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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父亲的性格潜移默化在我身上，洪晃的身上
2007年1月26日上午10：00，我和摄影卢北峰如约来到章含之的住所，北京史家胡同的一个四合院。
院子远没有我想像的那么气派。院门很矮，油漆斑驳。
在跟章含之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她反复表达的一个感情就是：缺少亲情。几乎每次提到“亲情”这两个字的时候，她都眼圈发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那时，我认为自己是章士钊的女儿是特别倒霉的一件事
苗野：有一篇文章是写你们章家三代的，叫《百年三代弄潮儿》。我觉得这个说法挺准确的，你们每一代人都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而且都走出了自己的路。
章含之：是的。我们家这三代人吧，真的是走了一个挺相同的反叛上一代的过程，但是最终又归到一起去了。前不久，北京电视台要做一个节目叫《名门之后》，我就开始想“名门之后”这个概念，我发现有两种名门之后：一种是老是挂着他上一代人的名字，自己没什么发展，另一种是摆脱上一代的轨迹，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我们家是后者。我们家的这三代人，其实每一代都是造上一代的反，只是造反的方式不一样。我父亲造的是清朝的反，他20岁就出来参加革命，他当时特别激进，还暗杀清朝的大官什么的，参加1911年的辛亥革命，其实我父亲是当时最早的一批革命者，不过后来因为鲁迅的原因，这些事就被淹没了，好像不大提他，这是对他的误解；另外，他也是太独立了，他不愿意参加党派，但是他实际上是造了他当时时代的反，所以他成就了他自己。我那个时候特别逆反，造我父亲的反造得特别厉害，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我念中学的时候，我要参加革命，我觉得他是我的对立面。
苗野：那时的想法挺简单的，就是热血青年呗。
章含之：其实想起来挺可爱的，我没有多少个人的想法，觉得要参加革命。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跟我父亲逐渐就走近了，看到了他身上发光的东西，我们之间起了一种非常大的变化，这里有亲情，更多的是一种对他的人格的理解，突然觉得有很多共通的东西。
苗野：我给晃儿的《iLook世界都市》写过两年的人物稿，还开了一个叫“女人花”的专栏。像晃儿这样天真无邪、自创游戏规则、不按牌理出牌的人，给她当妈有难度吧？
章含之：我们有过一段时间非常疏远。从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各个方面，她完全颠覆了我那个时代的东西。现在她也到了不惑之年，我们有很多东西又走在一起去了。现在她也凭自己的努力走出来了，人家都管我叫“洪晃的妈妈”。我们家这三代人，没有一代人是靠着吃着上一辈的名字过活的。
苗野：其实背着上一代的名字也挺难受的，为什么好多成功人士的后代不容易成功，而且有的还得了忧郁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很难超越前辈，从小到大几乎得不到夸奖，不像平民百姓的孩子，随便一努力就超过父母了。给名人当后，真不知道是福是祸。
章含之：我那个时候就认为我是章士钊的女儿特别倒霉，我要去抗美援朝打仗，不让我去，理由就是因为我父亲是章士钊，怕我在前线牺牲了，我父亲对共产党有意见，我就气疯了，觉得他是妨碍我革命的绊脚石，我就离家出走，搬到学校住去了，我那个时候才16岁。后来有一次周总理到我们家来，那个时候我已经都上大学了，我父亲就把我一张照片给周总理和邓大姐，他说这是我女儿，现在在上大学了，虽然不是说你关照关照了，但是也有这个意思，后来我星期六回来，他告诉我，把我气坏了，我说你干嘛，我就不愿意用这种关系去为我安排什么。特别想跟我父亲划清界线，我走自己的路。
苗野：想证明自己的价值？
章含之：对，另外当时主要的还是从政治上，就觉得他是代表老的旧的阶级，那个时候人的阶级观念很强。我当时反对父亲尤其是因为鲁迅的问题，当时我在中学的时候，课文里有鲁迅的文章，骂章士钊骂得很厉害。
苗野：你觉得鲁迅是对的？
章含之：那是毫无问题的，毛主席都说鲁迅那么伟大，我还能说什么。你想想，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坐在课堂里头，所有的人都偷偷地看着我，这是什么滋味？当时特别想摆脱父亲，有两层因素：一个是认为我们的阶级不同，第二个，我不想借你的牌子，我走自己的路。洪晃其实也是，她刚刚回国的时候，在一个德国公司做贸易，刚去工作的时候，她代表这个公司出去谈生意，人家还把她当成这个公司的代表，后来可能到了谈了一两次以后，人家就知道她是谁了，就开始称她“章含之的女儿”，她觉得特别不自在，觉得好像要顶着“谁谁谁的女儿”的名头去干事。
苗野：你那天因为父亲把你的照片给周总理而生气，父亲听了你的话是怎么说的？
章含之：我父亲这个人话是很少的，他不会跟我解释，但是我看到他很失望，因为他真的是希望能够为我做点什么，我觉得他很缺亲情。
苗野：我觉得你们一家人都很缺亲情，我觉得你也很缺。
章含之：是，所以你看我父亲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把自己笔名改成叫孤桐，他年轻的时候叫青桐，中年的时候叫秋桐，到了老年的时候他叫孤桐，就说明他的心情，他很缺乏亲情的。他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做，可能也不觉得。到了北京以后，他就生活得非常单调了。这个时候，我虽然有三个哥哥，但是没有一个哥哥能够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安慰。二哥据说是最聪明的，但是不到30岁就去世了，那个时候得了结核病是很难治的。我的三哥是精神病，抗战的时候跟我们住在一起，后来也去世了。就剩下一个大哥，大哥就在这个院子里住，但是大哥一辈子什么事情也没做，他精神有点毛病，他跟我父亲的对立比我还厉害，他的对立特别莫名其妙，因为他是在德国和意大利学的艺术，所以他又从另一个角度跟父亲对立的，他好像对中国的官僚特别的反感。
苗野：而且他很偏执。
章含之：对，他管父亲叫“老官僚”。大哥也不结婚，父子之间也没有共同语言，几乎不讲话。到后来的时候，父亲跟他说话，还要通过我跟他去讲。后来我大哥又因为我告了他，大概十几年，他跟我也不说话了，他整天拿着一根棍子坐在床头，他说我是共产党派的特务要整他。这个家是蛮不正常的，所以我想父亲那个时候其实心里对我是寄予很大的希望的。
苗野：我觉得是。
章含之：所以他就把这个照片给了周总理，结果我就非常不高兴。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亲的所作所为给我的震动特别大。那是1966年8月份红卫兵抄家。本来那天晚上我也在外院挨斗，人有的时候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所谓的第六感觉。晚上七点多钟，天刚黑，我就是特别不安，心神不定的感觉。当时造反派不许我离开学校，只有周末才回家。可是那天是一个平常的日子，我就有一种家里要出事的感觉。当时洪晃还小，才五岁，在幼儿园，结果那天我自己就溜出来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没有公共交通，我的自行车也被造反队没收了。
苗野：听我妈说那时路上还经常打枪。
章含之：北京倒还没有打枪，就是乱，到处都是游行的人。我坐了一段车，走了一段路，到家的时候大概九点钟吧，我一看大小平安没事，就松了口气，但是我还得赶回去，我说我歇口气，喝口水就回去。结果十点钟红卫兵来了，抄家。
苗野：你目睹了这一切。
章含之：我目睹了这一切，那天晚上我真的触动特别大，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80多岁了，那些红卫兵甩着皮鞭，那个时候的红卫兵女的比男的厉害，我觉得男的还好一点，那些女孩子都失去了女孩子的本性了，一个个都凶得不得了。但是我父亲连头都没有低，一句话都没有说，就站在新屋这个门口，斗了两个钟头，我父亲什么话都没有说。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平静？文化大革命挺可怕的，是一个灾难，今天回过头去看，当时挨整的人，每个人在这个时候的表现也很不一样，有吓破了胆的，有坚定的。我还记得外院当时有一个教授叫周珏良，可能你去上学的时候他还在。
苗野：在，他的女儿周兰是我的同学，现在我们在北外是同事。
章含之：她母亲也去世了吧？
苗野：这我就不知道了。
章含之：当时周珏良教过我，教我翻译课。记得当时有一次让周珏良游街，造反派押着他们，让他们喊：我是混蛋。我觉得特别逗的是什么呢，他把“我是”压得特别低，“混蛋”喊得特别高，所以旁边的人根本没听见“我是”，就听见一路说“混蛋”，我们听了就笑，就听他骂混蛋，到后来造反派发现了。
苗野：觉得是在骂他们？
章含之：对，这是一种文化大革命的黑色幽默。所以我觉得那一天的晚上我父亲做的让人敬佩。凭良心说，我吓得够呛，我心里面的恐慌绝对超过了他。红卫兵走了以后，我去扶父亲回去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了，所有的感情好像全涌上来了，我一下子跪在他面前了，我说：我对不起你。我父亲说：这个事情谁也怪不着，我现在要休息一下，你们都出去吧。我就出来坐在这个屋子里，他歇了半个钟头就出来了，那个时候这儿还有一个书房，洪晃装修把这个书房去掉了，他出来以后就说：给我准备纸和笔，我要给毛泽东写信。他说我今天遭遇了这些东西，他就问为什么。毛主席第二天就把这个信给了周总理，做了批示，说章士钊要保护，然后周总理就利用这封信列了一个单子，把包括郭沫若等80多个民主人士都包括进来了。我觉得写这样的信是需要勇气的。
苗野：是很有尊严的。
章含之：对，接着下来，他自己没有问题了，照说的话，在文化大革命这种风雨飘摇的年代，能够保住自己就可以了，但是到了1967年的3月份，打倒刘少奇的时候，父亲就又坐不住了。当时我跟他已经有一些共同语言了，他就跟我说还是要给主席写信，这样搞下去的话，中国又要乱了。当时我就跟他说，这不是你能管的事，现在这些文化大革命的事，你能够现在这样地受到保护已经很不错了，他不干。那个时候我特别怕他把这封信寄出去。
苗野：因为不知道寄出去会是什么反映？
章含之：我是怕毛主席一生气，他说全中国都在打倒刘少奇，你来说这个话干什么？这个事可能会招来横祸的。毛主席过了一些天给他回了一封信，叫人家把一些文件拿来给他看了，就基本上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父亲看了以后，就长叹一声，然后说中国要大乱了，我已无能为力了。所以说这些事情让我觉得他身上的一些东西，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就是他已经活到一种境界，自己的这些东西看得蛮淡的了。你说我把他看成什么剥削阶级也好，什么什么也好，但是他那个境界真的超过我们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说老实话都很恐慌的，都很害怕的，但他觉得要说的话他就得说，我觉得他可能一生都是这样过来的。
苗野：那个时候你才发现你理解他，你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阶级可以解释的。
章含之：是，后来我年纪越大，就越觉得他的性格潜移默化在我身上，洪晃的身上……
苗野：那种率真的气质。
章含之：做事情的时候都不会先考虑自己，也不会去阿谀奉承。
父亲和女儿他们这两代人比我幸福得多，我的生活是个悲剧
苗野：你说父亲是不爱流露感情的人，我觉得你也一样。
章含之：对，我这一点跟父亲特别像，我真的也不大会表露什么东西，想的东西就放在心里。但是父亲大病的时候我们终于彻底和好了。1972年，当时我已经调到外交部了，其实我父亲心里很高兴，他觉得我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那一年他大病了一场，很危险，差一点就不行了，就住在北京医院，后来医院把他给救过来了。记得我炖了鸡汤去看他，到了医院，我父亲突然对我说：过来坐一坐。叫我坐到他的床边。真的，我跟他这么多年，他第一次跟我这样的亲近，他说：我有话要说。当时我特别不习惯。
苗野：因为以前不这样表达感情。
章含之：从来没有的。他说：我也很对不起你，你三个哥哥，我都是花了力气的，你二哥是很聪明的，但是他去世比较早，你大哥呢一辈子什么事情也没做。现在我这个章家，我这一支就靠你了。可是你这条路是你自己走出来的，我没有为你做什么，我应该为你做更多的，应该送你去留学，但是因为解放了，这些事情我也都没有做，你自己走了一条你自己的路，今天的出息都是你自己的。哎哟，那天我特感动，对我父亲来说，说这些话是很不容易的。从那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话还是不会很多，但是真正的从情感上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融合点。
苗野：听你讲你和父亲1972年的这场对话，我想起了洪晃给我讲的你和她1995年的那场对话，那时是你大病一场躺在床上，你们说着相同的话，真像是一场轮回。
章含之：是，人生真是在重复。所以说，我为什么想我们家的事总是三代串在一块想，因为特别相似。但是他们两代都比我要幸福得多，因为他们两代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做自己爱做的事情，而我这一代人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做的，只能是被一种政治的残酷的东西牵着走的。你看我父亲他多独立，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到洪晃这一代又是特别独立，而我这一代人压抑得厉害，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做成，他们两代人都比我幸福得多，我这一生是个悲剧。
苗野：是，看你的书是有这种感觉。说到亲情，看得出你的心情挺沉重的。
章含之：是的，我们这一家挺特别的。我三个哥哥是我父亲的第一个夫人吴夫人生的，我是父亲的第二个夫人奚夫人领养的，我在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到重庆去了，所以根本没有一个家的概念，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家，1945年父亲回到上海的时候，他又多了一个夫人，他跟殷夫人住在一起，我们家就是他的办事处，他白天来办公，晚上回到殷夫人那儿去。我缺乏亲情主要是我的母亲对我没有一点儿母爱，从来就没有过，大概是因为当时她特别不想要孩子，她是一个蛮冷的女人，很冷的。所以洪晃很福气，假如说她从我这一代缺少母爱亲情的话，但是她小的时候得到了全部的我妈妈和我爸爸的爱。他们对我从来都是非常非常冷的，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们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洪晃了，所以洪晃得到的是最多的。我就在那么一个完全没有亲情的环境里长大，很多人觉得我又会做饭又会做衣服是很奇怪的，什么事都很独立，其实倒也不是我这个家庭确需我去做，只是因为你没有这些亲情的时候，想自己学会做这些，给自己创造出一个温馨的感觉。
苗野：你小的时候都是自己照顾自己？
章含之：我的童年和青少年基本上是一个人度过的。倒也不是自己照顾自己，家里的条件也很好，有保姆，但是缺少的是感情上的东西。像我上中学也没有人管我，我妈那个时候每天下午就开始打麻将，她们一打就是通宵，我早上上学的时候他们刚散麻将，就得睡觉了，中午的时候就叫我在学校里吃饭，也不让我回家，因为她睡觉呀。我后来上的是天主教学校，天主教学校的规矩特别多，吃饭的时候还要感谢主的给予什么的，我就挺烦的，后来我们几个学生就管家里要了钱，每天在淮海路自己吃饭，然后就在外头逛。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妈又在麻将桌上了。我那个时候才十二三岁，孤独得厉害，所以我就到书店里看书，当时我们家附近有一个作家书屋，我一个人看免费书，一直看到吃晚饭再回去。
苗野：回家也没意思。
章含之：回家没人管我。因为是在这样一种环境里长大，所以革命对我来说吸引力就非常大，所以一旦觉得到了北京，一旦开窍以后，就觉得这是新的天地，完全可以抛弃一切的。
苗野：父母有没有察觉到对你的忽视？
章含之：等到我后来因为不让我抗美援朝，搬到学校去住的时候，真正到那个时候，我母亲开始觉得遗憾了。但是我跟我母亲始终没有能够像我跟我父亲那样和好，也不是说我怨恨她，我就是觉得缺乏这样一种基础。当我搬到学校去住的时候，她那个时候已经觉得欠缺我很多了，往学校给我送吃的。住校那个时候很苦，学校管得挺严的，吃的都是高粱米，小米，熬白菜什么的。我妈妈去学校给我送那种桶装的饼干，以前上海人喜欢的那种方桶；还给我送面包，黄油，我就气坏了，我说：拿回去，你妨碍我革命了，谁吃这些东西？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母亲已经觉得歉疚了。但是她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没有面对面跟我说什么，我跟我母亲始终没有和好。
苗野：挺遗憾的。
章含之：怎么说呢，她到最后也有回报了，因为洪晃给了她所有她缺的东西。
苗野：我是说对你来说挺遗憾的。
章含之：是，所以我那个时候特别想找到我亲生母亲，结果找到我妈又是特别失望。
苗野：你书里写了一点。
章含之：没多写，将来最后要写一本书的时候会写到这个。因为我觉得我过多写这个，挺对不起我父亲的，他一直把我当成章家的后人。但是最后的时候我会写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
苗野：还历史以真实是最重要的，不要顾忌太多。
章含之：我并不回避这个，但是我不愿意多写。因为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1972年，我父亲跟我谈完了以后，我觉得我真的要做一个章氏的后人，给他一个安慰。
苗野：在那个之前你能找到自己是章家人的感觉吗？
章含之：不能，我根本不觉得我是家里头的人，我觉得我就是我自己，尤其是在我的年纪大了以后，这个感觉越来越浓。前一阵我在上海不是给父亲做了一个塑像吗，落成的时候洪晃也去了，特逗。
苗野：你们俩发言的时候说的话差得特远。
章含之：特别逗，我说的当然是比较传统了，因为请了一些学者；洪晃说的时候，那些学者气坏了。洪晃说：我觉得我爷爷特酷，他我行我素，爱干什么干什么。把我笑坏了。
我想创造一个奇迹，让章家的第四代人也像前几代人一样成功
苗野：章家现在有第四代了，洪晃去年从福利院领养了一个女儿是吧？
章含之：对，去年五月份来的，我说她要姓章，洪晃也同意了，取名“章冕”。
苗野：就是洪晃本来应该叫的那个“冕”？要不是在登记户口的时候给弄错的话，她该叫“洪冕”。
章含之：对，给她的小名叫“平平”，洪晃丈夫杨小平的“平”。我们章家应该有第四代，我两个哥哥去世比较早，后来大哥结婚的时候60多岁，去世的时候也没有孩子，否则到了我这儿就断了。
苗野：洪晃领养这个孩子完全是为了章家吗？
章含之：也不完全。你跟她工作过一段，你也知道，她是一个性情中人，我倒是一直希望她有一个孩子。
苗野：但是我觉得洪晃不像是能够有耐心养一个孩子的那种人。
章含之：她现在可是一个妈了，照顾平平上心得不得了。领养以前，她说她有一次在法国看见朋友领养了的两个小孩特别可爱，她就有点动心。回来以后，就跟一个朋友说起这个事，没想到后来那个朋友还真帮她的忙，突然有一天给她打电话说：你去吧，领孩子去。我当时在上海，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问我：你干嘛呢？我说我没干嘛。她说：你坐稳了，我怕我跟你说了，你要是不坐稳的话，怕你摔跟头。我说：你又闯什么祸了？她说：我没闯祸，但是你要当姥姥了。吓我一大跳。我说你怎么说领就领了？就是这样，很简单，说领就领了，你待会儿可以看得见平平，她上学去了。
苗野：给你的生活也带来好多的乐趣。
章含之：对，现在还住在这儿呢，等于有了这个孩子我们多了一层联系。
苗野：洪晃应该变化挺大吧？
章含之：是，她现在可是一个妈了，对这个孩子特用心，她自己坚持带，晚上她不让阿姨带。
苗野：晚上特别辛苦。
章含之：是，特别辛苦。这两天她在上海出差，她自己都说在上海可以睡几个好觉。
苗野：一岁多就上学了？
章含之：她不是上学，其实就是去玩，亲子班，里头主要是上上音乐课什么的。这个孩子刚来的时候胆子挺小的，脾气也特别好，现在可不得了了。他们说都是我惯的。现在可厉害了，男孩子都怕她，连男孩子都敢欺负。
苗野：有点像洪晃了？
章含之：对，越来越像洪晃。
苗野：领养了这个孩子以后，对你来说是一个亲情的补偿吧？
章含之：那是。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补偿。洪晃现在基本上大部分时间搬回来住了，我把前院给腾出来了。这个院子又像一个家了，自从老乔去世以后，这个院子就是我一个人。1983年到现在20多年了，后来都惯了。现在这个院子里重新又有人气了，有一种亲情了，尤其是平平，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平平祖孙三代过日子。
苗野：怎么围绕着平平过日子？
章含之：我们俩开始有一段时间玩一个游戏叫“抢孩子”。那时洪晃还在工厂那儿住呢，我们就定了一个规矩，说礼拜二、礼拜四是我的，等到她来接孩子的时候，就给我发个短信说：我们要来抢孩子了。她还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狼外婆”，说狼外婆又来抢孩子了。后来我说老是抢来抢去挺麻烦的，因为她也忙，也不可能那么多时间回来，就干脆把孩子放我这儿吧，最后她也同意了。洪晃就是在这个四合院里长大的，这个四合院的环境对孩子来说比那个厂房要好一点。现在789已经太商业化了，太旅游化了，那个地方一出去那条马路好热闹，交通繁忙，也不适合孩子玩，不如在四合院里。
苗野：你看平平在院子里的时候，有没有恍惚的感觉，好像回到了从前？
章含之：是，现在好像我们又重复了这个40多年前的一幕。有的时候她带着平平回来，我在我的屋子里看电视呢，她说：回来了。我说：嗯。她说：平平也来了。我一听，“腾”一下就站起来了，往那边跑。洪晃就说：我回来了，你动也不动，一听见平平回来了，你就马上跑去找平平。我开玩笑说：这不是报应吗，当年你的外公外婆不就是这样对你的吗？记得有一次，洪晃把我的缝纫机里的东西弄丢了，我说你再把我的东西弄丢了，我就揍你。那个时候洪晃也就是四五岁，她就从那边跑，一边跑，一边喊：爷爷，妈妈要打我。我父亲从这个屋子里颤颤悠悠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洪晃一下子就躲在他的背后去了，我父亲冲着我说：宝宝，从小我们没有打过你一下，你今天要是敢打妞妞，我就打你，弄得我啼笑皆非。80多岁的老头了，颤颤悠悠的，背后一个小孙女躲在他的大腿后面，跟我做鬼脸，又可气，又可笑。所以，我说你现在报应，现在我就是平平的保护伞，像你外公当年一样。
苗野：你有没有想把这个孩子培养成章家的有出息的后人？
章含之：我特别想创造一个奇迹，让章家的第四代人也有成就。这是我的希望，当然我是看不到了，但是我有这样一种想法。
苗野：应该不会错吧，因为她将来肯定会受晃儿的影响。
章含之：我觉得她绝对会有一种创造性的东西，从现在可以看出她有性格。
上海是家乡，北京是家
苗野：看你的书，在乔部长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你曾徘徊在黄浦江边，刚才听你讲童年，那么孤独，是不是关于上海的记忆都挺伤心的？
章含之：也不完全，上海对我来说也就是一个人对故乡的感觉。我毕竟在这个城市里出生长大，所以有很多东西还是很怀旧的，我现在还是很愿意去上海的，可是现在的上海跟我回忆中的上海已经差得太远了。
苗野：大家都这么说。
章含之：我要找到我小时候的上海已经挺难的了，我现在身体不好，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散步，但是有的时候还会走过一些小街道。只是现在中国的商品经济和现代化已经抹去了太多太多老的值得回忆的东西了。
苗野：传统文化的消失。
章含之：消失得太多了，现在不是说连上海人都不会说上海话了吗？据说现在都要培养他们说上海话。所以好多东西，饮食的习惯，方言，都在那儿改变了。其实上海的改变也就是最近这大概20年，在这之前它改变得很缓慢。我就记得这条淮海路从前叫霞飞路，我小的时候叫霞飞路，霞飞是法国一个将军，霞飞路从前是我小时候最愿意去的，因为我的学校后门就开在霞飞路上。好多年这个霞飞路都没有怎么太改变，特别是有两家店是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的店铺。一个叫金龙绸缎店，就是卖料子的。这个店我印象深，因为每当过年的时候，我母亲就要给我做一套新衣服，那个时候的过年真是个大事，对女孩子来说大事之一是做一套新的衣服，那个时候小孩做的都是织锦缎的棉袄，我妈就给我在金龙绸缎店买料子。还有一家店是在南昌路那边，有一家童装店，叫安琪童装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对我挺不关心的，有的时候她的一个好朋友，有一个女儿跟我同岁，她的好朋友就说：给她也去买两件衣服吧。于是，我妈的朋友就带着我和她的女儿买衣服，能到安琪那家童装店买衣服，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太兴奋的一件事了。这个安琪童装店一直存在到80年代末。每次到上海，我就到那两个店去转一圈，就是找回儿时的记忆。那个时候没有平平，不然我也会买衣服。一直到90年代的时候那个安琪童装店就没了，我挺失落的。但是金龙还在，所以我还有一点寄托，每次到上海都要到金龙绸缎店看一下。但是金龙慢慢地开始变了，不光是卖料子了，还卖成衣，卖毛衣，乱七八糟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金龙，那个招牌是一个特别大的金色的龙。直到2002年，我突然发现整个淮海路都改造了，都变名牌店了，我的金龙绸缎店就没了，那一次我特别失落。我稍稍的一点点的淮海路的记忆也已经全部抹掉了，这里都是世界的名牌了，这些东西根本不适合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穿，所以现在我也没有兴趣逛这个淮海路了。突然有一天，我在茂名路这个地方走下去，那条马路开了好多很有意思的现在的小小的服装店，突然在那个小马路的边上看见一个小门面，叫金龙。我就进去了，我问他们，我说你怎么也叫金龙，跟原来那家大的金龙有什么关系？他说我们就是原来的那个。我说：怎么搬到这里来了？店员说：有什么办法，人家现在要名牌店了，我们这种老店嘛，就把我们挤到这个地方来了。我当时听了，蛮有一种苍凉感的，这么一个几十年的老店后来就变成小门店，现在好像连一个小门面都没有了，前不久车子路过的时候好像那个小店已经没有了，让位给一个时尚的店了。所以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种发展把一些旧的东西给弄没了，我就弄不懂，为什么我们的发展一定要把旧的东西的痕迹都抹掉呢？我觉得在有一些世界的大城市，它会保留很多老的地方。
苗野：我去法国，巴黎的一个朋友说过，他说你看我们巴黎人，我们可以领一个孩子到这个城市的某一个地方告诉他：这就是你爷爷奶奶当时谈恋爱的地方。但是现在中国人还能找到吗？
章含之：没有了，都没有了，所有的城市越来越像，互相之间差不多了。我有一年到成都去，我一看原来我在成都熟悉的街道都没了，都变成差不多的高楼，差不多的大马路。南京也是，很多梧桐树也没了，南京的梧桐树最漂亮，有的街道是双排梧桐树，但是他们都砍掉了，剩下的不多了，所以所有的痕迹都没了。像我们这一代人留下来的东西就比较少，包括外滩都变了，也不是原来那个外滩的样子了。外滩的老房子还没有变，但是靠江的那部分变了，变得蛮多的。
苗野：你现在去上海一般都做什么呢？
章含之：前几年去因为我在上海有一个学校，我掺合在里头，最后也是无疾而终，最后弄得也不好，所以我前几年去上海挺忙的，因为学校的事情，帮他们搞一些教学上的东西。剩下就是上海的饮食习惯来说跟我比较接近，从小就在这个环境里吃上海菜，其它的就没有了。
苗野：仅仅剩下“故乡”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了？
章含之：对，但是总是觉得比较亲切，听着乡音，吃的是上海菜，总会有一点那种家乡的感觉，人总得有一个家乡。
苗野：可是你在北京呆了这么多年不觉得是故乡？
章含之：没有，家乡的感觉还是在上海，北京对我来说是离不开的。因为我如果在上海呆时间长了，我绝对想回北京，而且一进这个院子的话，就会觉得到家了。我跟洪晃在上海也有一个房子，但是不会觉得那是家。北京对我来说是叫“剪不断，理还乱”，我放不下。
苗野：你喜欢上海人吗？
章含之：不喜欢，上海人我绝对不喜欢。作为人来说，我特别不喜欢上海人，很难打交道，从人来说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上海人了，我是北京人。
苗野：你说上海人很难打交道，给你这种不好的印象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章含之：一方面来说上海人很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比人家高明，另一方面来说，上海人小算盘打得太多，他们的一个通病吧，有的时候计较得很厉害，没有北方人的那种大度。
苗野：但是你不觉得这几年的发展，上海比北京发展得好吗？
章含之：是，经济上是这样的，这是因为上海有它得天独厚的地方，它本身的地理位置就是适合商业金融发展的，而且它的底子就在那儿，上海绝对是一个中国最好的金融发展的基地，上海人做这件事情是毫无问题的。
苗野：正好能发挥他们的精明性格。
章含之：对，上海人聪明还是蛮聪明的，但是我以前看到过一个统计数字，我当时很吃惊，好像是2004年，统计数据显示：苏州吸引的外资比上海多。我当时非常奇怪，苏州这么小一个城市，它的总量超过了上海，现在外国人认为跟上海人谈很难谈。
苗野：文化方面你觉得上海绝对不如北京？
章含之：上海人现在没有太多的有创意的文化，通俗文化多一点。
苗野：我觉得北京的文化非常宽容，非常包容，各种人都在这个里面可以生存，上海只有一种人，你属于上海的那一类的可以生存。
章含之：是，有的时候他们莫名其妙地排外。现在好多了，现在的上海人已经像香港人一样不大敢歧视外地人了，因为现在大家都有商业头脑了。以前的上海人特别可恶，有一次我买东西，开始讲的北京话，售货员对我很不客气，后来我就换成上海话，他马上用上海话说，闹半天你是上海人。现在不了，现在他知道北方大款多，北方人买东西多。上海人非常崇洋，他们到现在还有一个口头语，如果买衣服的人，售货员动员你买衣服的时候一定跟你说：你穿这件衣服吧，这件衣服洋气。这是他们的口头语，一定要洋气。
苗野：北京人会说你穿上有个性。
章含之：对，北京人绝对不会用“洋气”这种话来说，这是上海的一个传统，觉得什么东西都要洋，我听了蛮刺耳的。如果一个上海人觉得你气质特别，就会问：你是从美国回来的吧？这些都是一些上海的不怎么让人喜欢的个性……在一本上海的杂志里说上海人的坏话不合适吧？
苗野：没事儿，陈丹青在《上海采风》上也这么说。上海的杂志登载这些说上海人不是的对话，才显得上海人有气度。
洪晃：妈妈曾经离我很远
采访洪晃，是在北京的昆仑饭店，我请她吃自助餐。
故事的前半部分听着挺压抑的，等我们吃完采完走出饭店的时候，觉得胃里特难受，好像吃进去的食物是一团铁丝。
没有去说服别人的愿望，别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在洪晃的成长过程中，妈妈一直像一个影子一样，存在于她的生活中，但却那么不真实，而母爱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从一出生，洪晃就和外公章士钊一家一起住在北京史家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妈妈章含之住在外语学院，爸爸住在北大。只有周末的时候洪晃可以见到父母，他们星期六回来，星期天就走了。
即使是这样，洪晃还是不太喜欢他们回来。父母一直觉得洪晃在家特别娇生惯养，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会出问题。当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洪晃最喜欢跟姥姥去逛王府井逛百货大楼，她要什么，姥姥就给买什么。但是一到周末，洪晃就得把玩具藏起来，如果被爸爸妈妈发现了，他们就会狠狠地批评她。“对于我来讲，爸爸妈妈回来了就意味着自己要挨训了，在我的眼里，他们更像老师。”在童年的记忆中，她从来没有过依赖父母的感觉，更没有跟爸爸妈妈撒过娇，她对他们敬而远之。
在这样的生活中，洪晃长到了9岁。那一年，章含之走后门把她送到了北外附中，在那儿住校。“但是我妈妈没问清楚一件事，外语附小的学生是三年级毕业，到附中上四年级。可是我那个时候在读二年级，我妈妈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读几年级，就把我塞到四年级去了。”语文还勉强跟得上，但是数学就差了一大截，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她什么都听不懂，回到宿舍只有一个人偷偷地哭泣。
三年以后，爸爸妈妈离婚了。洪晃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
那天是“五一”节，爸爸把洪晃从家里领了出来，洪晃还挺高兴，以为爸爸要带她去游园。结果爸爸把她带到了北大自己的住处，这是公寓里的一间房子，16平方米，三家合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坐下来以后，爸爸说：我跟你妈妈离婚了，以后史家胡同我也就不去了。洪晃看着爸爸的住处，想起了史家胡同的四合院的状况，那里面有五个厕所，一个大厨房，一个餐厅，再看看爸爸的状况，她知道这两边的区别是什么，心里一阵难过，但是她没有哭，因为她一直有这个预感，觉得爸爸妈妈早晚要离婚。
坐了一会儿，爸爸送她回家。爸爸先用自行车把她带到北大西校门，然后陪她坐332路车，坐到动物园，换乘11路。下车以后，爸爸说：好了，你现在到家了，你自己回家吧。说完，他就过了马路，到那边再坐11路，回北大。就在爸爸转身离去的那一瞬间，洪晃哭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我突然间意识到：爸爸真的走了，再也不回家了。”可是爸爸并没有回头看她，哭了一会儿，她就自己回家了。一路上，她把眼泪擦得干干净净，她不想让妈妈知道，她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因为从小她和妈妈就没有什么感情交流的机会，她并不知道父母离婚的实情是因为爸爸有了外遇。
那天晚上，妈妈带她去看杂技。这是洪晃最后一次看杂技，从此她再也没有看过杂技。“从那天晚上开始，我这辈子最怕杂技，哪怕在电视上的杂技节目一闪而过，我都要难过一阵。”
那天晚上，跟妈妈看杂技的时候，洪晃就一直在那儿哭。“我当时虽然只有12岁，但我知道当时妈妈跟爸爸离婚的时候，妈妈是往上走的，而爸爸正是挺栽的时候，觉得爸爸是一个弱者。那个晚上，我根本就没心思看演出，我一直回想着爸爸往11路车站走的背影。那个背影在我的记忆中特别惨，觉得自己的父亲被抛弃了，那么地可怜巴巴，担心爸爸晚上怎么办，会跟谁吃饭，他就这么一个人孤零零的，他还不难受死了？而与此同时，她却在这儿看杂技，在这么舒适的环境里面。”整整一个晚上，洪晃就这么一边想一边哭着。妈妈就坐在身边，但洪晃从小就学会了在妈妈面前隐藏自己的感情，不把喜怒哀乐全部表现在脸上。恰好那天晚上马戏团在演出的过程中还出了一个小事故，妈妈以为她被吓哭了，也就没有追问。
晚上回家，妈妈跟她的一同事住在另外一间屋子。洪晃一个人躺在床上哭，后来被家里的阿姨看见，妈妈就把她抱过去了。妈妈问：你为什么哭？洪晃说：因为你和爸爸离婚了。妈妈说：别胡思乱想了，妈妈没有错，毛主席、周总理都是同意我们离婚的。过了一会儿，章含之以为女儿想通了，就把洪晃送回了她的房间。“那时的我是特别需要安慰的，但是妈妈是一个很好强的女人，她从不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软弱的一面，她不能对孩子的感觉感同身受，她只会把孩子的情绪当做一个事件去处理。看着我不哭了，她就以为没事儿了。”洪晃不太喜欢麻烦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因为本来也没有这个基础，她宁愿去麻烦姥姥姥爷。洪晃从小最羡慕别的人的，就是他们能跟自己的父母撒娇，可她对父母没有依赖感，也没一个家庭感。
这件事给了洪晃深深的烙印。从此，她就特别不求别人的理解，也不在乎被人误解，她彻底放弃被人理解的权利了。因为从小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等到长大了，也没有这个愿望去说服别人，让别人接受自己，别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跟命运给自己的东西一块活着，也要跟命运没有给自己的东西一块活着
不久，洪晃第一次感觉到了妈妈章含之在自己生活中的存在。但这种感觉并不是直接的，身体上的接触，而是间接的，通过学校里其他老师的折射。
章含之跟乔冠华结婚之后就开始给毛主席当翻译，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我刚刚入校的时候，有人说我是走后门进来的，一个老师还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洪晃是后门生。但是，三年以后，这个人特别热情地过来，让我回家代她问我妈妈好。这些年，我只不过是从一个9岁的小孩到了12岁，我没有突然间变得可爱，原来也不是那么可憎，但是因为自己母亲的地位不一样了，所以别人的态度就会不一样了。”所以，妈妈章含之刚开始走进洪晃的生活，不是因为她为洪晃做了一件什么事，而是因为旁边的人，洪晃天天接触的人对她的态度。就在洪晃刚刚感觉到妈妈的温暖的时候，章含之却把她送到了离她万里之外的美国。
到了美国，外交部的官员就安排洪晃住在一个叫加恩的美国人家里。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家庭，家中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吕贝卡是洪晃的同班同学。和吕贝卡的一次争吵让洪晃终生难忘，而那种被抛弃的情结就再也挥之不去。
吵架的起因洪晃早就忘了，只记得那天吕贝卡恶狠狠地对洪晃说：“就是因为你不可爱，你爸爸妈妈才不要你，把你送到美国来。”洪晃听了，不依不饶地说：“你懂个屁，只有中国的人尖子才能出国，别的父母想送还送不成呢，我将来是当外交部长的料，你八成是纽约街上的垃圾工人。”
吕贝卡反驳道：“我父母绝对舍不得让我离开他们，我再没出息他们也爱我，你要是再没出息就更没人要了。”洪晃哑口无言，像吃了个苍蝇。至今，她还能清晰地听到吕贝卡的伶牙俐齿。洪晃暗暗发誓：要是将来自己有了孩子，绝对不让他飘洋渡海求个学业，一定要把他搂在怀里，紧紧不放。母亲章含之为她做了一切所能做的，但洪晃心里摆脱不了一种被抛弃的恐惧，吕贝卡的话洪晃在梦里还会听到。
从那次吵架以后，洪晃就彻底认命了。她承认自己没有多少母爱和亲情，并告诉自己：认命就意味着不仅需要跟命运给自己的这些东西一块活着，还有跟命运没有给自己的东西一块活着。
自从1972年在医院跟爸爸的那场对话以后，章含之找到了自己在章家的位置，同时，一种家庭责任感油然而生，她不想让爸爸失望，她想让这一个书香门第的章家后继有人，一代更比一代强。
章含之对洪晃还是有期望的，期望她能继承一些东西，可是洪晃虽然身为名门之后，生长在名门之家，可是却从来没有跟父母在一起生活过，更不要说父母对她的熏陶和教育了。于是，当洪晃成长为一个成人的时候，她和妈妈章含之都惊讶地发现她们的一切想法都是那么的南辕北辙。
早在洪晃19岁的时候，妈妈章含之就张罗着给洪晃找男朋友，希望洪晃能够像一个淑女一样，过一种规矩的、稳定的、有地位的生活。章含之终于选中了一个人，他,北京医院一个老中医的儿子。那天洪晃刚回家，妈妈就说：今天晚上一个朋友的儿子到我们家来吃饭，他挺想跟你聊聊。洪晃听出来了是妈妈想给自己做媒。晚上，那个老中医的儿子来了，那是一个特别乖的男孩子，特别知道孝顺大人，特别文静，特别听话。那天他提了一个特别大的水果篮送给章含之，跟洪晃打了一声招呼，然后坐到了章含之的身边，陪她聊天，聊了足足两个钟头。洪晃在一旁听着，根本就没她什么事，心想：这不是冲着我来的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男孩儿走了以后，妈妈问洪晃：你觉得这个男孩儿怎么样？洪晃说：一个会来事儿的小白脸儿。
两年以后，洪晃去了美国，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不久，她认识了一个叫安德鲁的美国人，是个律师。两个人相爱了。结婚的时候没有告诉章含之，洪晃压根就没想征求她的意见，她知道安德鲁不是章含之所喜欢的那种人。结婚的头一天，洪晃给妈妈打了个电话，说：我要结婚了。章含之问了一下情况，说：太仓促了吧。洪晃说：已经定了。没过几年，洪晃就对这段婚姻厌烦了，正好这时她又认识了导演陈凯歌。章含之听说了，就给洪晃打电话，坚决反对。她在电话里对洪晃说：如果你一定要跟他在一起，你当他的情人，当也就当了，但千万不要嫁给陈凯歌。后来，章含之又一次次地给洪晃打电话，让她千万不要跟陈凯歌结婚。洪晃心里也很明白，她知道妈妈看人很准，尤其是在看自己该嫁给谁不该嫁给谁的问题上。但洪晃却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生活，童年的生活让她明白了别人不会为自己而生活，她从小就懂得了一个人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高兴，她是不会为任何人而改变自己的。当所有的人都说导演不能嫁的时候，洪晃就想试个究竟，对她来说那只不过是个人生经历而已。跟陈凯歌结婚四年以后，两个都不安分的人分手了。
章含之对洪晃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担心。跟洪晃谈论这些根本改变不了什么，更何况因为洪晃从小就没有和妈妈沟通的基础，她每次告诉妈妈自己的决定都不是询问的口吻，而是通知的口吻。无奈之下，章含之想到了洪晃的朋友们，她想通过她们转达自己的想法，施加自己的影响。每次洪晃回家，章含之还是照样对她好，但她什么事都不跟洪晃直接说。章含之就跟洪晃周围所有的人都说自己对洪晃的希望。洪晃每天都要接到很多朋友的电话，说：你妈妈是对的，她都是为了你好，你还是听你妈妈的吧。然后洪晃再跟朋友解释一番。有那么七八年的时间，她一天到晚要摆平这个事，周围的每个人都能过来给她劝上几句。而且经常有人说，你最近怎么样了？你最近见过陈凯歌吗？这些人要的是小道消息，她们把洪晃的生活当作茶前饭后的一个事，再去跟人家打情骂俏地说。可这是洪晃的生活，她不想跟别人分享这一段。“那天，我太生气了，终于回家找到了妈妈，我问：妈妈，你怎么这么不给孩子面子？一个孩子特别怕自己的一些东西被朋友知道，特别别扭，我感觉你就像是叛徒。说完，我就走了。”
洪晃依然我行我素，章含之无可奈何，她这时的无奈一定不亚于洪晃当年眼看着父母离婚自己却回天无力的程度。
我和妈妈同时说：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才有这样的谈话呢？
1995年，洪晃和章含之的关系出现了转机。
章含之特别相信中医，刚刚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就去找那个差点成了自己亲家的老中医，他让章含之伸伸舌苔，号号脉，说是阴阳不调，然后开副药给平衡一下，就这么一直拖着。有一次，章含之在办公室办公，突然就倒下了。送到医院一检验，大夫说你的尿毒症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了，必须马上开始做透析，肾功能已经基本上全没了。透析一般是胳膊上头插管子，要做很长时间，但章含之的病情已经是等不及了，于是就直接从脖子上的动脉插进去，从动脉里面透析，把血赶快洗干净。透析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她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了。她每个礼拜要透析两次，每次差不多将近8个小时，她坐在一架机器上，让这个机器把自己的血液全拿出来，用一个机器洗一遍再输回去。透析完了以后，章含之满面红光，但是两天之后，就又变得蜡黄，又得去透析，一做就是一天。当章含之满面红光的时候，是刚受完这个机器的累，所以她根本没有力气干任何事情，什么都吃不下，等于一人的生活没有了。章含之特别不甘心，她觉得这么活着，还不如不活，于是她就跑到美国去。没想到那个美国大夫也是贼大胆，他居然说：你先把透析停了，我们看看用药能不能治。章含之停了透析以后，一下子就不行了，又赶快再回国来住院。再住院的时候，又得开始透析，可是透析又影响了肠胃的功能，内脏什么的都出现了并发症，人处于危险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章含之有半年时间是处于病危的状况。人一病危，领导都来看了，章含之特别敏感，看着她们单位领导看她来了，她就觉得自己快死了。
在这期间，洪晃一直守候在章含之的身边。“病危的时候，还得去透析，家属就得签字，因为她每次做透析都有生命危险。那个时候，我得把妈妈从床上抬起来，抬到担架里面，人昏迷不醒，拉到一个机器里面去做透析，很可能这次就不行了，因为做透析的话，她的血压不齐很可能会引起心脏衰退，一下子人就完了。每次在家属栏里签字，我都有一种生离死别之感。”
就在那个时候，洪晃清楚地意识到了妈妈对自己的重要。“我突然发现妈妈的生命里面只有我了，而我的生命里也只有她了，突然间无法想像一个没有妈妈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也许再也不吵不闹了，可是生活就残缺不全了。”章含之在医院里住院的时候，洪晃有时一个人回到史家胡同的那个四合院里，一个人坐在那个院子里面，想像着如果妈妈不在的话这会是什么样子，“所有家的概念就彻底彻底没了，完全没有了。”洪晃不想等妈妈过世了再告诉她她在自己生命中有多重要，洪晃发现章含之也有同样的感觉。
这半年的时间，是她们在一起最长的时间，说的话最多的时间。唯一一次两个人同时意识到：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我们不可以永远这样战斗下去。章含之有时昏迷，有时清醒。清醒的时候两个人就聊天，谈起一些事情，洪晃说：妈，其实你说的所有的话对我太重要了，正是因为我要摆脱你对我的重要性，所以我才是现在这样的。章含之说：其实我对你没有要求，只要你高兴就行，我老怕你给你自己的压力太大。就在这一瞬间，洪晃和章含之几乎同时说：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我们才能有这样的谈话呢？说完以后，章含之又昏了过去。
从那句话以后，两个人就好相处了。章含之对洪晃很多和她不一样的地方开始容忍了。她开始这样想：我有一个完全跟我不一样的闺女，她40多岁了，她就是这样，就随她去吧。从此，俩人不谋而合地开始回避冲突，不再去涉及这些事情，只在彼此之间留一份母女亲情。
童年的时候对妈妈没有依赖感，现在反而经常撒娇了
一年以后，洪晃爱上了杨小平，他没受过高等教育，中学毕业后做过各种工作，认识洪晃的时候他正靠做室内装修为生。
章含之当然持否认的态度了，在洪晃所有的男朋友中，章含之最强烈反对的就是小平了。“因为我俩的社会背景实在是太不一样了，她觉得这事不靠谱，悬殊太大，这样的东西很让她怀疑，让她替我担心。”章含之这次却只是表达出了无奈，但是她绝对没有在任何地方给小平不好看，这次章含之表现出了特别大气的一个方面。
一晃，洪晃跟杨小平在一起已经有十一年了，章含之对小平一直特别好。小平爱喝啤酒，章含之如果知道她们俩一块回去的话，她就备好多啤酒给小平喝。小平爱吃猪手，每次她都会给他炖猪手。她还特意为小平做很多很多事情，“就是那种传统的丈母娘爱女婿那种感情。”
章含之一直跟洪晃说：我就希望你好，只要你高兴就行。洪晃心里明白，为了母女亲情，妈妈已经放弃了再去影响自己的权利了。章含之一旦做了这个决定，她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她的贤妻良母的一面就出来了。她就会时时刻刻地想着洪晃。2003年“非典”时期，她就一批一批地给洪晃和小平送口罩，嘱咐她不要出去吃饭，让自己的秘书给洪晃送去很多她爱吃的东西。
虽然童年的时候洪晃得到的母爱不多，但是现在她这种感觉全找回来了。从来没有过的依赖感现在反而越来越强了，现在反而可以撒娇，恍惚之间，洪晃觉得好像回到了童年。《红石小报》约章含之写东西，她逾期不交稿，然后编辑就给洪晃打了一个电话，说：章老师还没交稿。洪晃就给妈妈打电话，正好没人接，她就留言说：妈，我已经被张欣和潘石屹绑架了，如果在24小时之内你不交稿的话，他们就会把我炖了。洪晃时不时地会跟妈妈耍耍这种赖皮。每次洪晃回家，晚上走的时候，洪晃挺舍不得的，因为章含之就是一个人住在院子里面。每次章含之都把洪晃送到门口，目送她远去，也挺舍不得的。章含之不是一个特别缠绵的人，她是一个理性的女人，但是这种依恋的感觉两个人都能感觉得到。
现在，有了平平以后，一家人又住到了一起。有的时候站在院子里，章含之会有一种恍惚的感觉，好像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在院子里跑的孩子是洪晃，站在这里的是父亲。伤感的时候，她会顾影自怜地想：爸爸，我和洪晃，我们三代人，父亲母亲把全部该给自己的爱都在晚年给了洪晃，洪晃现在转一圈又回到了四合院，想想，最缺亲情的就是自己了。现在，平平的到来也许就是给自己的补偿吧，也许，这就是生命的轮回吧。
2007年1月26日上午10：00，我和摄影卢北峰如约来到章含之的住所，北京史家胡同的一个四合院。
院子远没有我想像的那么气派。院门很矮，油漆斑驳。
在跟章含之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她反复表达的一个感情就是：缺少亲情。几乎每次提到“亲情”这两个字的时候，她都眼圈发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那时，我认为自己是章士钊的女儿是特别倒霉的一件事
苗野：有一篇文章是写你们章家三代的，叫《百年三代弄潮儿》。我觉得这个说法挺准确的，你们每一代人都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而且都走出了自己的路。
章含之：是的。我们家这三代人吧，真的是走了一个挺相同的反叛上一代的过程，但是最终又归到一起去了。前不久，北京电视台要做一个节目叫《名门之后》，我就开始想“名门之后”这个概念，我发现有两种名门之后：一种是老是挂着他上一代人的名字，自己没什么发展，另一种是摆脱上一代的轨迹，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我们家是后者。我们家的这三代人，其实每一代都是造上一代的反，只是造反的方式不一样。我父亲造的是清朝的反，他20岁就出来参加革命，他当时特别激进，还暗杀清朝的大官什么的，参加1911年的辛亥革命，其实我父亲是当时最早的一批革命者，不过后来因为鲁迅的原因，这些事就被淹没了，好像不大提他，这是对他的误解；另外，他也是太独立了，他不愿意参加党派，但是他实际上是造了他当时时代的反，所以他成就了他自己。我那个时候特别逆反，造我父亲的反造得特别厉害，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我念中学的时候，我要参加革命，我觉得他是我的对立面。
苗野：那时的想法挺简单的，就是热血青年呗。
章含之：其实想起来挺可爱的，我没有多少个人的想法，觉得要参加革命。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跟我父亲逐渐就走近了，看到了他身上发光的东西，我们之间起了一种非常大的变化，这里有亲情，更多的是一种对他的人格的理解，突然觉得有很多共通的东西。
苗野：我给晃儿的《iLook世界都市》写过两年的人物稿，还开了一个叫“女人花”的专栏。像晃儿这样天真无邪、自创游戏规则、不按牌理出牌的人，给她当妈有难度吧？
章含之：我们有过一段时间非常疏远。从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各个方面，她完全颠覆了我那个时代的东西。现在她也到了不惑之年，我们有很多东西又走在一起去了。现在她也凭自己的努力走出来了，人家都管我叫“洪晃的妈妈”。我们家这三代人，没有一代人是靠着吃着上一辈的名字过活的。
苗野：其实背着上一代的名字也挺难受的，为什么好多成功人士的后代不容易成功，而且有的还得了忧郁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很难超越前辈，从小到大几乎得不到夸奖，不像平民百姓的孩子，随便一努力就超过父母了。给名人当后，真不知道是福是祸。
章含之：我那个时候就认为我是章士钊的女儿特别倒霉，我要去抗美援朝打仗，不让我去，理由就是因为我父亲是章士钊，怕我在前线牺牲了，我父亲对共产党有意见，我就气疯了，觉得他是妨碍我革命的绊脚石，我就离家出走，搬到学校住去了，我那个时候才16岁。后来有一次周总理到我们家来，那个时候我已经都上大学了，我父亲就把我一张照片给周总理和邓大姐，他说这是我女儿，现在在上大学了，虽然不是说你关照关照了，但是也有这个意思，后来我星期六回来，他告诉我，把我气坏了，我说你干嘛，我就不愿意用这种关系去为我安排什么。特别想跟我父亲划清界线，我走自己的路。
苗野：想证明自己的价值？
章含之：对，另外当时主要的还是从政治上，就觉得他是代表老的旧的阶级，那个时候人的阶级观念很强。我当时反对父亲尤其是因为鲁迅的问题，当时我在中学的时候，课文里有鲁迅的文章，骂章士钊骂得很厉害。
苗野：你觉得鲁迅是对的？
章含之：那是毫无问题的，毛主席都说鲁迅那么伟大，我还能说什么。你想想，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坐在课堂里头，所有的人都偷偷地看着我，这是什么滋味？当时特别想摆脱父亲，有两层因素：一个是认为我们的阶级不同，第二个，我不想借你的牌子，我走自己的路。洪晃其实也是，她刚刚回国的时候，在一个德国公司做贸易，刚去工作的时候，她代表这个公司出去谈生意，人家还把她当成这个公司的代表，后来可能到了谈了一两次以后，人家就知道她是谁了，就开始称她“章含之的女儿”，她觉得特别不自在，觉得好像要顶着“谁谁谁的女儿”的名头去干事。
苗野：你那天因为父亲把你的照片给周总理而生气，父亲听了你的话是怎么说的？
章含之：我父亲这个人话是很少的，他不会跟我解释，但是我看到他很失望，因为他真的是希望能够为我做点什么，我觉得他很缺亲情。
苗野：我觉得你们一家人都很缺亲情，我觉得你也很缺。
章含之：是，所以你看我父亲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把自己笔名改成叫孤桐，他年轻的时候叫青桐，中年的时候叫秋桐，到了老年的时候他叫孤桐，就说明他的心情，他很缺乏亲情的。他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做，可能也不觉得。到了北京以后，他就生活得非常单调了。这个时候，我虽然有三个哥哥，但是没有一个哥哥能够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安慰。二哥据说是最聪明的，但是不到30岁就去世了，那个时候得了结核病是很难治的。我的三哥是精神病，抗战的时候跟我们住在一起，后来也去世了。就剩下一个大哥，大哥就在这个院子里住，但是大哥一辈子什么事情也没做，他精神有点毛病，他跟我父亲的对立比我还厉害，他的对立特别莫名其妙，因为他是在德国和意大利学的艺术，所以他又从另一个角度跟父亲对立的，他好像对中国的官僚特别的反感。
苗野：而且他很偏执。
章含之：对，他管父亲叫“老官僚”。大哥也不结婚，父子之间也没有共同语言，几乎不讲话。到后来的时候，父亲跟他说话，还要通过我跟他去讲。后来我大哥又因为我告了他，大概十几年，他跟我也不说话了，他整天拿着一根棍子坐在床头，他说我是共产党派的特务要整他。这个家是蛮不正常的，所以我想父亲那个时候其实心里对我是寄予很大的希望的。
苗野：我觉得是。
章含之：所以他就把这个照片给了周总理，结果我就非常不高兴。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亲的所作所为给我的震动特别大。那是1966年8月份红卫兵抄家。本来那天晚上我也在外院挨斗，人有的时候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所谓的第六感觉。晚上七点多钟，天刚黑，我就是特别不安，心神不定的感觉。当时造反派不许我离开学校，只有周末才回家。可是那天是一个平常的日子，我就有一种家里要出事的感觉。当时洪晃还小，才五岁，在幼儿园，结果那天我自己就溜出来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没有公共交通，我的自行车也被造反队没收了。
苗野：听我妈说那时路上还经常打枪。
章含之：北京倒还没有打枪，就是乱，到处都是游行的人。我坐了一段车，走了一段路，到家的时候大概九点钟吧，我一看大小平安没事，就松了口气，但是我还得赶回去，我说我歇口气，喝口水就回去。结果十点钟红卫兵来了，抄家。
苗野：你目睹了这一切。
章含之：我目睹了这一切，那天晚上我真的触动特别大，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80多岁了，那些红卫兵甩着皮鞭，那个时候的红卫兵女的比男的厉害，我觉得男的还好一点，那些女孩子都失去了女孩子的本性了，一个个都凶得不得了。但是我父亲连头都没有低，一句话都没有说，就站在新屋这个门口，斗了两个钟头，我父亲什么话都没有说。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平静？文化大革命挺可怕的，是一个灾难，今天回过头去看，当时挨整的人，每个人在这个时候的表现也很不一样，有吓破了胆的，有坚定的。我还记得外院当时有一个教授叫周珏良，可能你去上学的时候他还在。
苗野：在，他的女儿周兰是我的同学，现在我们在北外是同事。
章含之：她母亲也去世了吧？
苗野：这我就不知道了。
章含之：当时周珏良教过我，教我翻译课。记得当时有一次让周珏良游街，造反派押着他们，让他们喊：我是混蛋。我觉得特别逗的是什么呢，他把“我是”压得特别低，“混蛋”喊得特别高，所以旁边的人根本没听见“我是”，就听见一路说“混蛋”，我们听了就笑，就听他骂混蛋，到后来造反派发现了。
苗野：觉得是在骂他们？
章含之：对，这是一种文化大革命的黑色幽默。所以我觉得那一天的晚上我父亲做的让人敬佩。凭良心说，我吓得够呛，我心里面的恐慌绝对超过了他。红卫兵走了以后，我去扶父亲回去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了，所有的感情好像全涌上来了，我一下子跪在他面前了，我说：我对不起你。我父亲说：这个事情谁也怪不着，我现在要休息一下，你们都出去吧。我就出来坐在这个屋子里，他歇了半个钟头就出来了，那个时候这儿还有一个书房，洪晃装修把这个书房去掉了，他出来以后就说：给我准备纸和笔，我要给毛泽东写信。他说我今天遭遇了这些东西，他就问为什么。毛主席第二天就把这个信给了周总理，做了批示，说章士钊要保护，然后周总理就利用这封信列了一个单子，把包括郭沫若等80多个民主人士都包括进来了。我觉得写这样的信是需要勇气的。
苗野：是很有尊严的。
章含之：对，接着下来，他自己没有问题了，照说的话，在文化大革命这种风雨飘摇的年代，能够保住自己就可以了，但是到了1967年的3月份，打倒刘少奇的时候，父亲就又坐不住了。当时我跟他已经有一些共同语言了，他就跟我说还是要给主席写信，这样搞下去的话，中国又要乱了。当时我就跟他说，这不是你能管的事，现在这些文化大革命的事，你能够现在这样地受到保护已经很不错了，他不干。那个时候我特别怕他把这封信寄出去。
苗野：因为不知道寄出去会是什么反映？
章含之：我是怕毛主席一生气，他说全中国都在打倒刘少奇，你来说这个话干什么？这个事可能会招来横祸的。毛主席过了一些天给他回了一封信，叫人家把一些文件拿来给他看了，就基本上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父亲看了以后，就长叹一声，然后说中国要大乱了，我已无能为力了。所以说这些事情让我觉得他身上的一些东西，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就是他已经活到一种境界，自己的这些东西看得蛮淡的了。你说我把他看成什么剥削阶级也好，什么什么也好，但是他那个境界真的超过我们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说老实话都很恐慌的，都很害怕的，但他觉得要说的话他就得说，我觉得他可能一生都是这样过来的。
苗野：那个时候你才发现你理解他，你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阶级可以解释的。
章含之：是，后来我年纪越大，就越觉得他的性格潜移默化在我身上，洪晃的身上……
苗野：那种率真的气质。
章含之：做事情的时候都不会先考虑自己，也不会去阿谀奉承。
父亲和女儿他们这两代人比我幸福得多，我的生活是个悲剧
苗野：你说父亲是不爱流露感情的人，我觉得你也一样。
章含之：对，我这一点跟父亲特别像，我真的也不大会表露什么东西，想的东西就放在心里。但是父亲大病的时候我们终于彻底和好了。1972年，当时我已经调到外交部了，其实我父亲心里很高兴，他觉得我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那一年他大病了一场，很危险，差一点就不行了，就住在北京医院，后来医院把他给救过来了。记得我炖了鸡汤去看他，到了医院，我父亲突然对我说：过来坐一坐。叫我坐到他的床边。真的，我跟他这么多年，他第一次跟我这样的亲近，他说：我有话要说。当时我特别不习惯。
苗野：因为以前不这样表达感情。
章含之：从来没有的。他说：我也很对不起你，你三个哥哥，我都是花了力气的，你二哥是很聪明的，但是他去世比较早，你大哥呢一辈子什么事情也没做。现在我这个章家，我这一支就靠你了。可是你这条路是你自己走出来的，我没有为你做什么，我应该为你做更多的，应该送你去留学，但是因为解放了，这些事情我也都没有做，你自己走了一条你自己的路，今天的出息都是你自己的。哎哟，那天我特感动，对我父亲来说，说这些话是很不容易的。从那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话还是不会很多，但是真正的从情感上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融合点。
苗野：听你讲你和父亲1972年的这场对话，我想起了洪晃给我讲的你和她1995年的那场对话，那时是你大病一场躺在床上，你们说着相同的话，真像是一场轮回。
章含之：是，人生真是在重复。所以说，我为什么想我们家的事总是三代串在一块想，因为特别相似。但是他们两代都比我要幸福得多，因为他们两代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做自己爱做的事情，而我这一代人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做的，只能是被一种政治的残酷的东西牵着走的。你看我父亲他多独立，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到洪晃这一代又是特别独立，而我这一代人压抑得厉害，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做成，他们两代人都比我幸福得多，我这一生是个悲剧。
苗野：是，看你的书是有这种感觉。说到亲情，看得出你的心情挺沉重的。
章含之：是的，我们这一家挺特别的。我三个哥哥是我父亲的第一个夫人吴夫人生的，我是父亲的第二个夫人奚夫人领养的，我在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到重庆去了，所以根本没有一个家的概念，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家，1945年父亲回到上海的时候，他又多了一个夫人，他跟殷夫人住在一起，我们家就是他的办事处，他白天来办公，晚上回到殷夫人那儿去。我缺乏亲情主要是我的母亲对我没有一点儿母爱，从来就没有过，大概是因为当时她特别不想要孩子，她是一个蛮冷的女人，很冷的。所以洪晃很福气，假如说她从我这一代缺少母爱亲情的话，但是她小的时候得到了全部的我妈妈和我爸爸的爱。他们对我从来都是非常非常冷的，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们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洪晃了，所以洪晃得到的是最多的。我就在那么一个完全没有亲情的环境里长大，很多人觉得我又会做饭又会做衣服是很奇怪的，什么事都很独立，其实倒也不是我这个家庭确需我去做，只是因为你没有这些亲情的时候，想自己学会做这些，给自己创造出一个温馨的感觉。
苗野：你小的时候都是自己照顾自己？
章含之：我的童年和青少年基本上是一个人度过的。倒也不是自己照顾自己，家里的条件也很好，有保姆，但是缺少的是感情上的东西。像我上中学也没有人管我，我妈那个时候每天下午就开始打麻将，她们一打就是通宵，我早上上学的时候他们刚散麻将，就得睡觉了，中午的时候就叫我在学校里吃饭，也不让我回家，因为她睡觉呀。我后来上的是天主教学校，天主教学校的规矩特别多，吃饭的时候还要感谢主的给予什么的，我就挺烦的，后来我们几个学生就管家里要了钱，每天在淮海路自己吃饭，然后就在外头逛。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妈又在麻将桌上了。我那个时候才十二三岁，孤独得厉害，所以我就到书店里看书，当时我们家附近有一个作家书屋，我一个人看免费书，一直看到吃晚饭再回去。
苗野：回家也没意思。
章含之：回家没人管我。因为是在这样一种环境里长大，所以革命对我来说吸引力就非常大，所以一旦觉得到了北京，一旦开窍以后，就觉得这是新的天地，完全可以抛弃一切的。
苗野：父母有没有察觉到对你的忽视？
章含之：等到我后来因为不让我抗美援朝，搬到学校去住的时候，真正到那个时候，我母亲开始觉得遗憾了。但是我跟我母亲始终没有能够像我跟我父亲那样和好，也不是说我怨恨她，我就是觉得缺乏这样一种基础。当我搬到学校去住的时候，她那个时候已经觉得欠缺我很多了，往学校给我送吃的。住校那个时候很苦，学校管得挺严的，吃的都是高粱米，小米，熬白菜什么的。我妈妈去学校给我送那种桶装的饼干，以前上海人喜欢的那种方桶；还给我送面包，黄油，我就气坏了，我说：拿回去，你妨碍我革命了，谁吃这些东西？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母亲已经觉得歉疚了。但是她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没有面对面跟我说什么，我跟我母亲始终没有和好。
苗野：挺遗憾的。
章含之：怎么说呢，她到最后也有回报了，因为洪晃给了她所有她缺的东西。
苗野：我是说对你来说挺遗憾的。
章含之：是，所以我那个时候特别想找到我亲生母亲，结果找到我妈又是特别失望。
苗野：你书里写了一点。
章含之：没多写，将来最后要写一本书的时候会写到这个。因为我觉得我过多写这个，挺对不起我父亲的，他一直把我当成章家的后人。但是最后的时候我会写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
苗野：还历史以真实是最重要的，不要顾忌太多。
章含之：我并不回避这个，但是我不愿意多写。因为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1972年，我父亲跟我谈完了以后，我觉得我真的要做一个章氏的后人，给他一个安慰。
苗野：在那个之前你能找到自己是章家人的感觉吗？
章含之：不能，我根本不觉得我是家里头的人，我觉得我就是我自己，尤其是在我的年纪大了以后，这个感觉越来越浓。前一阵我在上海不是给父亲做了一个塑像吗，落成的时候洪晃也去了，特逗。
苗野：你们俩发言的时候说的话差得特远。
章含之：特别逗，我说的当然是比较传统了，因为请了一些学者；洪晃说的时候，那些学者气坏了。洪晃说：我觉得我爷爷特酷，他我行我素，爱干什么干什么。把我笑坏了。
我想创造一个奇迹，让章家的第四代人也像前几代人一样成功
苗野：章家现在有第四代了，洪晃去年从福利院领养了一个女儿是吧？
章含之：对，去年五月份来的，我说她要姓章，洪晃也同意了，取名“章冕”。
苗野：就是洪晃本来应该叫的那个“冕”？要不是在登记户口的时候给弄错的话，她该叫“洪冕”。
章含之：对，给她的小名叫“平平”，洪晃丈夫杨小平的“平”。我们章家应该有第四代，我两个哥哥去世比较早，后来大哥结婚的时候60多岁，去世的时候也没有孩子，否则到了我这儿就断了。
苗野：洪晃领养这个孩子完全是为了章家吗？
章含之：也不完全。你跟她工作过一段，你也知道，她是一个性情中人，我倒是一直希望她有一个孩子。
苗野：但是我觉得洪晃不像是能够有耐心养一个孩子的那种人。
章含之：她现在可是一个妈了，照顾平平上心得不得了。领养以前，她说她有一次在法国看见朋友领养了的两个小孩特别可爱，她就有点动心。回来以后，就跟一个朋友说起这个事，没想到后来那个朋友还真帮她的忙，突然有一天给她打电话说：你去吧，领孩子去。我当时在上海，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问我：你干嘛呢？我说我没干嘛。她说：你坐稳了，我怕我跟你说了，你要是不坐稳的话，怕你摔跟头。我说：你又闯什么祸了？她说：我没闯祸，但是你要当姥姥了。吓我一大跳。我说你怎么说领就领了？就是这样，很简单，说领就领了，你待会儿可以看得见平平，她上学去了。
苗野：给你的生活也带来好多的乐趣。
章含之：对，现在还住在这儿呢，等于有了这个孩子我们多了一层联系。
苗野：洪晃应该变化挺大吧？
章含之：是，她现在可是一个妈了，对这个孩子特用心，她自己坚持带，晚上她不让阿姨带。
苗野：晚上特别辛苦。
章含之：是，特别辛苦。这两天她在上海出差，她自己都说在上海可以睡几个好觉。
苗野：一岁多就上学了？
章含之：她不是上学，其实就是去玩，亲子班，里头主要是上上音乐课什么的。这个孩子刚来的时候胆子挺小的，脾气也特别好，现在可不得了了。他们说都是我惯的。现在可厉害了，男孩子都怕她，连男孩子都敢欺负。
苗野：有点像洪晃了？
章含之：对，越来越像洪晃。
苗野：领养了这个孩子以后，对你来说是一个亲情的补偿吧？
章含之：那是。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补偿。洪晃现在基本上大部分时间搬回来住了，我把前院给腾出来了。这个院子又像一个家了，自从老乔去世以后，这个院子就是我一个人。1983年到现在20多年了，后来都惯了。现在这个院子里重新又有人气了，有一种亲情了，尤其是平平，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平平祖孙三代过日子。
苗野：怎么围绕着平平过日子？
章含之：我们俩开始有一段时间玩一个游戏叫“抢孩子”。那时洪晃还在工厂那儿住呢，我们就定了一个规矩，说礼拜二、礼拜四是我的，等到她来接孩子的时候，就给我发个短信说：我们要来抢孩子了。她还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狼外婆”，说狼外婆又来抢孩子了。后来我说老是抢来抢去挺麻烦的，因为她也忙，也不可能那么多时间回来，就干脆把孩子放我这儿吧，最后她也同意了。洪晃就是在这个四合院里长大的，这个四合院的环境对孩子来说比那个厂房要好一点。现在789已经太商业化了，太旅游化了，那个地方一出去那条马路好热闹，交通繁忙，也不适合孩子玩，不如在四合院里。
苗野：你看平平在院子里的时候，有没有恍惚的感觉，好像回到了从前？
章含之：是，现在好像我们又重复了这个40多年前的一幕。有的时候她带着平平回来，我在我的屋子里看电视呢，她说：回来了。我说：嗯。她说：平平也来了。我一听，“腾”一下就站起来了，往那边跑。洪晃就说：我回来了，你动也不动，一听见平平回来了，你就马上跑去找平平。我开玩笑说：这不是报应吗，当年你的外公外婆不就是这样对你的吗？记得有一次，洪晃把我的缝纫机里的东西弄丢了，我说你再把我的东西弄丢了，我就揍你。那个时候洪晃也就是四五岁，她就从那边跑，一边跑，一边喊：爷爷，妈妈要打我。我父亲从这个屋子里颤颤悠悠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洪晃一下子就躲在他的背后去了，我父亲冲着我说：宝宝，从小我们没有打过你一下，你今天要是敢打妞妞，我就打你，弄得我啼笑皆非。80多岁的老头了，颤颤悠悠的，背后一个小孙女躲在他的大腿后面，跟我做鬼脸，又可气，又可笑。所以，我说你现在报应，现在我就是平平的保护伞，像你外公当年一样。
苗野：你有没有想把这个孩子培养成章家的有出息的后人？
章含之：我特别想创造一个奇迹，让章家的第四代人也有成就。这是我的希望，当然我是看不到了，但是我有这样一种想法。
苗野：应该不会错吧，因为她将来肯定会受晃儿的影响。
章含之：我觉得她绝对会有一种创造性的东西，从现在可以看出她有性格。
上海是家乡，北京是家
苗野：看你的书，在乔部长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你曾徘徊在黄浦江边，刚才听你讲童年，那么孤独，是不是关于上海的记忆都挺伤心的？
章含之：也不完全，上海对我来说也就是一个人对故乡的感觉。我毕竟在这个城市里出生长大，所以有很多东西还是很怀旧的，我现在还是很愿意去上海的，可是现在的上海跟我回忆中的上海已经差得太远了。
苗野：大家都这么说。
章含之：我要找到我小时候的上海已经挺难的了，我现在身体不好，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散步，但是有的时候还会走过一些小街道。只是现在中国的商品经济和现代化已经抹去了太多太多老的值得回忆的东西了。
苗野：传统文化的消失。
章含之：消失得太多了，现在不是说连上海人都不会说上海话了吗？据说现在都要培养他们说上海话。所以好多东西，饮食的习惯，方言，都在那儿改变了。其实上海的改变也就是最近这大概20年，在这之前它改变得很缓慢。我就记得这条淮海路从前叫霞飞路，我小的时候叫霞飞路，霞飞是法国一个将军，霞飞路从前是我小时候最愿意去的，因为我的学校后门就开在霞飞路上。好多年这个霞飞路都没有怎么太改变，特别是有两家店是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的店铺。一个叫金龙绸缎店，就是卖料子的。这个店我印象深，因为每当过年的时候，我母亲就要给我做一套新衣服，那个时候的过年真是个大事，对女孩子来说大事之一是做一套新的衣服，那个时候小孩做的都是织锦缎的棉袄，我妈就给我在金龙绸缎店买料子。还有一家店是在南昌路那边，有一家童装店，叫安琪童装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对我挺不关心的，有的时候她的一个好朋友，有一个女儿跟我同岁，她的好朋友就说：给她也去买两件衣服吧。于是，我妈的朋友就带着我和她的女儿买衣服，能到安琪那家童装店买衣服，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太兴奋的一件事了。这个安琪童装店一直存在到80年代末。每次到上海，我就到那两个店去转一圈，就是找回儿时的记忆。那个时候没有平平，不然我也会买衣服。一直到90年代的时候那个安琪童装店就没了，我挺失落的。但是金龙还在，所以我还有一点寄托，每次到上海都要到金龙绸缎店看一下。但是金龙慢慢地开始变了，不光是卖料子了，还卖成衣，卖毛衣，乱七八糟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金龙，那个招牌是一个特别大的金色的龙。直到2002年，我突然发现整个淮海路都改造了，都变名牌店了，我的金龙绸缎店就没了，那一次我特别失落。我稍稍的一点点的淮海路的记忆也已经全部抹掉了，这里都是世界的名牌了，这些东西根本不适合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穿，所以现在我也没有兴趣逛这个淮海路了。突然有一天，我在茂名路这个地方走下去，那条马路开了好多很有意思的现在的小小的服装店，突然在那个小马路的边上看见一个小门面，叫金龙。我就进去了，我问他们，我说你怎么也叫金龙，跟原来那家大的金龙有什么关系？他说我们就是原来的那个。我说：怎么搬到这里来了？店员说：有什么办法，人家现在要名牌店了，我们这种老店嘛，就把我们挤到这个地方来了。我当时听了，蛮有一种苍凉感的，这么一个几十年的老店后来就变成小门店，现在好像连一个小门面都没有了，前不久车子路过的时候好像那个小店已经没有了，让位给一个时尚的店了。所以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种发展把一些旧的东西给弄没了，我就弄不懂，为什么我们的发展一定要把旧的东西的痕迹都抹掉呢？我觉得在有一些世界的大城市，它会保留很多老的地方。
苗野：我去法国，巴黎的一个朋友说过，他说你看我们巴黎人，我们可以领一个孩子到这个城市的某一个地方告诉他：这就是你爷爷奶奶当时谈恋爱的地方。但是现在中国人还能找到吗？
章含之：没有了，都没有了，所有的城市越来越像，互相之间差不多了。我有一年到成都去，我一看原来我在成都熟悉的街道都没了，都变成差不多的高楼，差不多的大马路。南京也是，很多梧桐树也没了，南京的梧桐树最漂亮，有的街道是双排梧桐树，但是他们都砍掉了，剩下的不多了，所以所有的痕迹都没了。像我们这一代人留下来的东西就比较少，包括外滩都变了，也不是原来那个外滩的样子了。外滩的老房子还没有变，但是靠江的那部分变了，变得蛮多的。
苗野：你现在去上海一般都做什么呢？
章含之：前几年去因为我在上海有一个学校，我掺合在里头，最后也是无疾而终，最后弄得也不好，所以我前几年去上海挺忙的，因为学校的事情，帮他们搞一些教学上的东西。剩下就是上海的饮食习惯来说跟我比较接近，从小就在这个环境里吃上海菜，其它的就没有了。
苗野：仅仅剩下“故乡”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了？
章含之：对，但是总是觉得比较亲切，听着乡音，吃的是上海菜，总会有一点那种家乡的感觉，人总得有一个家乡。
苗野：可是你在北京呆了这么多年不觉得是故乡？
章含之：没有，家乡的感觉还是在上海，北京对我来说是离不开的。因为我如果在上海呆时间长了，我绝对想回北京，而且一进这个院子的话，就会觉得到家了。我跟洪晃在上海也有一个房子，但是不会觉得那是家。北京对我来说是叫“剪不断，理还乱”，我放不下。
苗野：你喜欢上海人吗？
章含之：不喜欢，上海人我绝对不喜欢。作为人来说，我特别不喜欢上海人，很难打交道，从人来说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上海人了，我是北京人。
苗野：你说上海人很难打交道，给你这种不好的印象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章含之：一方面来说上海人很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比人家高明，另一方面来说，上海人小算盘打得太多，他们的一个通病吧，有的时候计较得很厉害，没有北方人的那种大度。
苗野：但是你不觉得这几年的发展，上海比北京发展得好吗？
章含之：是，经济上是这样的，这是因为上海有它得天独厚的地方，它本身的地理位置就是适合商业金融发展的，而且它的底子就在那儿，上海绝对是一个中国最好的金融发展的基地，上海人做这件事情是毫无问题的。
苗野：正好能发挥他们的精明性格。
章含之：对，上海人聪明还是蛮聪明的，但是我以前看到过一个统计数字，我当时很吃惊，好像是2004年，统计数据显示：苏州吸引的外资比上海多。我当时非常奇怪，苏州这么小一个城市，它的总量超过了上海，现在外国人认为跟上海人谈很难谈。
苗野：文化方面你觉得上海绝对不如北京？
章含之：上海人现在没有太多的有创意的文化，通俗文化多一点。
苗野：我觉得北京的文化非常宽容，非常包容，各种人都在这个里面可以生存，上海只有一种人，你属于上海的那一类的可以生存。
章含之：是，有的时候他们莫名其妙地排外。现在好多了，现在的上海人已经像香港人一样不大敢歧视外地人了，因为现在大家都有商业头脑了。以前的上海人特别可恶，有一次我买东西，开始讲的北京话，售货员对我很不客气，后来我就换成上海话，他马上用上海话说，闹半天你是上海人。现在不了，现在他知道北方大款多，北方人买东西多。上海人非常崇洋，他们到现在还有一个口头语，如果买衣服的人，售货员动员你买衣服的时候一定跟你说：你穿这件衣服吧，这件衣服洋气。这是他们的口头语，一定要洋气。
苗野：北京人会说你穿上有个性。
章含之：对，北京人绝对不会用“洋气”这种话来说，这是上海的一个传统，觉得什么东西都要洋，我听了蛮刺耳的。如果一个上海人觉得你气质特别，就会问：你是从美国回来的吧？这些都是一些上海的不怎么让人喜欢的个性……在一本上海的杂志里说上海人的坏话不合适吧？
苗野：没事儿，陈丹青在《上海采风》上也这么说。上海的杂志登载这些说上海人不是的对话，才显得上海人有气度。
洪晃：妈妈曾经离我很远
采访洪晃，是在北京的昆仑饭店，我请她吃自助餐。
故事的前半部分听着挺压抑的，等我们吃完采完走出饭店的时候，觉得胃里特难受，好像吃进去的食物是一团铁丝。
没有去说服别人的愿望，别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在洪晃的成长过程中，妈妈一直像一个影子一样，存在于她的生活中，但却那么不真实，而母爱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从一出生，洪晃就和外公章士钊一家一起住在北京史家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妈妈章含之住在外语学院，爸爸住在北大。只有周末的时候洪晃可以见到父母，他们星期六回来，星期天就走了。
即使是这样，洪晃还是不太喜欢他们回来。父母一直觉得洪晃在家特别娇生惯养，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会出问题。当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洪晃最喜欢跟姥姥去逛王府井逛百货大楼，她要什么，姥姥就给买什么。但是一到周末，洪晃就得把玩具藏起来，如果被爸爸妈妈发现了，他们就会狠狠地批评她。“对于我来讲，爸爸妈妈回来了就意味着自己要挨训了，在我的眼里，他们更像老师。”在童年的记忆中，她从来没有过依赖父母的感觉，更没有跟爸爸妈妈撒过娇，她对他们敬而远之。
在这样的生活中，洪晃长到了9岁。那一年，章含之走后门把她送到了北外附中，在那儿住校。“但是我妈妈没问清楚一件事，外语附小的学生是三年级毕业，到附中上四年级。可是我那个时候在读二年级，我妈妈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读几年级，就把我塞到四年级去了。”语文还勉强跟得上，但是数学就差了一大截，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她什么都听不懂，回到宿舍只有一个人偷偷地哭泣。
三年以后，爸爸妈妈离婚了。洪晃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
那天是“五一”节，爸爸把洪晃从家里领了出来，洪晃还挺高兴，以为爸爸要带她去游园。结果爸爸把她带到了北大自己的住处，这是公寓里的一间房子，16平方米，三家合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坐下来以后，爸爸说：我跟你妈妈离婚了，以后史家胡同我也就不去了。洪晃看着爸爸的住处，想起了史家胡同的四合院的状况，那里面有五个厕所，一个大厨房，一个餐厅，再看看爸爸的状况，她知道这两边的区别是什么，心里一阵难过，但是她没有哭，因为她一直有这个预感，觉得爸爸妈妈早晚要离婚。
坐了一会儿，爸爸送她回家。爸爸先用自行车把她带到北大西校门，然后陪她坐332路车，坐到动物园，换乘11路。下车以后，爸爸说：好了，你现在到家了，你自己回家吧。说完，他就过了马路，到那边再坐11路，回北大。就在爸爸转身离去的那一瞬间，洪晃哭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我突然间意识到：爸爸真的走了，再也不回家了。”可是爸爸并没有回头看她，哭了一会儿，她就自己回家了。一路上，她把眼泪擦得干干净净，她不想让妈妈知道，她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因为从小她和妈妈就没有什么感情交流的机会，她并不知道父母离婚的实情是因为爸爸有了外遇。
那天晚上，妈妈带她去看杂技。这是洪晃最后一次看杂技，从此她再也没有看过杂技。“从那天晚上开始，我这辈子最怕杂技，哪怕在电视上的杂技节目一闪而过，我都要难过一阵。”
那天晚上，跟妈妈看杂技的时候，洪晃就一直在那儿哭。“我当时虽然只有12岁，但我知道当时妈妈跟爸爸离婚的时候，妈妈是往上走的，而爸爸正是挺栽的时候，觉得爸爸是一个弱者。那个晚上，我根本就没心思看演出，我一直回想着爸爸往11路车站走的背影。那个背影在我的记忆中特别惨，觉得自己的父亲被抛弃了，那么地可怜巴巴，担心爸爸晚上怎么办，会跟谁吃饭，他就这么一个人孤零零的，他还不难受死了？而与此同时，她却在这儿看杂技，在这么舒适的环境里面。”整整一个晚上，洪晃就这么一边想一边哭着。妈妈就坐在身边，但洪晃从小就学会了在妈妈面前隐藏自己的感情，不把喜怒哀乐全部表现在脸上。恰好那天晚上马戏团在演出的过程中还出了一个小事故，妈妈以为她被吓哭了，也就没有追问。
晚上回家，妈妈跟她的一同事住在另外一间屋子。洪晃一个人躺在床上哭，后来被家里的阿姨看见，妈妈就把她抱过去了。妈妈问：你为什么哭？洪晃说：因为你和爸爸离婚了。妈妈说：别胡思乱想了，妈妈没有错，毛主席、周总理都是同意我们离婚的。过了一会儿，章含之以为女儿想通了，就把洪晃送回了她的房间。“那时的我是特别需要安慰的，但是妈妈是一个很好强的女人，她从不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软弱的一面，她不能对孩子的感觉感同身受，她只会把孩子的情绪当做一个事件去处理。看着我不哭了，她就以为没事儿了。”洪晃不太喜欢麻烦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因为本来也没有这个基础，她宁愿去麻烦姥姥姥爷。洪晃从小最羡慕别的人的，就是他们能跟自己的父母撒娇，可她对父母没有依赖感，也没一个家庭感。
这件事给了洪晃深深的烙印。从此，她就特别不求别人的理解，也不在乎被人误解，她彻底放弃被人理解的权利了。因为从小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等到长大了，也没有这个愿望去说服别人，让别人接受自己，别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跟命运给自己的东西一块活着，也要跟命运没有给自己的东西一块活着
不久，洪晃第一次感觉到了妈妈章含之在自己生活中的存在。但这种感觉并不是直接的，身体上的接触，而是间接的，通过学校里其他老师的折射。
章含之跟乔冠华结婚之后就开始给毛主席当翻译，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我刚刚入校的时候，有人说我是走后门进来的，一个老师还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洪晃是后门生。但是，三年以后，这个人特别热情地过来，让我回家代她问我妈妈好。这些年，我只不过是从一个9岁的小孩到了12岁，我没有突然间变得可爱，原来也不是那么可憎，但是因为自己母亲的地位不一样了，所以别人的态度就会不一样了。”所以，妈妈章含之刚开始走进洪晃的生活，不是因为她为洪晃做了一件什么事，而是因为旁边的人，洪晃天天接触的人对她的态度。就在洪晃刚刚感觉到妈妈的温暖的时候，章含之却把她送到了离她万里之外的美国。
到了美国，外交部的官员就安排洪晃住在一个叫加恩的美国人家里。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家庭，家中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吕贝卡是洪晃的同班同学。和吕贝卡的一次争吵让洪晃终生难忘，而那种被抛弃的情结就再也挥之不去。
吵架的起因洪晃早就忘了，只记得那天吕贝卡恶狠狠地对洪晃说：“就是因为你不可爱，你爸爸妈妈才不要你，把你送到美国来。”洪晃听了，不依不饶地说：“你懂个屁，只有中国的人尖子才能出国，别的父母想送还送不成呢，我将来是当外交部长的料，你八成是纽约街上的垃圾工人。”
吕贝卡反驳道：“我父母绝对舍不得让我离开他们，我再没出息他们也爱我，你要是再没出息就更没人要了。”洪晃哑口无言，像吃了个苍蝇。至今，她还能清晰地听到吕贝卡的伶牙俐齿。洪晃暗暗发誓：要是将来自己有了孩子，绝对不让他飘洋渡海求个学业，一定要把他搂在怀里，紧紧不放。母亲章含之为她做了一切所能做的，但洪晃心里摆脱不了一种被抛弃的恐惧，吕贝卡的话洪晃在梦里还会听到。
从那次吵架以后，洪晃就彻底认命了。她承认自己没有多少母爱和亲情，并告诉自己：认命就意味着不仅需要跟命运给自己的这些东西一块活着，还有跟命运没有给自己的东西一块活着。
自从1972年在医院跟爸爸的那场对话以后，章含之找到了自己在章家的位置，同时，一种家庭责任感油然而生，她不想让爸爸失望，她想让这一个书香门第的章家后继有人，一代更比一代强。
章含之对洪晃还是有期望的，期望她能继承一些东西，可是洪晃虽然身为名门之后，生长在名门之家，可是却从来没有跟父母在一起生活过，更不要说父母对她的熏陶和教育了。于是，当洪晃成长为一个成人的时候，她和妈妈章含之都惊讶地发现她们的一切想法都是那么的南辕北辙。
早在洪晃19岁的时候，妈妈章含之就张罗着给洪晃找男朋友，希望洪晃能够像一个淑女一样，过一种规矩的、稳定的、有地位的生活。章含之终于选中了一个人，他,北京医院一个老中医的儿子。那天洪晃刚回家，妈妈就说：今天晚上一个朋友的儿子到我们家来吃饭，他挺想跟你聊聊。洪晃听出来了是妈妈想给自己做媒。晚上，那个老中医的儿子来了，那是一个特别乖的男孩子，特别知道孝顺大人，特别文静，特别听话。那天他提了一个特别大的水果篮送给章含之，跟洪晃打了一声招呼，然后坐到了章含之的身边，陪她聊天，聊了足足两个钟头。洪晃在一旁听着，根本就没她什么事，心想：这不是冲着我来的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男孩儿走了以后，妈妈问洪晃：你觉得这个男孩儿怎么样？洪晃说：一个会来事儿的小白脸儿。
两年以后，洪晃去了美国，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不久，她认识了一个叫安德鲁的美国人，是个律师。两个人相爱了。结婚的时候没有告诉章含之，洪晃压根就没想征求她的意见，她知道安德鲁不是章含之所喜欢的那种人。结婚的头一天，洪晃给妈妈打了个电话，说：我要结婚了。章含之问了一下情况，说：太仓促了吧。洪晃说：已经定了。没过几年，洪晃就对这段婚姻厌烦了，正好这时她又认识了导演陈凯歌。章含之听说了，就给洪晃打电话，坚决反对。她在电话里对洪晃说：如果你一定要跟他在一起，你当他的情人，当也就当了，但千万不要嫁给陈凯歌。后来，章含之又一次次地给洪晃打电话，让她千万不要跟陈凯歌结婚。洪晃心里也很明白，她知道妈妈看人很准，尤其是在看自己该嫁给谁不该嫁给谁的问题上。但洪晃却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生活，童年的生活让她明白了别人不会为自己而生活，她从小就懂得了一个人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高兴，她是不会为任何人而改变自己的。当所有的人都说导演不能嫁的时候，洪晃就想试个究竟，对她来说那只不过是个人生经历而已。跟陈凯歌结婚四年以后，两个都不安分的人分手了。
章含之对洪晃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担心。跟洪晃谈论这些根本改变不了什么，更何况因为洪晃从小就没有和妈妈沟通的基础，她每次告诉妈妈自己的决定都不是询问的口吻，而是通知的口吻。无奈之下，章含之想到了洪晃的朋友们，她想通过她们转达自己的想法，施加自己的影响。每次洪晃回家，章含之还是照样对她好，但她什么事都不跟洪晃直接说。章含之就跟洪晃周围所有的人都说自己对洪晃的希望。洪晃每天都要接到很多朋友的电话，说：你妈妈是对的，她都是为了你好，你还是听你妈妈的吧。然后洪晃再跟朋友解释一番。有那么七八年的时间，她一天到晚要摆平这个事，周围的每个人都能过来给她劝上几句。而且经常有人说，你最近怎么样了？你最近见过陈凯歌吗？这些人要的是小道消息，她们把洪晃的生活当作茶前饭后的一个事，再去跟人家打情骂俏地说。可这是洪晃的生活，她不想跟别人分享这一段。“那天，我太生气了，终于回家找到了妈妈，我问：妈妈，你怎么这么不给孩子面子？一个孩子特别怕自己的一些东西被朋友知道，特别别扭，我感觉你就像是叛徒。说完，我就走了。”
洪晃依然我行我素，章含之无可奈何，她这时的无奈一定不亚于洪晃当年眼看着父母离婚自己却回天无力的程度。
我和妈妈同时说：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才有这样的谈话呢？
1995年，洪晃和章含之的关系出现了转机。
章含之特别相信中医，刚刚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就去找那个差点成了自己亲家的老中医，他让章含之伸伸舌苔，号号脉，说是阴阳不调，然后开副药给平衡一下，就这么一直拖着。有一次，章含之在办公室办公，突然就倒下了。送到医院一检验，大夫说你的尿毒症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了，必须马上开始做透析，肾功能已经基本上全没了。透析一般是胳膊上头插管子，要做很长时间，但章含之的病情已经是等不及了，于是就直接从脖子上的动脉插进去，从动脉里面透析，把血赶快洗干净。透析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她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了。她每个礼拜要透析两次，每次差不多将近8个小时，她坐在一架机器上，让这个机器把自己的血液全拿出来，用一个机器洗一遍再输回去。透析完了以后，章含之满面红光，但是两天之后，就又变得蜡黄，又得去透析，一做就是一天。当章含之满面红光的时候，是刚受完这个机器的累，所以她根本没有力气干任何事情，什么都吃不下，等于一人的生活没有了。章含之特别不甘心，她觉得这么活着，还不如不活，于是她就跑到美国去。没想到那个美国大夫也是贼大胆，他居然说：你先把透析停了，我们看看用药能不能治。章含之停了透析以后，一下子就不行了，又赶快再回国来住院。再住院的时候，又得开始透析，可是透析又影响了肠胃的功能，内脏什么的都出现了并发症，人处于危险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章含之有半年时间是处于病危的状况。人一病危，领导都来看了，章含之特别敏感，看着她们单位领导看她来了，她就觉得自己快死了。
在这期间，洪晃一直守候在章含之的身边。“病危的时候，还得去透析，家属就得签字，因为她每次做透析都有生命危险。那个时候，我得把妈妈从床上抬起来，抬到担架里面，人昏迷不醒，拉到一个机器里面去做透析，很可能这次就不行了，因为做透析的话，她的血压不齐很可能会引起心脏衰退，一下子人就完了。每次在家属栏里签字，我都有一种生离死别之感。”
就在那个时候，洪晃清楚地意识到了妈妈对自己的重要。“我突然发现妈妈的生命里面只有我了，而我的生命里也只有她了，突然间无法想像一个没有妈妈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也许再也不吵不闹了，可是生活就残缺不全了。”章含之在医院里住院的时候，洪晃有时一个人回到史家胡同的那个四合院里，一个人坐在那个院子里面，想像着如果妈妈不在的话这会是什么样子，“所有家的概念就彻底彻底没了，完全没有了。”洪晃不想等妈妈过世了再告诉她她在自己生命中有多重要，洪晃发现章含之也有同样的感觉。
这半年的时间，是她们在一起最长的时间，说的话最多的时间。唯一一次两个人同时意识到：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我们不可以永远这样战斗下去。章含之有时昏迷，有时清醒。清醒的时候两个人就聊天，谈起一些事情，洪晃说：妈，其实你说的所有的话对我太重要了，正是因为我要摆脱你对我的重要性，所以我才是现在这样的。章含之说：其实我对你没有要求，只要你高兴就行，我老怕你给你自己的压力太大。就在这一瞬间，洪晃和章含之几乎同时说：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我们才能有这样的谈话呢？说完以后，章含之又昏了过去。
从那句话以后，两个人就好相处了。章含之对洪晃很多和她不一样的地方开始容忍了。她开始这样想：我有一个完全跟我不一样的闺女，她40多岁了，她就是这样，就随她去吧。从此，俩人不谋而合地开始回避冲突，不再去涉及这些事情，只在彼此之间留一份母女亲情。
童年的时候对妈妈没有依赖感，现在反而经常撒娇了
一年以后，洪晃爱上了杨小平，他没受过高等教育，中学毕业后做过各种工作，认识洪晃的时候他正靠做室内装修为生。
章含之当然持否认的态度了，在洪晃所有的男朋友中，章含之最强烈反对的就是小平了。“因为我俩的社会背景实在是太不一样了，她觉得这事不靠谱，悬殊太大，这样的东西很让她怀疑，让她替我担心。”章含之这次却只是表达出了无奈，但是她绝对没有在任何地方给小平不好看，这次章含之表现出了特别大气的一个方面。
一晃，洪晃跟杨小平在一起已经有十一年了，章含之对小平一直特别好。小平爱喝啤酒，章含之如果知道她们俩一块回去的话，她就备好多啤酒给小平喝。小平爱吃猪手，每次她都会给他炖猪手。她还特意为小平做很多很多事情，“就是那种传统的丈母娘爱女婿那种感情。”
章含之一直跟洪晃说：我就希望你好，只要你高兴就行。洪晃心里明白，为了母女亲情，妈妈已经放弃了再去影响自己的权利了。章含之一旦做了这个决定，她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她的贤妻良母的一面就出来了。她就会时时刻刻地想着洪晃。2003年“非典”时期，她就一批一批地给洪晃和小平送口罩，嘱咐她不要出去吃饭，让自己的秘书给洪晃送去很多她爱吃的东西。
虽然童年的时候洪晃得到的母爱不多，但是现在她这种感觉全找回来了。从来没有过的依赖感现在反而越来越强了，现在反而可以撒娇，恍惚之间，洪晃觉得好像回到了童年。《红石小报》约章含之写东西，她逾期不交稿，然后编辑就给洪晃打了一个电话，说：章老师还没交稿。洪晃就给妈妈打电话，正好没人接，她就留言说：妈，我已经被张欣和潘石屹绑架了，如果在24小时之内你不交稿的话，他们就会把我炖了。洪晃时不时地会跟妈妈耍耍这种赖皮。每次洪晃回家，晚上走的时候，洪晃挺舍不得的，因为章含之就是一个人住在院子里面。每次章含之都把洪晃送到门口，目送她远去，也挺舍不得的。章含之不是一个特别缠绵的人，她是一个理性的女人，但是这种依恋的感觉两个人都能感觉得到。
现在，有了平平以后，一家人又住到了一起。有的时候站在院子里，章含之会有一种恍惚的感觉，好像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在院子里跑的孩子是洪晃，站在这里的是父亲。伤感的时候，她会顾影自怜地想：爸爸，我和洪晃，我们三代人，父亲母亲把全部该给自己的爱都在晚年给了洪晃，洪晃现在转一圈又回到了四合院，想想，最缺亲情的就是自己了。现在，平平的到来也许就是给自己的补偿吧，也许，这就是生命的轮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