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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3日,尽管天气炎热,河南省郸城县计生委依旧在开会,因为在7月末,河南省的人口将超过1个亿,成为第一个人口过亿的省份。会上,除了“人口过亿”的话题外,讨论内容还包括“计划生育让河南少生了3300万人”、“河南人口过亿是迟早的事情,但计划生育政策让这一天推迟了13年到来”等。
根据郸城县计生委的新闻稿:“座谈中大家一致感到河南人口过亿警示河南人口形势不容乐观,面临严峻挑战。”然而,在人口与生育问题上面临挑战的并非仅有河南。
生孩子促增长?
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瑞典《每日新闻报》以“15个瑞典,15个中国”为题报道了河南人口过亿的新闻。瑞典作者写道:“中国一个河南省的人口就相当于15个瑞典,但15个中国人的收入总和才相当于一个瑞典人,这就是中国和西方真正的差距。”
根据国家人口与计生委网站转引新华社的数据,截至2009年7月,河南省流出人口已达1025万;但另一种未经查证的说法是,河南在外打工的人口有3000万,在深圳就有120万,占深圳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个中国第一人口大省的劳务输出现状,基本可以反映中国经济模式的现状。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富士康近年来在媒体中所上演的一幕幕故事,仅仅是一个象征,背后的大趋势是中国即将迎来“刘易斯拐点”,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在逐渐枯竭。而蔡昉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效应:一个是市场化改革中的资源重新配置,另一个就是人口红利。
蔡昉撰文写道:“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的生育水平在短时间内下降,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不仅将持续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将趋于减缓。这整个变化轨迹将形成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画面。”这对于严重依赖劳动力的中国经济来说,是个警告。由此,蔡昉提出,在经济模式转变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要尽量延长人口红利效应,“要适当调整人口政策,延缓人口老龄化的速度。”
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要多生孩子来保增长呢?
让生还是不让生?
计划生育政策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蔡昉指出,这个政策在出台时就明确了是“特殊历史时期下,一代人的政策”,一代人后,完全可以调整。
计划生育政策最早的制定者之一、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支持“二胎”。相比很多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公布的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即可生育二胎的政策,田雪原更为直接,他认为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就可以生育二胎,这个政策现在就可以在农村施行,城市可以从2016年开始施行。这并不会造成太大的人口增加,而且根据上海市在2004年(允许双独生子女生二胎的一年)政策变动前后的调查,上海人的生育意愿在下降,并未因独生子女二胎政策而提高。二胎申请最多的人群呈现了两个极端:学历、收入双高人士和社会底层人士。
但反对“二胎”松动的一方,则坚守着数字的秘密。
国家计生委官员在谈到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时,经常说到一句话:计划生育30年,少生4个亿。而各省计生部门也将“少生多少人”作为工作效果的最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河南少生了3300多万人,广东少生了3200多万人。
但最近有学者撰文认为,4亿人的说法并不准确,“假设中国生育率水平保持在1979年的水平(每个妇女期望一生生育2.75个子女)不变,与2009年官方认定的生育率水平相比,1979至2009年30年间,少生人数约为2亿多人”。但显而易见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的生育期望在不断下降,已不可能始终维持在1979年“希望生2.75个孩子”的水平。
正当学者与官方在“二胎政策”是否可以松动之时,已经跨入而立之年的80后以及已够结婚年龄(女方)的90后们,却对生育有了自己更为独立的想法。
保增长?也不生!
刘乔伊也在面临挑战,生还是不生,是个问题。今年26岁的她刚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完传播学的研究生,与同为中国留学生的新婚丈夫一起回国,定居北京,她在一家国际级公关公司任职,衣食无忧。
“我很矛盾,你知道么?”采访中,始终是她在反问记者,她在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很多“社会主流观点”的嗤之以鼻。
“要两个孩子,或者不要。”她其实是不想要孩子的,“因为养孩子不是养花,要花费很多心血,我并没有打算把我人生的一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孩子身上。但是岁月不饶人,或者说是婆婆不饶人,或者说婆婆的岁月不饶人,上一辈的人都在给我压力,总之我有点顶不住压力了。但是一个孩子的话我觉得他太孤单了,性格发展没那么健全。假设问我生几个孩子好,如果政策不限制的话,最好能要两个,至少他们彼此间会学会分享,不会很自私。”尽管她自己就是个计划生育政策下长大的独生女,她却对独生子女的问题毫不讳言。“但我还是不想要孩子的,除非是意外。”
谈到人口红利逐渐枯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刘乔伊有些激动,反问记者是不是“疯了”:“国家经济增长不增长关我什么事情?难道为了国家经济增长我就要多生孩子而改变我一生的命运吗?凭我们俩的实力我们可以办移民,这里不增长我可以去增长的地方,那不是我所要担心的问题。”
刘乔伊不再相信国家政策导向,她觉得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有些政策限制甚至可以绕开,“即使‘二胎’不允许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以各种办法生了,甚至跑到外国生了。很想生的人,再严厉的政策他还是会生,不想生的人,你给钱他还是不会生。”
想生却不敢生
先不说生不生的问题,先说怎么生的问题。由曾经写过《17岁不哭》的少女作家、今日的女导演李芳芳执导的电影《80后》在广东地区的票房差强人意,但是延续了社会与媒体对80后人群的生存状况的关注。2010年,首批“奔三”的80后出现,据不久前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80后人群五成“无房无车无婚”,指望这些“三无人群”来多生孩子、延长人口红利、保障经济增长?看似痴人说梦。
另一个问题是,性别比例失衡。2009年中国出生的男女人口性别比为119.45比100,即6男5女,也就是说,未来这6个男人中,会有一个找不到女朋友。
抛开以上“婚姻问题”暂且不说,即便是已婚夫妇,对生育的渴望也在经历着不同问题的打击。
今年6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显示,不论城市、县城还是农村,受访者普遍认为“有一定经济基础”、“有自己的住房”是生育子女的两大前提条件。其中,农村受访者选择“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比例相对更高,占85.4%,而城市和县城受访者选择“有自己的住房”的比例高于农村,分别为63.8%、71.3%和58.8%。
夫妻平均月收入多少才敢生孩子?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8078元。武汉、哈尔滨、太原、西安和昆明等省会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5169元。
与刘乔伊是高中同学的李瑾现在广州一家贸易公司工作,“生孩子的事情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多了。之前我有想过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小时候就很孤单寂寞,所以想多生一个,政策也允许,但是你知道现在养一个孩子到18岁的成本吗?要40万!”李瑾觉得“二胎”或者“三胎”那是新富阶层才可以享受的事情,“其实现在生孩子跟政策没太大关系,我觉得都是经济杠杆,谁生得起谁就生,如果真的对自己孩子负责任的话”。
即便是有钱人,也要想象一下“超生”的代价。韩寒曾经在接受采访时半严肃半调侃地说,想要三个孩子,分别叫韩小野、韩小百、韩小合,但即便韩寒夫妻两人都是独生子女,他们也只可以生两个,根据《上海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若干规定》,超生子女的,将按子女出生前一年市统计局公布的全市城市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征收。
根据郸城县计生委的新闻稿:“座谈中大家一致感到河南人口过亿警示河南人口形势不容乐观,面临严峻挑战。”然而,在人口与生育问题上面临挑战的并非仅有河南。
生孩子促增长?
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瑞典《每日新闻报》以“15个瑞典,15个中国”为题报道了河南人口过亿的新闻。瑞典作者写道:“中国一个河南省的人口就相当于15个瑞典,但15个中国人的收入总和才相当于一个瑞典人,这就是中国和西方真正的差距。”
根据国家人口与计生委网站转引新华社的数据,截至2009年7月,河南省流出人口已达1025万;但另一种未经查证的说法是,河南在外打工的人口有3000万,在深圳就有120万,占深圳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个中国第一人口大省的劳务输出现状,基本可以反映中国经济模式的现状。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富士康近年来在媒体中所上演的一幕幕故事,仅仅是一个象征,背后的大趋势是中国即将迎来“刘易斯拐点”,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在逐渐枯竭。而蔡昉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效应:一个是市场化改革中的资源重新配置,另一个就是人口红利。
蔡昉撰文写道:“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的生育水平在短时间内下降,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不仅将持续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将趋于减缓。这整个变化轨迹将形成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画面。”这对于严重依赖劳动力的中国经济来说,是个警告。由此,蔡昉提出,在经济模式转变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要尽量延长人口红利效应,“要适当调整人口政策,延缓人口老龄化的速度。”
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要多生孩子来保增长呢?
让生还是不让生?
计划生育政策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蔡昉指出,这个政策在出台时就明确了是“特殊历史时期下,一代人的政策”,一代人后,完全可以调整。
计划生育政策最早的制定者之一、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支持“二胎”。相比很多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公布的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即可生育二胎的政策,田雪原更为直接,他认为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就可以生育二胎,这个政策现在就可以在农村施行,城市可以从2016年开始施行。这并不会造成太大的人口增加,而且根据上海市在2004年(允许双独生子女生二胎的一年)政策变动前后的调查,上海人的生育意愿在下降,并未因独生子女二胎政策而提高。二胎申请最多的人群呈现了两个极端:学历、收入双高人士和社会底层人士。
但反对“二胎”松动的一方,则坚守着数字的秘密。
国家计生委官员在谈到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时,经常说到一句话:计划生育30年,少生4个亿。而各省计生部门也将“少生多少人”作为工作效果的最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河南少生了3300多万人,广东少生了3200多万人。
但最近有学者撰文认为,4亿人的说法并不准确,“假设中国生育率水平保持在1979年的水平(每个妇女期望一生生育2.75个子女)不变,与2009年官方认定的生育率水平相比,1979至2009年30年间,少生人数约为2亿多人”。但显而易见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的生育期望在不断下降,已不可能始终维持在1979年“希望生2.75个孩子”的水平。
正当学者与官方在“二胎政策”是否可以松动之时,已经跨入而立之年的80后以及已够结婚年龄(女方)的90后们,却对生育有了自己更为独立的想法。
保增长?也不生!
刘乔伊也在面临挑战,生还是不生,是个问题。今年26岁的她刚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完传播学的研究生,与同为中国留学生的新婚丈夫一起回国,定居北京,她在一家国际级公关公司任职,衣食无忧。
“我很矛盾,你知道么?”采访中,始终是她在反问记者,她在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很多“社会主流观点”的嗤之以鼻。
“要两个孩子,或者不要。”她其实是不想要孩子的,“因为养孩子不是养花,要花费很多心血,我并没有打算把我人生的一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孩子身上。但是岁月不饶人,或者说是婆婆不饶人,或者说婆婆的岁月不饶人,上一辈的人都在给我压力,总之我有点顶不住压力了。但是一个孩子的话我觉得他太孤单了,性格发展没那么健全。假设问我生几个孩子好,如果政策不限制的话,最好能要两个,至少他们彼此间会学会分享,不会很自私。”尽管她自己就是个计划生育政策下长大的独生女,她却对独生子女的问题毫不讳言。“但我还是不想要孩子的,除非是意外。”
谈到人口红利逐渐枯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刘乔伊有些激动,反问记者是不是“疯了”:“国家经济增长不增长关我什么事情?难道为了国家经济增长我就要多生孩子而改变我一生的命运吗?凭我们俩的实力我们可以办移民,这里不增长我可以去增长的地方,那不是我所要担心的问题。”
刘乔伊不再相信国家政策导向,她觉得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有些政策限制甚至可以绕开,“即使‘二胎’不允许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以各种办法生了,甚至跑到外国生了。很想生的人,再严厉的政策他还是会生,不想生的人,你给钱他还是不会生。”
想生却不敢生
先不说生不生的问题,先说怎么生的问题。由曾经写过《17岁不哭》的少女作家、今日的女导演李芳芳执导的电影《80后》在广东地区的票房差强人意,但是延续了社会与媒体对80后人群的生存状况的关注。2010年,首批“奔三”的80后出现,据不久前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80后人群五成“无房无车无婚”,指望这些“三无人群”来多生孩子、延长人口红利、保障经济增长?看似痴人说梦。
另一个问题是,性别比例失衡。2009年中国出生的男女人口性别比为119.45比100,即6男5女,也就是说,未来这6个男人中,会有一个找不到女朋友。
抛开以上“婚姻问题”暂且不说,即便是已婚夫妇,对生育的渴望也在经历着不同问题的打击。
今年6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显示,不论城市、县城还是农村,受访者普遍认为“有一定经济基础”、“有自己的住房”是生育子女的两大前提条件。其中,农村受访者选择“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比例相对更高,占85.4%,而城市和县城受访者选择“有自己的住房”的比例高于农村,分别为63.8%、71.3%和58.8%。
夫妻平均月收入多少才敢生孩子?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8078元。武汉、哈尔滨、太原、西安和昆明等省会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5169元。
与刘乔伊是高中同学的李瑾现在广州一家贸易公司工作,“生孩子的事情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多了。之前我有想过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小时候就很孤单寂寞,所以想多生一个,政策也允许,但是你知道现在养一个孩子到18岁的成本吗?要40万!”李瑾觉得“二胎”或者“三胎”那是新富阶层才可以享受的事情,“其实现在生孩子跟政策没太大关系,我觉得都是经济杠杆,谁生得起谁就生,如果真的对自己孩子负责任的话”。
即便是有钱人,也要想象一下“超生”的代价。韩寒曾经在接受采访时半严肃半调侃地说,想要三个孩子,分别叫韩小野、韩小百、韩小合,但即便韩寒夫妻两人都是独生子女,他们也只可以生两个,根据《上海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若干规定》,超生子女的,将按子女出生前一年市统计局公布的全市城市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