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18年，人们将今天和上世纪30年代进行类比变得惊人的普遍。警告性的著作正在不断涌现，例如美国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的《法西斯主义：一次警示 》和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的《论暴政》。
　　如今的空气中，似乎弥漫着种族主义、暴力和专制阴谋的危险气息。
　　在美国，反犹太主义者已公开上街游行，同时土制管状炸弹寄给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比尔·克林顿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以及其他8位经常被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批评的名人;在德国，另类选择党领袖认为德国人应当为纳粹国防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服役而感到“自豪”;在英国，右翼暴徒斯蒂芬·亚克斯利-列侬已经被封为“英国烈士”，同时，一家被公认为颇有信誉的报纸最近发表了保守主义脱欧分子 “刀砍”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言论。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
　　今天的欧洲，在一些对政治一知半解的报刊专栏作者的推动下，既歇斯底里但又欠缺准确地将欧盟类比成20世纪集权主义政体相比较的看法变得流行起来，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复兴。
　　但我们也不必过于忧心忡忡。今天的欧洲并不是刚刚从一场摧毁了四大帝国的毁灭性世界大战中走出来，今天的政治也并非由复员退伍军人和学生组成的准军事部队所主导。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法西斯主义的直接复兴，而是传统保守主义正朝着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缓缓走去。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最好别过多关注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而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一战”前后保守主义的逐渐堕落上。
　　如果伟大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埃里克·沃格林还活着，他恐怕会对那些正在拥抱“暴民”统治的保守主义者们投去厌恶的目光，就像他曾在两次大战之间对德国精英阶层所做的那样。而且他还会特别鄙视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比阿特丽克斯·冯·斯托奇、保守派英国脱欧分子雅各布·里兹-莫格，以及其他那些自称是“坠落之地”普通民众护佑者的上流社会阶层。
　　同样，对现在将公务员和法官诽谤为“破坏者”和“人民公敌”的右翼媒体所释放的贬低性言论，与沃格林同时代的尖刻的卡尔·克劳斯应当有很多话要说。而且他还会一针见血地戳穿那些拥有百万身家的报纸专栏作者，这些人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了解每个人的想法，仅仅因为他们把出租车司机称为“朋友”。
　　尽管政治钟摆已经朝向“身份政治”，但随着我们开始感受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面影响，它又将很快摆回“经济方向”。诸如未来的工作和薪金等这些基础性问题，将会反弹，重新回到人们的关注重心。
　　不仅如此，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越来越无法忍受一點，被那些目光狭隘的自封上层阶级的代言人所把持。这无疑可以解释2018年10月在伦敦举行的大规模亲欧盟示威活动，以及德国绿党不久前所获得的选举成功。
　　自由主义人士是时候停止就法西斯主义和暴政喃喃自语，并开始揭露把持我们政治生活的政治贩子和骗子的真实面目。我们应当直面现代保守主义的衰退、社会民主危机以及即将到来的技术裂变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