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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资本作为一台来势汹汹的事物化机器，具有内在的“非伦理”本质，而处于资本与伦理之间的深层矛盾就是一种量化的现象。以数字为度量标准的定量价值，分解并摧毁了包括伦理价值在内的定性价值，使资本主义经济在结构层面上与伦理准则相矛盾。社会主义与生态学都具有一些无法被降格到市场的社会定性价值，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成功地将两种研究范式融为一体的思想潮流。在这一背景下，生态社会主义伦理学形成了几大主要特征，即它是一种社会伦理学、一种人文主义的伦理学、一种平等主义的伦理学、一种民主的伦理学和一种激进的伦理学。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伦理学；资本；环境价值观
资本是一台来势汹汹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①机器。自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言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发生之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开始自治化，并且脱嵌（dis-embedded）于社会之外，此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直遵循其利润与积累的一般规律而运转。正如波兰尼所强调的那样，由于自我规范的市场机制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人际关系的脱节，并对人类的自然栖居地造成存在性威胁”，因此其所预设的转型“不亚于自然物质与人类社会转变为商品的过程”②。这一制度无情地将社会底层群体抛到了名曰“进步”的凶残车轮之下。
在鸿篇巨著《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中，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曾这样归纳资本的“事物化”（thingified）逻辑：
以具有市场地位的联合体为基础的经济，其日益增强的非人格性所遵循的是它自身的规则……功能化的资本主义世界肯定不会向任何博爱取向提供支持……建立在市场社会化基础之上的经济的事物化，完全遵循着它自己的客观性规律……资本主义事物化了的整体，根本没有为慈善的要求提供任何场所。③
之后，韦伯进而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在结构层面上与伦理准则相矛盾：
与所有其他统治形式相反，资本主义经济的统治由于其“非人格性”，是不能采用任何伦理进行调节的……竞争的能力、市场、劳动市场、货币市场、货物市场，也就是“求实的”考虑，既不是伦理的，也不是反伦理的，而是不问伦理、与任何伦理都相矛盾的考虑……在关键之点上决定着行为举止，在有关人员之间插进了非个人的审级机构。①
在这里，韦伯用他中立而客观的行文触及了资本概念的精髓，也就是其内在的“非伦理”本质。
处于资本与伦理之间的矛盾深处的，正是量化的现象。受“计算精神”（Rechenhaftigkeit）——即韦伯用于计算理性的概念——的激发，资本是一台人们难以抵御的计算机器。资本只能识别关于利润与损失、生产数据、价格度量以及成本与效益的演算，将经济、社会与人类社会置于商品交换价值及其最抽象的表达形式——金钱——的控制之下。这些定量价值以十、百、千或者百万为度量标准，并不知晓正义或非正义、善良或邪恶。它们分解并摧毁了定性价值（qualitative value），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伦理价值。在这两种价值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古代炼金术式的“不相容性”；也就是说，这两种物质之间不可能存在亲和性。
时至今日，市场价值、定量价值（quantitative value）、金钱和资本主义金融的这种完全的——实际上可以说是极权的——统治已经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早在1847年，在一段对资本主义的透彻批判中，这一制度的逻辑便已经有所揭示：
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以前，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②
最早反抗资本主义商品化的群体并非只有工人阶级，也包括了农民阶级和其他大众阶级。这些阶级反抗使用的名义是一些被认为比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更加合理的社会价值与社会需求。在研究18世纪英国的群众运动、粮食骚动和反抗运动时，历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提到了一种存在于大众当中的“道德经济学”与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一理论最初由亚当·斯密提出）。粮食骚动（女性在其中起主要作用）是一种以传统社群主义的“道德经济学”之名、针对市场的抵抗形式，这些抵抗运动并不缺乏理性基础，而且从长远角度看很可能使大众阶层免于遭受饥荒③。
现代社会主义正是这种社会抵抗运动和“道德经济学”的继承者，试图建立一种不再以市场和资本的标准——如偿还能力、成本效益、利潤和积累等——为基础的生产形式，而是以满足社会需求、“平民”与社会公正作为基础。现代社会主义指涉的是无法被还原为市场和金钱量化的定性价值。马克思反对生产主义（productivism），主张个体的存在（being）——即人类潜力的完全实现——优于个体的拥有（having）和所有（possessing）。马克思认为，处于首要地位并能打开通向“自由王国”（Realm of Freedom）之门的社会需求，包括了自由的时间、工作时间的缩减，以及通过游玩、学习、公民活动、艺术创作和爱而达到的个体的自我实现。
在这些不同的社会需求中，有一种社会需求在今天的社会中变得愈加重要，而马克思本人并未在其论著中对之进行充分的讨论（除了在一些重要的文章段落中有所提及），那就是保护自然环境，获得可以呼吸的空气、适合饮用的水源以及不受化学毒物与核辐射污染的食物的需求。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论的无限扩张，其所导致的以全球变暖为首的各种灾难性后果，以及对生态平衡所造成的严重威胁，这种社会需求与人类物种在地球上的生存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密切。 因此，社会主义与生态学都具有一些无法被降格到市场的社会定性价值。社会主义与生态学都反对“大转型”，反对经济事物化和脱离社会，主张将经济“重新嵌入”（re-embed）到社会自然环境之中①。然而，要实现这种一致性，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者对其关于“生产力”（见下）的传统认知进行批判分析，而且需要生态学者与绿色“市场经济”的幻象决裂。旨在完成这一双重任务的，便是一种已成功地将两种研究范式融为一体的思想潮流——生态社会主义。
那么，究竟什么是生态社会主义呢？大体而言，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思想潮流与环境主义运动，它将剥去生产主义外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整合。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的逻辑与利润——以及如今已经不再存在的“大众民主”的技术官僚威权主义——与环境保护原则相悖。此外，尽管生态社会主义思潮批判了处于主导地位的工人运动意识形态，但它依旧意识到，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是完成制度层面根本转型的必要力量。
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主要出现于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最早的先驱研究者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学者，如谢尔盖·波多林斯基（Sergei Podolinsky）和弗拉基米尔·沃尔纳德斯基（Vladimir Vernadsky）。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可以追溯至曼纽尔·萨科瑞斯坦（Manuel Sacristán）、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早期著作）等思想家的著作。此外，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琼·马丁内兹-阿里埃尔（Joan Martínez-Alier）、弗朗西斯科·费尔南德兹·布恩伊（Francisco Fernández Buey）、让-保罗·迪里（Jean-Paul Déléage）、埃尔马·阿尔特瓦特（Elmar Altvater）、弗里德·奥托·沃尔夫（Frieder Otto Wolf）、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Foster）等人也在这一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虽然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并不是同质化的，但其大多数代表人物的核心主题思想是相同的。具体而言，一方面是与资本主义或官僚主义（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者”）形式的进步生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决裂，另一方面是反对破坏环境的、以生产和消费为模式的无限扩张。在环境运动中，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代表了最先进的趋势，最关注工人阶级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利益，清楚地知道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内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生态社会主义伦理学坚决反对马克思所言的“普遍腐败”的体制，也就是资本主义获利能力和积累市场的破坏性逻辑及其根本的“非伦理性”（韦伯语）。那么，生态社会主义伦理学具有哪些主要特征呢？在此，我将提出一些假设作为讨论的出发点。我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伦理学首先是一种社会伦理学②。生态社会主义伦理学并不是针对个体行为的伦理学，其目的不在于使人感到愧疚，并不主张苦行主义或自我约束。诚然，教育人类个体尊重环境、反对污染是非常重要的，但实际的利害关系并不在此。如前文所讨论的，重要的是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建立起一种以社会需求——尤其是在没有恶化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关键需求——为基础的新型生产分配范式。若要实现这一改变，不仅需要心灵善良的个体，还需要社会参与者、社会运动、环境组织以及政治党派的力量。
同时，这种社会伦理学也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伦理学。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濒危物种，通过药物消灭对人类生活造成威胁的生命形式（如微生物、病毒和寄生虫），这些都是具有人文价值的行为。传染黄热病的疟蚊与受黄热病威胁的第三世界儿童并不具有相同的“生存权”。在某些地区，为了拯救后者而消灭前者是在伦理允许范围之内的行为。
生态危机威胁着环境的自然平衡，其中面临着危险的不仅是动植物，而且首当其冲地包括了人类物种的健康、生活条件与其基本生存情况。因此，在伦理层面与政治层面意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或濒危物种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与人文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斗争。拯救环境的斗争必然是一场改变文明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仅涉及个别社会阶级，而且在人文主义层面涉及整个人类群体，可谓是一件必行之事。当然，这场斗争必然也涉及未来的世代——他们因愈加无节制的环境破坏，可能面临着一个未来无法生存的星球。在过去，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等人的生态伦理学主张只立足于未来世代的权利；如今，这种生态伦理学主张已经被超越了。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更加急迫，而且与现今世代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生活在21世纪初的人们已经亲眼目睹，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性后果以及生物圈的污染现象，而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他们——更年轻的一代——可能还将面临包括气候变化等在内的生态灾难。
此外，生态社会主义伦理学还是一种平等主义的伦理学。在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消费的现行模式的基础是无限积累（资本积累、利润积累、商品积累）、资源浪费、炫耀性消费（例如凡勃伦的研究）以及加速进行的环境破坏，这一套逻辑完全无法推行至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如果人们选择的是“美国式生活”，那么我们则需要五个地球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因此，这一体制必然建立在维持和加剧南北差距的基础之上。得益于新型的生产范式，生态社会主义伦理学致力于重新分配世界范围内的财富与共有资源。在伦理—社会层面满足社会需求的要求只有在社会公正、平等——不同于同质化——与团结的精神下才具有意义。归根结底，生态社会主义伦理学的主张暗含了遵循“各取所需”的准则、集体调用生产方式与商品服务的分配，这一点与自由主义所宣扬的“公平”不同，后者可以接受在机会公平的条件下的社会不公正现象①，而这一点也是经济社会“自由竞争”支持者的经典论据。
同样，生态社会主义也暗含了一种民主的伦理学。只要经济生产的决策权还掌握在那些资本主义的寡头政权、银行家和技术统治论者的手中，我们便永远无法摆脱生产主义的可怕循环、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以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行为。经济层面的民主暗含了生产力的社会化，意味着关于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的重要决策并非取决于“市场”或政治局，而是需要由社会本身在民主而多元的辩论中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提议与意见，之后再作出最终的决定。这种做法引介了一种不同的社会经济逻辑，是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不同关系的必要条件。
最后，在词源学层面上，生态社会主义伦理学还是一种激进的伦理学。生态社会主义伦理学主张挖掘问题根部的深层原因，认为各种折中的做法——如改革、联合国会议和排污权交易市场——并不能解决任何的根本问题。未来在范式层面上将会出现一种根本性的变革，会出现一种新型的文明——简言之，这将会是一场革命式的转型。这场革命不仅涉及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如私有财产和劳动分工，也关系到生产力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生产过程的结构本身，尤其是针对某些认为变革只是对已经成为“生产力自由发展的阻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压制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理念。借用马克思本人在巴黎公社之后提出的关于国家的著名构想：工人和人民不能单纯地只是接管生产设备，并使之为己所用；他们必须破坏这一设备，并用其他设备将其取代。这就意味着生产技术结构本身以及形成这种结构的能源类型——如化石燃料或核能——的深入转型。使用尊重环境的技术与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则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主张①。
生态社会主义乌托邦，即“太阳共产主义”（solar communism）②，意味着我们今后应当为实现以下这些直接目标而奋斗，这些目标预示了未来发展，并且受到共同价值观的启发：
——选择使用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以此来抑制私人汽车和公路卡车的数量畸形增长；
——发展和进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
——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制定严肃的国际协议，而不是使用神秘化的“排污权交易市场”等概念。
诚然，以上这些只是部分的例子，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列举出许多其他例子。在气候公正运动、国际反新自由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的呼吁声音中，同样也存在着这样类似的诉求。这些运动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正現象与环境破坏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替代方案。这些运动拒绝世界的商品化趋势，从具有团结互助精神的伦理学理念中获得了道德启发与提议，与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具有相近的社会价值观与环境价值观。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伦理学；资本；环境价值观
资本是一台来势汹汹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①机器。自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言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发生之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开始自治化，并且脱嵌（dis-embedded）于社会之外，此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直遵循其利润与积累的一般规律而运转。正如波兰尼所强调的那样，由于自我规范的市场机制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人际关系的脱节，并对人类的自然栖居地造成存在性威胁”，因此其所预设的转型“不亚于自然物质与人类社会转变为商品的过程”②。这一制度无情地将社会底层群体抛到了名曰“进步”的凶残车轮之下。
在鸿篇巨著《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中，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曾这样归纳资本的“事物化”（thingified）逻辑：
以具有市场地位的联合体为基础的经济，其日益增强的非人格性所遵循的是它自身的规则……功能化的资本主义世界肯定不会向任何博爱取向提供支持……建立在市场社会化基础之上的经济的事物化，完全遵循着它自己的客观性规律……资本主义事物化了的整体，根本没有为慈善的要求提供任何场所。③
之后，韦伯进而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在结构层面上与伦理准则相矛盾：
与所有其他统治形式相反，资本主义经济的统治由于其“非人格性”，是不能采用任何伦理进行调节的……竞争的能力、市场、劳动市场、货币市场、货物市场，也就是“求实的”考虑，既不是伦理的，也不是反伦理的，而是不问伦理、与任何伦理都相矛盾的考虑……在关键之点上决定着行为举止，在有关人员之间插进了非个人的审级机构。①
在这里，韦伯用他中立而客观的行文触及了资本概念的精髓，也就是其内在的“非伦理”本质。
处于资本与伦理之间的矛盾深处的，正是量化的现象。受“计算精神”（Rechenhaftigkeit）——即韦伯用于计算理性的概念——的激发，资本是一台人们难以抵御的计算机器。资本只能识别关于利润与损失、生产数据、价格度量以及成本与效益的演算，将经济、社会与人类社会置于商品交换价值及其最抽象的表达形式——金钱——的控制之下。这些定量价值以十、百、千或者百万为度量标准，并不知晓正义或非正义、善良或邪恶。它们分解并摧毁了定性价值（qualitative value），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伦理价值。在这两种价值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古代炼金术式的“不相容性”；也就是说，这两种物质之间不可能存在亲和性。
时至今日，市场价值、定量价值（quantitative value）、金钱和资本主义金融的这种完全的——实际上可以说是极权的——统治已经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早在1847年，在一段对资本主义的透彻批判中，这一制度的逻辑便已经有所揭示：
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以前，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②
最早反抗资本主义商品化的群体并非只有工人阶级，也包括了农民阶级和其他大众阶级。这些阶级反抗使用的名义是一些被认为比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更加合理的社会价值与社会需求。在研究18世纪英国的群众运动、粮食骚动和反抗运动时，历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提到了一种存在于大众当中的“道德经济学”与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一理论最初由亚当·斯密提出）。粮食骚动（女性在其中起主要作用）是一种以传统社群主义的“道德经济学”之名、针对市场的抵抗形式，这些抵抗运动并不缺乏理性基础，而且从长远角度看很可能使大众阶层免于遭受饥荒③。
现代社会主义正是这种社会抵抗运动和“道德经济学”的继承者，试图建立一种不再以市场和资本的标准——如偿还能力、成本效益、利潤和积累等——为基础的生产形式，而是以满足社会需求、“平民”与社会公正作为基础。现代社会主义指涉的是无法被还原为市场和金钱量化的定性价值。马克思反对生产主义（productivism），主张个体的存在（being）——即人类潜力的完全实现——优于个体的拥有（having）和所有（possessing）。马克思认为，处于首要地位并能打开通向“自由王国”（Realm of Freedom）之门的社会需求，包括了自由的时间、工作时间的缩减，以及通过游玩、学习、公民活动、艺术创作和爱而达到的个体的自我实现。
在这些不同的社会需求中，有一种社会需求在今天的社会中变得愈加重要，而马克思本人并未在其论著中对之进行充分的讨论（除了在一些重要的文章段落中有所提及），那就是保护自然环境，获得可以呼吸的空气、适合饮用的水源以及不受化学毒物与核辐射污染的食物的需求。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论的无限扩张，其所导致的以全球变暖为首的各种灾难性后果，以及对生态平衡所造成的严重威胁，这种社会需求与人类物种在地球上的生存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密切。 因此，社会主义与生态学都具有一些无法被降格到市场的社会定性价值。社会主义与生态学都反对“大转型”，反对经济事物化和脱离社会，主张将经济“重新嵌入”（re-embed）到社会自然环境之中①。然而，要实现这种一致性，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者对其关于“生产力”（见下）的传统认知进行批判分析，而且需要生态学者与绿色“市场经济”的幻象决裂。旨在完成这一双重任务的，便是一种已成功地将两种研究范式融为一体的思想潮流——生态社会主义。
那么，究竟什么是生态社会主义呢？大体而言，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思想潮流与环境主义运动，它将剥去生产主义外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整合。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的逻辑与利润——以及如今已经不再存在的“大众民主”的技术官僚威权主义——与环境保护原则相悖。此外，尽管生态社会主义思潮批判了处于主导地位的工人运动意识形态，但它依旧意识到，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是完成制度层面根本转型的必要力量。
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主要出现于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最早的先驱研究者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学者，如谢尔盖·波多林斯基（Sergei Podolinsky）和弗拉基米尔·沃尔纳德斯基（Vladimir Vernadsky）。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可以追溯至曼纽尔·萨科瑞斯坦（Manuel Sacristán）、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早期著作）等思想家的著作。此外，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琼·马丁内兹-阿里埃尔（Joan Martínez-Alier）、弗朗西斯科·费尔南德兹·布恩伊（Francisco Fernández Buey）、让-保罗·迪里（Jean-Paul Déléage）、埃尔马·阿尔特瓦特（Elmar Altvater）、弗里德·奥托·沃尔夫（Frieder Otto Wolf）、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Foster）等人也在这一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虽然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并不是同质化的，但其大多数代表人物的核心主题思想是相同的。具体而言，一方面是与资本主义或官僚主义（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者”）形式的进步生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决裂，另一方面是反对破坏环境的、以生产和消费为模式的无限扩张。在环境运动中，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代表了最先进的趋势，最关注工人阶级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利益，清楚地知道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内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生态社会主义伦理学坚决反对马克思所言的“普遍腐败”的体制，也就是资本主义获利能力和积累市场的破坏性逻辑及其根本的“非伦理性”（韦伯语）。那么，生态社会主义伦理学具有哪些主要特征呢？在此，我将提出一些假设作为讨论的出发点。我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伦理学首先是一种社会伦理学②。生态社会主义伦理学并不是针对个体行为的伦理学，其目的不在于使人感到愧疚，并不主张苦行主义或自我约束。诚然，教育人类个体尊重环境、反对污染是非常重要的，但实际的利害关系并不在此。如前文所讨论的，重要的是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建立起一种以社会需求——尤其是在没有恶化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关键需求——为基础的新型生产分配范式。若要实现这一改变，不仅需要心灵善良的个体，还需要社会参与者、社会运动、环境组织以及政治党派的力量。
同时，这种社会伦理学也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伦理学。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濒危物种，通过药物消灭对人类生活造成威胁的生命形式（如微生物、病毒和寄生虫），这些都是具有人文价值的行为。传染黄热病的疟蚊与受黄热病威胁的第三世界儿童并不具有相同的“生存权”。在某些地区，为了拯救后者而消灭前者是在伦理允许范围之内的行为。
生态危机威胁着环境的自然平衡，其中面临着危险的不仅是动植物，而且首当其冲地包括了人类物种的健康、生活条件与其基本生存情况。因此，在伦理层面与政治层面意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或濒危物种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与人文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斗争。拯救环境的斗争必然是一场改变文明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仅涉及个别社会阶级，而且在人文主义层面涉及整个人类群体，可谓是一件必行之事。当然，这场斗争必然也涉及未来的世代——他们因愈加无节制的环境破坏，可能面临着一个未来无法生存的星球。在过去，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等人的生态伦理学主张只立足于未来世代的权利；如今，这种生态伦理学主张已经被超越了。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更加急迫，而且与现今世代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生活在21世纪初的人们已经亲眼目睹，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性后果以及生物圈的污染现象，而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他们——更年轻的一代——可能还将面临包括气候变化等在内的生态灾难。
此外，生态社会主义伦理学还是一种平等主义的伦理学。在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消费的现行模式的基础是无限积累（资本积累、利润积累、商品积累）、资源浪费、炫耀性消费（例如凡勃伦的研究）以及加速进行的环境破坏，这一套逻辑完全无法推行至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如果人们选择的是“美国式生活”，那么我们则需要五个地球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因此，这一体制必然建立在维持和加剧南北差距的基础之上。得益于新型的生产范式，生态社会主义伦理学致力于重新分配世界范围内的财富与共有资源。在伦理—社会层面满足社会需求的要求只有在社会公正、平等——不同于同质化——与团结的精神下才具有意义。归根结底，生态社会主义伦理学的主张暗含了遵循“各取所需”的准则、集体调用生产方式与商品服务的分配，这一点与自由主义所宣扬的“公平”不同，后者可以接受在机会公平的条件下的社会不公正现象①，而这一点也是经济社会“自由竞争”支持者的经典论据。
同样，生态社会主义也暗含了一种民主的伦理学。只要经济生产的决策权还掌握在那些资本主义的寡头政权、银行家和技术统治论者的手中，我们便永远无法摆脱生产主义的可怕循环、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以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行为。经济层面的民主暗含了生产力的社会化，意味着关于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的重要决策并非取决于“市场”或政治局，而是需要由社会本身在民主而多元的辩论中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提议与意见，之后再作出最终的决定。这种做法引介了一种不同的社会经济逻辑，是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不同关系的必要条件。
最后，在词源学层面上，生态社会主义伦理学还是一种激进的伦理学。生态社会主义伦理学主张挖掘问题根部的深层原因，认为各种折中的做法——如改革、联合国会议和排污权交易市场——并不能解决任何的根本问题。未来在范式层面上将会出现一种根本性的变革，会出现一种新型的文明——简言之，这将会是一场革命式的转型。这场革命不仅涉及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如私有财产和劳动分工，也关系到生产力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生产过程的结构本身，尤其是针对某些认为变革只是对已经成为“生产力自由发展的阻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压制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理念。借用马克思本人在巴黎公社之后提出的关于国家的著名构想：工人和人民不能单纯地只是接管生产设备，并使之为己所用；他们必须破坏这一设备，并用其他设备将其取代。这就意味着生产技术结构本身以及形成这种结构的能源类型——如化石燃料或核能——的深入转型。使用尊重环境的技术与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则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主张①。
生态社会主义乌托邦，即“太阳共产主义”（solar communism）②，意味着我们今后应当为实现以下这些直接目标而奋斗，这些目标预示了未来发展，并且受到共同价值观的启发：
——选择使用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以此来抑制私人汽车和公路卡车的数量畸形增长；
——发展和进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
——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制定严肃的国际协议，而不是使用神秘化的“排污权交易市场”等概念。
诚然，以上这些只是部分的例子，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列举出许多其他例子。在气候公正运动、国际反新自由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的呼吁声音中，同样也存在着这样类似的诉求。这些运动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正現象与环境破坏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替代方案。这些运动拒绝世界的商品化趋势，从具有团结互助精神的伦理学理念中获得了道德启发与提议，与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具有相近的社会价值观与环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