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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无前例的挑战》这本书中，我说了一件事，就是美国需要敌人。这是我在美国生活经验当中的一个强烈的感受。
美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国家，作为一个国家，没有统一主导的文化。因为美国是个移民社会，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可以说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国庆，美国都庆。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到美国后，处理公共事务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就只好六亲不认，法律治国。我在美国，对这个法制社会体会特别深，就是任何事情没有例外，一律按照法律办事。我在美国读书，要从学英文开始，然后读硕士、考博士，甭管你年龄多大、过去干什么，反正一律按分数说话。后来我选择去了英国。英国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法制社会，可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到了英国我提出来，能不能不上这些课，直接进入写论文的阶段?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们开会，根据我的简历说，这家伙在国内做了多年调查研究，写过什么什么，出过什么什么书，特别是有些还被翻译成英文，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可以特殊对待，上课、考试全部免除!后来我要写博士论文，《摸着石头过河一中国的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时，给剑桥大学的政治和经济系的学术委员会写了很长的一封信，说我在国内做了多年研究，对中国改革带了一脑子问题，我不愿意按照一般博士论文的规格，花三年时间，选一个小题目，然后翻来覆去浪费三年时间。我希望利用这段时间，在改革思路上清理自己在过去实践中积累的一般性问题。我心里说了，我的资格应该是带博士生的!你如果不同意，我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也不会浪费我三年时间。因为博士学位，它是一个教育过程，是假设你没做过研究，所以需要一个教育、训练过程。这封长信，英语不好，但是写得诚恳，发自肺腑，经过学术委员会讨论，又通过了!就是说我不仅可以不上课、不考试，而且可以按照我的想法，超出博士论文的固定规格，随便写。这在美国学术界，是根本不能想象的。
凡事都有特例，在中国也是这样，比如，包公办案子，先说法，法完了说情，情完了说理。为什么能说，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系统，有一个共同的是非观念、价值观念。所以，就算大家都得依法办事，但是同时还可以有各种各样合情合理的特例。这个特例的基础，是共同的文化基础、共同的是非基础、共同的价值基础。
美国社会缺乏这个基础，美国三亿人口上百种不同文化价值观念，如何凝聚立国，当时正赶上伊拉克战争，给我非常强烈的印象，就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绝对超出了一般理性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无前例的挑战》这本书，主要论证的就是在美国这个特殊社会，面对种族纠纷、贫富差距、信仰分歧、价值分歧的基础上，要想凝聚立国，找到一个比较共同的东西，只能是爱国主义。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宣传，爱国主义情绪，有意无意拔高到你在英国看不见、在中国看不见、在日本看不见、在德国看不见，在任何一个国家都看不到像美国这样强烈的爱国主义。而这个爱国主义是要可信的，要有根据，需要什么呢?无疑需要一个对美国足够强大的敌人，需要这种现实的威胁。看看美国历史就知道，战争没有一天停止，独立战争、南北内战、墨西哥战争、菲律宾战争、一战、二战、韩战、越战、冷战……这些不间断的战争，既是在外部为美国人在世界范围谋利益，也是缓解内部纠纷的内政需要。《史无前例的挑战》这本书的分析主线从这个角度展开，告诉人们，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敌人。美国需要敌人，是它从自己社会内部的内政需求产生的对外部的一种反应。我认为这是这本书具有学术贡献的一个成果。
如果说《史无前例的挑战》提出了美国需要敌人的社会原因；那么我正准备出版的《投机赌博新经济》一书，则揭示了美国需要敌人的经济原因。美国今天的制造业，大概在17％不到20％的这个状态，许多消费品的制造生产，早就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现在转移到中国了，比如说彩电、冰箱、服装、鞋类、自行车、打火机等等。与此同时，美国的制造业高科技化了，就是现有的还保留的这些制造业都高科技化了。高科技化的同义语是什么呢?就是军工化。美国的制造业可以说基本上都与军工有联系，大多是生产设备不让转移到国外、甚至产品也不让往中国出口的这部分，还留在美国。如今，美国贸易部管制的需要申请出口许可证的有两千多种技术。这些技术，在广义上构成美国制造业军工化的经济基础。
这样的经济基础运转到2001年，格林斯潘一年时间十一次降息，带着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利率逼近零了。在这个时候，宏观调控已经无法刺激美国经济的时候，经历了“9.11”，从那以后，一个阿富汗战争，一个伊拉克战争，一个全球的反恐战争，打得美国的财政从盈余重新恢复到赤字，美国经济全面复苏，带动全球经济复苏。所以，可以说，美国军工化的经济本身，需要爱国主义，需要敌人，需要战争。美国的制造业就是这些大军工、大石油巨头。真正的高科技，从人类历史以来到今天，所有的科技、所谓的高科技，都是从军用转为民用的。
美国总需要有一个很现实、足够强大的持续威胁，或威胁他们国家安全，或威胁他们所信奉的自由、民主这套制度。这不是我杜撰的，而是布热金斯基、亨廷顿他们的观点。我想强调的理论意义是，美国需要敌人是她经济、社会的内政需要。不是简单的理解问题，沟通问题，再理解，再沟通，你不另外给他找一个更合适的，你还是她的需要的大敌。所以，增加理解，增加沟通是必要的；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较量、斗争，是想回避也回避不开的。
政治本身也是利益。我们过去用政治代替经济，一切经济都是政治。今天，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拿经济代替政治。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宣传，好像一说“利益”就是经济利益，以为国际惯例就是做生意赚钱，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导和真正的危险。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也可以解释成是政治追求的终极目标，哲学上可以这么说，但是，在历史进程中，经济不等于政治，不能替代政治。“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我们抓住了这个基础，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经济。但是，特别在所谓“民主社会”里，政治尤其不等于经济!选票不等于GDP，也不等于入均收入。意识形态斗争、宗教信仰斗争、国际政治斗争，包括没有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斗争，尤其是现实而巨大的政治利益。
所以，美国也好，台湾也好，想当总统的政治家，一方面不能不讨少数资本家的欢心，否则没有政治捐款闹竞选；另一方面，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是：不能不计算选票。政治口号不对头，政策取向不对多数人的胃口，竞选花车再花哨，没有足够的选票，还是白搭。一个加拿大人写的《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曾经出过，被基辛格评价为最好的一本罗斯福传。好就好在展开了一幅美国政治究竟是怎样的历史画卷：就希特勒这样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念处处格格不入的专制狂魔，罗斯福想对着干，把美国拖入二战，谋求美国的最大利益，必须费尽心机，处心积虑，政客、政党、资本家、媒体、人民群众，多种要素之间，因势利导，精心互动，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选票。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
美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国家，作为一个国家，没有统一主导的文化。因为美国是个移民社会，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可以说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国庆，美国都庆。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到美国后，处理公共事务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就只好六亲不认，法律治国。我在美国，对这个法制社会体会特别深，就是任何事情没有例外，一律按照法律办事。我在美国读书，要从学英文开始，然后读硕士、考博士，甭管你年龄多大、过去干什么，反正一律按分数说话。后来我选择去了英国。英国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法制社会，可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到了英国我提出来，能不能不上这些课，直接进入写论文的阶段?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们开会，根据我的简历说，这家伙在国内做了多年调查研究，写过什么什么，出过什么什么书，特别是有些还被翻译成英文，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可以特殊对待，上课、考试全部免除!后来我要写博士论文，《摸着石头过河一中国的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时，给剑桥大学的政治和经济系的学术委员会写了很长的一封信，说我在国内做了多年研究，对中国改革带了一脑子问题，我不愿意按照一般博士论文的规格，花三年时间，选一个小题目，然后翻来覆去浪费三年时间。我希望利用这段时间，在改革思路上清理自己在过去实践中积累的一般性问题。我心里说了，我的资格应该是带博士生的!你如果不同意，我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也不会浪费我三年时间。因为博士学位，它是一个教育过程，是假设你没做过研究，所以需要一个教育、训练过程。这封长信，英语不好，但是写得诚恳，发自肺腑，经过学术委员会讨论，又通过了!就是说我不仅可以不上课、不考试，而且可以按照我的想法，超出博士论文的固定规格，随便写。这在美国学术界，是根本不能想象的。
凡事都有特例，在中国也是这样，比如，包公办案子，先说法，法完了说情，情完了说理。为什么能说，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系统，有一个共同的是非观念、价值观念。所以，就算大家都得依法办事，但是同时还可以有各种各样合情合理的特例。这个特例的基础，是共同的文化基础、共同的是非基础、共同的价值基础。
美国社会缺乏这个基础，美国三亿人口上百种不同文化价值观念，如何凝聚立国，当时正赶上伊拉克战争，给我非常强烈的印象，就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绝对超出了一般理性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无前例的挑战》这本书，主要论证的就是在美国这个特殊社会，面对种族纠纷、贫富差距、信仰分歧、价值分歧的基础上，要想凝聚立国，找到一个比较共同的东西，只能是爱国主义。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宣传，爱国主义情绪，有意无意拔高到你在英国看不见、在中国看不见、在日本看不见、在德国看不见，在任何一个国家都看不到像美国这样强烈的爱国主义。而这个爱国主义是要可信的，要有根据，需要什么呢?无疑需要一个对美国足够强大的敌人，需要这种现实的威胁。看看美国历史就知道，战争没有一天停止，独立战争、南北内战、墨西哥战争、菲律宾战争、一战、二战、韩战、越战、冷战……这些不间断的战争，既是在外部为美国人在世界范围谋利益，也是缓解内部纠纷的内政需要。《史无前例的挑战》这本书的分析主线从这个角度展开，告诉人们，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敌人。美国需要敌人，是它从自己社会内部的内政需求产生的对外部的一种反应。我认为这是这本书具有学术贡献的一个成果。
如果说《史无前例的挑战》提出了美国需要敌人的社会原因；那么我正准备出版的《投机赌博新经济》一书，则揭示了美国需要敌人的经济原因。美国今天的制造业，大概在17％不到20％的这个状态，许多消费品的制造生产，早就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现在转移到中国了，比如说彩电、冰箱、服装、鞋类、自行车、打火机等等。与此同时，美国的制造业高科技化了，就是现有的还保留的这些制造业都高科技化了。高科技化的同义语是什么呢?就是军工化。美国的制造业可以说基本上都与军工有联系，大多是生产设备不让转移到国外、甚至产品也不让往中国出口的这部分，还留在美国。如今，美国贸易部管制的需要申请出口许可证的有两千多种技术。这些技术，在广义上构成美国制造业军工化的经济基础。
这样的经济基础运转到2001年，格林斯潘一年时间十一次降息，带着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利率逼近零了。在这个时候，宏观调控已经无法刺激美国经济的时候，经历了“9.11”，从那以后，一个阿富汗战争，一个伊拉克战争，一个全球的反恐战争，打得美国的财政从盈余重新恢复到赤字，美国经济全面复苏，带动全球经济复苏。所以，可以说，美国军工化的经济本身，需要爱国主义，需要敌人，需要战争。美国的制造业就是这些大军工、大石油巨头。真正的高科技，从人类历史以来到今天，所有的科技、所谓的高科技，都是从军用转为民用的。
美国总需要有一个很现实、足够强大的持续威胁，或威胁他们国家安全，或威胁他们所信奉的自由、民主这套制度。这不是我杜撰的，而是布热金斯基、亨廷顿他们的观点。我想强调的理论意义是，美国需要敌人是她经济、社会的内政需要。不是简单的理解问题，沟通问题，再理解，再沟通，你不另外给他找一个更合适的，你还是她的需要的大敌。所以，增加理解，增加沟通是必要的；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较量、斗争，是想回避也回避不开的。
政治本身也是利益。我们过去用政治代替经济，一切经济都是政治。今天，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拿经济代替政治。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宣传，好像一说“利益”就是经济利益，以为国际惯例就是做生意赚钱，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导和真正的危险。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也可以解释成是政治追求的终极目标，哲学上可以这么说，但是，在历史进程中，经济不等于政治，不能替代政治。“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我们抓住了这个基础，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经济。但是，特别在所谓“民主社会”里，政治尤其不等于经济!选票不等于GDP，也不等于入均收入。意识形态斗争、宗教信仰斗争、国际政治斗争，包括没有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斗争，尤其是现实而巨大的政治利益。
所以，美国也好，台湾也好，想当总统的政治家，一方面不能不讨少数资本家的欢心，否则没有政治捐款闹竞选；另一方面，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是：不能不计算选票。政治口号不对头，政策取向不对多数人的胃口，竞选花车再花哨，没有足够的选票，还是白搭。一个加拿大人写的《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曾经出过，被基辛格评价为最好的一本罗斯福传。好就好在展开了一幅美国政治究竟是怎样的历史画卷：就希特勒这样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念处处格格不入的专制狂魔，罗斯福想对着干，把美国拖入二战，谋求美国的最大利益，必须费尽心机，处心积虑，政客、政党、资本家、媒体、人民群众，多种要素之间，因势利导，精心互动，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选票。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