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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九卿的第二位是郎中令（掌管宫殿警卫），司马迁做太史令之前，曾长期在郎中令手下担任一名郎官。据学者考证，他入仕做郎官的时间，最晚是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
就在一年前，老郎中令冤屈而死，整个部门笼罩在悲伤、压抑又愤懑不平的气氛里。也许司马迁和这位老郎中令有过一点接触，因为他为老郎中令写过一篇著名的传记，倾注了浓郁的仰慕、亲近、痛惜，太像在写一个自己熟悉的人。
这位老郎中令名叫李广，人称“飞将军”。
成为郎官前，司马迁就听说过李将军的名声。毕竟，李广猿臂善射，才气无双，在大汉疆域内外，早就众口传颂，无人不知。
第一次见到领导的时候，司马迁多少怀着一点粉丝见偶像的激动。然而眼前的李广，却和想象中不同，不是威风八面的大将气概，相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谨慎温厚，像个乡下人，完全不善于言辞。
这并不吸引人的外在形象，反而强化了李广的人格魅力。他廉洁，得到皇帝的赏赐就分给属下，做高官40余年，家里没有多余的财富;对下属则非常宽松，各种规章条例，能简化就尽量简化，绝不做那些形式主义的把戏。
各种军事技能的训练是郎官生活的日常。练到兴奋处，青年郎官看见李广在校场边微笑，忍不住没大没小地招呼：李将军，给我们露一手呗。李广就摘弓搭箭，给大家露一手，于是所有人一片惊叹。
资深的郎官会告诉司马迁，李广在边境与匈奴作战时也是这样。边地生活艰苦，后勤补给经常跟不上。如果不是每个士兵都喝到水了，李广不喝水;如果不是每个士兵都吃上饭了，李广不吃饭。他不推崇严苛的军纪，只做好一件事情，就是“远斥候”——远远派出侦察兵，观察匈奴的动向。
在文帝、景帝的时代，汉朝对匈奴以防御战为主。这种策略当然是对的。匈奴骑兵飘忽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动攻击，如果全军上下时刻保持警惕，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能维持多久？不如让大部队适度放松，只要侦察兵及时发现敌情，给主力留出反应时间就可以了。
郎官系统上上下下，很多人都对李广有特别的亲近之感。李广是陇西成纪人，汉文帝时“以良家子从军击胡”，很多郎官也来自类似阶层的家庭;李广立下军功后，获得的第一个官职是中郎，后来又转为武骑常侍，都是郎中令的属官。
许多郎官从李广身上看见了理想中的自己，又从他的命运里看见了自己的未来。大家都能感受到，李广过得不快乐，也都知道他的心结在于“封侯”。
大汉开国，刘邦和功臣們立下“白马之盟”——只有立下军功的人才可以封侯。这个标准简直是为李广量身定做，还有谁比神勇无双的“飞将军”更容易立下军功吗？
然而这个目标，李广一生都没有实现。
汉文帝时代，天下晏然无事。文帝对李广说：“可惜，你没有遇到适合你的时代。如果生在高皇帝的时候，万户侯岂足道哉！”那时李广还很年轻，他并不急，他可以等。
汉景帝时代，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李广有了用武之地，立功夺旗。只不过，他没太弄明白景帝和弟弟梁孝王刘武之间的复杂关系。梁王赐给李广一颗将军印，李广收了——梁王是窦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还是面对吴楚叛军时指挥杀敌数量与汉军相当的勇士。他赐印，李广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呢？
然而就因为这件事，李广没有得到封赏。他告诉自己，没有关系，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
这之后，李广捍卫着大汉的边疆。他的军队驻扎在何地，匈奴就很少敢去那里掳掠。他的防区不断改换，实际上扮演着救火队长的角色。但是按照大汉律法，除非战死追封，在防御战争中表现得再出色，也不可能封侯。
终于，武帝即位，对匈奴的战略由防守转为反击。然而在这个时代，翻检李广的疆场战绩，却像在看一个笑话。
李广率领着一支不大的部队，远征途中要么一无所获，要么遇到兵力远超自己的匈奴骑兵。不管战场表现多么精彩、艰苦，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他不但没能封侯，反而受到按照军法当斩的惩罚，最终靠花钱赎为庶人，买回一条命。
李云中/绘
就在这段时间，卫青和霍去病仿佛两颗飞速上升的将星，闪耀在北方草原的天空。他们战功赫赫、战果累累，哪怕是追随他们的将校，也有人获得了侯爵。
大多数人不会因为败绩而否认李广的才华，至少皇帝绝没有这么想。他很快重新起用李广，甚至任命他做了自己的郎中令。这个职务负责保卫皇宫内的安全，是最受信任之人才能坐镇的岗位。
但李广还有一分不甘心。终于，时间到了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这是大汉男儿热血沸腾的一年。汉朝集结了十万骑兵，加上运送物资的马匹四万，数十万步兵追随其后。即使对大汉这样一个空前伟大的帝国来说，这也差不多是所能动员的全部兵力。太祖高皇帝白登求和以来80年的屈辱，要在这一年洗刷;文景时代50年韬光养晦积蓄的能量，要在这一年爆发;今皇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反击匈奴以来14年的激战，要在这一年做一个了断。
这一年，司马迁极有可能已经做了郎中，那么他就会和其他郎官一起，看见老郎中令激动、紧张、期待得像个孩子。他已经很老了，如果要想封侯，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好几次，李广恳求皇帝让自己出征，但总是满脸失望地回来。突然有一天，老郎中令回到官署，笑得脸上的皱纹如绽放的菊花，颔下的白须仿佛都飘洒着快乐——皇帝同意了，上天会给老郎中令一个公平吧。 李广追随大将军卫青的部队离开了长安。司马迁和无数人一起，焦急地等待着前线的消息。
捷报不断传来。大将军卫青遇到匈奴单于的主力，两军在狂风大作、砂砾击面中激战。最后，单于心理崩溃，像个女人一样坐着6匹骡子拉的车逃走了。骠骑将军霍去病的战绩还要辉煌，他斩获无数，还登上匈奴的圣山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仪式。这辉煌的一刻，千年之后仍照亮着许多中国人的梦境。
司马迁是一个胸怀家国天下的人，从他为卫青、霍去病所写的传记里，可以感受到这场胜利带给他的自豪和喜悦。但他也有个人的小小悲欢，他关注着李广的消息：老将军终于可以封侯了吗？
司马迁等来的，是李广的死讯。
出塞后，大将军卫青从俘虏口中，获悉了匈奴单于的准确方位。卫青想把立功的机会留给自己的老部下，于是把李广从前将军的位置上调开。李广当然不愿意，他认为卫青安排给他的，是一条根本不适合行军的路线。于是，李广和卫青发生了争执。最后，卫青动用大将军的威势，把李广晾在一边，直接派人命令李广的属下并入右军。
这是最羞辱人的方式，因此李广没有向卫青辞行，愤然回到自己的军中，踏上了迂回迢远、沿途缺乏水源和草地的東道。
这是临时被强行摊派的任务，李广军中自然不会有东道的向导，更糟糕的是，原来就走东道的右将军赵食其军中竟然也没有。他的军队迷了路，没能穿越大漠和卫青会合。卫青击败了匈奴单于，从漠北回到漠南，开始追究李广部没有及时会合的责任，所用的办法，仍然是甩开李广，让他麾下的校尉到幕府来对口供。
李广说：“校尉们没有罪，迷路的是我，录口供这事，我自己去。”他到了大将军的幕府，突然停下脚步，对随行的部下说：“我刚一成年，就与匈奴交手，至今大小七十余战。今天有幸追随大将军出征，接战单于的军队。大将军却让我走一条迂远的道路，于是迷了路。这是天意吧？李广已经六十多岁，终究不能再面对刀笔之吏。”
一直以来，那些精于玩弄法条的“刀笔之吏”，简直是汉军将士的噩梦。开国名将周勃说过，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可是哪里想过，狱吏竟是如此尊贵呢？蹉跎一生的冯唐曾向汉文帝控诉，战士们终日力战，可汇报战功的时候，一句话没表达准确，就会被文法吏厉声呵斥，所有功绩被归为虚报，彻底抹平。
何况，李广是个完全不善言辞的人呢？
于是，李广横刀自杀——老将军只能用这种方式，保全最后一点尊严。
把李广自杀情形告诉司马迁的人，一定说着说着就忍不住放声大哭。司马迁也无法抑制满腔悲愤之情，《李将军列传》最后那段关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太史公曰”，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写出的。
现在很多人指责，《李将军列传》并非一篇客观公正的历史记录。这个批评大概是对的。只不过，那些大时代里倾注着真挚感情的私人记忆，谁又能说没有它的价值呢？
就在一年前，老郎中令冤屈而死，整个部门笼罩在悲伤、压抑又愤懑不平的气氛里。也许司马迁和这位老郎中令有过一点接触，因为他为老郎中令写过一篇著名的传记，倾注了浓郁的仰慕、亲近、痛惜，太像在写一个自己熟悉的人。
这位老郎中令名叫李广，人称“飞将军”。
成为郎官前，司马迁就听说过李将军的名声。毕竟，李广猿臂善射，才气无双，在大汉疆域内外，早就众口传颂，无人不知。
第一次见到领导的时候，司马迁多少怀着一点粉丝见偶像的激动。然而眼前的李广，却和想象中不同，不是威风八面的大将气概，相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谨慎温厚，像个乡下人，完全不善于言辞。
这并不吸引人的外在形象，反而强化了李广的人格魅力。他廉洁，得到皇帝的赏赐就分给属下，做高官40余年，家里没有多余的财富;对下属则非常宽松，各种规章条例，能简化就尽量简化，绝不做那些形式主义的把戏。
各种军事技能的训练是郎官生活的日常。练到兴奋处，青年郎官看见李广在校场边微笑，忍不住没大没小地招呼：李将军，给我们露一手呗。李广就摘弓搭箭，给大家露一手，于是所有人一片惊叹。
资深的郎官会告诉司马迁，李广在边境与匈奴作战时也是这样。边地生活艰苦，后勤补给经常跟不上。如果不是每个士兵都喝到水了，李广不喝水;如果不是每个士兵都吃上饭了，李广不吃饭。他不推崇严苛的军纪，只做好一件事情，就是“远斥候”——远远派出侦察兵，观察匈奴的动向。
在文帝、景帝的时代，汉朝对匈奴以防御战为主。这种策略当然是对的。匈奴骑兵飘忽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动攻击，如果全军上下时刻保持警惕，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能维持多久？不如让大部队适度放松，只要侦察兵及时发现敌情，给主力留出反应时间就可以了。
郎官系统上上下下，很多人都对李广有特别的亲近之感。李广是陇西成纪人，汉文帝时“以良家子从军击胡”，很多郎官也来自类似阶层的家庭;李广立下军功后，获得的第一个官职是中郎，后来又转为武骑常侍，都是郎中令的属官。
许多郎官从李广身上看见了理想中的自己，又从他的命运里看见了自己的未来。大家都能感受到，李广过得不快乐，也都知道他的心结在于“封侯”。
大汉开国，刘邦和功臣們立下“白马之盟”——只有立下军功的人才可以封侯。这个标准简直是为李广量身定做，还有谁比神勇无双的“飞将军”更容易立下军功吗？
然而这个目标，李广一生都没有实现。
汉文帝时代，天下晏然无事。文帝对李广说：“可惜，你没有遇到适合你的时代。如果生在高皇帝的时候，万户侯岂足道哉！”那时李广还很年轻，他并不急，他可以等。
汉景帝时代，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李广有了用武之地，立功夺旗。只不过，他没太弄明白景帝和弟弟梁孝王刘武之间的复杂关系。梁王赐给李广一颗将军印，李广收了——梁王是窦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还是面对吴楚叛军时指挥杀敌数量与汉军相当的勇士。他赐印，李广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呢？
然而就因为这件事，李广没有得到封赏。他告诉自己，没有关系，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
这之后，李广捍卫着大汉的边疆。他的军队驻扎在何地，匈奴就很少敢去那里掳掠。他的防区不断改换，实际上扮演着救火队长的角色。但是按照大汉律法，除非战死追封，在防御战争中表现得再出色，也不可能封侯。
终于，武帝即位，对匈奴的战略由防守转为反击。然而在这个时代，翻检李广的疆场战绩，却像在看一个笑话。
李广率领着一支不大的部队，远征途中要么一无所获，要么遇到兵力远超自己的匈奴骑兵。不管战场表现多么精彩、艰苦，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他不但没能封侯，反而受到按照军法当斩的惩罚，最终靠花钱赎为庶人，买回一条命。
就在这段时间，卫青和霍去病仿佛两颗飞速上升的将星，闪耀在北方草原的天空。他们战功赫赫、战果累累，哪怕是追随他们的将校，也有人获得了侯爵。
大多数人不会因为败绩而否认李广的才华，至少皇帝绝没有这么想。他很快重新起用李广，甚至任命他做了自己的郎中令。这个职务负责保卫皇宫内的安全，是最受信任之人才能坐镇的岗位。
司马迁是一个胸怀家国天下的人，从他为卫青、霍去病所写的传记里，可以感受到这场胜利带给他的自豪和喜悦。但他也有个人的小小悲欢，他关注着李广的消息：老将军终于可以封侯了吗？
但李广还有一分不甘心。终于，时间到了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这是大汉男儿热血沸腾的一年。汉朝集结了十万骑兵，加上运送物资的马匹四万，数十万步兵追随其后。即使对大汉这样一个空前伟大的帝国来说，这也差不多是所能动员的全部兵力。太祖高皇帝白登求和以来80年的屈辱，要在这一年洗刷;文景时代50年韬光养晦积蓄的能量，要在这一年爆发;今皇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反击匈奴以来14年的激战，要在这一年做一个了断。
这一年，司马迁极有可能已经做了郎中，那么他就会和其他郎官一起，看见老郎中令激动、紧张、期待得像个孩子。他已经很老了，如果要想封侯，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好几次，李广恳求皇帝让自己出征，但总是满脸失望地回来。突然有一天，老郎中令回到官署，笑得脸上的皱纹如绽放的菊花，颔下的白须仿佛都飘洒着快乐——皇帝同意了，上天会给老郎中令一个公平吧。 李广追随大将军卫青的部队离开了长安。司马迁和无数人一起，焦急地等待着前线的消息。
捷报不断传来。大将军卫青遇到匈奴单于的主力，两军在狂风大作、砂砾击面中激战。最后，单于心理崩溃，像个女人一样坐着6匹骡子拉的车逃走了。骠骑将军霍去病的战绩还要辉煌，他斩获无数，还登上匈奴的圣山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仪式。这辉煌的一刻，千年之后仍照亮着许多中国人的梦境。
司马迁是一个胸怀家国天下的人，从他为卫青、霍去病所写的传记里，可以感受到这场胜利带给他的自豪和喜悦。但他也有个人的小小悲欢，他关注着李广的消息：老将军终于可以封侯了吗？
司马迁等来的，是李广的死讯。
出塞后，大将军卫青从俘虏口中，获悉了匈奴单于的准确方位。卫青想把立功的机会留给自己的老部下，于是把李广从前将军的位置上调开。李广当然不愿意，他认为卫青安排给他的，是一条根本不适合行军的路线。于是，李广和卫青发生了争执。最后，卫青动用大将军的威势，把李广晾在一边，直接派人命令李广的属下并入右军。
这是最羞辱人的方式，因此李广没有向卫青辞行，愤然回到自己的军中，踏上了迂回迢远、沿途缺乏水源和草地的東道。
这是临时被强行摊派的任务，李广军中自然不会有东道的向导，更糟糕的是，原来就走东道的右将军赵食其军中竟然也没有。他的军队迷了路，没能穿越大漠和卫青会合。卫青击败了匈奴单于，从漠北回到漠南，开始追究李广部没有及时会合的责任，所用的办法，仍然是甩开李广，让他麾下的校尉到幕府来对口供。
李广说：“校尉们没有罪，迷路的是我，录口供这事，我自己去。”他到了大将军的幕府，突然停下脚步，对随行的部下说：“我刚一成年，就与匈奴交手，至今大小七十余战。今天有幸追随大将军出征，接战单于的军队。大将军却让我走一条迂远的道路，于是迷了路。这是天意吧？李广已经六十多岁，终究不能再面对刀笔之吏。”
一直以来，那些精于玩弄法条的“刀笔之吏”，简直是汉军将士的噩梦。开国名将周勃说过，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可是哪里想过，狱吏竟是如此尊贵呢？蹉跎一生的冯唐曾向汉文帝控诉，战士们终日力战，可汇报战功的时候，一句话没表达准确，就会被文法吏厉声呵斥，所有功绩被归为虚报，彻底抹平。
何况，李广是个完全不善言辞的人呢？
于是，李广横刀自杀——老将军只能用这种方式，保全最后一点尊严。
把李广自杀情形告诉司马迁的人，一定说着说着就忍不住放声大哭。司马迁也无法抑制满腔悲愤之情，《李将军列传》最后那段关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太史公曰”，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写出的。
现在很多人指责，《李将军列传》并非一篇客观公正的历史记录。这个批评大概是对的。只不过，那些大时代里倾注着真挚感情的私人记忆，谁又能说没有它的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