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仓最早的小说《父亲进城》发在《花城》上，据说是作为散文投稿的，后来编辑一看，可以作为小说发啊，就成了中篇小说。我在审稿时，看到这篇小说情真意切，生活气息土得掉渣，里面父亲的形象太有典型意义了，就在《小说选刊》当头条发了。之后《新华文摘》也紧跟着转载，陈仓一时颇受关注。
　　陈仓的小说之路由此开启，这几年创作势头极为喜人。他长期坚持诗歌创作，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他的小说之路显得有些幸运，他自己也有些欣喜和意外。陈仓小说的成功在于，抓住了当下生活的一个痛点：城市与乡村的纠结。改革开放40年，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城乡生活变化带来的冲击——欣喜与焦虑。陈仓的进城系列，写农民进城之后的不适应和焦虑，老迈的父亲和年轻的妹妹在大都市里，迷失了自己，失去了魂似的。回到了塔儿坪或者大庙村之后，他们能找回自己，少了很多的焦虑。
　　自1979年高晓声发表《陈奂生上城》之后，当代作家描写农民进城的故事一直延续不断。这一新的小说板块的出现，打破原先乡土小说一统天下的格局。另一方面乡土小说在近年来也出现“再书写”的转机。“再书写”一个特征体现在对农民精神家园失落的描写，写回不去的无归宿的苦楚。进入新世纪之后，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加深了乡村文明的变迁和动荡。乡村文明的挽歌，在作家的笔下缓缓地流了出来。“再书写”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对家园的告别之后的回望，回望之后的回不去的喟叹。莫言小说中的“恋乡”和“怨乡”，曾打动无数读者。近些年来，大量的小说以“故乡”“还乡”作为书写的主题，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场“进城”（打工潮）遥远地呼应着。陈仓的小说属于乡土小说再书写潮流中的佼佼者。
　　虽然依然是城与乡的焦虑，不同的是人物从进城改成了返乡。《原始部落》这一篇，是这个系列的一篇，女主人公白小静与“我”在原始部落大庙村发生的故事，述说的是城市对人的精神的掏空。白小静，作为一个进城者，和之前那些小说里描寫过的外来工一样，显然受到过侮辱和欺凌，她来到大庙村与其说是寻求逃避，不如说是一场自我埋藏。埋藏那些苦难，埋藏那些记忆。当然在大庙村里，必然有一个守望者，这是陈仓小说的魂所在。在《摩擦取火》里是那个疯女人，在这篇小说里的“我”就是那个守望者，大庙村全村唯一留守的人，当然这个留守的人似乎带有更多的人文情怀，是作者理想中的“村民”。一男一女在荒芜的大庙村说的是关于生存、信仰和家园的问题，但背后隐藏着城市这座魔鬼如何戕害乡村的深刻主题。
　　陈仓在小说里善于捕获表达人物性格和小说内核的道具，这道具成为人物性格的一部分，也成为人物命运的象征，甚至暗示小说的主题。在《原始部落》里关于长枪的反复描述，就是很有意味的：“有一天晚上，我擦着修长的枪管，忽然有点喜出望外。那个谜语的关键，就是枪比自己高，自己比枪矮，用枪瞄准自己的脑袋或者胸口的时候，自己就够不着扳机了。如果是一杆短枪，或者是一把手枪，那开枪打死自己不就轻而易举了吗？于是，我和枪说话了。我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把你给锯一截下来吧？枪用黑洞洞的枪口嘲笑似的说，谁让你长得那么矮呀，你不能自己努力努力长高一点吗？你整天吃那么多饭喝那么多水，再长两三尺能有那么难吗？我说，你这个傻瓜，你虽然没有吃什么粮食，但是你也吃过几次黑火药，我们几辈人把你传下来，你长高了吗？而且我已经三四十岁了，早过了生长发育的年龄了。”这样的对话让道具人格化，也让小说在更大的范围里凝聚读者的想象力。
　　比起《父亲进城》单线条的叙述，《原始部落》在艺术上有了变化 开始尝试复调叙述，“我”作为乡村的守望者是一条线索，白小静作为都市的漂泊者是一条线索。他们在大庙村相遇，历史和现实，记忆与苦难，家园与困境，交织在一起。陈仓小说的诗性，在《原始部落》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陈仓开始走出了大庙村的步伐，大庙村或塔儿坪是陈仓小说的发祥地，是陈仓小说的根，他离不开这个根据地，但拓展和变化正是他最新的追求和梦想。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