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1962年生于浙江余姚，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著有《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未竟的变革》等。
　　
　　郑永年近年在两岸三地非常活跃，尽管他领导的东亚研究所目前已占据新加坡研究中国问题的垄断地位，但他仍然声称，必须每天修正甚至否定自己的思维和观点，“我最大的敌人是昨天的自己。”这颇有几分“高处不胜寒”的味道。
　　对于中国大方向和大政策，郑永年把握得比较到位也比较及时，并且他还善于运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西方都能接受的话语。但也有人指出，郑永年毕竟长期没有在内地生活，对于国内情况他虽然经常跟踪，却缺乏真实体验。
　　对于这些外界的评论，郑永年并不太在意。他更关注的是，中国目前这种急剧的变化。“你看到的可以是一个很糟糕的社会，也可以是一个改造得更好的社会。”现年49岁的郑永年非常认真地说，“我希望活到100岁，好好地做学问，把中国解释清楚。”
　　他只解释中国
　　“中国太浮躁了，没有理性思考的空间，但这个社会需要有人思考。”郑永年笑言，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一个专栏作家，但写专栏只是业余爱好，他的主要学术著作都是用英文写就的。而“解释中国”正是他现在着力研究的课题。
　　郑永年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就产生了解释中国的想法。他最初的构想是以西方的语言和理论来研究，但很快他就发现了问题。西方理论毕竟是解释西方经验的产物，马克思的“劳动分工论”、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都是通过考察当时西方社会，把社会现实概念化、抽象化的结果。中国的现实与西方不一样，生搬硬套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地解释中国。
　　1997年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后，郑永年开始建构他的学术世界。但他很快发现，国外那么多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没有一个与中国相关。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转型的量级是欧洲的几倍，却没有能力向世界说明自己。在郑永年看来，缺乏认识自身、解释自身的知识体系正是中国始终无法走出历史循环，成功转型为现代社会的症结所在。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中，郑永年最大的痛惜正来自于此。
　　这么多年来，郑永年的自我期许是一名知识分子，而非公共知识分子。在他看来，两者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做研究、写文章只是为了解释世界，而公共知识分子更着重影响社会和政策，但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较好的学术基础，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抢政治家的工作，热衷于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在媒体上，每个人都在说中国应当怎么样，应当怎么发展，一个比一个理想。但是民主化不能靠乌托邦，道路并非学者能够控制。如果中国知识界不跳出泛意识化的争论，有意识地建构起重新解释中国的理论，很难找到中国的发展道路。”
　　经济国家主义
　　那么他是怎么解释中国的呢？郑永年首先从国家的动员体制入手。在他看来，中国是国家动员型体制，而西方是市场动员型体制。在西方，如果市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没有任何国家和社会的力量能够平衡市场力量，那么危机必然发生。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是这样，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是这样。反之，在中国，如果国家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没有任何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能够平衡国家力量，那么危机也必然发生。
　　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开始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典型的“举国体制”，国家通过政治手段把社会的每一个经济细胞都组织起来，在短时期内来达成国家设定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说，很难质疑国家的这些功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论述到了政府的功能，包括提供公共秩序、基础设施和国防等。即使是在西方，近代以来，总趋势是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在问题出现了，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在西方，政府从属于市场。但在中国，市场从属于政府。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空间在扩大，其功能也在不断强化，但市场还是政府的一部分。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在向西方学习，建立了现代财政税收、金融等制度，但所有这些制度的主体是政府。尽管中国的市场空间有了很大的扩张，但政府对市场的能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提高。
　　在跟其他国家对比时，郑永年发现，在西方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经验中，尽管他们和市场之间存在着竞争，但政府从来不会把市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政府规制市场，但不是控制市场。市场创造财富之后，政府才会有能力进行社会改革，保障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利。西方国家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结果，而是政府在社会力量的压力下规制市场的结果。
　　保持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均衡，一直是西方经济体能够有效运作的首要条件，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要务。
　　强政府更要强社会
　　针对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不和谐因素，郑永年提出，社会“不稳定”是结果，既是社会经济发展本身的产物，也是社会和政府互动的产物。社会抗议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要寻找到社会管理的有效的方法，就必须考察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
　　郑永年认为，从大环境来看，中国近年来盛行不止的“GDP主义”，破坏了社会本身赖以生存的基础。各级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分，把新经济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引入社会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等。结果，这些领域高度商业化和货币化，造成了对社会的极大的破坏。当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进行社会政策改革的时候，这些领域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谋取暴利的领域，方方面面的改革遇到了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改革因此没有长足的进展，更不用说是重大的突破了。
　　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更使得中产阶层的发育不良，成长缓慢。在亚洲，日本和“四小龙”通过市场和政府的作为，差不多在20来年的时间里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并且经济增长还比这些经济体快，但中产阶层还是小得可怜。这些年来，当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要调整这些方面的经济结构的时候，就遇到了生长在这些结构因素里面的既得利益的阻力，结构调整遥遥无期。
　　从世界社会史的经验来看，一个社会的稳定至少需要两种东西，即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和健全的法治。在郑永年看来，除了回归法律和法制，社会管理还要从经济社会结构上下功夫，为社会稳定塑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没有这样一个有利的环境，无论怎样的手段创新不仅将是无效的，而且更会恶化社会矛盾，导致更大的不稳定。如果在加快社会改革的基础上，把新兴社会力量吸纳到政治过程中，就会促使社会管理走上一个可持续的道路，促成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而这种强政府、强社会的局面无疑是各方都最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