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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的一天，北京金融街某投资公司，进来一位风尘仆仆的山东人。
这是一位典型的走出省外寻觅救援资金的山东企业主，在其描述中，目前山东大量中小企业因融资困境生存现状日益堪忧。
“像我这样一家小投资公司，邮箱里一年能收到的项目上千个，但去考察的只有100多个，最终去投的更少。”上述北京金融街的投资公司老总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微信公众号：ENNWEEKLY）记者。
在《财经国家周刊》调研中，多位银行和地方工商联人士提到，中小企业生存困难、担保链断裂、银行不良贷款高筑、民间借贷危机等各种风险已经自南向北、由长三角沿海向内陆蔓延开来。其中包括经济大省山东。
山东省政府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省长郭树清2014年到各地市调研，其中至少七次提到中小企业问题、要求抓“营商环境”。
为了解实体企业的真实融资情况，《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以山东为样本，实地奔赴钢贸煤贸企业密集的“钢城”莱芜、私营经济发达的“商城”临沂以及省会城市济南的多家民营企业、银行，采访了多位民间借贷、政府、监管等机构人士。
现实似乎正在应验温州一位工商界人士2011年时的一句话：“你们现在不要笑温州，温州的今天，或许就是你们的明天。”
钢城寒冬
别号“钢城”、中国重要冶铁中心之一的莱芜市，正经历着更寒冷的严冬。
从年产值一两千万元的小微企业，到数十亿元的龙头民企，陷入银行断贷、步履维艰的案例，比比皆是。
一家大而空旷的厂区办公室，墙上挂着“AA+级信用企业”的奖状，但主人满面愁容：“这两年负债5亿多，2013年以来替别人还账就还了2亿多，为代偿这些坏账而到处拆借所付出的利息还有几千万。现在，铁矿停产，煤矿放假，贸易公司只剩几个人。”
该公司最好的时候一年十几亿产值，从2012年开始经营下滑，营业额急剧萎缩，此前流动资金已经全部投到固定资产里。雪上加霜的是，在2011-2012年间，该公司总经理A先后担保过的企业中，有6家老板跑路，A代偿了2.3亿多元。
2013年5月28日是A记忆最深的一天，某大行在毫无通知的情况下查封其一处矿厂，两天后才告知，原来是其担保的一家物资公司老板跑路，担保额将近1亿。A自己在该行也有7500万元贷款，该行承诺，若A以矿厂17%的股权做抵押，可以为其再增加2500万元贷款。但是，在全额抵押上这17%的股权后，银行食言了。
据A讲，若拿这17%的矿厂股权到股份制银行抵押贷款，可获得超过1亿元的融资。从去年9月份开始，A已经停还在各家银行的贷款，只偿付利息，现在上述银行已起诉A的7500万元贷款违约。
在一些当地人看来，同样的外部压力之下，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优待显而易见。
据知情人士介绍，莱芜最大国企莱钢集团，90%的业务都集中在钢材的上下游，经营也是捉襟见肘，但为了维持就业，即使亏损也要开工，而工行、中行这些大行的贷款照旧。
“（当地）中行一年总的授信额度将近140个亿，100个亿都给了莱钢，信贷高度集中。这边大行多是如此。银监会对贷款集中度的考核都是针对总行的，分支行不是独立法人，总行可以全国调控。”一位当地银行人士说，“即使莱钢出问题，也不会追究银行责任，因为是国家的。”
莱芜市政府曾呼吁当地银行支持资质好的民营企业，“银行当时答应得很好，但后来就说，上面分行要考核我，所以没办法支持。”前述知情人士说。
谁之过？
“看看开发区那些厂房，闲置率非常高，要是不盖厂房一点儿都不难，这是盲目扩张的结果。”莱芜当地一家城商行人士直言。
“自己没数，好面子，总想着做大，没有整体的规划和格局。”一位曾年产值5个亿、现已债务缠身、员工流失过半的煤炭贸易公司老板B这样反思。
B的企业2004年成立，2008年下半年业绩出现下滑，2009年时反弹，工行、农行、中行、农信社等追着为其贷款，但随着后来煤贸行业的整体下滑以及担保代偿问题，2012年上半年开始，B的企业出现资金紧张问题，各家银行同时断贷，有一家银行甚至将B在该行贷款额的10%拿出来雇佣专业追讨公司代为催债。
其中一家大行，2009年曾主动建议包括B在内的四家煤炭商做联保贷款，每家1000万元额度。2012年其中两户出问题。当时，该行的支行行长和分行分管信贷的副行长曾承诺，只要B与另一户为这两户坏账代偿，银行一定会再贷给他们。但代偿后，银行同样食言。
“几乎每天都去，求了100多次了。为了代偿，我把房子也抵押给银行。”B说，为了“保住”在银行的信用，2012年，B向小贷公司和个人高利贷拆借2000万元，低的月息3分，高的甚至到7、8分，两年的利息就和本金差不多了。
不过，有一位投资房地产、液晶材料、钢管、金融等行业，并拥有3、4家相关企业的老板，“燥热时期”不接受任何银行送上门的贷款，如今生存得很滋润。“我们做得小，就滚雪球，钱够了再扩大规模。”
但是，有多少人能在融资送上门的那几年保持冷静、控制住扩张和做强的欲望呢？莱芜不是孤例，问题也不只存在于煤贸、钢贸等限制性行业。
莱芜以南，有“中国第二大批发市场”之称的临沂，同样的故事正在上演。
一家食品销售企业的老板C，曾在临沂开设二三十家零售网点，现只剩下一两家勉强维持，其在贷款容易的时候大量进货，去年库存压力逐步加大、资金周转不动，陷入恶性循环;做酒水代理的D老板运气比C好些，以12%的总成本从银行获得一笔贷款，目前正半价甩卖2012年以来的存货。
穿梭在临沂城区西部、被当地人简称为“西郊”的六层楼批发城中，面对着如今的人流寥寥，也只能根据当地人的描述来勾画昔日人来人往的热闹情景。 “我们了解有很多企业是因为经济不行，支撑不起太高的贷款利息;而银行一抽贷，就造成联保圈问题，最后连片地被牵扯。”山东省政府一位人士说。
济南一位小贷公司人士也直言：“回忆当年推行刺激政策时，一个县十几家金融机构，争着放款，企业被鼓噪着扩张。”
浦发银行风险政策管理部总经理赵先信曾在一篇文章中表示，从各上市银行的年报看，纯信用放款占银行全部贷款的比例大致在25%左右，抵押、质押和担保类贷款合计占75%左右。这个数字提示我们中国银行业的信贷机制已经从原先的依赖对企业净值的分析转向抵押资产价值。而事实表明，担保机制没能增强信用能力，只是虚增了信用规模。最终，多卖的酒钱抵不上赖掉的酒钱，银行作为劝酒者也不得不自己承担巨额损失。
捆绑的各方
泥沙俱下之时，受牵连的不止企业和银行。
据山东金融办提供的资料，截至2014年10月末，山东全省共有融资性担保机构473家，融资性担保机构在保责任余额1077亿元，为4.3万户小微企业贷款担保596.3亿元。
一直以来，担保公司的角色褒贬不一，主要是高额的担保费屡遭诟病。一位担保人士表示，加上担保费，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的总成本大约在12%-15%左右。
“山东去年上半年新增担保额344.6亿元，全省最高时一年能给中小企业解决上千亿的资金，最起码这些是银行不给他们贷款的。”山东中小企业局规划发展处处长黄建东强调，要区分社会上吸收公众资金、冒充担保公司的机构，“真正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是不能吸收社会资金的。”
如银行一样，本是做“雨天（危机生意）”的担保公司，现在也开始收缩业务了。
“估计全省担保公司2014年代偿总计将达8、9亿元，过去仅1亿多。”一位担保业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2014年11月，山东召开了担保行业会议，济宁、潍坊、东营等地反应严重。
2014年9月，山东省中小企业局出台了支持中小企业的“33条政策”，其中提出，鼓励发展政府财政出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争取每个县区都有一家过亿元的财政出资或参股的担保机构，到2017年年底，全省中小微企业担保规模力争达到1500亿元以上。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政府出资注册的担保公司同样出了问题，包括聊城、滨州、日照、潍坊等市，均受代偿牵连而倒闭。前述人士提到，有的担保公司经营不下去，开始出售执照。
山东的担保业危机还只是刚开始，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告诉记者，在危机最先爆发的长三角一带，以芜湖为例，当地经济最繁华的时候曾有三四千家担保公司，现在只剩几十家。
同样的困境，亦摆在小贷公司面前。
“小额贷款公司的客户群体主要是商业银行的边缘客户，其风险情况参差不齐，而过桥贷款客户同时为银行客户，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相对较好。”山东省金融办在给《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书面回复中强调，在支持中小企业贷款中，小贷公司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据山东省金融办统计数据，2014年1-10月份，山东省小贷公司累计发放贷款974.6亿元，其中80%以上发放给“三农”和小微企业。但是据记者走访，山东的一些小贷公司已举步维艰，股东资金紧张，从银行获得贷款也很难，有些成为空壳。
“当时成立小贷公司是有两个诉求，一是获得一个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牌照，另一个是按照规定三年连续盈利可以申请村镇银行牌照。但是一家都没获批。”知情人士透露，曾有人去问过地方银监局，得到的回复是“不可能”。
出路
“某种程度上，小贷公司的过桥资金加速了企业破产。”一位业内人士提到，小贷公司对外放贷的综合年息在24%-36%之间，高昂的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显然很不划算，只能作为过桥。但由于企业“还旧”之后，银行在“借新”环节的失信行为，导致企业无力再偿还过桥贷款。
“小贷公司的钱还不上，会被实施强制查封。而银行的贷款违约，或许还可以协商，使企业能继续经营。”一位银行人士说，这也是形势持续恶化之下，银行和企业逐渐进入的一个博弈状态。
山东省银监局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授信风险发生后，银监部门推动政府组织召开了债权银行会议，共同拟定风险处置方案。针对行业发展前景良好、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协调各债权银行续贷增贷;行业发展前景尚可，因盲目扩张等因素造成资金链紧张或断裂的企业，推进用信客户实施资产重组，变卖资产或引进战略（财务）投资者;对行业发展前景一般，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企业，推动其实施破产。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山东省中小企业局和银监局组织了40家主要的金融机构，对5262家高成长性、信誉较好的企业实行优惠贷款利率，规定利率上浮最高不超过30%，综合授信两年，共计1030亿元。
此外，中小企业局与五大行均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不过，即使是这样有政府机构参与的资产包，一旦有不良记录，池子里的所有企业照样被银行断贷。
山东也在探索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山东淄博齐鲁股权交易中心目前已挂牌340多家企业，另有托管企业5000多家。
“但即使采取了这些措施，根据山东省政府的调查结果，目前能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占比也不超过20%。”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而拿到手的资金成本平均是年息12.7%，虽然银行并不承认这个数字。”根据国家规定，银行贷款可以较基准利率最高上浮30%，最高贷款利率也不超过8%。
山东省中小企业局局长王兆春认为，中小企业需要优胜劣汰，其融资问题也需要区别对待。
“市场没有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受到多方面的干扰，这是产能过剩的最根本原因。2015年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目标很难完成，2017年能不能完成还是个未知数。”王兆春建议从五个方面寻找解决办法，包括：取消审批，充分竞争;取消所有的优惠政策，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由企业决定行业的去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的经营决策机制;政府转变职能，强化产业、技术、环保手段，杜绝简单行政命令。
这是一位典型的走出省外寻觅救援资金的山东企业主，在其描述中，目前山东大量中小企业因融资困境生存现状日益堪忧。
“像我这样一家小投资公司，邮箱里一年能收到的项目上千个，但去考察的只有100多个，最终去投的更少。”上述北京金融街的投资公司老总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微信公众号：ENNWEEKLY）记者。
在《财经国家周刊》调研中，多位银行和地方工商联人士提到，中小企业生存困难、担保链断裂、银行不良贷款高筑、民间借贷危机等各种风险已经自南向北、由长三角沿海向内陆蔓延开来。其中包括经济大省山东。
山东省政府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省长郭树清2014年到各地市调研，其中至少七次提到中小企业问题、要求抓“营商环境”。
为了解实体企业的真实融资情况，《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以山东为样本，实地奔赴钢贸煤贸企业密集的“钢城”莱芜、私营经济发达的“商城”临沂以及省会城市济南的多家民营企业、银行，采访了多位民间借贷、政府、监管等机构人士。
现实似乎正在应验温州一位工商界人士2011年时的一句话：“你们现在不要笑温州，温州的今天，或许就是你们的明天。”
钢城寒冬
别号“钢城”、中国重要冶铁中心之一的莱芜市，正经历着更寒冷的严冬。
从年产值一两千万元的小微企业，到数十亿元的龙头民企，陷入银行断贷、步履维艰的案例，比比皆是。
一家大而空旷的厂区办公室，墙上挂着“AA+级信用企业”的奖状，但主人满面愁容：“这两年负债5亿多，2013年以来替别人还账就还了2亿多，为代偿这些坏账而到处拆借所付出的利息还有几千万。现在，铁矿停产，煤矿放假，贸易公司只剩几个人。”
该公司最好的时候一年十几亿产值，从2012年开始经营下滑，营业额急剧萎缩，此前流动资金已经全部投到固定资产里。雪上加霜的是，在2011-2012年间，该公司总经理A先后担保过的企业中，有6家老板跑路，A代偿了2.3亿多元。
2013年5月28日是A记忆最深的一天，某大行在毫无通知的情况下查封其一处矿厂，两天后才告知，原来是其担保的一家物资公司老板跑路，担保额将近1亿。A自己在该行也有7500万元贷款，该行承诺，若A以矿厂17%的股权做抵押，可以为其再增加2500万元贷款。但是，在全额抵押上这17%的股权后，银行食言了。
据A讲，若拿这17%的矿厂股权到股份制银行抵押贷款，可获得超过1亿元的融资。从去年9月份开始，A已经停还在各家银行的贷款，只偿付利息，现在上述银行已起诉A的7500万元贷款违约。
在一些当地人看来，同样的外部压力之下，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优待显而易见。
据知情人士介绍，莱芜最大国企莱钢集团，90%的业务都集中在钢材的上下游，经营也是捉襟见肘，但为了维持就业，即使亏损也要开工，而工行、中行这些大行的贷款照旧。
“（当地）中行一年总的授信额度将近140个亿，100个亿都给了莱钢，信贷高度集中。这边大行多是如此。银监会对贷款集中度的考核都是针对总行的，分支行不是独立法人，总行可以全国调控。”一位当地银行人士说，“即使莱钢出问题，也不会追究银行责任，因为是国家的。”
莱芜市政府曾呼吁当地银行支持资质好的民营企业，“银行当时答应得很好，但后来就说，上面分行要考核我，所以没办法支持。”前述知情人士说。
谁之过？
“看看开发区那些厂房，闲置率非常高，要是不盖厂房一点儿都不难，这是盲目扩张的结果。”莱芜当地一家城商行人士直言。
“自己没数，好面子，总想着做大，没有整体的规划和格局。”一位曾年产值5个亿、现已债务缠身、员工流失过半的煤炭贸易公司老板B这样反思。
B的企业2004年成立，2008年下半年业绩出现下滑，2009年时反弹，工行、农行、中行、农信社等追着为其贷款，但随着后来煤贸行业的整体下滑以及担保代偿问题，2012年上半年开始，B的企业出现资金紧张问题，各家银行同时断贷，有一家银行甚至将B在该行贷款额的10%拿出来雇佣专业追讨公司代为催债。
其中一家大行，2009年曾主动建议包括B在内的四家煤炭商做联保贷款，每家1000万元额度。2012年其中两户出问题。当时，该行的支行行长和分行分管信贷的副行长曾承诺，只要B与另一户为这两户坏账代偿，银行一定会再贷给他们。但代偿后，银行同样食言。
“几乎每天都去，求了100多次了。为了代偿，我把房子也抵押给银行。”B说，为了“保住”在银行的信用，2012年，B向小贷公司和个人高利贷拆借2000万元，低的月息3分，高的甚至到7、8分，两年的利息就和本金差不多了。
不过，有一位投资房地产、液晶材料、钢管、金融等行业，并拥有3、4家相关企业的老板，“燥热时期”不接受任何银行送上门的贷款，如今生存得很滋润。“我们做得小，就滚雪球，钱够了再扩大规模。”
但是，有多少人能在融资送上门的那几年保持冷静、控制住扩张和做强的欲望呢？莱芜不是孤例，问题也不只存在于煤贸、钢贸等限制性行业。
莱芜以南，有“中国第二大批发市场”之称的临沂，同样的故事正在上演。
一家食品销售企业的老板C，曾在临沂开设二三十家零售网点，现只剩下一两家勉强维持，其在贷款容易的时候大量进货，去年库存压力逐步加大、资金周转不动，陷入恶性循环;做酒水代理的D老板运气比C好些，以12%的总成本从银行获得一笔贷款，目前正半价甩卖2012年以来的存货。
穿梭在临沂城区西部、被当地人简称为“西郊”的六层楼批发城中，面对着如今的人流寥寥，也只能根据当地人的描述来勾画昔日人来人往的热闹情景。 “我们了解有很多企业是因为经济不行，支撑不起太高的贷款利息;而银行一抽贷，就造成联保圈问题，最后连片地被牵扯。”山东省政府一位人士说。
济南一位小贷公司人士也直言：“回忆当年推行刺激政策时，一个县十几家金融机构，争着放款，企业被鼓噪着扩张。”
浦发银行风险政策管理部总经理赵先信曾在一篇文章中表示，从各上市银行的年报看，纯信用放款占银行全部贷款的比例大致在25%左右，抵押、质押和担保类贷款合计占75%左右。这个数字提示我们中国银行业的信贷机制已经从原先的依赖对企业净值的分析转向抵押资产价值。而事实表明，担保机制没能增强信用能力，只是虚增了信用规模。最终，多卖的酒钱抵不上赖掉的酒钱，银行作为劝酒者也不得不自己承担巨额损失。
捆绑的各方
泥沙俱下之时，受牵连的不止企业和银行。
据山东金融办提供的资料，截至2014年10月末，山东全省共有融资性担保机构473家，融资性担保机构在保责任余额1077亿元，为4.3万户小微企业贷款担保596.3亿元。
一直以来，担保公司的角色褒贬不一，主要是高额的担保费屡遭诟病。一位担保人士表示，加上担保费，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的总成本大约在12%-15%左右。
“山东去年上半年新增担保额344.6亿元，全省最高时一年能给中小企业解决上千亿的资金，最起码这些是银行不给他们贷款的。”山东中小企业局规划发展处处长黄建东强调，要区分社会上吸收公众资金、冒充担保公司的机构，“真正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是不能吸收社会资金的。”
如银行一样，本是做“雨天（危机生意）”的担保公司，现在也开始收缩业务了。
“估计全省担保公司2014年代偿总计将达8、9亿元，过去仅1亿多。”一位担保业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2014年11月，山东召开了担保行业会议，济宁、潍坊、东营等地反应严重。
2014年9月，山东省中小企业局出台了支持中小企业的“33条政策”，其中提出，鼓励发展政府财政出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争取每个县区都有一家过亿元的财政出资或参股的担保机构，到2017年年底，全省中小微企业担保规模力争达到1500亿元以上。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政府出资注册的担保公司同样出了问题，包括聊城、滨州、日照、潍坊等市，均受代偿牵连而倒闭。前述人士提到，有的担保公司经营不下去，开始出售执照。
山东的担保业危机还只是刚开始，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告诉记者，在危机最先爆发的长三角一带，以芜湖为例，当地经济最繁华的时候曾有三四千家担保公司，现在只剩几十家。
同样的困境，亦摆在小贷公司面前。
“小额贷款公司的客户群体主要是商业银行的边缘客户，其风险情况参差不齐，而过桥贷款客户同时为银行客户，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相对较好。”山东省金融办在给《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书面回复中强调，在支持中小企业贷款中，小贷公司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据山东省金融办统计数据，2014年1-10月份，山东省小贷公司累计发放贷款974.6亿元，其中80%以上发放给“三农”和小微企业。但是据记者走访，山东的一些小贷公司已举步维艰，股东资金紧张，从银行获得贷款也很难，有些成为空壳。
“当时成立小贷公司是有两个诉求，一是获得一个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牌照，另一个是按照规定三年连续盈利可以申请村镇银行牌照。但是一家都没获批。”知情人士透露，曾有人去问过地方银监局，得到的回复是“不可能”。
出路
“某种程度上，小贷公司的过桥资金加速了企业破产。”一位业内人士提到，小贷公司对外放贷的综合年息在24%-36%之间，高昂的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显然很不划算，只能作为过桥。但由于企业“还旧”之后，银行在“借新”环节的失信行为，导致企业无力再偿还过桥贷款。
“小贷公司的钱还不上，会被实施强制查封。而银行的贷款违约，或许还可以协商，使企业能继续经营。”一位银行人士说，这也是形势持续恶化之下，银行和企业逐渐进入的一个博弈状态。
山东省银监局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授信风险发生后，银监部门推动政府组织召开了债权银行会议，共同拟定风险处置方案。针对行业发展前景良好、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协调各债权银行续贷增贷;行业发展前景尚可，因盲目扩张等因素造成资金链紧张或断裂的企业，推进用信客户实施资产重组，变卖资产或引进战略（财务）投资者;对行业发展前景一般，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企业，推动其实施破产。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山东省中小企业局和银监局组织了40家主要的金融机构，对5262家高成长性、信誉较好的企业实行优惠贷款利率，规定利率上浮最高不超过30%，综合授信两年，共计1030亿元。
此外，中小企业局与五大行均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不过，即使是这样有政府机构参与的资产包，一旦有不良记录，池子里的所有企业照样被银行断贷。
山东也在探索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山东淄博齐鲁股权交易中心目前已挂牌340多家企业，另有托管企业5000多家。
“但即使采取了这些措施，根据山东省政府的调查结果，目前能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占比也不超过20%。”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而拿到手的资金成本平均是年息12.7%，虽然银行并不承认这个数字。”根据国家规定，银行贷款可以较基准利率最高上浮30%，最高贷款利率也不超过8%。
山东省中小企业局局长王兆春认为，中小企业需要优胜劣汰，其融资问题也需要区别对待。
“市场没有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受到多方面的干扰，这是产能过剩的最根本原因。2015年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目标很难完成，2017年能不能完成还是个未知数。”王兆春建议从五个方面寻找解决办法，包括：取消审批，充分竞争;取消所有的优惠政策，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由企业决定行业的去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的经营决策机制;政府转变职能，强化产业、技术、环保手段，杜绝简单行政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