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与福建船政共同诞生的船政水师,在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中,长期处于名不正的地位,多数时候都被误认为是福建水师。中国海防近代化历史上最先编练的蒸汽军舰舰队,经历了台湾事件的扬威,马江之战的悲痛,血脉依然连绵不绝,最终在清末宣统时代统编南北洋海军时,正式成为国家海军的一份子
[关键词] 船政水师 清政府 海防
1866年,经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倡议,清政府下旨,同意在福建马尾创建福建船政。初建的船政,即显现出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性。相比起当时南北洋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与天津机器制造局等同样有造舰功能的企业来,福建船政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承担造舰业务的机构,同时船政还创设了中国首个近代化海军教育机构福建船政学堂,更为重要的是,船政对其所造的轮船还拥有一种特殊的管辖权,甚至还建立了一支以船政自造舰船为主组成的舰队。
很多现代著作中,凡是提到活跃在福建沿海的这支近代化海上力量,都习惯称之为福建水师,①然而这却是非常失察的一大误读。清代的福建水师,实际是一个特定的专用名词,特指的是创建于1656年的绿营福建水师,“顺治十三年,始设福建水师三千人,唬船、哨船、赶缯船、双篷船百余艘。”②福建水师属于经制的绿营部队,装备的是旧式风帆战船,与同在福建、同属旧式战船部队的八旗福州水师都不能名词混淆,显然更不能将其与船政近代化舰船组成的舰队混为一谈了。
1867年7月18日,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到达马尾视事,提出了在近代化军舰造成之前“拟先调闽中旧撤炮船十只,添练水勇二三百名。未成船以前藉以巡缉近洋,成船以后即可以贯甲登船,驾轻就熟”,③委任从福建水师调用的尽先游击杨廷辉担任管带,创办了别具特色的船政水师。④1869年6月10日,福建船政创制第一艘近代化军舰“万年清”成功下水,⑤ 至1870年,近代化军舰成船日多,船政大臣沈葆桢具折上奏提升船政轮船的管理级别,要求“简派熟悉海疆、忠勇素著之大员一人以为统领”,并推荐由绿营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兼任轮船统领一职,⑥由此不难看出,福建船政水师与福建水师并不存在统属关系。
继李成谋之后,绿营福建水师提督罗大春又兼任船政水师统领,⑦在其日记中还曾有过率领船政水师操演的生动记录。“十六日,卯刻,余驾‘扬武’船率‘万年清’、‘伏波’、‘安澜’、‘湄云’、‘靖远’、‘振威’、‘长胜’、‘海东云’、‘福星’、‘济安’等十船,传令升后桅三角镶蓝旗,令各坚明约束,备操演也;次升后桅三角黄色龙旗,诸船以次升旗应,令起椗行也。辰初,抵白竿塘操所。后桅升三角黄色小龙旗,各船升旗应之,令扬帆也。升三角黄色小龙旗兼长方大白旗,各船升旗应之,令收帆也。升小方红旗兼长方红旗,操枪炮也。升三角镶红、蓝令旗兼长方五色旗,令收队停操半时也。须臾,头桅升长方五色旗,各船升旗应之,令开操也。头桅升长方大红旗,各船升旗应之,令操大炮也。头桅升长方黑旗,各船升旗应之,令操回合也。头桅升长方白旗,各船升旗应之,操救火也。后桅升四方小红旗,各船升旗应之,令操洋枪也。后桅升长方三色旗,各船升旗应之,令操舢板也。后桅升三角小龙旗兼三角镶红、蓝令旗,各船升旗应之,令去舟登陆而操也。既演英、法两国洋枪阵法讫,时傍晚矣;乃升‘令’字旗,收队旋舟。”⑧
如果说在李成谋、罗大春兼任统领时代,统领的福建水师提督身份还能让人感觉到一点船政水师与福建水师的关联的话,到了1874年,沈葆桢即流露出改革的想法,“轮船统领,宜日夕相依,非水提所能兼顾。”⑨1875年,鉴于由绿营提督兼职,难以有效管理船政水师,“不特陆路提督万难兼顾,即水师提督亦有本衙门及各营汛应办事件未易远离”,长江水师出身的记名提督蔡国祥被正式委派专任船政水师督操,“俟其周巡海上数月,如果于外洋驾驶窍要娴习精通,能诱掖诸艺童,咸折节以取西人之长,无桀骜以蹈西人之习,再奏恳作为统领,以专责成。”⑩此时,船政水师的管理,已经显得与绿营福建水师毫无瓜葛。船政水师统领的提督职衔,也与绿营福建水师提督不相上下。
除了统领外,界定船政水师地位的还有两大重要考察点,一是官弁的职衔编制,一是舰队的薪饷开支。
福建船政自“万年清”完工问世,编组人员后,在完全没有近代海军人才储备的年代,逐渐组成了一批经历颇为传奇的船政管带队伍。然而包括管带在内的各级官弁,在清代的官场制度中却都缺乏正式的官衔,即实缺,大都属于从绿营官制中题补、借补、记名等性质,与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前的情形极为相似。福建船政水师始终没有得到经制的地位,即没有得到国家的正式编制,没有实缺名额。从这一点,更能看出它与处于经制地位的福建水师的区别。
此外,国家经制水师的薪饷开支是由国家财政支给,但包括北洋水师在内的清末多个近代化舰队正式被国家承认成军之前,都是由各地方财政自行设法。具体到福建船政水师,除后期因为船政经费紧张,调拨给其他省份的舰船外,其余所有留用的舰船,人员薪饷完全从船政经费内开支。在沈葆桢等历任船政大臣关于船政经费的奏折中,都能看到有关“养船”的部分。由此可以看出,船政水师与船政之间的依存關系。
综上,在本文开始之前赘言许多,均为了明确船政水师的概念。即这是一支依附于福建船政,由福建船政负责薪粮供应,官员大都从旧式绿营编制中借用官缺名额,而主要装备船政建造的近代化舰船的一支地方近代化舰队。
台湾事件中的船政水师
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重要领土,屏藩东南海疆,海防战略意义极为重大。清代自1684年驻军台湾开始,就在这片要地建设海防。台湾当时因行政上隶属于福建省,全境的海防责任,也就纳入福建,由绿营福建水师承担,至清末同治时代,驻在台防的海防军队具体包括台湾协标水师营、澎湖协艋舺水师营等,装备的都是旧式师船。以19世纪60年代的视角来看,海防力量的水准比较低下。自船政水师组建后,船政的“福星”、“长胜”、“扬武”等轮船,也开始出现在台湾海峡,来往于两岸之间,使得台湾海防开始出现近代化的初曦,然而船政水师与台湾海防的全面合作,则开始自中日台湾事件。
1874年春,对中国领土台湾和属国琉球觊觎已久的日本,借台湾土著戕杀遇难的日本、琉球船民一事,大动干戈,直接出兵台湾,干涉中国内政。日本组成的侵台运兵舰队经厦门渡海到达台湾,于当年5月7日在台湾琅桥登陆,大肆屠杀台湾土著,引发了台湾事件。
面对日本的公然挑衅,清政府于5月14日下达谕旨,认为处理这一事件,福建省责无旁贷,命令船政大臣沈葆桢选调船政水师舰只前往台湾,“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 5月29日,鉴于台湾事态严重,清政府追加命令,授予沈葆桢“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所有福建船政之前调往江苏、广东等处的军舰,“准其调遣”。首度将近代化舰队调用到处理对外交涉事务中。藉此,福建船政水师也首度登上历史前台,介入台湾海防事务。
得到谕令后,除已经在台的船政水师“扬武”、“福星”、“长胜”、“海东云”等军舰外,以往因为船政经费支绌而调拨各省的“万年清”、“济安”、“永保”、“伏波”、“飞云”、“安澜”等军舰悉数调回船政。1874年6月14日,沈葆桢与福建布政使潘霨、洋员日意格、斯恭塞格分乘“安澜”、“伏波”、“飞云”渡台,展开与侵台日军的交涉。兼统船政水师的福建水师提督罗大春,在接获谕令后形成迟延,直到1个月后才将福建水陆提督公务委交参将周德富代行,乘船政水师“靖远”轮船前往台湾,清廷因罗大春“起程迟延”,下旨给予了革职留任的处罚。
沈葆桢抵台后的50多天交涉中,整装渡海的船政水师为台湾事件的解决,主要起到了以下方面的作用。
一、武力镇慑
1874侵台事件发生时,日本共出动了炮舰“日进”、“孟春”,运输船“明光丸”、“有功丸”、“三邦丸”等5艘舰船。而经沈葆桢调遣,船政水师共集中了12艘舰船,船政当时总共只建造了15艘舰船,调用台防几乎占了船政军舰的九成以上。不仅数量上对侵台日舰占有绝对优势,船政水师的这批军舰,在性能方面也驾乎日本之上。
日军侵台最大的一艘军舰是“日进”号,这艘军舰船型为木质炮舰,排水量1468吨,舰长61.9米,宽9.7米,吃水4.7米,采用1座蒸汽机,单轴推进,功率710马力,航速9节,全舰装备火炮13门。与之对比,船政的“万年清”炮舰船型、规模与“日进”都类似,但“日进”是日本进口的军舰,“万年清”则是中国国造军舰,航速还远高于“日进”。至于“万年清”之后船政问世的二等巡洋舰“扬武”、“伏波”级炮舰,则更非“日进”所能比拟。
除了调集军舰外,沈葆桢还积极组织船政水师做好战斗准备。鉴于船政水师自组建来,统领、管带大都不是近代海军学堂毕业,水师多年来的工作局限于指挥舰员熟悉军舰的驾驶操作、武备的使用维护,而且船政水师的舰船平时多采用分散驻防的形式,缺乏进行近代化海战的必要的编队训练。为解决这一问题,沈葆桢命令日意格电商海关总税务司,借用海关巡洋舰“凌风”号,协同船政水师舰船“练习合操阵式”。
整个台湾交涉期间,船政水师控制台湾各要港,并聚集舰队把守台湾外海咽喉澎湖,对远道泛海而来的日军形成了极大的威慑,后世日本海军史学者曾评价,“(日本派遣的军舰)都是从幕府和各藩接收过来的陈旧舰船,根本不是清国海军的对手。”初始啼声的船政水师无疑给了日本侵略政策一记当头棒喝,为外交解决台湾冲突提供了坚强的实力声援。
二、交通运输
侵台事件中,日本舰队运送往台湾登陆的陆军兵力近4000人,由于当时台湾设防薄弱,日军一度如入无人之境。要阻退日军的陆上侵略行动,显而易见必须派遣足够的陆军与之形成对峙态势。经沈葆桢向各地大员多方吁请,最终得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积极回应,表示愿意从淮军精锐部队铭军武毅军中抽调13营6500人,由提督唐定奎率领援台。当时这13营淮军驻防在江苏徐州一带,如按照传统的开拔方式,由陆路行抵福建沿海,再用帆船过渡,费时费力,且不利于保持军队的战斗力。而用近代化轮船运输,则是截然不同的局面。船政水师中,除巡洋舰、炮舰以及部分兵商两用舰船外,另有3艘“伏波”级炮舰改型的运输舰“永保”、“琛航”、“大雅”,沈葆桢立即派出3船开往长江,从瓜州渡口直接将13营淮军装载往台湾。瞬息之间,中国大批陆军到达台湾,给了日军措手不及之感。唐定奎13营淮军在船政水师舰船的载运下,快速分防台湾各要地,与海上的船政水师舰船一起,对逼迫日军撤出台湾起到了极为积极的作用。这也是清政府首度感受到近代化的海军工具,在运兵调将中的巨大力量。不仅体现在运送唐定奎部淮军,沈葆桢等官员在台湾各地巡查、调度,乃至全台各地的物资、人员输送,也大都由船政水师舰船充当转运工具。
三、联络通信
除上述两项功能外,船政水师在处理台湾事件中,另一项主要功用就是联络通信。台湾事件发生时,台湾全岛以及与外界都没有近代化的通信设施,海峡相隔,讯息交往起来显得遥遥无期。此时,浮海而来的船政水师近代化轮船就担当起了信使功能。
从福建到台湾的海峡通信,是船政水师极为繁巨的任务。沈葆桢与闽浙官员,乃至大陆很多其他官员的通信大都通过这一形式,由轮船来往于两岸之间,接送信件。某些时刻,从北京朝廷寄发的重要谕令,也通过驿路送抵福州后,再转由轮船送往臺湾,在留存的沈葆桢公牍中,类似的记载比比皆是。
台湾事件期间,沈葆桢向清政府汇报的奏章,以及清政府的批复谕旨,更多的是通过船政水师轮船直接送往天津转交。藉此途径,沈葆桢与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通信也显得非常密集,很多设计外交、军事、海防的问题,都得以及时交流。为了保证轮船通信的时效,李鸿章还曾专门上奏讨论,要求每当船政轮船到达天津递送奏折、书信时,立刻将下发的谕旨书信交同船带回,以期迅速。
结语·台湾海防近代化的开始
1874年10月,在军事抗衡的局面下,经由外交途径,中日台湾事件得以化解。由这一事件崭露头角的船政水师开始成为台湾海防的主角,1875年1月8日,沈葆桢鉴于福建船政本就经费紧张,同时支应造船和养船,根本不胜负担,认为船政水师的经费如果继续从船政经费内划拨,“于造船大有窒碍”。有鉴于“此后台防应办之事,非可以岁月计”,建设性地提出将船政水师经费并入台防经费内,虽然这一创想最终因为台防经费无存而告以流产,但船政水师担当台海巡防的事实已然形成。
1879年6月14日,丁日昌上奏海防应办事宜,提出了由船政水师兼顾闽台防务的设想。深受日本侵台事件刺激的清政府当即允准,最后任命时任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担任船政水师统领,“先行练成一军”。1879年12月8日,彭楚汉率领船政水师出海,巡阅了澎湖、安平、基隆、沪尾等地。操阅完毕后上奏清廷,报告“嗣后每月或赴基隆,或赴澎湖,或集厦门,督率出洋合操一次,分别赏罚,严加训练,冀成劲旅而密巡防。”至此,正式宣告台湾海防成为福建船政水师的职责,也标志着台湾海防就此迈入近代化,纳入洋务运动时代全国近代化海防战略的蓝图。
与福建船政共同诞生的船政水师,在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中,长期处于名不正的地位,多数时候都被误认为是福建水师。中国海防近代化历史上最先编练的蒸汽军舰舰队,经历了台湾事件的扬威,马江之战的悲痛,血脉依然连绵不绝,最终在清末宣统时代统编南北洋海军时,正式成为国家海军的一份子。
注释:
① 这样的情况在有关福建船政、中法战争的著作中极为普遍,见沈传经:《福州船政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廖宗麟:《中法战争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另,也有一些著作明显注意到了船政舰队不能认为属于福建水师,但又错误地冠以福建海军的称号,事实上清季甲午之前,能够在正式文件中称为海军的仅有正式成军了的北洋海军。该例见海军司令部编:《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
② 《清史稿》,卷135,志第110,水师。
③ 沈葆桢:“察看福州海口及船坞大概情形折”,《船政奏议汇编》,卷3。
④ 沈葆桢:“游击杨廷辉暂缓进京,留带船政水师营片”,《船政奏议汇编》,卷3。
⑤ 沈葆桢:“第一号轮船下水并续办各情形折”,《船政奏议汇编》,卷6。
⑥ 沈葆桢:“请派轮船统领,以资训练折”,《船政奏议汇编》,卷6。
⑦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3页。
⑧ 罗大春:台湾文献丛刊第308种《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台湾银行,1972年版,第1-2页。
⑨ 沈葆桢:“致李少荃中堂”,《沈文肃公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⑩ 沈葆桢:“委蔡国祥驻‘扬武’督操片”,《船政奏议汇编》,卷12。
[关键词] 船政水师 清政府 海防
1866年,经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倡议,清政府下旨,同意在福建马尾创建福建船政。初建的船政,即显现出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性。相比起当时南北洋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与天津机器制造局等同样有造舰功能的企业来,福建船政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承担造舰业务的机构,同时船政还创设了中国首个近代化海军教育机构福建船政学堂,更为重要的是,船政对其所造的轮船还拥有一种特殊的管辖权,甚至还建立了一支以船政自造舰船为主组成的舰队。
很多现代著作中,凡是提到活跃在福建沿海的这支近代化海上力量,都习惯称之为福建水师,①然而这却是非常失察的一大误读。清代的福建水师,实际是一个特定的专用名词,特指的是创建于1656年的绿营福建水师,“顺治十三年,始设福建水师三千人,唬船、哨船、赶缯船、双篷船百余艘。”②福建水师属于经制的绿营部队,装备的是旧式风帆战船,与同在福建、同属旧式战船部队的八旗福州水师都不能名词混淆,显然更不能将其与船政近代化舰船组成的舰队混为一谈了。
1867年7月18日,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到达马尾视事,提出了在近代化军舰造成之前“拟先调闽中旧撤炮船十只,添练水勇二三百名。未成船以前藉以巡缉近洋,成船以后即可以贯甲登船,驾轻就熟”,③委任从福建水师调用的尽先游击杨廷辉担任管带,创办了别具特色的船政水师。④1869年6月10日,福建船政创制第一艘近代化军舰“万年清”成功下水,⑤ 至1870年,近代化军舰成船日多,船政大臣沈葆桢具折上奏提升船政轮船的管理级别,要求“简派熟悉海疆、忠勇素著之大员一人以为统领”,并推荐由绿营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兼任轮船统领一职,⑥由此不难看出,福建船政水师与福建水师并不存在统属关系。
继李成谋之后,绿营福建水师提督罗大春又兼任船政水师统领,⑦在其日记中还曾有过率领船政水师操演的生动记录。“十六日,卯刻,余驾‘扬武’船率‘万年清’、‘伏波’、‘安澜’、‘湄云’、‘靖远’、‘振威’、‘长胜’、‘海东云’、‘福星’、‘济安’等十船,传令升后桅三角镶蓝旗,令各坚明约束,备操演也;次升后桅三角黄色龙旗,诸船以次升旗应,令起椗行也。辰初,抵白竿塘操所。后桅升三角黄色小龙旗,各船升旗应之,令扬帆也。升三角黄色小龙旗兼长方大白旗,各船升旗应之,令收帆也。升小方红旗兼长方红旗,操枪炮也。升三角镶红、蓝令旗兼长方五色旗,令收队停操半时也。须臾,头桅升长方五色旗,各船升旗应之,令开操也。头桅升长方大红旗,各船升旗应之,令操大炮也。头桅升长方黑旗,各船升旗应之,令操回合也。头桅升长方白旗,各船升旗应之,操救火也。后桅升四方小红旗,各船升旗应之,令操洋枪也。后桅升长方三色旗,各船升旗应之,令操舢板也。后桅升三角小龙旗兼三角镶红、蓝令旗,各船升旗应之,令去舟登陆而操也。既演英、法两国洋枪阵法讫,时傍晚矣;乃升‘令’字旗,收队旋舟。”⑧
如果说在李成谋、罗大春兼任统领时代,统领的福建水师提督身份还能让人感觉到一点船政水师与福建水师的关联的话,到了1874年,沈葆桢即流露出改革的想法,“轮船统领,宜日夕相依,非水提所能兼顾。”⑨1875年,鉴于由绿营提督兼职,难以有效管理船政水师,“不特陆路提督万难兼顾,即水师提督亦有本衙门及各营汛应办事件未易远离”,长江水师出身的记名提督蔡国祥被正式委派专任船政水师督操,“俟其周巡海上数月,如果于外洋驾驶窍要娴习精通,能诱掖诸艺童,咸折节以取西人之长,无桀骜以蹈西人之习,再奏恳作为统领,以专责成。”⑩此时,船政水师的管理,已经显得与绿营福建水师毫无瓜葛。船政水师统领的提督职衔,也与绿营福建水师提督不相上下。
除了统领外,界定船政水师地位的还有两大重要考察点,一是官弁的职衔编制,一是舰队的薪饷开支。
福建船政自“万年清”完工问世,编组人员后,在完全没有近代海军人才储备的年代,逐渐组成了一批经历颇为传奇的船政管带队伍。然而包括管带在内的各级官弁,在清代的官场制度中却都缺乏正式的官衔,即实缺,大都属于从绿营官制中题补、借补、记名等性质,与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前的情形极为相似。福建船政水师始终没有得到经制的地位,即没有得到国家的正式编制,没有实缺名额。从这一点,更能看出它与处于经制地位的福建水师的区别。
此外,国家经制水师的薪饷开支是由国家财政支给,但包括北洋水师在内的清末多个近代化舰队正式被国家承认成军之前,都是由各地方财政自行设法。具体到福建船政水师,除后期因为船政经费紧张,调拨给其他省份的舰船外,其余所有留用的舰船,人员薪饷完全从船政经费内开支。在沈葆桢等历任船政大臣关于船政经费的奏折中,都能看到有关“养船”的部分。由此可以看出,船政水师与船政之间的依存關系。
综上,在本文开始之前赘言许多,均为了明确船政水师的概念。即这是一支依附于福建船政,由福建船政负责薪粮供应,官员大都从旧式绿营编制中借用官缺名额,而主要装备船政建造的近代化舰船的一支地方近代化舰队。
台湾事件中的船政水师
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重要领土,屏藩东南海疆,海防战略意义极为重大。清代自1684年驻军台湾开始,就在这片要地建设海防。台湾当时因行政上隶属于福建省,全境的海防责任,也就纳入福建,由绿营福建水师承担,至清末同治时代,驻在台防的海防军队具体包括台湾协标水师营、澎湖协艋舺水师营等,装备的都是旧式师船。以19世纪60年代的视角来看,海防力量的水准比较低下。自船政水师组建后,船政的“福星”、“长胜”、“扬武”等轮船,也开始出现在台湾海峡,来往于两岸之间,使得台湾海防开始出现近代化的初曦,然而船政水师与台湾海防的全面合作,则开始自中日台湾事件。
1874年春,对中国领土台湾和属国琉球觊觎已久的日本,借台湾土著戕杀遇难的日本、琉球船民一事,大动干戈,直接出兵台湾,干涉中国内政。日本组成的侵台运兵舰队经厦门渡海到达台湾,于当年5月7日在台湾琅桥登陆,大肆屠杀台湾土著,引发了台湾事件。
面对日本的公然挑衅,清政府于5月14日下达谕旨,认为处理这一事件,福建省责无旁贷,命令船政大臣沈葆桢选调船政水师舰只前往台湾,“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 5月29日,鉴于台湾事态严重,清政府追加命令,授予沈葆桢“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所有福建船政之前调往江苏、广东等处的军舰,“准其调遣”。首度将近代化舰队调用到处理对外交涉事务中。藉此,福建船政水师也首度登上历史前台,介入台湾海防事务。
得到谕令后,除已经在台的船政水师“扬武”、“福星”、“长胜”、“海东云”等军舰外,以往因为船政经费支绌而调拨各省的“万年清”、“济安”、“永保”、“伏波”、“飞云”、“安澜”等军舰悉数调回船政。1874年6月14日,沈葆桢与福建布政使潘霨、洋员日意格、斯恭塞格分乘“安澜”、“伏波”、“飞云”渡台,展开与侵台日军的交涉。兼统船政水师的福建水师提督罗大春,在接获谕令后形成迟延,直到1个月后才将福建水陆提督公务委交参将周德富代行,乘船政水师“靖远”轮船前往台湾,清廷因罗大春“起程迟延”,下旨给予了革职留任的处罚。
沈葆桢抵台后的50多天交涉中,整装渡海的船政水师为台湾事件的解决,主要起到了以下方面的作用。
一、武力镇慑
1874侵台事件发生时,日本共出动了炮舰“日进”、“孟春”,运输船“明光丸”、“有功丸”、“三邦丸”等5艘舰船。而经沈葆桢调遣,船政水师共集中了12艘舰船,船政当时总共只建造了15艘舰船,调用台防几乎占了船政军舰的九成以上。不仅数量上对侵台日舰占有绝对优势,船政水师的这批军舰,在性能方面也驾乎日本之上。
日军侵台最大的一艘军舰是“日进”号,这艘军舰船型为木质炮舰,排水量1468吨,舰长61.9米,宽9.7米,吃水4.7米,采用1座蒸汽机,单轴推进,功率710马力,航速9节,全舰装备火炮13门。与之对比,船政的“万年清”炮舰船型、规模与“日进”都类似,但“日进”是日本进口的军舰,“万年清”则是中国国造军舰,航速还远高于“日进”。至于“万年清”之后船政问世的二等巡洋舰“扬武”、“伏波”级炮舰,则更非“日进”所能比拟。
除了调集军舰外,沈葆桢还积极组织船政水师做好战斗准备。鉴于船政水师自组建来,统领、管带大都不是近代海军学堂毕业,水师多年来的工作局限于指挥舰员熟悉军舰的驾驶操作、武备的使用维护,而且船政水师的舰船平时多采用分散驻防的形式,缺乏进行近代化海战的必要的编队训练。为解决这一问题,沈葆桢命令日意格电商海关总税务司,借用海关巡洋舰“凌风”号,协同船政水师舰船“练习合操阵式”。
整个台湾交涉期间,船政水师控制台湾各要港,并聚集舰队把守台湾外海咽喉澎湖,对远道泛海而来的日军形成了极大的威慑,后世日本海军史学者曾评价,“(日本派遣的军舰)都是从幕府和各藩接收过来的陈旧舰船,根本不是清国海军的对手。”初始啼声的船政水师无疑给了日本侵略政策一记当头棒喝,为外交解决台湾冲突提供了坚强的实力声援。
二、交通运输
侵台事件中,日本舰队运送往台湾登陆的陆军兵力近4000人,由于当时台湾设防薄弱,日军一度如入无人之境。要阻退日军的陆上侵略行动,显而易见必须派遣足够的陆军与之形成对峙态势。经沈葆桢向各地大员多方吁请,最终得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积极回应,表示愿意从淮军精锐部队铭军武毅军中抽调13营6500人,由提督唐定奎率领援台。当时这13营淮军驻防在江苏徐州一带,如按照传统的开拔方式,由陆路行抵福建沿海,再用帆船过渡,费时费力,且不利于保持军队的战斗力。而用近代化轮船运输,则是截然不同的局面。船政水师中,除巡洋舰、炮舰以及部分兵商两用舰船外,另有3艘“伏波”级炮舰改型的运输舰“永保”、“琛航”、“大雅”,沈葆桢立即派出3船开往长江,从瓜州渡口直接将13营淮军装载往台湾。瞬息之间,中国大批陆军到达台湾,给了日军措手不及之感。唐定奎13营淮军在船政水师舰船的载运下,快速分防台湾各要地,与海上的船政水师舰船一起,对逼迫日军撤出台湾起到了极为积极的作用。这也是清政府首度感受到近代化的海军工具,在运兵调将中的巨大力量。不仅体现在运送唐定奎部淮军,沈葆桢等官员在台湾各地巡查、调度,乃至全台各地的物资、人员输送,也大都由船政水师舰船充当转运工具。
三、联络通信
除上述两项功能外,船政水师在处理台湾事件中,另一项主要功用就是联络通信。台湾事件发生时,台湾全岛以及与外界都没有近代化的通信设施,海峡相隔,讯息交往起来显得遥遥无期。此时,浮海而来的船政水师近代化轮船就担当起了信使功能。
从福建到台湾的海峡通信,是船政水师极为繁巨的任务。沈葆桢与闽浙官员,乃至大陆很多其他官员的通信大都通过这一形式,由轮船来往于两岸之间,接送信件。某些时刻,从北京朝廷寄发的重要谕令,也通过驿路送抵福州后,再转由轮船送往臺湾,在留存的沈葆桢公牍中,类似的记载比比皆是。
台湾事件期间,沈葆桢向清政府汇报的奏章,以及清政府的批复谕旨,更多的是通过船政水师轮船直接送往天津转交。藉此途径,沈葆桢与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通信也显得非常密集,很多设计外交、军事、海防的问题,都得以及时交流。为了保证轮船通信的时效,李鸿章还曾专门上奏讨论,要求每当船政轮船到达天津递送奏折、书信时,立刻将下发的谕旨书信交同船带回,以期迅速。
结语·台湾海防近代化的开始
1874年10月,在军事抗衡的局面下,经由外交途径,中日台湾事件得以化解。由这一事件崭露头角的船政水师开始成为台湾海防的主角,1875年1月8日,沈葆桢鉴于福建船政本就经费紧张,同时支应造船和养船,根本不胜负担,认为船政水师的经费如果继续从船政经费内划拨,“于造船大有窒碍”。有鉴于“此后台防应办之事,非可以岁月计”,建设性地提出将船政水师经费并入台防经费内,虽然这一创想最终因为台防经费无存而告以流产,但船政水师担当台海巡防的事实已然形成。
1879年6月14日,丁日昌上奏海防应办事宜,提出了由船政水师兼顾闽台防务的设想。深受日本侵台事件刺激的清政府当即允准,最后任命时任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担任船政水师统领,“先行练成一军”。1879年12月8日,彭楚汉率领船政水师出海,巡阅了澎湖、安平、基隆、沪尾等地。操阅完毕后上奏清廷,报告“嗣后每月或赴基隆,或赴澎湖,或集厦门,督率出洋合操一次,分别赏罚,严加训练,冀成劲旅而密巡防。”至此,正式宣告台湾海防成为福建船政水师的职责,也标志着台湾海防就此迈入近代化,纳入洋务运动时代全国近代化海防战略的蓝图。
与福建船政共同诞生的船政水师,在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中,长期处于名不正的地位,多数时候都被误认为是福建水师。中国海防近代化历史上最先编练的蒸汽军舰舰队,经历了台湾事件的扬威,马江之战的悲痛,血脉依然连绵不绝,最终在清末宣统时代统编南北洋海军时,正式成为国家海军的一份子。
注释:
① 这样的情况在有关福建船政、中法战争的著作中极为普遍,见沈传经:《福州船政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廖宗麟:《中法战争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另,也有一些著作明显注意到了船政舰队不能认为属于福建水师,但又错误地冠以福建海军的称号,事实上清季甲午之前,能够在正式文件中称为海军的仅有正式成军了的北洋海军。该例见海军司令部编:《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
② 《清史稿》,卷135,志第110,水师。
③ 沈葆桢:“察看福州海口及船坞大概情形折”,《船政奏议汇编》,卷3。
④ 沈葆桢:“游击杨廷辉暂缓进京,留带船政水师营片”,《船政奏议汇编》,卷3。
⑤ 沈葆桢:“第一号轮船下水并续办各情形折”,《船政奏议汇编》,卷6。
⑥ 沈葆桢:“请派轮船统领,以资训练折”,《船政奏议汇编》,卷6。
⑦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3页。
⑧ 罗大春:台湾文献丛刊第308种《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台湾银行,1972年版,第1-2页。
⑨ 沈葆桢:“致李少荃中堂”,《沈文肃公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⑩ 沈葆桢:“委蔡国祥驻‘扬武’督操片”,《船政奏议汇编》,卷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