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金色的耶路撒冷》是英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德尔拉布的主要作品之一，通过描述女主人公克拉拉的成长经历，寻找女性的生存价值、探索女性发展的道路，反映女性意识觉醒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知识女性挑战社会传统、寻求精神突围的勇敢和执着。本文从题目的寓意入手，通过德纳姆与克克拉的家庭、克拉拉所追求的理想女性（克莱莉亚）及其所追求的理想爱人（加里布埃尔）这三方面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分析矛盾冲突的集合体——克拉拉的女性意识觉醒到成熟的过程。
关键词： 理想 现实 碰撞 女性意识
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的主要著作之一《金色的耶路撒冷》出版于一九六七年，正值第二次女性运动达到高潮。此作品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荣获布莱克纪念奖。《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对此书有颇高的评价：“它的每章每节都闪烁着智慧，如果把德拉布尔同乔治·艾略特相提并论，显然有些过誉，但也并不无道理。五十年后，人们要了解六十年代的英国女性的情感世界，这本书以及她的其他作品是必读的，尽管它不会对那一时代做一个全面的勾画，但起码也是大部分，而且是十分真实的。”［１］（译序P1）此书也体现了伍尔夫式的特点：“感知细微的联系，少用常规叙事手法，热衷于细碎的心理描写……此外，她倾向于用戏剧性情节构造小说。”（作者自译）［２］（P23）查阅国内外研究资料，目前对于《金色的耶路撒冷》所进行的研究甚少。笔者拟着眼于整部作品，从题目的寓意切入，将逐一展现众多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而剖析矛盾冲突的集合体克拉拉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
一、“金色的耶路撒冷”的寓意——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耶路撒冷是著名的宗教圣地，犹太智慧法典《塔木德》称：“在赐予世界的十份美丽之中，有九份为耶路撒冷所得，只有一份给了世界其他地方。”［３］（P51）对此，J.M.尼尔所写的圣歌《金色的耶路撒冷》作了精妙的诠释。耶路撒冷像一座梦幻中的天堂，闪烁着神圣迷人的金光。而小说题目恰取自此圣歌，一方面象征理想的国度，但这理想又有别于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对未来现实生活的憧憬与追求，“这首圣歌的歌词与音乐的融合肯定能唤起她那狂热的情感并让她充满强烈的欲望和雄心勃勃”［１］（P28），她憧憬“真正的人间尘世里的天堂，在这样的地方，人物英俊漂亮、房舍华丽，人们谈吐高雅。”［１］（P28）而另一方面却是反映出反传统的叛逆。小说中描写道：“在她那所学校里的大多数女孩子都尽力在她们向造物主表演的各种请求中注入了某种性爱的激情。”［１］（P28）女孩子在唱它时，已不再是对上帝的情感和对宗教的狂热，而把心中上帝的形象已换成了她们心中热恋的对象的形象。
克拉拉·毛姆小时候最喜欢的—本书是《金色的窗子》。其中有一个故事讲述一个小男孩在山坡上看到一座窗子由金子制作的房子，结果却发现这座房子就是他自己家住的那座房子，而那金光闪闪的光只是太阳反射的光而已。“这个故事所讲述的道理，她想，就是告诉人们要珍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要看到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的美好之处，不必去别处寻觅。”［１］（P30）本来到此寓言所揭示的道理已经不言自喻了，然而克拉拉却又有自己的另一番理解：“但是与此同时，这个故事也指出了这渐渐失去光彩的窗子的悲哀以及屋里人从来看不到这光彩夺目景色的事实”。［１］（P30）可见克拉拉并不愿意束缚于传统的教义，她更希望能突破这个“屋子”，突破狭小、闭塞的诺瑟姆小镇，看到自己的金色窗子，不让这个金色的窗子失去光彩。克拉拉曾在朋友的家中眺望，发现远看迷迷蒙蒙、如梦如幻般美丽的地方，近看竟是自己家周围那些难看的房子，理想与现实不可避免地激烈冲突着。
由此可见，“金色的耶路撒冷”一方面寓含了以小说女主人公克拉拉为代表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知识女性所追求的美好理想，她们不愿受制于传统道德观的束缚，而是表现出较强的反叛精神，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窗子反射的光彩是如此虚无、如此缥缈，“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反映了具有女性意识的知识女性在探索、追求新生活，向着理想的“金色的耶路撒冷”前进过程中的迷茫、困惑与艰难。这正十分贴切地表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强烈碰撞与冲突。
二、疏远淡漠的毛姆家庭——英国旧式传统家庭的解体
克拉拉出生于一个破旧衰败的小镇诺瑟姆中的一个传统家庭，小镇封闭保守，父亲古板无趣，母亲性格古怪、清高刻薄，夫妻间、子女间感情疏远、亲情淡薄。父亲死的时候，母亲也没有真正地感到悲伤，她对这个家庭没有多少情感，同样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子女们之间也没有多少亲情。毛姆太太快要死的时候，克拉拉收到一封电报，告诉她母亲病危。她马上赶往家乡，哥哥艾伦向克拉拉说明病情时，“脸上露出一种可怕的满意神情：‘如果能活过三个月的话，她就算是幸运的了’”［１］（P204），然后听到此话，克拉拉也并不十分惊讶，因为她从开始收到电报就预料到，“在她的家庭里，除了死亡以外不会有如此大的花费，特意去拍个电报。其他的如生孩子，结婚，什么迎来送往，任何令人兴奋的事，都不会这么消费的”。［１］（P204）
从小生活在母亲的压抑下，克拉拉并不像她的兄弟那样麻木不仁。她内心那份渴望被关爱的心不曾破灭。在父亲葬礼中，当母亲说出极为冷漠的话时，克拉拉突然歇斯底里地失声痛哭，这泪并不是为父亲而流，而是为这种自私和冷漠而掉，她害怕有一天她也这样躺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墓穴之中且连一点爱都得不到。她渴望离开这样的家庭，拥有一个温馨和睦，充满真情与真诚的家。而德纳姆家恰是她梦寐以求的家庭模式。德纳姆先生和德纳姆夫人谈吐高雅，心地善良、待人仁厚，他们与子女间更是充满关爱、亲密无间，这与她自己的家庭形成鲜明的反差。而举止高雅、和蔼慈爱的德纳姆夫人无疑是克拉拉心中的理想母亲，“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更不曾见到过这样的母亲。这位母亲对子女的关怀是那么令人愉快，那么诙谐充满风趣，那么坦诚无私”。［１］（P113）
也许换作他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小镇、这样一个家庭终究会抹杀追求美好事物的天性，延续祖祖辈辈们的生活。克拉拉却完全不同，怀着不曾完全泯灭的那份渴望，她走出诺瑟姆小镇，来到伦敦寻求新的生活。在那里，这份渴望愈加强烈，她想永远离开诺瑟姆，从传统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但她也感到自己没有这种自由，她想“寻找一种折中的办法，过着独立生活又可以常常出于责任和义务去关照一下母亲”，“她从来不认为一个人应完全被责任和义务所制约，让自己完全没有自由的选择。可是在她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这样的牺牲精神”。［１］（P84）女性意识觉醒的克拉拉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冲突下矛盾但又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理想中的“金色”生活。
三、挚友克莱莉亚——异化的自我
克莱莉亚·德纳姆在克拉拉的生活中不能不说是个重要人物，通过她克拉拉走进了“金色的耶路撒冷”。她认识了德纳姆一家，并与克莱莉亚的哥哥加里布埃尔发生恋情。克莱莉亚是克拉拉羡慕、喜爱的对象，而且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她所追求的理想中的自己，她“感到她似乎找到了她多年要寻找的某种东西”。［１］（P21）并且作者也在文中她们俩初次见面的情形中暗示：“她怀疑自己是否听清了她的名字，因为她的名字叫克莱莉亚，乍听起来特别像克拉拉”。［１］（P10）诚然，克莱莉亚就是克拉拉异化中的自我。
克拉拉出身于一个郊区的贫寒家庭，家庭关系疏远淡漠。而克莱莉亚出生于德纳姆这个美满温馨、富裕优越的家庭。她自己是一个时代优秀青年的代表，气质高贵、聪明能干、自信且抱负远大，可以说是个“完美”的女性。克拉拉虽然漂亮聪明，但“看到克莱莉亚，她感到在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时尚韵味，这是她想也不敢想的，并且也难以企及的”。［１］（P14）她认为克莱莉亚就是她想象中的模型的现实体。
遇见克莱莉亚，从而遇到德纳姆一家，克拉拉的理想与现实第一次实实在在地产生猛烈的碰撞，她触摸到了理想，这使她之前朦胧的女性意识渐渐转为清晰。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克拉拉对生活的追求时刻受着压抑与限制，然而她没有因此而自卑消极，就如她自身对播种所领悟到的一样。最初她听到这故事时，认为极不公平，因为种子有的散落路边，有的落到硬土上，有的散入荆棘，而有的则落入沃土，生根发芽，顺利成长，结出果实。这就像人不能选择出身一样，克拉拉亦无法避免；稍大一些后，她“悲哀地，轻蔑地，绝望地面对十四岁的自己，就好像一棵植物努力地在坚硬的石头上扎根，没人浇水，没人培土，没有任何荫庇”［１］（P22）；再后来，她意识到“她一定是落到了一个干燥的沙土缝隙中了，那里有几粒沙子，几滴露水，足可以维系她那纤弱而坚强的生命。因为她活下来了，而且还将活下去”。［１］（P22）其实这个对寓言不同理解的过程，恰恰揭示了克拉拉女性意识觉醒到成熟的过程。在追求理想自我的道路上，克拉拉一直在摸索着前进。
四、情人加里布埃尔——理想中的恋人
在冲出社会传统的樊篱、追求自己新生活的过程中，克拉拉勇敢大胆，不断地寻求自己理想中的“金色的耶路撒冷”。恋爱作为成长经历的一部分，在克拉拉女性意识成熟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克拉拉并不受传统婚姻道德观的约束。与加里布埃尔的相识和相恋，正符合了她蔑视传统的反叛精神、寻求新奇刺激的天性和充满活力的生命力。克拉拉不曾克制压抑内心的真实情感，有着敢爱敢恨的性格。她很早就幻想自己的恋爱更具复杂性、刺激性、甚至非法性和冒险性，且希望发现真正的热情是如何形成的。在第一次等加里布埃尔来接她的五分钟里，甚至“想到她大概已爱上加里布埃尔了”，“她憧憬着与加里布埃尔的恋爱，那一定是很令人愉快的，她有一种这是命中注定的感觉”。［１］（P220）加里布埃尔已婚的事实不仅没有对克拉拉造成道德上的障碍，反而更增加了对她的诱惑力，在她眼中，加里布埃尔正是她多年来理想中的恋人。
对于这样一个非传统的女性、这样一段非传统的恋情，作者德拉布尔并没有加以褒奖或批判，她仅仅是“关心和审视当代女性的生活，客观地向读者展现一类女性，一种女性出路的可能性，从而明白该何去何从。”（作者自译）［４］（P62）克拉拉不断寻求通往“金色耶路撒冷”的道路，而与男性的恋情为她打开一个窗口。她不在乎恋情的结局，只在意这个过程中个人的感受。在做加里布埃尔的情人时，克拉拉觉得她在这其中得到了比男性更多的乐趣。当与加里布埃尔产生矛盾，只身离开的时候，她感到一种放松感，一种头脑清晰，欲望消退，获得自由的轻松感。以前的她“似乎处在那种绝望与希望交锋的中间地带，现在正平静地坐在自己命运的身边”。［１］（P220）
恋爱受挫后回到家，已渐渐成熟的克拉拉整理母亲衣物时发现母亲曾是一位才情兼备的女子，泛黄的照片上，母亲笑容洋溢。她还曾写下一段小诗：“啊，让我们去寻找一个更光明的世界，在那里，黑暗将无能为力。”［１］（P207）寥寥数字，当年青春洋溢的毛姆太太跃然纸上，这个形象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女性在父权制下所遭受的精神迫害。毛姆太太也反抗，但这一反抗只是消极地厌世，用对子女和丈夫的冷漠消极地反叛男权强加于她的社会角色。对此，克拉拉哭了，“因为想到生活充满了欺骗，而生活又是那么辛苦，那样无奈，听任生命的凋谢和枯萎，她就有些受不了”。［１］（P207）理想与现实再一次在克拉拉心中猛烈碰撞。她热爱生活，追求理想，她害怕重蹈母亲的覆辙，成为又一个父权社会的牺牲品。
正是多重理想与现实的撞击造就了克拉拉鲜活的性格，也正是在这些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下，克拉拉的女性意识由觉醒步入成熟。
五、结语
《金色的耶路撒冷》作为一部女性小说，揭示了英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知识女性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挑战社会规范、寻求精神突围的勇敢和执着。小说主人公克拉拉正是这样一个矛盾冲突的集合体，她在探索、追求“金色的耶路撒冷”，即理想的过程中，女性意识从觉醒到渐渐成熟：“母亲就要死去，但她还将活下去是因为她决心要活下去，因为她没有想到死，她要战胜命运而活下去，不管命运待她如何，都无奈于她，根本奈何不了她”。［１］（P218）小说的这一开放性结尾正应合了主题——女性追求的新生活路漫漫而未可知，留给读者无限的推测与思考。
参考文献：
［1］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著.吕俊，侯向群译.金色的耶路撒冷［Z］.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9.
［2］Anne Golomb Hoffman.Acts of Self-Creation：Female Identity in the Novels of Margaret Drabble［J］.in Faith of a（Woman）Writer.edited by Alice Kessler-Harris and William McBrien. Greenwood Press，1988：21-9.
［3］苏丽雅，黄培昭.石砌的诗篇——耶路撒冷纵横（一）［J］.世界博览，1999，（3）：52-54.
［4］Joan S.Korenman.The‘Liberation’of Margaret Drabble［J］.in Critique Studies in Modern Fiction.Vol.XXI.No.3，1980：61-72.
关键词： 理想 现实 碰撞 女性意识
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的主要著作之一《金色的耶路撒冷》出版于一九六七年，正值第二次女性运动达到高潮。此作品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荣获布莱克纪念奖。《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对此书有颇高的评价：“它的每章每节都闪烁着智慧，如果把德拉布尔同乔治·艾略特相提并论，显然有些过誉，但也并不无道理。五十年后，人们要了解六十年代的英国女性的情感世界，这本书以及她的其他作品是必读的，尽管它不会对那一时代做一个全面的勾画，但起码也是大部分，而且是十分真实的。”［１］（译序P1）此书也体现了伍尔夫式的特点：“感知细微的联系，少用常规叙事手法，热衷于细碎的心理描写……此外，她倾向于用戏剧性情节构造小说。”（作者自译）［２］（P23）查阅国内外研究资料，目前对于《金色的耶路撒冷》所进行的研究甚少。笔者拟着眼于整部作品，从题目的寓意切入，将逐一展现众多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而剖析矛盾冲突的集合体克拉拉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
一、“金色的耶路撒冷”的寓意——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耶路撒冷是著名的宗教圣地，犹太智慧法典《塔木德》称：“在赐予世界的十份美丽之中，有九份为耶路撒冷所得，只有一份给了世界其他地方。”［３］（P51）对此，J.M.尼尔所写的圣歌《金色的耶路撒冷》作了精妙的诠释。耶路撒冷像一座梦幻中的天堂，闪烁着神圣迷人的金光。而小说题目恰取自此圣歌，一方面象征理想的国度，但这理想又有别于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对未来现实生活的憧憬与追求，“这首圣歌的歌词与音乐的融合肯定能唤起她那狂热的情感并让她充满强烈的欲望和雄心勃勃”［１］（P28），她憧憬“真正的人间尘世里的天堂，在这样的地方，人物英俊漂亮、房舍华丽，人们谈吐高雅。”［１］（P28）而另一方面却是反映出反传统的叛逆。小说中描写道：“在她那所学校里的大多数女孩子都尽力在她们向造物主表演的各种请求中注入了某种性爱的激情。”［１］（P28）女孩子在唱它时，已不再是对上帝的情感和对宗教的狂热，而把心中上帝的形象已换成了她们心中热恋的对象的形象。
克拉拉·毛姆小时候最喜欢的—本书是《金色的窗子》。其中有一个故事讲述一个小男孩在山坡上看到一座窗子由金子制作的房子，结果却发现这座房子就是他自己家住的那座房子，而那金光闪闪的光只是太阳反射的光而已。“这个故事所讲述的道理，她想，就是告诉人们要珍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要看到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的美好之处，不必去别处寻觅。”［１］（P30）本来到此寓言所揭示的道理已经不言自喻了，然而克拉拉却又有自己的另一番理解：“但是与此同时，这个故事也指出了这渐渐失去光彩的窗子的悲哀以及屋里人从来看不到这光彩夺目景色的事实”。［１］（P30）可见克拉拉并不愿意束缚于传统的教义，她更希望能突破这个“屋子”，突破狭小、闭塞的诺瑟姆小镇，看到自己的金色窗子，不让这个金色的窗子失去光彩。克拉拉曾在朋友的家中眺望，发现远看迷迷蒙蒙、如梦如幻般美丽的地方，近看竟是自己家周围那些难看的房子，理想与现实不可避免地激烈冲突着。
由此可见，“金色的耶路撒冷”一方面寓含了以小说女主人公克拉拉为代表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知识女性所追求的美好理想，她们不愿受制于传统道德观的束缚，而是表现出较强的反叛精神，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窗子反射的光彩是如此虚无、如此缥缈，“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反映了具有女性意识的知识女性在探索、追求新生活，向着理想的“金色的耶路撒冷”前进过程中的迷茫、困惑与艰难。这正十分贴切地表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强烈碰撞与冲突。
二、疏远淡漠的毛姆家庭——英国旧式传统家庭的解体
克拉拉出生于一个破旧衰败的小镇诺瑟姆中的一个传统家庭，小镇封闭保守，父亲古板无趣，母亲性格古怪、清高刻薄，夫妻间、子女间感情疏远、亲情淡薄。父亲死的时候，母亲也没有真正地感到悲伤，她对这个家庭没有多少情感，同样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子女们之间也没有多少亲情。毛姆太太快要死的时候，克拉拉收到一封电报，告诉她母亲病危。她马上赶往家乡，哥哥艾伦向克拉拉说明病情时，“脸上露出一种可怕的满意神情：‘如果能活过三个月的话，她就算是幸运的了’”［１］（P204），然后听到此话，克拉拉也并不十分惊讶，因为她从开始收到电报就预料到，“在她的家庭里，除了死亡以外不会有如此大的花费，特意去拍个电报。其他的如生孩子，结婚，什么迎来送往，任何令人兴奋的事，都不会这么消费的”。［１］（P204）
从小生活在母亲的压抑下，克拉拉并不像她的兄弟那样麻木不仁。她内心那份渴望被关爱的心不曾破灭。在父亲葬礼中，当母亲说出极为冷漠的话时，克拉拉突然歇斯底里地失声痛哭，这泪并不是为父亲而流，而是为这种自私和冷漠而掉，她害怕有一天她也这样躺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墓穴之中且连一点爱都得不到。她渴望离开这样的家庭，拥有一个温馨和睦，充满真情与真诚的家。而德纳姆家恰是她梦寐以求的家庭模式。德纳姆先生和德纳姆夫人谈吐高雅，心地善良、待人仁厚，他们与子女间更是充满关爱、亲密无间，这与她自己的家庭形成鲜明的反差。而举止高雅、和蔼慈爱的德纳姆夫人无疑是克拉拉心中的理想母亲，“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更不曾见到过这样的母亲。这位母亲对子女的关怀是那么令人愉快，那么诙谐充满风趣，那么坦诚无私”。［１］（P113）
也许换作他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小镇、这样一个家庭终究会抹杀追求美好事物的天性，延续祖祖辈辈们的生活。克拉拉却完全不同，怀着不曾完全泯灭的那份渴望，她走出诺瑟姆小镇，来到伦敦寻求新的生活。在那里，这份渴望愈加强烈，她想永远离开诺瑟姆，从传统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但她也感到自己没有这种自由，她想“寻找一种折中的办法，过着独立生活又可以常常出于责任和义务去关照一下母亲”，“她从来不认为一个人应完全被责任和义务所制约，让自己完全没有自由的选择。可是在她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这样的牺牲精神”。［１］（P84）女性意识觉醒的克拉拉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冲突下矛盾但又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理想中的“金色”生活。
三、挚友克莱莉亚——异化的自我
克莱莉亚·德纳姆在克拉拉的生活中不能不说是个重要人物，通过她克拉拉走进了“金色的耶路撒冷”。她认识了德纳姆一家，并与克莱莉亚的哥哥加里布埃尔发生恋情。克莱莉亚是克拉拉羡慕、喜爱的对象，而且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她所追求的理想中的自己，她“感到她似乎找到了她多年要寻找的某种东西”。［１］（P21）并且作者也在文中她们俩初次见面的情形中暗示：“她怀疑自己是否听清了她的名字，因为她的名字叫克莱莉亚，乍听起来特别像克拉拉”。［１］（P10）诚然，克莱莉亚就是克拉拉异化中的自我。
克拉拉出身于一个郊区的贫寒家庭，家庭关系疏远淡漠。而克莱莉亚出生于德纳姆这个美满温馨、富裕优越的家庭。她自己是一个时代优秀青年的代表，气质高贵、聪明能干、自信且抱负远大，可以说是个“完美”的女性。克拉拉虽然漂亮聪明，但“看到克莱莉亚，她感到在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时尚韵味，这是她想也不敢想的，并且也难以企及的”。［１］（P14）她认为克莱莉亚就是她想象中的模型的现实体。
遇见克莱莉亚，从而遇到德纳姆一家，克拉拉的理想与现实第一次实实在在地产生猛烈的碰撞，她触摸到了理想，这使她之前朦胧的女性意识渐渐转为清晰。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克拉拉对生活的追求时刻受着压抑与限制，然而她没有因此而自卑消极，就如她自身对播种所领悟到的一样。最初她听到这故事时，认为极不公平，因为种子有的散落路边，有的落到硬土上，有的散入荆棘，而有的则落入沃土，生根发芽，顺利成长，结出果实。这就像人不能选择出身一样，克拉拉亦无法避免；稍大一些后，她“悲哀地，轻蔑地，绝望地面对十四岁的自己，就好像一棵植物努力地在坚硬的石头上扎根，没人浇水，没人培土，没有任何荫庇”［１］（P22）；再后来，她意识到“她一定是落到了一个干燥的沙土缝隙中了，那里有几粒沙子，几滴露水，足可以维系她那纤弱而坚强的生命。因为她活下来了，而且还将活下去”。［１］（P22）其实这个对寓言不同理解的过程，恰恰揭示了克拉拉女性意识觉醒到成熟的过程。在追求理想自我的道路上，克拉拉一直在摸索着前进。
四、情人加里布埃尔——理想中的恋人
在冲出社会传统的樊篱、追求自己新生活的过程中，克拉拉勇敢大胆，不断地寻求自己理想中的“金色的耶路撒冷”。恋爱作为成长经历的一部分，在克拉拉女性意识成熟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克拉拉并不受传统婚姻道德观的约束。与加里布埃尔的相识和相恋，正符合了她蔑视传统的反叛精神、寻求新奇刺激的天性和充满活力的生命力。克拉拉不曾克制压抑内心的真实情感，有着敢爱敢恨的性格。她很早就幻想自己的恋爱更具复杂性、刺激性、甚至非法性和冒险性，且希望发现真正的热情是如何形成的。在第一次等加里布埃尔来接她的五分钟里，甚至“想到她大概已爱上加里布埃尔了”，“她憧憬着与加里布埃尔的恋爱，那一定是很令人愉快的，她有一种这是命中注定的感觉”。［１］（P220）加里布埃尔已婚的事实不仅没有对克拉拉造成道德上的障碍，反而更增加了对她的诱惑力，在她眼中，加里布埃尔正是她多年来理想中的恋人。
对于这样一个非传统的女性、这样一段非传统的恋情，作者德拉布尔并没有加以褒奖或批判，她仅仅是“关心和审视当代女性的生活，客观地向读者展现一类女性，一种女性出路的可能性，从而明白该何去何从。”（作者自译）［４］（P62）克拉拉不断寻求通往“金色耶路撒冷”的道路，而与男性的恋情为她打开一个窗口。她不在乎恋情的结局，只在意这个过程中个人的感受。在做加里布埃尔的情人时，克拉拉觉得她在这其中得到了比男性更多的乐趣。当与加里布埃尔产生矛盾，只身离开的时候，她感到一种放松感，一种头脑清晰，欲望消退，获得自由的轻松感。以前的她“似乎处在那种绝望与希望交锋的中间地带，现在正平静地坐在自己命运的身边”。［１］（P220）
恋爱受挫后回到家，已渐渐成熟的克拉拉整理母亲衣物时发现母亲曾是一位才情兼备的女子，泛黄的照片上，母亲笑容洋溢。她还曾写下一段小诗：“啊，让我们去寻找一个更光明的世界，在那里，黑暗将无能为力。”［１］（P207）寥寥数字，当年青春洋溢的毛姆太太跃然纸上，这个形象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女性在父权制下所遭受的精神迫害。毛姆太太也反抗，但这一反抗只是消极地厌世，用对子女和丈夫的冷漠消极地反叛男权强加于她的社会角色。对此，克拉拉哭了，“因为想到生活充满了欺骗，而生活又是那么辛苦，那样无奈，听任生命的凋谢和枯萎，她就有些受不了”。［１］（P207）理想与现实再一次在克拉拉心中猛烈碰撞。她热爱生活，追求理想，她害怕重蹈母亲的覆辙，成为又一个父权社会的牺牲品。
正是多重理想与现实的撞击造就了克拉拉鲜活的性格，也正是在这些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下，克拉拉的女性意识由觉醒步入成熟。
五、结语
《金色的耶路撒冷》作为一部女性小说，揭示了英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知识女性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挑战社会规范、寻求精神突围的勇敢和执着。小说主人公克拉拉正是这样一个矛盾冲突的集合体，她在探索、追求“金色的耶路撒冷”，即理想的过程中，女性意识从觉醒到渐渐成熟：“母亲就要死去，但她还将活下去是因为她决心要活下去，因为她没有想到死，她要战胜命运而活下去，不管命运待她如何，都无奈于她，根本奈何不了她”。［１］（P218）小说的这一开放性结尾正应合了主题——女性追求的新生活路漫漫而未可知，留给读者无限的推测与思考。
参考文献：
［1］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著.吕俊，侯向群译.金色的耶路撒冷［Z］.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9.
［2］Anne Golomb Hoffman.Acts of Self-Creation：Female Identity in the Novels of Margaret Drabble［J］.in Faith of a（Woman）Writer.edited by Alice Kessler-Harris and William McBrien. Greenwood Press，1988：21-9.
［3］苏丽雅，黄培昭.石砌的诗篇——耶路撒冷纵横（一）［J］.世界博览，1999，（3）：52-54.
［4］Joan S.Korenman.The‘Liberation’of Margaret Drabble［J］.in Critique Studies in Modern Fiction.Vol.XXI.No.3，1980：6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