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植物生物学研究领域的主要科学家和领军人物之一，邓兴旺无论是在耶鲁大学任教期间，还是如今回到北京大学，都十分看重对年轻研究人员的培养和指导，鼓励学生用不同的技巧研究问题。迄今，已经有超过45人通过邓兴旺实验室的培养成为了独立的研究者。
　　从1992年至今，20多年的时间里，邓兴旺，与学生一道，一直沉醉在植物生命体的奇妙世界中。日前，邓兴旺获得2015年《自然》杂志杰出导师奖。
　　植物细胞的生长与代谢都有规律可循，我的理想就是找出这些规律
　　邓兴旺是植物生物学家，他毕生的理想，就是找到植物发育生长的机理。“植物怎么知道秋天要落叶、春天要发芽，冬天时要为下一年的生长做准备。还有，为什么黄山迎客松的枝叶会向周围生长，因为它的周围没有竞争。这些都说明，植物本身具有感知外界环境并自我调控的能力。不是专注于这个领域的人，可能会认为植物的生长与凋落本就该如此，其实，其中有植物自身规律与调节的机制。正如人类会感知外界信息，并由大脑作出处理，进行指挥一样，植物细胞的代谢、生长与发育，也有规律可循。我们的研究目标就是探究当光照到植物上面之后，植物如何感受、如何反应。”
　　从不满16岁考入北大生物系至今，邓兴旺对植物生命体的兴趣从未减弱。从发现植物生命过程里大量存在的一种蛋白复合体到发现植物调控蛋白降解的新过程，在探究植物生命原理的科学之路上，邓兴旺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于36岁被耶鲁大学聘为冠名终身教授，后来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目前，邓兴旺正在关注基因组编辑育种技术，这是近年来科学界的明星技术，它实现了在生物体基因组水平上进行精确地敲除、插入或置换。“举例来说，科学家发现木薯容易得一种很严重的疾病，没办法防治。将木薯的一个基因分成3000份，改变其中的一份，木薯就会不得病了。这种做法不同于转基因技术，只是修改了木薯本身的一个基因，让其基因的表达改变，没有插入任何外源基因。”邓兴旺说。
　　要更加注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用科技提高我国的农业生产效率
　　自2014年辞去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教职，全职回到北大筹建现代农学院以来，邓兴旺信念十分坚定：“我希望不但能够为培养我的北大做点事情，也能为生我养我的故土上的农民做点事情。”
　　回国后，看到我国大多数农业院校的发展已经不太适应当前农村与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邓兴旺决定借助北大综合学科实力雄厚的优势，发展农业交叉学科，致力于解决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重大关键问题，开展一系列国际一流的前沿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农学院筹办一年多以来，先后开办了系列现代农业科学、农业经济学讲座，建设公共植物生长平台，并与特拉维夫大学粮食安全中心联合成立“北京大学——特拉维夫大学粮食安全中心”，进行科研、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
　　在邓兴旺看来，中国农业当下最亟待突破的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美国和以色列为例，美国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始终高度重视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这是因为经过生物技术改良的动植物品种能够大幅度地提升品质、产量和抗病性，从而大大地提高美国农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以色列十分注重结合最新的科学技术开发培育作物新品种，他们利用生物技术和其他手段，不但培育出品质优良、抗病抗虫、适宜当地自然条件的种子和种苗，还以先进的栽培技术指导农民种植，从而有效保障了农作物优质高产。”邓兴旺说。
　　“随着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信息、生物、设施、加工、节水、生态等高新技术在农业领域全面渗透、广泛应用、快速产业化，加快了农业现代化进程。”谈到这儿，邓兴旺的语气有点急，“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也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的农业用地过度开发，应通过提高科技含量、灵活安排农业生产、适度进口等方式实现土地轮休，从而积蓄更大的生产潜力，有效保障土地生产的可持续性。”
　　学会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是科学研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
　　何为称职的导师？邓兴旺有自己的想法。“在中国，搞植物生物学基础研究的人已有很多。当前我们更需要的，是能把国际上最先进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去的人。”在他看来，作为导师既要教给学生前沿的基础研究经验，又要引导他们独立思考，对中国的农村、农业有了解、有感情、有责任感，“这样的科学研究才能惠及更多人。”邓兴旺说。
　　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焦雨铃教授曾于2002年至2006年在邓兴旺教授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他感受最深的是：“邓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辨别出最重要的问题。”
　　“在我看来，理想的导师是能够在学术上为学生指出前进的方向与路径，给予鼓励与激励，并以身作则的。我认为邓老师就是一位这样的导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李磊说。
　　邓兴旺认为，学生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更要学会独立思考，老师要给予学生足够的时间去提出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落实求证、归纳组织研究结果。“学会提出问题，学会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这是科学研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