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是我十多年前教过的一个学生，一个非常活泼而又调皮至极的学生。
　　记得那时刚刚参加工作，意气风发的我总想干点名堂出来，当校长表情复杂地把六年级一班交给我时，我受宠若惊地立刻走马上任。哪知才短短几天，我就被班上这群比我矮不了多少的男子汉们搞得焦头烂额，为首的就是大山。这大山，名副其实就像大山一样高大壮实。我和他站到一块，高矮不相上下，但大山却比我壮实多了。说实在的，瘦弱的我面对这样一个调皮的学生自感力不从心。大山很有组织领导能力，以他为首的“八大金刚”，搅得学校上下不得安宁，尤其是低年级学生更是叫苦不迭。虽然办公室都快被他们站出了坑，检讨书写了一大堆，处分背了一大筐。可东家的瓦上西家的墙上还是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张三刚丢了本子，李四又被他们打哭了。对这样一个“坏”到了极点的学生，我已无计可施，束手无策了。
　　那年秋天，大山的父亲在严打中被公安局抓捕了，在开公审大会之前，因囚车要经过我们学校门前，有关部门早已通知学校，组织师生在囚车经过时，列队观看，接受一次特别的教育，以警示学生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合格公民。对于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当然会好好利用。学校也格外偏袒我班，给了一个最佳位置。当我们列队完毕，我把全班屡教不改的几个学生叫到前排来，然后又让大山站在最前面。对于我这个做法，大山怎么也不能接受，也许他已知道今天他父亲也会在某辆车上。一向脸不红、理直气壮的大山最终在几位老师的推拉下站在了最前面最显眼的位置。他耷拉着脑袋，脸涨得红红的，局促不安地站在那里。我看到他这样，心里想：“这回你该老实了吧!”
　　随着呼啸而来的警笛声，几辆警车后面跟着一长串囚车，说是囚车，实际上是敞篷车，所有的犯人都被反剪着双手，胸前挂上牌子，写明所犯的罪行，后面紧挨着的是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警笛长鸣不止，车队停下来了，公路两旁人山人海，大家议论纷纷，指指点点，拍手称快。我一直站在大山的后面，突然不知是哪位同学喊：“快看，大山的爸爸在那儿!”于是全班同学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盯向大山的父亲，又不约而同地射向大山。大山始终耷拉着头，这下低得不能再低了。大山的父亲向我投来了乞求的目光，而我只想说：“这就是你教育的孩子，有其父必有其子。”大山在同学们的议论声中终于憋不住了，哭了起来，眼泪和着鼻涕大把大把地滴落下来，地下的沙土湿了一大片，我心里终于有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畅快感觉，想想过去的大山，我觉得还不够。警灯闪烁，警笛呼啸，我“命令”大山把头抬起来，一遍，两遍他都没有听，第三遍，只见他用力擦干眼泪，猛地把头一扬，望了望他的父亲，然后一甩手，头也不回地向教室跑去。
　　当我带领学生重新回到教室，大山早已伏在桌子上大声地哭着。我去劝他，他反而哭得更响了。接下来，我不失时机地针对班上的现状作了一节课的纪律教育，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学生，不然就会像囚车上的他们一样。这节课上我再没提及大山及其父亲，我怕大山受不了。接下来的几天，大山彻头彻尾地变了个人，他经常一个人望着窗外发愣，沉默寡言。班上安静多了，纪律也自然地好了。我见大山与过去迥然不同，曾多次去开导帮助他，但收效不大，他只是莫名地望着我，我心里隐隐有了担忧。
　　周末过后，我的担忧终于变成了现实，周一早上大山没来上课。我赶紧上他家去打听，才知道因不能容忍左邻右舍的大人、小孩都把他和他父亲拿来做教育的例子，他把邻家一个小孩子狠揍了一顿后离家出走了。他的母亲和姐姐都在四下寻找他。听到这个消息。说实在的，我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丝丝愧疚涌上心头。
　　后来，他的母亲收到了来自某个监狱寄来的有关大山的函……
　　我们都真诚地付出过，尤其是对有缺点的学生，我们会倾尽心力使其转化，但常常欲速则不达，忽略了学生的心理和情感，比如对比较顽固的学生予以惩戒，以发泄老师积郁的苦闷，树立老师在学生中的威信，但其结果往往走向了期望的反面，以致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大山这个学生，便让我终生愧疚。
　　对大山的教育，我并未走进其心灵世界，只是做了表层的批评和惩罚，对他看囚车时的反常表现，对他父亲乞求的目光，我并没有挖掘其背后的内涵。如果我能走进大山的内心，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关爱，或许大山将有另外一种人生。
　　(栏目编辑　刘西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