”。5年后,当媒体上开始用“第二次郁金香革命”这个字眼来形容吉尔吉斯的街头政治时,我,终于“审革命疲劳”了。
  此前,我们已经听说太多的“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塞尔维亚的推土机革命、伊朗的绿色革命、缅甸的袈裟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当初它们发生时,曾经令当地民众——也令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欢欣鼓舞,因为它们被看作这些国家向民主化飞跃的进步。几年过去,当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英雄尤先科以低于5%的支持率灰溜溜地被选下台去,当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领袖萨卡什维利在一次次的民众抗议中难以喘息,当吉尔吉斯郁金香革命胜利者巴基耶夫逃得下落不明,“颜色革命”这个词已失去昔日的光辉。事实上,各大媒体上都充满了这样的判断:颜色革命失败了。无论郁金香色还是玫瑰色,如今都变成了灰色。
  也许比颜色革命是否失败了这个问题更值得追问的是:在这些国家,真的发生过所谓的“革命”吗?革命,顾名思义,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等国,2003年以来的政治却往往是换汤不换药而已。拿吉尔吉斯来说,虽然操控选举、纵容腐败的阿卡耶夫被赶跑了,但事实证明,后来者巴基耶夫比阿卡耶夫还要阿卡耶夫:2009年的选举他照样操控、他的亲朋好友被封官加爵、2005年以来已经有4个政治家被暗杀,国际透明度组织的腐败排名上,吉尔吉斯的腐败指数从2004年的2.2退步到了2009年的1.9。乌克兰的情况稍好,它至少保存了“公正选举”这个橙色革命遗产——但是橙色队伍内部的分裂延误了改革时机,乌克兰的政治腐败、钱权交易并未根本改善。
  Freedom House的民主指数,则对颜色“革命”是否真的发生过作出了最直接的说明:从2003年到2007年,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的民主指数分别从4.83、4.71、5.67变成了4.68、4.25、5.68。也就是说,革了半天命,香槟也开了,喉咙也喊哑了,这些国家的民主程度基本没有变化。
  有变化才怪。
  颜色革命的基本特点是:在一场大选中,现任执政者选举舞弊,反对派动员民众抗议示威,最后推翻选举结果,把执政者赶下台去。可以看出,这种革命的着眼点是扫除选举舞弊,正是因此,学者麦克弗尔称之为“选举革命”。“选举革命”之所以无力一夜之间扭转政治乾坤,是因为选举只是民主制度这个庞大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即使能够扫除选举舞弊,也只是为民主制度的改善提供了必要但绝不是充分条件,更何况很多选举革命甚至不能扫除选举舞弊本身。
  我们知道,民主制度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机体,除了公正选举,还需要强大的公民社会、公正的司法机构、发达的政党体系、尊重规则的法治文化、有效的水平制衡、一定的经济基础等等,只有这一系列的要素同时运转,民主的齿轮才可能真正运转,民主才能成为一个连续过程而不是几年一次的“赶集”,而选举革命对选举这个要素的痴迷虽然必要,却是不够的。有了相对公正的选举就指望民主制度变得完美无缺,就像一个人有正常血脂就指望自己无比健康一样——除了正常血脂,身体健康还需要正常血压、血糖、心肺功能、消化功能等等等等。
  据说乌克兰选举之前,乌克兰民众不但对这次选举,甚至对民主制度本身变得心灰意冷。“天下乌鸦一般黑,民主制度什么用都没有”,很多人纷纷表示。对于这种看法,我想说的是,认为一张面孔的改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给我们带来幸福,这个想法本身是不是太幼稚了呢?民主制度并不是选民投下一张选票然后翘起二郎腿等待政治家给我们端茶倒水的“懒人”体制,而需要民众对政治经年累月地“巡逻”促成点滴改良及至水滴石穿。也许努力锻炼身体、健康饮食努力降血脂并没有什么错,人们只是需要更加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和健康饮食,直到血压、血糖、心肺功能、消化功能等都达标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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