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师”一词在媒体上频频出现，冠以大师的各领域“名人”越来越多。面对众多的“大师”，笔者深感困惑：究竟什么人才可称大师呢？
　　
　　这些人能称大师吗
　　
　　两年前，某市举办一个经济论坛，声称有5位管理“大师”发表演讲。笔者看了这5人的介绍，均无任何显赫经历与业绩可言。又据报道，某刊物评选出中国2005和2006两个年度各10个管理大师（两年有重复）。笔者十分惊讶：目前国际上公认的管理大师，加在一起不超过10位，而作为20世纪70年代末才介绍到我国的这门学科，怎么可能在20多年的时间里就冒出10位管理大师来呢？
　　一则消息说，四川南充一个叫周秀珍的女人，被宣传为“女徐霞客”，她给学生作过几次报告，就被称为“励志大师”。而经刑事侦查发现，这位“大师”原来是四起绑架案的主谋。台湾一个中年作家，仅仅以自己儿子为对象写了几本干巴巴的小书，也被国内媒体封为“宏志大师”。
　　2006年，某报以整版篇幅报道几位去世的名人，其中用了两个醒目的大标题：“告别大师的年代”和“大师远行”，显然把这些人都列入了大师的行列。在这些人中，有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还有我国两位科学家、香港商人、相声演员等。依笔者看，除了弗里德曼和王选堪称大师外，其他人都不能冠以大师的桂冠。
　　
　　大师应该怎样界定
　　
　　每每看到这样的人被称为大师，笔者就想，大师应该怎样界定？何为大师？
　　从词源看，大师一词最早出自佛教梵文Statr，是大师范、大导师之意，佛教徒称佛为大师。后来，大师只是追赠死去的高僧的谥号。1992年，台湾把活着的星云和尚尊称为星云大师，他是迄今为止唯一被封为大师的活着的和尚，而其他年长的和尚则称为长老。
　　大师被用于学术领域，最早出现在汉代。《史记·伏生传》记述：“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辞海》中大师的解释是：“指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或艺术家。”这里的两个条件必不可少，一是“巨大成就”，这显然不是指一两项发明或几本著作而言，非“著作等身”或“学富五车”的学者不能企及；二是学术成就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为人所宗仰，不是一部分人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人所景仰。
　　我国古代确实有过许多大师，如孔子、孟子、朱熹、李白、杜甫、黄宗羲、王夫之……为什么古代涌现了那么多的大师呢？因为那时有安贫乐道做学问的学者和滋生大师的土壤。可是，现在没有这两个条件，所以除了少数几个德劭学高健在的大师外，建国后培养出来的人当中，没有一个能称得上大师。
　　2007年，季羡林先生发表谈话，坚决要求摘掉他头上的三顶桂冠：大师、泰斗和国宝。他说，自己不是研究国学的，充其量只是个国学小师，所以这些称谓对他都是不实事求是的。许多人都赞赏他的高尚品格和君子之风。也许，季羡林先生对炒作“大师”实在是看不惯了，所以才公开表明要摘掉人们给他戴上的三顶桂冠。
　　大师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一位负责人曾诘问道：“为什么我们大学培养不出大师来？”看来，人们对于大师的成长，似乎还存在误解。大师的成长虽然与所受的教育有关，但大师却不是直接从大学培养出来的。例如，堪为大师的华罗庚、梁漱溟、启功、钱穆等，都只有中学学历。可以说，大师是自身成长而不是“培养”出来的；大师的成长，除了个人的天资和主观努力外，还需要民主、自由的学术环境，要有宽松、宽容和宽厚的学术政策，要有开明的伯乐当人梯。作为个人，最重要的是要远离尘世的喧嚣，像证明了困扰数学家300多年的数学猜想费马大定理的安德鲁·怀尔斯那样，为了做高深的学问，甘心做一个“隐身人”。
　　
　　大师要具备四个条件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冠以大师桂冠的。台湾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说：“大师者，乃是通方之学，超乎各部专门之上而会通其全部之大义者是也。一个部门学术之有大师，如网之在纲，裘之有领，一提挈而全体举。”从范围看，还是应该回归大师的本源，即只限于佛教界和学术界。至于其他领域，可以产生著名的专家、艺术家、歌唱家甚至功勋艺术家，但就是不能冠以大师的头衔。
　　具体来说，大师至少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学术上博大精深，博古通今，是学术多面手，重要学术著作丰硕。例如钱学森先生。第二，要做出创造性的贡献，其成果对科学技术发展具有革命性作用。例如王选，先后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和电子出版系统，甚至被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第三，必须是一个学派的首领，桃李满天下，拥有众多的拥戴者。例如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第四，作为大师不仅学问高深，而且道德、人品堪为人师，对后人具有楷模作用。例如巴金，他是鲁迅之后最著名的文学家，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大师。
　　一些人明明不是大师，为什么要故意炒作呢？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好大狂”，二是“好为人师”，把前者中的“大”与后者中的“师”组合就成了“大师”。其实，这两种思想都是国人的通病，是一种保守的思维方法。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指出：“第二次浪潮的‘好大狂’正在淘汰，小就是美。”然而，我国国民仍然抱着“好大狂”的思想不放，而且这种情结渗透到众多领域。例如，朝代要加上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大中华；城市要喊大上海、大武汉、大西北；街道要叫大街、大道；楼房要叫大楼、大厦；专科学校、学院不过瘾，非要升格为大学不可；江河要叫大海、大江、大河；乃至近年时兴的讲坛都叫“大讲坛”等等。以“大”为美，实际上是小农经济思想在作怪。再比如，关于职称的炒作就大体经过了教授、博士生导师和院士几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教授吃香，甚至连某些官员、商人和个体户也要挂个教授头衔。后来，教授多了、贬值了，又炒作起博导和院士来了。以后是否要炒作“泰斗”、“宗师”、“至圣大师”和“祖师”了呢？
　　中国人好为人师，这在知识分子中尤为突出。孟子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一个人如果有了好为人师的思想，就会以教者自居，自以为是、自我炫耀、固步自封，只愿当先生而不肯当学生，这是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传统美德相悖的。
　　笔者真诚希望国民浮躁的心态冷静下来，媒体对大师的炒作就此打住。一个国家、一个学者的科学水平绝对不能靠炒作，必须回到实事求是的正道上来。
　　（作者系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