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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时间〕 2020-12-09
〔作者简介〕胡小梅（1982—），女，福建安溪人，福建江夏学院设计与创意学院人文教育教研室讲师，文学博士。
〔摘要〕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故事内容的空间流转频繁，文中超现实空间与现实空间并存，现实空间则涉及多个不同地域空间和众多空间场景，以及特定的空间类型。空间元素在小说中承担了一定的叙事功能，既配合时间叙事，也引导叙事视角的转移，成为小说诗词叙事的载体。题壁诗的公共空间属性在这篇小说中有所消解。其空间书写具有强烈的寓言性，营造了情绪氛围，特定的空间具有特殊的历史象征意味，产生反讽效应，强化了小说主题。
〔关键词〕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空间构成; 叙事; 寓言性
〔中图分类号〕I2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1）03-0331-08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出自冯梦龙《古今小说》卷二十四，被认为是传世的宋元话本之一，孙楷第、谭正璧、胡士莹、程毅中诸先生及美国汉学家韩南等都将其作为宋元话本进行研究。这篇小说思想内涵深邃，叙事艺术独特，是明代短篇小说中难得的佳作。其写法相当别致，不同于“三言”中借江湖艺人话本改写而成、主要以故事情节吸引读者的其他篇章，有浓厚的文人叙事色彩，因此有人推许为“三言二拍”二百篇小说之案首[1]、“足可与《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名篇相媲美”[2]。按故事内容主题的不同，小说可以分成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的主题是离乱之悲、故国之思和对往昔繁华的追忆，其本事为《夷坚丁志》卷九《太原意娘》;后一部分的主题则是负心薄幸者的背盟与遭报，主要源自《鬼董》卷一《张思厚》。故事内容虽有所本，但话本在文言小说的基础上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写[3]，因此具有丰富的意涵和深邃的美学内容，深深吸引了读者，也引发了研究者的兴趣。研究者对其思想意涵和艺术成就已有充分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但在已有的研究中，对于“空间”这一重要的小说元素关注较少。这是因为早期的研究受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重视小说中的时间问题、较为忽略空间问题，近年来中国小说的空间问题虽然逐渐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主要集中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长篇名著，对“三言”等短篇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多从宏观角度展开，鲜见个案分析。《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故事内容的空间流转较为频繁，涉及多个不同的空间指向，小说的空间化叙事相当成功，空间叙事具有较强的文化意蕴。研究者较多关注的是这篇小说中的“东京”想象。如孙逊、葛永海[4]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注意到这篇小说中，“杨思温的眼里，人、物、事无不带上了东京的色彩”;刘勇强[5]的《话本小说中的“东京”》则认为这篇小说的作者有意安排和渲染，“将故国之思与与东京、与樊楼紧密联系到了一起”。目前尚未见关于这篇小说空间叙事的全面系统研究，因此本文拟在学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这篇小说的空间叙事进行分析并一窥“三言”空间叙事的文化意蕴。
一、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的空间构成
为便于论述，先对《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这篇小说的空间构成作一介绍。
小说空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黄霖等[6]170著《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认为狭义的小说空间“主要是指小说的艺术空间”，具体而言，“古代小说的空间，主要是指小说当中包含着人物与故事的地域片段……在不同形态的小说空间中，一般都可以发现四类构成要素：地域内容、社会内容、景物内容和人物内容” [6]202，而“小说当中的具体空间按照由小到大的规模排列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空间景物和空间场所，二是组成故事情节的空间场景，三是一部小说整体的空间世界”[6]346-347。本文综合参考该书的方法，首先将这篇小说的空间构成从大的方面分成超现实空间与现实空间。
超现实空间又称为异度空间，包括一切非人类或者超人类如神仙鬼怪、花妖狐魅等生活的空间。《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写的是人与鬼之间的故事，郑义娘是作为鬼魂出现在小说中的。她在作品中首次出现，作者以杨思温的视角写了她“好似东京人”的打扮，其中有“四珠环胜内家妆，一字冠成宫里样。未改宣和妆束，犹存帝里风流”等四句。郑义娘生前是宋徽宗喬贵妃的养女，作宫廷妆扮合情合理。但“靖康之变后被掳至燕山的东京妇女们并不太可能‘未改宣和妆束，犹存帝里风流’，而是得依照金俗‘露上体，披羊裘’，甚至连徽宗与钦宗的两位皇后都被换上女真服装”[7]，只有鬼才能以旧朝妆扮行走于已经为金人所占领的燕山。后来在韩国夫人旧宅，郑义娘鬼魂现身与韩思厚等人相见，杨思温问她元夜秦楼下相逢时簇拥韩国夫人大车而走的是人还是鬼，她的回答是：“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当时随车，皆非人也。”郑义娘作为鬼魂出现，即构建了小说的超现实空间。在鬼魂世界这一超现实空间中，郑义娘的身份为撒八太尉之妻韩国夫人的侍女，虽为鬼魂，但“与活人无异”，对在生的丈夫韩思厚思念不已，常出来跟打线婆婆说话，诉说为丈夫守节而亡的往事，并通过杨思温引导丈夫找到自己的骨匣。当丈夫背盟再娶之后，她先是托梦昔日仆人周义，后附身刘氏进行报复，即使骨灰被抛洒江中，仍以激烈的方式向负义的丈夫索命。
作为鬼魂的郑义娘往来于超现实空间与现实空间。这篇小说的现实空间可分为多个层次。从地域层面看，按照小说内容书写的顺序，涉及东京、燕山、盱眙、金陵、镇江，还有一笔带过的杭州等多个地理空间。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顺序，则是靖康之变中，郑义娘与丈夫韩思厚从东京买舟南下淮楚;在盱眙，二人被掳，韩思厚得以逃脱，郑义娘自刎身亡，其骨灰被韩国夫人带至燕山;燕山是小说前半部分故事展开的主要空间，杨思温、韩思厚在此逢“故人”——既是故旧之人，也指的是逝者[8]——韩思厚发下誓言、取走郑义娘的骨匣返回金陵;途经盱眙，偶遇旧仆人周义，将其一同带回金陵;金陵则是小说后半部分故事展开的主要空间，在这里，韩思厚先是备礼改葬郑义娘骨匣、“不胜悲感，三日一诣坟所飨祭，至暮方归，遂令周义守坟茔”，后续娶刘氏，“无工夫上坟”，义娘鬼魂于是附身刘氏，却遭到坟墓被毁、骨匣遭弃的极端对待;结尾则是在镇江江中，刘氏和韩思厚“一负冯君罹水厄，一亏郑氏丧深渊”。 在每个大的地域空间中又有若干空间场景（或片段），其中以燕山和金陵两地的空间场景居多。表1列出小说中四个地域空间涉及的主要场景。
若按类型划分，这篇小说涉及了多个特定的空间类型。寺观空间，有燕山的昊天寺、天王寺、以及金陵的土星观。茶坊酒肆等市井空间，如燕山的秦楼。馆驿空间，包括“本道馆驿”和盱眙驿站。此外，这篇小说中不同空间的相互交融、渗透现象也较为明显。如异乡与故乡并存，小说写杨思温身处异乡燕山，但心却时时处处在故乡东京。写郑义娘鬼魂附身于刘氏是典型的鬼魂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融合，韩思厚土星观中对刘金坛动情则是情色空间对道观空间的渗透，等等。
二、 空间叙事功能
西方传统小说强调叙事的时间性，英国著名小说家和批评家E.M.福斯特在其《小说面面观》曾形象地将时间性对于西方小说的重要性比喻为“小说里却永远有一只时钟在嘀嗒作响”，中国传统小说与此不同，更强调叙事的空间性。作为小说的重要元素之一，空间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情节场景的构成，往往也承担了一定的叙事功能。《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这篇小说的空间元素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叙事功能。
1. 配合时间叙事
表1在列举《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主要空间场景时也列出了情节片段发生的时间，从表中不难看出小说中空间的流转与时间的前进是互相交织、共同衍生的。在此不妨把小说中的时空变换轨迹简化如下：
这一时空变换轨迹实际上就是小说的故事脉络，但在具体叙事中并没有完全依照这条脉络进行。话本在入话重现昔日东京元宵的繁华之后，正话原应从盱眙的生离死别开始讲述，但作者却有意荡开，首先从靖康之难四年之后的燕山讲述，盱眙之事则分别从郑义娘和韩思厚（仆人周义报知）两个不同版本的回忆中以插叙的方式叙述，有意打破故事的时空顺序，重新设置叙事的时间和空间。全文以正叙为主，间用插叙，不仅制造了悬念，也为小说的叙事平添几分生动摇曳之美。
再来看具体地理空间中空间场所的移动是如何与时间的流动相契合的。以燕山为例：杨思温首次见到鄭义娘（鬼魂）的地点是在昊天寺，时间是元宵节黄昏;次日晚上重逢，则是先在大街上相遇，后于秦楼门前相认;两个月后的三月十五日，杨思温在秦楼看到韩思厚的墙上留题，接着到位于城南的“本道馆驿”与之相见叙话;之后的空间场所转移到韩国夫人旧宅，时间则是三月十五、十六日两天。时空变化一直相依相随，时间轴与空间轴合而为一，共同推动小说叙事进程，使小说叙事脉络清晰，符合话本小说的通俗性要求，易于受众（读者）接受和理解。
2. 引导叙事视角的转移
不同于中国古代小说多采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杨思温燕山逢故人》部分运用了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第三人称限知视角主要是在前半部分使用，如前文所述，这一部分的内容主题是离乱之悲和故国之思，而故事发生的地理空间主要是在燕山。小说后半部分故事发生的地理空间为金陵和镇江，叙事视角改为全知的模式，主题也相应地转换为背盟遭报。
在前半部分的内容中，作者通过空间场所的变换、以杨思温有限的视角将一个“人鬼相逢”的故事出人意表地展现出来。元宵之夜杨思温在昊天寺第一次见到郑义娘时并未认出，只从其打扮上猜测是故乡之人，叙述者所知只与小说人物一样多，读者也无法得知她究竟是何许人也。第二天杨思温在大街上再次遇到郑义娘，“于月光之下，仔细看时”，不仅看清了对方“穿紫”“腰佩银鱼，手持净巾，以帛拥项”等衣着打扮，而且觉得对方很像结拜义兄韩思厚的妻子，到底是或不是，叙述者没有明确，读者与杨思温一样也心存疑虑。接着到了秦楼，通过过卖陈三儿的牵线搭桥，杨思温确认她就是嫂嫂郑义娘并与之面对面交谈，了解到郑义娘在靖康之难中被掳、与丈夫分离后不愿受辱而自杀、被救下后成为韩国夫人的侍女这样一段过往经历，行文至此，似乎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明了，读者应该疑窦全消了。但两个月后，杨思温再到秦楼，却在墙壁上看到韩思厚所题悼亡词，这下百般不解了——“题笔正是哥哥韩思厚，恁地是嫂嫂没了。我正月十五秦楼亲见，共我说话，道在韩国夫人宅为侍妾，今却没了。这事难明。”究竟是郑义娘未死而韩思厚误以为她已死因此作悼亡词，还是郑义娘在与杨思温见面之后的这两个月内死了呢——读者也不明所以、疑虑丛丛。于是他来到馆驿，找到韩思厚，对方告诉他郑义娘在靖康之变中义不受辱、自刎而死，并说这件事是仆人周义亲自报知，这就令人不禁怀疑是不是周义看错了、或者是郑义娘确实自刎但被人救起？为探明究竟，两人一同前往位于天王寺后的韩国夫人宅，却只见一所“门生蛛网，户积尘埃，荒草盈阶，绿苔满地，锁着大门”的空宅，杨思温以为这“多是后门”，想必读者也认同他的看法。直到在墙边遇见打线婆婆，通过她揭开谜底——此空宅便是韩国夫人旧宅，郑义娘确已在靖康之难中守节而亡、其鬼魂常出来与打线婆婆闲话——一切才水落石出，至此读者也才明白了杨思温元宵节所见之郑义娘实为鬼魂。由于采用了限知叙事视角，叙述者没有突破小说人物杨思温的视角，因此行文悬念迭生、虚实相扣，读者仿佛也跟随着杨思温从昊天寺到秦楼、馆驿，再到韩国夫人旧宅，一路寻访郑义娘的真正身份，直到打线婆婆确证郑义娘已死并且鬼魂经常出来时，“阴阳相隔魂灵不灭所引起的心灵震撼和诧异当不减杨思温”[9]122。
3. 作为诗词叙事的载体
古代小说羼入诗词的现象并不鲜见，《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篇中也穿插了大量诗词，有16首之多，高于《古今小说》各篇引证诗词11.2首的平均数量[10]554。这些诗词有一部分属于话本中惯用的开场诗、散场诗或者是描写环境和铺排场面的应景诗，如开篇的[传言玉女]词、入话所引[夹钟宫·小重山]词、篇末结尾的四句诗等，[传言玉女]和[夹钟宫·小重山]的引用重现了昔日东京元宵的繁盛、构成了今非昔比的对照。更多的诗词则具有推动情节发展的叙事意义，包括[浪淘沙]（尽日倚危栏）、[御街行]（合和朱粉千馀两）、[好事近]（往事与谁论）和《忆良人》等多首。[浪淘沙]是杨思温在昊天寺僧堂壁上所见，小说虽未明确这首词的作者，但从内在情节推断，应当是郑义娘所作。[御街行]则是杨思温在秦楼墙壁上所见，为韩思厚悼念亡妻之作。[好事近]和《忆良人》系郑义娘题写于韩国夫人旧宅正堂墙壁和侧楼屏风之上。四首诗都为小说人物所创作，都属于题壁诗（《忆良人》题写于屏风，也可纳入题壁诗），也就是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空间承载体——墙壁（包括屏风），空间成为这篇小说诗词叙事的重要载体。 题壁诗是中国古代常见的诗歌创作形式，起源很早，“至唐而盛极，几乎到了无人不题，无处不题的状况”[11]，是一种相当有效的传播形式，对小说创作也深有影响。宋元以来，白话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题壁诗，已有研究者对此做过专题论述。《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的题壁诗深度参与了小说叙事的建构，作者对其空间载体的选择是别有深意的。先看[浪淘沙]。小说叙述元宵节那天，杨思温情绪索然，觉得“看了东京的元宵，如何看得此间元宵”，“挨到黄昏，听得街上喧闹，静坐不过，只得也出门来看燕山元宵”。看元宵，本应到大街之上，但杨思温行到昊天寺，却“鬼使神差”地拐进了这里。此昊天寺具有很强的历史象征意味，这一点留待后文分析。在这里，他遇见“好似东京人”的妇女，假寐片时，转醒过来已不见那妇人，令他嗟呀不已，虽然从行者口中得知那妇人第二天还会再来，但杨思温还是急切地“绕寺寻遍”，希望能找到那“故乡之人”，结果人没见到，却“忽见僧堂壁上，留题小词一首”，就是这首[浪淘沙]。以昊天寺的僧堂墙壁作为[浪淘沙]小词的空间载体，当是作者的有意选择。古代女性可涉足的公共空间不多，寺庙是少数之一。郑义娘的鬼魂出现在寺庙中，本来有违鬼避神灵的常理[12]，但以杨思温的限知视角来看，并不知道她非活人，并且作者安排包括她在内的“一簇妇人”是为施油钱、做功德而来的，就显得合乎情理了。将[浪淘沙]题写在较为隐蔽的僧堂壁上，则有效消解了题壁诗原本具有的阅读开放性特点，杨思温是在“绕寺寻遍”之后才突然发现的，仿佛这首词是专为他而作、专等着他来看。果不其然，词中流露出的时易世变、往昔不复的凄凉气氛令杨思温看了之后，本就不佳的情绪更加低落，“一夜睡不着，巴到天明起来”，挨到晚上，出门继续寻找那“昨夜的妇人”，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御街行]则题写于秦楼的墙壁上，从小序可以得知：韩思厚从金陵出使燕山，途经黄天荡，想起盱眙淮河之中夫妻受难、生离死别的往事，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词。但作者安排词被题写于秦楼的墙壁上，一方面自然是因为酒楼的公共空间属性。另一方面，酒是韩思厚把这首在来燕山途中所创作的悼亡词题写出来的“触媒”。韩思厚与众人到和昔日“东京白樊楼一般”的燕山秦楼饮酒，过卖小王是昔日东京寓仙酒楼的过卖，人是物非、物是人非的情绪可能已经相当浓烈，酒入愁肠，便化为昔日之作的墙上留题。留题于公共空间的酒楼壁上，恰好被杨思温所见，使其既惊又疑，便欲一探究竟，又推动了情节的进一步发展。
郑义娘鬼魂的两首题壁诗词都出现在荒败无人的韩国夫人旧宅，与[浪淘沙]类似，题壁诗的阅读开放性对于这两首诗词并不重要，文中强调的是其引导性质。韩思厚和杨思温随着打线婆婆进入韩国夫人旧宅，见到“打鬼净净的一座败落花园”“满地残英芳草”，并无郑义娘的踪迹。来到正堂，首先看到绘有北宋知名画家郭熙山水画的屏风，接着，韩思厚最先发现了壁上留题[好事近]小词，“字体柔弱，全似郑义娘夫人所作”，而且留题后有“季春望后一日作”，正是当天所写。于是三人继续寻访，登上侧楼，又发现了题写于屏风之上的《忆良人》，“字体如前”。“作者着意描写韩思厚寻妻的过程是透过追踪笔迹而行的……字在如人在，是‘字体’而不是诗词‘内容’作为标志斯人的要件”[13]，题写于壁上、屏风上的诗词更容易被着意寻访郑义娘踪迹的韩思厚等人发现，熟悉的笔迹成为身份辨识的标志。郑义娘的鬼魂通过题壁诗词一步步引导丈夫寻找自己，同时仿佛也是利用题壁诗词观察丈夫是否依然记得自己。当确认丈夫能轻易认出自己的笔迹、并未忘怀守节而亡的妻子后，郑义娘鬼魂现身了，继续引导丈夫找到自己的骨匣。在本事《太原意娘》中，意娘鬼魂的留题出现在“酒楼”“壁间”，韩思厚的悼亡词题写于“酒楼”“别壁”，略嫌重复。话本将郑义娘诗词的题写空间设置为韩国夫人旧宅内的墙壁和屏风，使情节的生动性和故事的可读性增加不少。
话本篇末还通过舟人之口补叙了[好事近]小词的传播空间：“近有使命入国至燕山，满城皆唱此词，乃一打线婆婆自韩国夫人宅中屏上录出来的……此词传播中外。”这是作者“有意将读者带入一个以诗词建构的情意世界……在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一个公共空间”[13]。郑义娘将[好事近]题写于韩国夫人旧宅的墙上，是为了引导韩思厚寻找到自己的骨匣，但丈夫背盟再娶，郑义娘鬼魂一灵不昧，[好事近]经过打线婆婆的抄录、使命带回，“传播中外”，连舟人都在传唱，最终传到韩思厚耳中，激起他的情感波澜，“如万刃攒心，眼中泪下”。[好事近]在镇江江面上被传唱，也预示着郑义娘鬼魂即将再次出现、报复负义的丈夫。
三、 空间书写与寓言性
所谓的“寓言性”是指通过具体事物传达一定的思想内涵和态度观念。《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的空间书写具有强烈的寓言性。
首先是情绪氛围的营造。话本以“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为题，题中特别标注“燕山”宋代话本《张生彩鸾灯传》篇首诗有“思厚燕山遇故人”之句（“思厚”《警世通言·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作“师厚”，误），《宝文堂书目》有“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及“燕山逢故人”条目，都突出“燕山”。，文中亦以燕山为故事的主要地域空间。使用“燕山”而非当时习称的“燕京”一词，“本身就暗示了某种遗民心态”。“燕山”作为“燕山府”的简称，在历史上的使用时间很短。北宋建国以后，一直没能夺取当时的辽国南京道首府燕京。宣和四年（1122），宋金联合灭辽，燕京被金兵所占领;十月，北宋在未取得实际控制权的情况下将燕京改称燕山府。半年后，燕山府才正式纳入北宋的建制。宣和七年（1125），金兵复取燕山府，仍称“燕京”。也就是说，燕京称燕山不过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但话本却选用北宋王朝所改的这一名称，“与其说是习惯，不如说是在缅怀靖康以前的北宋最后美好时光”，反映了“寄托于某一过去光荣历史片刻的典型遗民心态”[7]。
话本以一首表现元宵节日盛况的[传言玉女]词开场，入话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关于宋徽宗元宵节与民共赏花灯的描绘[14]138-140，详细介绍了元宵节宋徽宗车驾的空间位移：正月十四日到五岳观凝祥池，“至晚还内，驾入灯山”，接着“驾登宣德楼”，十五日则“驾幸上清宫”，十六日“登门卷帘，御座临轩”。正话用一句“今日说一个官人，从来只在东京看这元宵;谁知时移事变，流寓在燕山看元宵”展开，将今日燕山元宵与昔日东京故都元宵进行对比。“鼓乐喧天”、家家点起“陆地金莲”、处处安排“玉梅雪柳”的东京元宵越繁华喧腾，“胡笳聒耳”“女们尽敲三棒鼓”的燕山元宵就越不堪一看。不堪一看还须看，于是杨思温在元宵节黄昏“也出门来看这燕山元宵”，自此开始，写燕山，实际上处处在写东京，故人、故乡、故都、故国次第出现，怀旧情绪、离乱之感流露无遗。杨思温在昊天寺罗汉堂所遇行者，“类东京人”，本是东京大相国寺河沙院的行者;所遇妇人打扮“好似东京人”;僧堂留题小词[浪淘沙]有“荏苒又经年，暗想南园，与民同乐午门前”“僧院犹存宣政字，不见鳌山”之句。到秦楼，这秦楼“便似东京白樊楼”，连过卖陈三儿原来也是东京白樊楼的过卖，用“京师人市语”同杨思温交谈，另一过卖小王原来是东京寓仙酒楼的过卖。杨思温到馆驿寻韩思厚，所見苏、许二掌仪也“都是旧日相识”。韩国夫人旧宅旁的打线婆婆“语音类东京人”，同样来自东京。以上皆不见于本事《太原意娘》，话本通过增加空间场所和人物、情节，营造了浓厚的时易世变、沧桑变迁、怀旧追忆情绪。 另外，话本前半部分虚实不定，元宵节杨思温是在月色苍茫的大街上遇见郑义娘;三月十五日三人欲到天王寺后的韩国夫人旧宅寻访郑义娘，“一路悄无人迹，只见一所空宅”，踰墙而入后所见是“打鬼净净的一座败落花园”，郑义娘牌位“面前供桌，尘埃尺满”，韩思厚祭奠郑义娘之后刮起一阵狂风，风“吹得烛有光以无光，灯欲灭而不灭……风过处，听得一阵哭声”，等等，都在虚实不定的空间场景中表现一种孤清凄楚而又撼人心魄的悲剧氛围。
其次是历史的象征。小说文本所涉及的东京→盱眙→燕山→金陵→镇江→钱塘的地域空间变换显示出强烈的历史象征意味，是一条类似于“赵宋王朝在北宋末年的迁移轨迹”[15]，若更进一步说，“这样的地理迁徙轨迹就正是历史发展的轨迹”[15]。而話本之所以会如此强调空间的变动，“亦有着北宋末年靖康之难造成社会动乱和大面积人口迁移的真实历史背景”[15]。以人口迁移而论，金灭宋后，大量汉人被迫北迁，据[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16]80，因此话本中描述当时燕山“半是京华流寓人”;南迁的人口更多，尤其是在宋高宗南渡之后。社会动乱，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王公贵族，都在这场浩劫中被迫离开故土，经历颠沛流离，生活无着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话本中杨思温原本是肃王府使臣，流落到燕山之后，只能卖文为生;陈三儿先是被拘在金吾宅作奴仆，燕山秦楼建成后，“日纳买工钱八十”得以在秦楼做过卖，后来又被左金吾叫走，不让出来，这些都是生动写照。
杨思温首次遇见郑义娘是在昊天寺，话本中以杨思温的视角对这一场所作了介绍，其寺名全称为“敕建昊天悯忠禅寺”，但历史上昊天寺和悯忠寺分属两座不同的寺院。两座寺院都具有很强的历史象征意味，宋代有不少与这两座寺院相关的历史事件。靖康元年（1126）金兵挟肃王赵枢——巧合的是，话本中杨思温是肃王府贵妃位掌笺奏的使臣——北上燕京，曾将其羁于悯忠寺[17]。靖康二年（1127）七月初宋钦宗从云中至燕山，和皇后、太子被拘在悯忠寺;七月上旬宋徽宗、宋钦宗和亲王、驸马、皇太子等北宋皇室成员曾被允许在昊天寺相见饮宴叙礼[18]。悯忠寺还是南宋孤臣谢枋得绝食殉国之所在[19]。昊天寺和悯忠寺对于宋遗民当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话本以混合空间指涉的方式将“昊天悯忠禅寺”作为杨思温和郑义娘鬼魂首次相见的空间场所，有研究者认为，是因战乱而分离的北宋皇室成员的相聚这一历史指涉“在小说叙事中的变形”[7]，“具有相应的历史与政治的象征意义”[7]。
第三是反讽。话本后半部分的主题为背盟遭报，空间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主题——通过反讽得以实现。后半部分的故事以韩思厚为主要人物，韩思厚的官职是“国信所掌仪”。国信所是宋代设立的专门负责与辽、金两国外交往来的事务性机构，为鸿胪寺属官。掌仪即“掌仪范”，“主要负责各种礼仪，掌引外国使人到阙时须遵行的种种礼貌和规范”[20]。身为主管礼仪的官员，当韩思厚要掇起妻子的骨匣而不得时，却忘记要“成礼”，还是杨思温提醒他须“备些祭仪”告白郑义娘才可取走。更重要的是，作为国信所的礼官，本应有更高的道德操守，韩思厚在话本后半部分却言而无信，发下重誓却又背盟再娶，终遭报应。
盱眙是本事所无、话本增加的一个重要地域空间，在话本的叙事中既承前启后，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里，故事从“情”转向“义”，又从“义”转向“不义”：郑义娘守节而亡，感动了撒八太尉之妻韩国夫人，为其火化，将骨匣从盱眙带回燕山;也感动了旧仆人周义，在盱眙馆驿中为她设灵位供奉;周义后随韩思厚到金陵，见证了主人背弃信义、违誓再娶。周义是郑义娘守节行为和韩思厚背盟行为的见证者和评判者。通过他的视角，郑义娘的道德光彩得到延伸和深化话本中，郑义娘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写作“意娘”，当来源于本事《太原意娘》，或抑是对其与韩思厚的夫妻情意的呼应？其他均作“义娘”，或是为了强调郑义娘的道德行为，“周义”这一人物的命名应有相同寓意。;有了他作为反衬，韩思厚的背盟行为更加凸显。
除了北地“燕山”（燕京）之外，话本中另有一地名“燕山”，是郑义娘骨匣被带回金陵后改葬的地理空间。话本后半部分叙韩思厚“卜地于燕山之侧，备礼埋葬夫人骨匣”，后来因为义娘鬼魂附身刘氏，求助于笪桥朱法官，法官告诉他“须将燕山坟发掘……”。金陵燕山这一地理空间，不见于本事《太原意娘》和《鬼董》中，是话本作者所添加。这一地理空间的增设，同样产生了明显的反讽效应。郑义娘的骨匣被韩国夫人从盱眙带回北地燕山，后随葬在韩国夫人影堂地下。其实她对自己为丈夫守节而与之生死相隔是心有不甘的，因此想方设法引导丈夫寻访到自己的骨匣。当韩思厚提出将她迁葬金陵时，她也表示“愿归从夫”，但她对丈夫的“风流性格”深有了解，与其将来被“怜新弃旧”，不如就将一缕孤魂留在北地燕山，所以韩思厚第一次要掇她的骨匣是“越掇越牢”。经过杨思温的劝说以及韩思厚发下毒誓，郑义娘鬼魂才答应与丈夫同归金陵。迁葬金陵燕山后，一开始韩思厚“三日一诣坟所飨祭”，续娶刘金坛之后，则“无工夫上坟”。同样是在这金陵“燕山”，郑义娘的坟墓被发掘，骨匣被抛入长江水中。若是仍在北地燕山，虽身处异乡，当不至于遭此劫难，且有打线婆婆时常进园看视。话本作者有意使用了字音、字形与北地“燕山”完全相同的另一个地理空间金陵“燕山”作为郑义娘骨匣的改葬地，在比较中完成了对韩思厚的道德谴责，实现了劝世教化的目的。
四、 结 语
就空间叙事而言，长篇小说的空间处理往往更为复杂，涉及众多空间，譬如《水浒传》，既有庙堂又有江湖，既有战场又有市井，显示了作者精湛的空间叙事才能。而“三言”之类的短篇小说，因为体制精短，其空间问题通常较为简单，但《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的空间流转频繁，空间元素具有较强的叙事功能，不仅是故事情节的承载，更带有深厚的文化意蕴，为小说营造了浓烈的情绪氛围，特定的空间还有特殊的历史象征意味和反讽效应，增添了小说的文人叙事色彩，从而使《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成为冯梦龙“三言”中具有丰富意涵的别致篇章。 〔参考文献〕
[1]
赵俪生. 一篇写法奇特的短篇小说——《喻世明言·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读后[J]. 文史知识， 1999（4）： 93-95.
[2]段江丽. 乱世悲歌——《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的思想内涵和叙事艺术[J]. 名作欣赏， 1999（4）： 46-50.
[3]张勇. 从文言小说到话本——以《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为例看中国小说文体的发展[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23（4）： 136-138.
[4]孙逊， 葛永海.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J]. 文学评论， 2004（4）： 97-107.
[5]刘勇强. 话本小說中的“东京”[J]. 长江学术， 2013（4）： 27-39.
[6]黄霖， 李桂奎， 韩晓， 等. 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7]许晖林. 历史、 尸体与鬼魂——读话本小说《杨思温燕山逢故人》[J]. 汉学研究， 2010， 28（3）： 35-62.
[8]王德威. 魂兮归来[J]. 当代作家评论， 2004（1）： 12-29.
[9]罗小东. 话本小说叙事研究[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2.
[10]陈大康. 明代小说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11]吴承学. 论题壁诗——兼及相关的诗歌制作与传播形式[J]. 文学遗产， 1994（4）： 4-13.
[12]刘勇强. 情感与道德的张力——谈《杨思温燕山逢故人》[J]. 文史知识， 2004（3）： 40-45.
[13]高桂惠. 世道与末枝——《三言》、 《二拍》演述世相与书写大众初探[J]. 汉学研究， 2007， 25（1）： 283-312.
[14]谭正璧. 三言二拍资料[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15]季文婷. 且行且止——论话本小说《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与《范鳅儿双镜重圆》中的时间叙事[J]. 中国文学研究， 2013， （36）： 1-38.
[16][宋]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17][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0.
[18][宋]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9][元]脱脱等撰.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20]吴晓萍. 宋代国信所考论[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5（2）： 132-136.
① 此“己酉岁”为南宋高宗建炎三年、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此前两年的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1127）发生了靖康之难。
② 指的是以燕京为首府的原辽国南京道。
③ 小说文本叙此年（宋高宗）“车驾幸钱塘”，但历史上宋高宗定都临安是在绍兴八年（1138），绍兴十一年则是岳飞被赐死、宋金达成绍兴和议的时间。许晖林《历史、尸体与鬼魂——读话本小说〈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已指出小说文本中这一时间背景上的错误并认为这个错误“错得极有意思”。
On Spatial Narrative of The Yang Siwen Met Old Friends at Yan-Mountain
HU Xiao-mei
（School of Design and Innovation，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The content of The Yang Siwen Met Old Friends at Yan-Mountain has frequent spatial circulation. The surreal space and the real space coexist in the text. The real space involves many different regional spaces and many space scenes， as well as specific space types. Space elements play a certain narrative function in the novel， which not only coordinates with the time narrative， but also guides the shift of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becomes the carrier of narrative poetry. The public space attribute of the poem on the wall is dispelled in this novel. Space writing has a strong allegorical nature， creating an emotional atmosphere. A specific space has a special historical symbolic meaning， producing an ironic effect and strengthening the theme of the novel.
Key words： The Yang Siwen Met Old Friends at Yan-Mountain; spatial composition; narrate; allegory
〔作者简介〕胡小梅（1982—），女，福建安溪人，福建江夏学院设计与创意学院人文教育教研室讲师，文学博士。
〔摘要〕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故事内容的空间流转频繁，文中超现实空间与现实空间并存，现实空间则涉及多个不同地域空间和众多空间场景，以及特定的空间类型。空间元素在小说中承担了一定的叙事功能，既配合时间叙事，也引导叙事视角的转移，成为小说诗词叙事的载体。题壁诗的公共空间属性在这篇小说中有所消解。其空间书写具有强烈的寓言性，营造了情绪氛围，特定的空间具有特殊的历史象征意味，产生反讽效应，强化了小说主题。
〔关键词〕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空间构成; 叙事; 寓言性
〔中图分类号〕I2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1）03-0331-08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出自冯梦龙《古今小说》卷二十四，被认为是传世的宋元话本之一，孙楷第、谭正璧、胡士莹、程毅中诸先生及美国汉学家韩南等都将其作为宋元话本进行研究。这篇小说思想内涵深邃，叙事艺术独特，是明代短篇小说中难得的佳作。其写法相当别致，不同于“三言”中借江湖艺人话本改写而成、主要以故事情节吸引读者的其他篇章，有浓厚的文人叙事色彩，因此有人推许为“三言二拍”二百篇小说之案首[1]、“足可与《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名篇相媲美”[2]。按故事内容主题的不同，小说可以分成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的主题是离乱之悲、故国之思和对往昔繁华的追忆，其本事为《夷坚丁志》卷九《太原意娘》;后一部分的主题则是负心薄幸者的背盟与遭报，主要源自《鬼董》卷一《张思厚》。故事内容虽有所本，但话本在文言小说的基础上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写[3]，因此具有丰富的意涵和深邃的美学内容，深深吸引了读者，也引发了研究者的兴趣。研究者对其思想意涵和艺术成就已有充分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但在已有的研究中，对于“空间”这一重要的小说元素关注较少。这是因为早期的研究受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重视小说中的时间问题、较为忽略空间问题，近年来中国小说的空间问题虽然逐渐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主要集中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长篇名著，对“三言”等短篇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多从宏观角度展开，鲜见个案分析。《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故事内容的空间流转较为频繁，涉及多个不同的空间指向，小说的空间化叙事相当成功，空间叙事具有较强的文化意蕴。研究者较多关注的是这篇小说中的“东京”想象。如孙逊、葛永海[4]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注意到这篇小说中，“杨思温的眼里，人、物、事无不带上了东京的色彩”;刘勇强[5]的《话本小说中的“东京”》则认为这篇小说的作者有意安排和渲染，“将故国之思与与东京、与樊楼紧密联系到了一起”。目前尚未见关于这篇小说空间叙事的全面系统研究，因此本文拟在学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这篇小说的空间叙事进行分析并一窥“三言”空间叙事的文化意蕴。
一、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的空间构成
为便于论述，先对《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这篇小说的空间构成作一介绍。
小说空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黄霖等[6]170著《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认为狭义的小说空间“主要是指小说的艺术空间”，具体而言，“古代小说的空间，主要是指小说当中包含着人物与故事的地域片段……在不同形态的小说空间中，一般都可以发现四类构成要素：地域内容、社会内容、景物内容和人物内容” [6]202，而“小说当中的具体空间按照由小到大的规模排列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空间景物和空间场所，二是组成故事情节的空间场景，三是一部小说整体的空间世界”[6]346-347。本文综合参考该书的方法，首先将这篇小说的空间构成从大的方面分成超现实空间与现实空间。
超现实空间又称为异度空间，包括一切非人类或者超人类如神仙鬼怪、花妖狐魅等生活的空间。《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写的是人与鬼之间的故事，郑义娘是作为鬼魂出现在小说中的。她在作品中首次出现，作者以杨思温的视角写了她“好似东京人”的打扮，其中有“四珠环胜内家妆，一字冠成宫里样。未改宣和妆束，犹存帝里风流”等四句。郑义娘生前是宋徽宗喬贵妃的养女，作宫廷妆扮合情合理。但“靖康之变后被掳至燕山的东京妇女们并不太可能‘未改宣和妆束，犹存帝里风流’，而是得依照金俗‘露上体，披羊裘’，甚至连徽宗与钦宗的两位皇后都被换上女真服装”[7]，只有鬼才能以旧朝妆扮行走于已经为金人所占领的燕山。后来在韩国夫人旧宅，郑义娘鬼魂现身与韩思厚等人相见，杨思温问她元夜秦楼下相逢时簇拥韩国夫人大车而走的是人还是鬼，她的回答是：“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当时随车，皆非人也。”郑义娘作为鬼魂出现，即构建了小说的超现实空间。在鬼魂世界这一超现实空间中，郑义娘的身份为撒八太尉之妻韩国夫人的侍女，虽为鬼魂，但“与活人无异”，对在生的丈夫韩思厚思念不已，常出来跟打线婆婆说话，诉说为丈夫守节而亡的往事，并通过杨思温引导丈夫找到自己的骨匣。当丈夫背盟再娶之后，她先是托梦昔日仆人周义，后附身刘氏进行报复，即使骨灰被抛洒江中，仍以激烈的方式向负义的丈夫索命。
作为鬼魂的郑义娘往来于超现实空间与现实空间。这篇小说的现实空间可分为多个层次。从地域层面看，按照小说内容书写的顺序，涉及东京、燕山、盱眙、金陵、镇江，还有一笔带过的杭州等多个地理空间。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顺序，则是靖康之变中，郑义娘与丈夫韩思厚从东京买舟南下淮楚;在盱眙，二人被掳，韩思厚得以逃脱，郑义娘自刎身亡，其骨灰被韩国夫人带至燕山;燕山是小说前半部分故事展开的主要空间，杨思温、韩思厚在此逢“故人”——既是故旧之人，也指的是逝者[8]——韩思厚发下誓言、取走郑义娘的骨匣返回金陵;途经盱眙，偶遇旧仆人周义，将其一同带回金陵;金陵则是小说后半部分故事展开的主要空间，在这里，韩思厚先是备礼改葬郑义娘骨匣、“不胜悲感，三日一诣坟所飨祭，至暮方归，遂令周义守坟茔”，后续娶刘氏，“无工夫上坟”，义娘鬼魂于是附身刘氏，却遭到坟墓被毁、骨匣遭弃的极端对待;结尾则是在镇江江中，刘氏和韩思厚“一负冯君罹水厄，一亏郑氏丧深渊”。 在每个大的地域空间中又有若干空间场景（或片段），其中以燕山和金陵两地的空间场景居多。表1列出小说中四个地域空间涉及的主要场景。
若按类型划分，这篇小说涉及了多个特定的空间类型。寺观空间，有燕山的昊天寺、天王寺、以及金陵的土星观。茶坊酒肆等市井空间，如燕山的秦楼。馆驿空间，包括“本道馆驿”和盱眙驿站。此外，这篇小说中不同空间的相互交融、渗透现象也较为明显。如异乡与故乡并存，小说写杨思温身处异乡燕山，但心却时时处处在故乡东京。写郑义娘鬼魂附身于刘氏是典型的鬼魂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融合，韩思厚土星观中对刘金坛动情则是情色空间对道观空间的渗透，等等。
二、 空间叙事功能
西方传统小说强调叙事的时间性，英国著名小说家和批评家E.M.福斯特在其《小说面面观》曾形象地将时间性对于西方小说的重要性比喻为“小说里却永远有一只时钟在嘀嗒作响”，中国传统小说与此不同，更强调叙事的空间性。作为小说的重要元素之一，空间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情节场景的构成，往往也承担了一定的叙事功能。《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这篇小说的空间元素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叙事功能。
1. 配合时间叙事
表1在列举《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主要空间场景时也列出了情节片段发生的时间，从表中不难看出小说中空间的流转与时间的前进是互相交织、共同衍生的。在此不妨把小说中的时空变换轨迹简化如下：
这一时空变换轨迹实际上就是小说的故事脉络，但在具体叙事中并没有完全依照这条脉络进行。话本在入话重现昔日东京元宵的繁华之后，正话原应从盱眙的生离死别开始讲述，但作者却有意荡开，首先从靖康之难四年之后的燕山讲述，盱眙之事则分别从郑义娘和韩思厚（仆人周义报知）两个不同版本的回忆中以插叙的方式叙述，有意打破故事的时空顺序，重新设置叙事的时间和空间。全文以正叙为主，间用插叙，不仅制造了悬念，也为小说的叙事平添几分生动摇曳之美。
再来看具体地理空间中空间场所的移动是如何与时间的流动相契合的。以燕山为例：杨思温首次见到鄭义娘（鬼魂）的地点是在昊天寺，时间是元宵节黄昏;次日晚上重逢，则是先在大街上相遇，后于秦楼门前相认;两个月后的三月十五日，杨思温在秦楼看到韩思厚的墙上留题，接着到位于城南的“本道馆驿”与之相见叙话;之后的空间场所转移到韩国夫人旧宅，时间则是三月十五、十六日两天。时空变化一直相依相随，时间轴与空间轴合而为一，共同推动小说叙事进程，使小说叙事脉络清晰，符合话本小说的通俗性要求，易于受众（读者）接受和理解。
2. 引导叙事视角的转移
不同于中国古代小说多采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杨思温燕山逢故人》部分运用了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第三人称限知视角主要是在前半部分使用，如前文所述，这一部分的内容主题是离乱之悲和故国之思，而故事发生的地理空间主要是在燕山。小说后半部分故事发生的地理空间为金陵和镇江，叙事视角改为全知的模式，主题也相应地转换为背盟遭报。
在前半部分的内容中，作者通过空间场所的变换、以杨思温有限的视角将一个“人鬼相逢”的故事出人意表地展现出来。元宵之夜杨思温在昊天寺第一次见到郑义娘时并未认出，只从其打扮上猜测是故乡之人，叙述者所知只与小说人物一样多，读者也无法得知她究竟是何许人也。第二天杨思温在大街上再次遇到郑义娘，“于月光之下，仔细看时”，不仅看清了对方“穿紫”“腰佩银鱼，手持净巾，以帛拥项”等衣着打扮，而且觉得对方很像结拜义兄韩思厚的妻子，到底是或不是，叙述者没有明确，读者与杨思温一样也心存疑虑。接着到了秦楼，通过过卖陈三儿的牵线搭桥，杨思温确认她就是嫂嫂郑义娘并与之面对面交谈，了解到郑义娘在靖康之难中被掳、与丈夫分离后不愿受辱而自杀、被救下后成为韩国夫人的侍女这样一段过往经历，行文至此，似乎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明了，读者应该疑窦全消了。但两个月后，杨思温再到秦楼，却在墙壁上看到韩思厚所题悼亡词，这下百般不解了——“题笔正是哥哥韩思厚，恁地是嫂嫂没了。我正月十五秦楼亲见，共我说话，道在韩国夫人宅为侍妾，今却没了。这事难明。”究竟是郑义娘未死而韩思厚误以为她已死因此作悼亡词，还是郑义娘在与杨思温见面之后的这两个月内死了呢——读者也不明所以、疑虑丛丛。于是他来到馆驿，找到韩思厚，对方告诉他郑义娘在靖康之变中义不受辱、自刎而死，并说这件事是仆人周义亲自报知，这就令人不禁怀疑是不是周义看错了、或者是郑义娘确实自刎但被人救起？为探明究竟，两人一同前往位于天王寺后的韩国夫人宅，却只见一所“门生蛛网，户积尘埃，荒草盈阶，绿苔满地，锁着大门”的空宅，杨思温以为这“多是后门”，想必读者也认同他的看法。直到在墙边遇见打线婆婆，通过她揭开谜底——此空宅便是韩国夫人旧宅，郑义娘确已在靖康之难中守节而亡、其鬼魂常出来与打线婆婆闲话——一切才水落石出，至此读者也才明白了杨思温元宵节所见之郑义娘实为鬼魂。由于采用了限知叙事视角，叙述者没有突破小说人物杨思温的视角，因此行文悬念迭生、虚实相扣，读者仿佛也跟随着杨思温从昊天寺到秦楼、馆驿，再到韩国夫人旧宅，一路寻访郑义娘的真正身份，直到打线婆婆确证郑义娘已死并且鬼魂经常出来时，“阴阳相隔魂灵不灭所引起的心灵震撼和诧异当不减杨思温”[9]122。
3. 作为诗词叙事的载体
古代小说羼入诗词的现象并不鲜见，《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篇中也穿插了大量诗词，有16首之多，高于《古今小说》各篇引证诗词11.2首的平均数量[10]554。这些诗词有一部分属于话本中惯用的开场诗、散场诗或者是描写环境和铺排场面的应景诗，如开篇的[传言玉女]词、入话所引[夹钟宫·小重山]词、篇末结尾的四句诗等，[传言玉女]和[夹钟宫·小重山]的引用重现了昔日东京元宵的繁盛、构成了今非昔比的对照。更多的诗词则具有推动情节发展的叙事意义，包括[浪淘沙]（尽日倚危栏）、[御街行]（合和朱粉千馀两）、[好事近]（往事与谁论）和《忆良人》等多首。[浪淘沙]是杨思温在昊天寺僧堂壁上所见，小说虽未明确这首词的作者，但从内在情节推断，应当是郑义娘所作。[御街行]则是杨思温在秦楼墙壁上所见，为韩思厚悼念亡妻之作。[好事近]和《忆良人》系郑义娘题写于韩国夫人旧宅正堂墙壁和侧楼屏风之上。四首诗都为小说人物所创作，都属于题壁诗（《忆良人》题写于屏风，也可纳入题壁诗），也就是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空间承载体——墙壁（包括屏风），空间成为这篇小说诗词叙事的重要载体。 题壁诗是中国古代常见的诗歌创作形式，起源很早，“至唐而盛极，几乎到了无人不题，无处不题的状况”[11]，是一种相当有效的传播形式，对小说创作也深有影响。宋元以来，白话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题壁诗，已有研究者对此做过专题论述。《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的题壁诗深度参与了小说叙事的建构，作者对其空间载体的选择是别有深意的。先看[浪淘沙]。小说叙述元宵节那天，杨思温情绪索然，觉得“看了东京的元宵，如何看得此间元宵”，“挨到黄昏，听得街上喧闹，静坐不过，只得也出门来看燕山元宵”。看元宵，本应到大街之上，但杨思温行到昊天寺，却“鬼使神差”地拐进了这里。此昊天寺具有很强的历史象征意味，这一点留待后文分析。在这里，他遇见“好似东京人”的妇女，假寐片时，转醒过来已不见那妇人，令他嗟呀不已，虽然从行者口中得知那妇人第二天还会再来，但杨思温还是急切地“绕寺寻遍”，希望能找到那“故乡之人”，结果人没见到，却“忽见僧堂壁上，留题小词一首”，就是这首[浪淘沙]。以昊天寺的僧堂墙壁作为[浪淘沙]小词的空间载体，当是作者的有意选择。古代女性可涉足的公共空间不多，寺庙是少数之一。郑义娘的鬼魂出现在寺庙中，本来有违鬼避神灵的常理[12]，但以杨思温的限知视角来看，并不知道她非活人，并且作者安排包括她在内的“一簇妇人”是为施油钱、做功德而来的，就显得合乎情理了。将[浪淘沙]题写在较为隐蔽的僧堂壁上，则有效消解了题壁诗原本具有的阅读开放性特点，杨思温是在“绕寺寻遍”之后才突然发现的，仿佛这首词是专为他而作、专等着他来看。果不其然，词中流露出的时易世变、往昔不复的凄凉气氛令杨思温看了之后，本就不佳的情绪更加低落，“一夜睡不着，巴到天明起来”，挨到晚上，出门继续寻找那“昨夜的妇人”，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御街行]则题写于秦楼的墙壁上，从小序可以得知：韩思厚从金陵出使燕山，途经黄天荡，想起盱眙淮河之中夫妻受难、生离死别的往事，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词。但作者安排词被题写于秦楼的墙壁上，一方面自然是因为酒楼的公共空间属性。另一方面，酒是韩思厚把这首在来燕山途中所创作的悼亡词题写出来的“触媒”。韩思厚与众人到和昔日“东京白樊楼一般”的燕山秦楼饮酒，过卖小王是昔日东京寓仙酒楼的过卖，人是物非、物是人非的情绪可能已经相当浓烈，酒入愁肠，便化为昔日之作的墙上留题。留题于公共空间的酒楼壁上，恰好被杨思温所见，使其既惊又疑，便欲一探究竟，又推动了情节的进一步发展。
郑义娘鬼魂的两首题壁诗词都出现在荒败无人的韩国夫人旧宅，与[浪淘沙]类似，题壁诗的阅读开放性对于这两首诗词并不重要，文中强调的是其引导性质。韩思厚和杨思温随着打线婆婆进入韩国夫人旧宅，见到“打鬼净净的一座败落花园”“满地残英芳草”，并无郑义娘的踪迹。来到正堂，首先看到绘有北宋知名画家郭熙山水画的屏风，接着，韩思厚最先发现了壁上留题[好事近]小词，“字体柔弱，全似郑义娘夫人所作”，而且留题后有“季春望后一日作”，正是当天所写。于是三人继续寻访，登上侧楼，又发现了题写于屏风之上的《忆良人》，“字体如前”。“作者着意描写韩思厚寻妻的过程是透过追踪笔迹而行的……字在如人在，是‘字体’而不是诗词‘内容’作为标志斯人的要件”[13]，题写于壁上、屏风上的诗词更容易被着意寻访郑义娘踪迹的韩思厚等人发现，熟悉的笔迹成为身份辨识的标志。郑义娘的鬼魂通过题壁诗词一步步引导丈夫寻找自己，同时仿佛也是利用题壁诗词观察丈夫是否依然记得自己。当确认丈夫能轻易认出自己的笔迹、并未忘怀守节而亡的妻子后，郑义娘鬼魂现身了，继续引导丈夫找到自己的骨匣。在本事《太原意娘》中，意娘鬼魂的留题出现在“酒楼”“壁间”，韩思厚的悼亡词题写于“酒楼”“别壁”，略嫌重复。话本将郑义娘诗词的题写空间设置为韩国夫人旧宅内的墙壁和屏风，使情节的生动性和故事的可读性增加不少。
话本篇末还通过舟人之口补叙了[好事近]小词的传播空间：“近有使命入国至燕山，满城皆唱此词，乃一打线婆婆自韩国夫人宅中屏上录出来的……此词传播中外。”这是作者“有意将读者带入一个以诗词建构的情意世界……在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一个公共空间”[13]。郑义娘将[好事近]题写于韩国夫人旧宅的墙上，是为了引导韩思厚寻找到自己的骨匣，但丈夫背盟再娶，郑义娘鬼魂一灵不昧，[好事近]经过打线婆婆的抄录、使命带回，“传播中外”，连舟人都在传唱，最终传到韩思厚耳中，激起他的情感波澜，“如万刃攒心，眼中泪下”。[好事近]在镇江江面上被传唱，也预示着郑义娘鬼魂即将再次出现、报复负义的丈夫。
三、 空间书写与寓言性
所谓的“寓言性”是指通过具体事物传达一定的思想内涵和态度观念。《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的空间书写具有强烈的寓言性。
首先是情绪氛围的营造。话本以“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为题，题中特别标注“燕山”宋代话本《张生彩鸾灯传》篇首诗有“思厚燕山遇故人”之句（“思厚”《警世通言·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作“师厚”，误），《宝文堂书目》有“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及“燕山逢故人”条目，都突出“燕山”。，文中亦以燕山为故事的主要地域空间。使用“燕山”而非当时习称的“燕京”一词，“本身就暗示了某种遗民心态”。“燕山”作为“燕山府”的简称，在历史上的使用时间很短。北宋建国以后，一直没能夺取当时的辽国南京道首府燕京。宣和四年（1122），宋金联合灭辽，燕京被金兵所占领;十月，北宋在未取得实际控制权的情况下将燕京改称燕山府。半年后，燕山府才正式纳入北宋的建制。宣和七年（1125），金兵复取燕山府，仍称“燕京”。也就是说，燕京称燕山不过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但话本却选用北宋王朝所改的这一名称，“与其说是习惯，不如说是在缅怀靖康以前的北宋最后美好时光”，反映了“寄托于某一过去光荣历史片刻的典型遗民心态”[7]。
话本以一首表现元宵节日盛况的[传言玉女]词开场，入话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关于宋徽宗元宵节与民共赏花灯的描绘[14]138-140，详细介绍了元宵节宋徽宗车驾的空间位移：正月十四日到五岳观凝祥池，“至晚还内，驾入灯山”，接着“驾登宣德楼”，十五日则“驾幸上清宫”，十六日“登门卷帘，御座临轩”。正话用一句“今日说一个官人，从来只在东京看这元宵;谁知时移事变，流寓在燕山看元宵”展开，将今日燕山元宵与昔日东京故都元宵进行对比。“鼓乐喧天”、家家点起“陆地金莲”、处处安排“玉梅雪柳”的东京元宵越繁华喧腾，“胡笳聒耳”“女们尽敲三棒鼓”的燕山元宵就越不堪一看。不堪一看还须看，于是杨思温在元宵节黄昏“也出门来看这燕山元宵”，自此开始，写燕山，实际上处处在写东京，故人、故乡、故都、故国次第出现，怀旧情绪、离乱之感流露无遗。杨思温在昊天寺罗汉堂所遇行者，“类东京人”，本是东京大相国寺河沙院的行者;所遇妇人打扮“好似东京人”;僧堂留题小词[浪淘沙]有“荏苒又经年，暗想南园，与民同乐午门前”“僧院犹存宣政字，不见鳌山”之句。到秦楼，这秦楼“便似东京白樊楼”，连过卖陈三儿原来也是东京白樊楼的过卖，用“京师人市语”同杨思温交谈，另一过卖小王原来是东京寓仙酒楼的过卖。杨思温到馆驿寻韩思厚，所見苏、许二掌仪也“都是旧日相识”。韩国夫人旧宅旁的打线婆婆“语音类东京人”，同样来自东京。以上皆不见于本事《太原意娘》，话本通过增加空间场所和人物、情节，营造了浓厚的时易世变、沧桑变迁、怀旧追忆情绪。 另外，话本前半部分虚实不定，元宵节杨思温是在月色苍茫的大街上遇见郑义娘;三月十五日三人欲到天王寺后的韩国夫人旧宅寻访郑义娘，“一路悄无人迹，只见一所空宅”，踰墙而入后所见是“打鬼净净的一座败落花园”，郑义娘牌位“面前供桌，尘埃尺满”，韩思厚祭奠郑义娘之后刮起一阵狂风，风“吹得烛有光以无光，灯欲灭而不灭……风过处，听得一阵哭声”，等等，都在虚实不定的空间场景中表现一种孤清凄楚而又撼人心魄的悲剧氛围。
其次是历史的象征。小说文本所涉及的东京→盱眙→燕山→金陵→镇江→钱塘的地域空间变换显示出强烈的历史象征意味，是一条类似于“赵宋王朝在北宋末年的迁移轨迹”[15]，若更进一步说，“这样的地理迁徙轨迹就正是历史发展的轨迹”[15]。而話本之所以会如此强调空间的变动，“亦有着北宋末年靖康之难造成社会动乱和大面积人口迁移的真实历史背景”[15]。以人口迁移而论，金灭宋后，大量汉人被迫北迁，据[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16]80，因此话本中描述当时燕山“半是京华流寓人”;南迁的人口更多，尤其是在宋高宗南渡之后。社会动乱，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王公贵族，都在这场浩劫中被迫离开故土，经历颠沛流离，生活无着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话本中杨思温原本是肃王府使臣，流落到燕山之后，只能卖文为生;陈三儿先是被拘在金吾宅作奴仆，燕山秦楼建成后，“日纳买工钱八十”得以在秦楼做过卖，后来又被左金吾叫走，不让出来，这些都是生动写照。
杨思温首次遇见郑义娘是在昊天寺，话本中以杨思温的视角对这一场所作了介绍，其寺名全称为“敕建昊天悯忠禅寺”，但历史上昊天寺和悯忠寺分属两座不同的寺院。两座寺院都具有很强的历史象征意味，宋代有不少与这两座寺院相关的历史事件。靖康元年（1126）金兵挟肃王赵枢——巧合的是，话本中杨思温是肃王府贵妃位掌笺奏的使臣——北上燕京，曾将其羁于悯忠寺[17]。靖康二年（1127）七月初宋钦宗从云中至燕山，和皇后、太子被拘在悯忠寺;七月上旬宋徽宗、宋钦宗和亲王、驸马、皇太子等北宋皇室成员曾被允许在昊天寺相见饮宴叙礼[18]。悯忠寺还是南宋孤臣谢枋得绝食殉国之所在[19]。昊天寺和悯忠寺对于宋遗民当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话本以混合空间指涉的方式将“昊天悯忠禅寺”作为杨思温和郑义娘鬼魂首次相见的空间场所，有研究者认为，是因战乱而分离的北宋皇室成员的相聚这一历史指涉“在小说叙事中的变形”[7]，“具有相应的历史与政治的象征意义”[7]。
第三是反讽。话本后半部分的主题为背盟遭报，空间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主题——通过反讽得以实现。后半部分的故事以韩思厚为主要人物，韩思厚的官职是“国信所掌仪”。国信所是宋代设立的专门负责与辽、金两国外交往来的事务性机构，为鸿胪寺属官。掌仪即“掌仪范”，“主要负责各种礼仪，掌引外国使人到阙时须遵行的种种礼貌和规范”[20]。身为主管礼仪的官员，当韩思厚要掇起妻子的骨匣而不得时，却忘记要“成礼”，还是杨思温提醒他须“备些祭仪”告白郑义娘才可取走。更重要的是，作为国信所的礼官，本应有更高的道德操守，韩思厚在话本后半部分却言而无信，发下重誓却又背盟再娶，终遭报应。
盱眙是本事所无、话本增加的一个重要地域空间，在话本的叙事中既承前启后，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里，故事从“情”转向“义”，又从“义”转向“不义”：郑义娘守节而亡，感动了撒八太尉之妻韩国夫人，为其火化，将骨匣从盱眙带回燕山;也感动了旧仆人周义，在盱眙馆驿中为她设灵位供奉;周义后随韩思厚到金陵，见证了主人背弃信义、违誓再娶。周义是郑义娘守节行为和韩思厚背盟行为的见证者和评判者。通过他的视角，郑义娘的道德光彩得到延伸和深化话本中，郑义娘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写作“意娘”，当来源于本事《太原意娘》，或抑是对其与韩思厚的夫妻情意的呼应？其他均作“义娘”，或是为了强调郑义娘的道德行为，“周义”这一人物的命名应有相同寓意。;有了他作为反衬，韩思厚的背盟行为更加凸显。
除了北地“燕山”（燕京）之外，话本中另有一地名“燕山”，是郑义娘骨匣被带回金陵后改葬的地理空间。话本后半部分叙韩思厚“卜地于燕山之侧，备礼埋葬夫人骨匣”，后来因为义娘鬼魂附身刘氏，求助于笪桥朱法官，法官告诉他“须将燕山坟发掘……”。金陵燕山这一地理空间，不见于本事《太原意娘》和《鬼董》中，是话本作者所添加。这一地理空间的增设，同样产生了明显的反讽效应。郑义娘的骨匣被韩国夫人从盱眙带回北地燕山，后随葬在韩国夫人影堂地下。其实她对自己为丈夫守节而与之生死相隔是心有不甘的，因此想方设法引导丈夫寻访到自己的骨匣。当韩思厚提出将她迁葬金陵时，她也表示“愿归从夫”，但她对丈夫的“风流性格”深有了解，与其将来被“怜新弃旧”，不如就将一缕孤魂留在北地燕山，所以韩思厚第一次要掇她的骨匣是“越掇越牢”。经过杨思温的劝说以及韩思厚发下毒誓，郑义娘鬼魂才答应与丈夫同归金陵。迁葬金陵燕山后，一开始韩思厚“三日一诣坟所飨祭”，续娶刘金坛之后，则“无工夫上坟”。同样是在这金陵“燕山”，郑义娘的坟墓被发掘，骨匣被抛入长江水中。若是仍在北地燕山，虽身处异乡，当不至于遭此劫难，且有打线婆婆时常进园看视。话本作者有意使用了字音、字形与北地“燕山”完全相同的另一个地理空间金陵“燕山”作为郑义娘骨匣的改葬地，在比较中完成了对韩思厚的道德谴责，实现了劝世教化的目的。
四、 结 语
就空间叙事而言，长篇小说的空间处理往往更为复杂，涉及众多空间，譬如《水浒传》，既有庙堂又有江湖，既有战场又有市井，显示了作者精湛的空间叙事才能。而“三言”之类的短篇小说，因为体制精短，其空间问题通常较为简单，但《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的空间流转频繁，空间元素具有较强的叙事功能，不仅是故事情节的承载，更带有深厚的文化意蕴，为小说营造了浓烈的情绪氛围，特定的空间还有特殊的历史象征意味和反讽效应，增添了小说的文人叙事色彩，从而使《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成为冯梦龙“三言”中具有丰富意涵的别致篇章。 〔参考文献〕
[1]
赵俪生. 一篇写法奇特的短篇小说——《喻世明言·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读后[J]. 文史知识， 1999（4）： 93-95.
[2]段江丽. 乱世悲歌——《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的思想内涵和叙事艺术[J]. 名作欣赏， 1999（4）： 46-50.
[3]张勇. 从文言小说到话本——以《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为例看中国小说文体的发展[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23（4）： 136-138.
[4]孙逊， 葛永海.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J]. 文学评论， 2004（4）： 97-107.
[5]刘勇强. 话本小說中的“东京”[J]. 长江学术， 2013（4）： 27-39.
[6]黄霖， 李桂奎， 韩晓， 等. 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7]许晖林. 历史、 尸体与鬼魂——读话本小说《杨思温燕山逢故人》[J]. 汉学研究， 2010， 28（3）： 35-62.
[8]王德威. 魂兮归来[J]. 当代作家评论， 2004（1）： 12-29.
[9]罗小东. 话本小说叙事研究[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2.
[10]陈大康. 明代小说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11]吴承学. 论题壁诗——兼及相关的诗歌制作与传播形式[J]. 文学遗产， 1994（4）： 4-13.
[12]刘勇强. 情感与道德的张力——谈《杨思温燕山逢故人》[J]. 文史知识， 2004（3）： 40-45.
[13]高桂惠. 世道与末枝——《三言》、 《二拍》演述世相与书写大众初探[J]. 汉学研究， 2007， 25（1）： 283-312.
[14]谭正璧. 三言二拍资料[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15]季文婷. 且行且止——论话本小说《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与《范鳅儿双镜重圆》中的时间叙事[J]. 中国文学研究， 2013， （36）： 1-38.
[16][宋]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17][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0.
[18][宋]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9][元]脱脱等撰.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20]吴晓萍. 宋代国信所考论[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5（2）： 132-136.
① 此“己酉岁”为南宋高宗建炎三年、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此前两年的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1127）发生了靖康之难。
② 指的是以燕京为首府的原辽国南京道。
③ 小说文本叙此年（宋高宗）“车驾幸钱塘”，但历史上宋高宗定都临安是在绍兴八年（1138），绍兴十一年则是岳飞被赐死、宋金达成绍兴和议的时间。许晖林《历史、尸体与鬼魂——读话本小说〈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已指出小说文本中这一时间背景上的错误并认为这个错误“错得极有意思”。
On Spatial Narrative of The Yang Siwen Met Old Friends at Yan-Mountain
HU Xiao-mei
（School of Design and Innovation，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The content of The Yang Siwen Met Old Friends at Yan-Mountain has frequent spatial circulation. The surreal space and the real space coexist in the text. The real space involves many different regional spaces and many space scenes， as well as specific space types. Space elements play a certain narrative function in the novel， which not only coordinates with the time narrative， but also guides the shift of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becomes the carrier of narrative poetry. The public space attribute of the poem on the wall is dispelled in this novel. Space writing has a strong allegorical nature， creating an emotional atmosphere. A specific space has a special historical symbolic meaning， producing an ironic effect and strengthening the theme of the novel.
Key words： The Yang Siwen Met Old Friends at Yan-Mountain; spatial composition; narrate; allegory