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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万人、9.87万人”，赵瑞华说，这些数字远比让我们谈即色变的“非典”所造成的死亡要恐怖得多！但为什么交通安全仍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呢？
2001年～2004年间，我国每年由公路交通事故所导致的死亡人数都在10万人以上，2005年死亡人数为9.87万人。这些数字表明，我国万车死亡率虽呈稳定下降趋势，但这是在车辆每年10%的增幅下实现的。因此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的总体形势依然严峻。
统计数字表明，我国的交通事故主要发生在公路上，公路交通事故占整个交通事故的76.8％，尤以低等级公路为事故多发路段。人为因素导致伤亡事故的约占94.54％，违规违章驾驶仍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其中大型货车和客车驾驶员、低驾龄驾驶员是事故高发群体。
赵瑞华坦言，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始终把降低伤亡事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执政的重要理念，使道路交通安全的总体状况得到了改善。但是，“今天一起事故、明天一起事故，也许并不能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好像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大家可能都认为，事故是难免的，发生了也是正常的……只有到发生了一些群死群伤事故、造成恶劣影响，使得一些部门领导要负相关责任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感到事故的严重性……老实说，我国的安全生产工作还处在初级阶段，也就是控制群死群伤事故阶段。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花大气力做的还只是安全监督的基础性工作。我也很着急，有很多时候，我确实感觉到还没有接触到事物的深层……当然，这需要个过程，安全监督工作也并不是可以孤立看待、单单抓紧超前的事情。事故监管效果有一个滞后时间，需要我们做好基础工作。”
安全科技能带来效益
“我仔细看了中国－瑞典道路及车辆安全研讨会上瑞典方面布置的展出。他们所做的研究、试验、组织宣传等工作，中国也非常需要。我本人就曾亲历德国安驾保险公司等为倡导道路交通所做的大量宣传工作，效果非常好。有时细想后觉得，我国的安全监督工作虽然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发文件、做分析，停留在事情表面，常不能把具体工作落到实处……我们对此也焦虑不已。”
记者：瑞典政府在道路运输安全问题上做了那么多事，沃尔沃作为汽车生产企业能投入巨大资金和人力搞科研，都是难能可贵的。
赵瑞华：很多欧洲国家在道路安全方面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应该得到赞誉，我们中国应该好好学习。这当中凝聚了各方人士的心血和精力，瑞典政府方面在法制建设、强力推行安全措施等方面发挥了强大的功能，在此指引下，瑞典的汽车制造商们也付出了很多努力，所以才有沃尔沃这样安全性能令人称道的汽车品牌。当然，瑞典全体公民的法律、安全教育等也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因此他们的交通安全形势相对较好。
我从事这方面工作20多年了，最深刻的感受是，虽然交通安全有赖于人、车、路等各方面的条件，但安全问题分析来分析去，终究还是“人”的问题，比如乱开车、超载、超速、疲劳驾驶、酒后驾车等。所以2006年国家安监总局已经开始大力推广GPS等，希望可以借科技之力监控道路交通安全。
记者：作为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国家安监总局能够推动全国各交通运输企业都能使用上GPS吗？
赵瑞华：现在我们的推广力度很大。当然，行政方面来强行要求，可能会有一些抵触，因为企业要花钱。但是我认为对于安装GPS，明智的企业还是应该有积极性的。随着GPS技术的逐步完善和精度的提高，企业老总非常愿意使用，因为在安全监控的同时，GPS还可以达到企业相关的管理要求。
2006年我们去察看了浙江、陕西、北京等地的很多企业。从企业自身的安全措施和责任落实来看，GPS不光对安全，还对企业管理有促进作用，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尝到了这种甜头。
据我了解，四川、贵州、山东、河北各个部门都在积极推动企业GPS的安装，地方政府可能也会有部分补贴。江苏、浙江等地政府纷纷建起了GPS监控平台，有的在交通部门，有的在公安部门，有的在建设部门——目前，各部门之间也在积极对接管理平台。
陕西一家企业有七八百辆石油运输车，花了120万元安装GPS以后，每年给公司节省100～120万元的费用。据企业老总介绍，每天工作人员可以通过GPS读卡器查询车辆行驶路线、行使车速等各种信息，对司机和车辆的管理力度显著增强，司机再不像以前那样四处兜圈、捎带东西办私事了，车辆用油等各种成本都降了下来。还有一些企业同时安装了行车记录仪，借以解决了超载、中途上下客、票款流失等问题。
同时，国家出台的GB7258已经明确了新车出厂必须装GPS，“道交法”也有规定。我们会继续下大力气促进在用车安装GPS。
记者：安全似乎只能更多地依靠科技手段，这在如火如荼的治超上也能体现出来。
赵瑞华：非常顽固的超载、疲劳驾驶等都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2006年有这样一起超载引起的事故：核载15吨的汽车拉了70多吨的矿渣，在内蒙古和火车相撞，一下子把整个火车驾驶室全部掩埋，导致列车驾驶员窒息而死。
治超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为保证安全，二是为保护公路。两轴车核载20吨，如果装40吨～50吨，轴负荷率将有多大？交通部公路司张司长就曾说，超载数量对公路的破坏力是按幂的次数增加的，对桥梁的破坏力就更大，甚至是致命的。本来可以经受1000次重压的路面或桥梁，若经常超载，可能就只能用100次。交通部部长就曾亲自撰文，指出超载对公路的破坏。2006年交通部也曾推出了安保工程、生命工程，改造和加固危桥1719座，组织实施了2.2万公里国省干线公路安保工程，治理了6.6万公里危险路段。
八部委联合治超之中，国家安监总局也感到很艰难。超载车辆一旦上了高速公路，就很难卸载，因为成本很高、难度也很大，还有货损的风险。所以现在采取计重收费，希望通过经济调节的手段来控制。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大吨小标”在中国确实有市场，如果按标准来标识核载，车就有可能卖不出去……一个问题往往和其他许多问题紧密联系，所以解决时要综合协调。
从理念到做法都要向国外学习
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我们一行两辆车行驶在宽敞的乡村公路上，前一辆车由我们国内的一位翻译掌驾，后一辆车则拉着我们的行李，司机是个美国人。前方红灯亮了，但翻译司机看路上根本没有别的车，就直接轻缓地右转弯了，我们坐在车里，都觉得没什么，毕竟路上没车嘛。可是后面的美国司机却冲我们的车大叫起来：“你怎么能不看红灯？你在转弯的时候怎么能不停车观望？你使用的是美国驾照，就应该懂得美国的交通规则！”
可见，我们和美国的差距很大程度上还是观念问题。我们的翻译还是北大毕业的研究生，车上坐着的甚至是国内的官员，赵瑞华摇头叹道，“个别人把自己的坏观念也带到国外去了。”
记者：沃尔沃公司在做安全宣传的时候，给大家举的例子是公交车上要求乘客佩戴安全带降低事故风险。对我们来说，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出租车、长途车上都未必能做到，公交车上更是不可能！国内一些大中城市早在5年前就开始倡导甚至硬性规定前排座位一定要佩戴，但事实上大家并不这样做。时间长了也就不了了之！
赵瑞华：这就是差距，更是事实！对于很多出于安全考虑而提出的各种要求，我们可能并不认为这是为了保护自己，总觉得它是麻烦、是束缚，很别扭。
前年，美国利宝公司帮助我们做了一个驾校教练员培训。要求我们租一批车，但是我们就是租不到后排有安全带的车。美国人惊讶地问：“这种车怎么能出厂呢？”他们不知道，对我们来说，前排都不可能系安全带，后排没有安全带也并不为奇，这就是差距。
2001年～2004年间，我国每年由公路交通事故所导致的死亡人数都在10万人以上，2005年死亡人数为9.87万人。这些数字表明，我国万车死亡率虽呈稳定下降趋势，但这是在车辆每年10%的增幅下实现的。因此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的总体形势依然严峻。
统计数字表明，我国的交通事故主要发生在公路上，公路交通事故占整个交通事故的76.8％，尤以低等级公路为事故多发路段。人为因素导致伤亡事故的约占94.54％，违规违章驾驶仍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其中大型货车和客车驾驶员、低驾龄驾驶员是事故高发群体。
赵瑞华坦言，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始终把降低伤亡事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执政的重要理念，使道路交通安全的总体状况得到了改善。但是，“今天一起事故、明天一起事故，也许并不能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好像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大家可能都认为，事故是难免的，发生了也是正常的……只有到发生了一些群死群伤事故、造成恶劣影响，使得一些部门领导要负相关责任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感到事故的严重性……老实说，我国的安全生产工作还处在初级阶段，也就是控制群死群伤事故阶段。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花大气力做的还只是安全监督的基础性工作。我也很着急，有很多时候，我确实感觉到还没有接触到事物的深层……当然，这需要个过程，安全监督工作也并不是可以孤立看待、单单抓紧超前的事情。事故监管效果有一个滞后时间，需要我们做好基础工作。”
安全科技能带来效益
“我仔细看了中国－瑞典道路及车辆安全研讨会上瑞典方面布置的展出。他们所做的研究、试验、组织宣传等工作，中国也非常需要。我本人就曾亲历德国安驾保险公司等为倡导道路交通所做的大量宣传工作，效果非常好。有时细想后觉得，我国的安全监督工作虽然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发文件、做分析，停留在事情表面，常不能把具体工作落到实处……我们对此也焦虑不已。”
记者：瑞典政府在道路运输安全问题上做了那么多事，沃尔沃作为汽车生产企业能投入巨大资金和人力搞科研，都是难能可贵的。
赵瑞华：很多欧洲国家在道路安全方面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应该得到赞誉，我们中国应该好好学习。这当中凝聚了各方人士的心血和精力，瑞典政府方面在法制建设、强力推行安全措施等方面发挥了强大的功能，在此指引下，瑞典的汽车制造商们也付出了很多努力，所以才有沃尔沃这样安全性能令人称道的汽车品牌。当然，瑞典全体公民的法律、安全教育等也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因此他们的交通安全形势相对较好。
我从事这方面工作20多年了，最深刻的感受是，虽然交通安全有赖于人、车、路等各方面的条件，但安全问题分析来分析去，终究还是“人”的问题，比如乱开车、超载、超速、疲劳驾驶、酒后驾车等。所以2006年国家安监总局已经开始大力推广GPS等，希望可以借科技之力监控道路交通安全。
记者：作为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国家安监总局能够推动全国各交通运输企业都能使用上GPS吗？
赵瑞华：现在我们的推广力度很大。当然，行政方面来强行要求，可能会有一些抵触，因为企业要花钱。但是我认为对于安装GPS，明智的企业还是应该有积极性的。随着GPS技术的逐步完善和精度的提高，企业老总非常愿意使用，因为在安全监控的同时，GPS还可以达到企业相关的管理要求。
2006年我们去察看了浙江、陕西、北京等地的很多企业。从企业自身的安全措施和责任落实来看，GPS不光对安全，还对企业管理有促进作用，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尝到了这种甜头。
据我了解，四川、贵州、山东、河北各个部门都在积极推动企业GPS的安装，地方政府可能也会有部分补贴。江苏、浙江等地政府纷纷建起了GPS监控平台，有的在交通部门，有的在公安部门，有的在建设部门——目前，各部门之间也在积极对接管理平台。
陕西一家企业有七八百辆石油运输车，花了120万元安装GPS以后，每年给公司节省100～120万元的费用。据企业老总介绍，每天工作人员可以通过GPS读卡器查询车辆行驶路线、行使车速等各种信息，对司机和车辆的管理力度显著增强，司机再不像以前那样四处兜圈、捎带东西办私事了，车辆用油等各种成本都降了下来。还有一些企业同时安装了行车记录仪，借以解决了超载、中途上下客、票款流失等问题。
同时，国家出台的GB7258已经明确了新车出厂必须装GPS，“道交法”也有规定。我们会继续下大力气促进在用车安装GPS。
记者：安全似乎只能更多地依靠科技手段，这在如火如荼的治超上也能体现出来。
赵瑞华：非常顽固的超载、疲劳驾驶等都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2006年有这样一起超载引起的事故：核载15吨的汽车拉了70多吨的矿渣，在内蒙古和火车相撞，一下子把整个火车驾驶室全部掩埋，导致列车驾驶员窒息而死。
治超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为保证安全，二是为保护公路。两轴车核载20吨，如果装40吨～50吨，轴负荷率将有多大？交通部公路司张司长就曾说，超载数量对公路的破坏力是按幂的次数增加的，对桥梁的破坏力就更大，甚至是致命的。本来可以经受1000次重压的路面或桥梁，若经常超载，可能就只能用100次。交通部部长就曾亲自撰文，指出超载对公路的破坏。2006年交通部也曾推出了安保工程、生命工程，改造和加固危桥1719座，组织实施了2.2万公里国省干线公路安保工程，治理了6.6万公里危险路段。
八部委联合治超之中，国家安监总局也感到很艰难。超载车辆一旦上了高速公路，就很难卸载，因为成本很高、难度也很大，还有货损的风险。所以现在采取计重收费，希望通过经济调节的手段来控制。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大吨小标”在中国确实有市场，如果按标准来标识核载，车就有可能卖不出去……一个问题往往和其他许多问题紧密联系，所以解决时要综合协调。
从理念到做法都要向国外学习
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我们一行两辆车行驶在宽敞的乡村公路上，前一辆车由我们国内的一位翻译掌驾，后一辆车则拉着我们的行李，司机是个美国人。前方红灯亮了，但翻译司机看路上根本没有别的车，就直接轻缓地右转弯了，我们坐在车里，都觉得没什么，毕竟路上没车嘛。可是后面的美国司机却冲我们的车大叫起来：“你怎么能不看红灯？你在转弯的时候怎么能不停车观望？你使用的是美国驾照，就应该懂得美国的交通规则！”
可见，我们和美国的差距很大程度上还是观念问题。我们的翻译还是北大毕业的研究生，车上坐着的甚至是国内的官员，赵瑞华摇头叹道，“个别人把自己的坏观念也带到国外去了。”
记者：沃尔沃公司在做安全宣传的时候，给大家举的例子是公交车上要求乘客佩戴安全带降低事故风险。对我们来说，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出租车、长途车上都未必能做到，公交车上更是不可能！国内一些大中城市早在5年前就开始倡导甚至硬性规定前排座位一定要佩戴，但事实上大家并不这样做。时间长了也就不了了之！
赵瑞华：这就是差距，更是事实！对于很多出于安全考虑而提出的各种要求，我们可能并不认为这是为了保护自己，总觉得它是麻烦、是束缚，很别扭。
前年，美国利宝公司帮助我们做了一个驾校教练员培训。要求我们租一批车，但是我们就是租不到后排有安全带的车。美国人惊讶地问：“这种车怎么能出厂呢？”他们不知道，对我们来说，前排都不可能系安全带，后排没有安全带也并不为奇，这就是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